浅谈曹丕《典论·论文》之“文气说”

摘要：《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专论，它的产生是中国古代文论开始步入自觉期的一个标志。他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以“气”论文和作家，是曹丕《论文》最突出的理论贡献。人禀阴阳二气而生，表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则有文气的或清或浊之别；曹丕论为文之气，尤其强调创作个性的独特性及其对作品风格的决定性意义，表现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及“文的独立”的时代精神。

关键词：曹丕；《典论·论文》；“气”；文气说；才性论；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典论?论文》则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自觉的文学批评的理论代表作。在这之前，中国古代文论还处于不自觉的胚胎阶段。先秦诸子的文论，多属片言只语。汉后诸家论文也还未从学术中分离出来。其中，个别序、赞形式的文学批评，也只是讨论某一具体作家作品，限于一篇一书。直到《论文》出现，才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宏观地多角度地论述文学理论问题的专著。它冲击了汉代后期统治文坛的陈腐观念；总结了建安文学的新特点和新经验；开创了解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先例。《典论·论文》从批评“文人相轻”入手，强调“审己度人”，对建安七子的创作个性及其风格给予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科八体”的文体说，“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价值观及“文以气为主”的作家论。本文就以“文气”为主浅谈曹丕的主张。

一、“气”的来源及发展演变过程

“气”字的记载最早发现于殷周甲骨、金文，气为象形字，笔画层叠弯曲，模拟天空中云气变幻流动，因此，其原始意义为云气。

许慎《说文解字》“ 气,云气也,象形”

《国语·周语》记载周太史伯阳父的言论云：

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之乱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

《左传》又有“六气”之说.其云：

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文五色，徵为五声，淫为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位五节，过则为灾。

在《国语》和《左传》中的“气”已经由一个自然概念开始向哲学概念发展。

在我国古代哲学家眼中，“气”是一切物体的生命基础，是世界的本原，他们用“气”来

说明万物的产生和发展变化。

《管子·枢言》中说：“有气则声，无气则死。生者以气。”

《庄子·知北游》：“通天下者一气耳。”

王充在《论衡·言毒》中说：“万物之生，皆禀元气”。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很多学派都论述过的含义，其中与“文气”说的产生有关的主要是道家学派和儒家学派。

《老子·四十二章》中提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家学派认为“道”是万事万物的起源，道生万物，万物都是由阴阳共同构成的，是“气”的运动变化调和了阴阳。

儒家则着重从心性论“气”，把“气”包容在心性之内，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孟子的“浩然之气”。《孟子》“穷则独善其身，大则兼善天下”，是对孟子修身处事哲学思想的阐述。

中国古代先哲直观想象思维方式和古典哲学“天人合一”观念的体现。到孟子提出“浩然之气”，“养气”成为评价言辞好坏的基础为后世以“气”论文提供了一定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来源。

二、曹丕的“气”和文气说

汉魏之际，人物品藻之风盛行，而“气”是品人用语中常见的词之一，如称道人物纯正美好的品质和智慧才能，有“纯和之气”“淑灵之气”“玄妙之气”“休懿之气”“清明之气”等，此外还有“刚强之气”“沉勇之气”“猛气”等词。“气”包括了人的道德品质、个性气质、才能智慧等。此外，汉魏之际还用“气”来形容音乐与言辞。这种文化背景下，曹丕以“气”论文和文人，以“文气”说表述作家气质个性与文章风格体貌的关系。

《典论·论文》中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记：“只就‘气’字而言，当然是由孟子‘养气’的而来。但孟子的‘气’是由养得来，曹丕的‘气’则是‘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曹丕将“文气”大致上分为“清”“浊”两大类，清为阳刚之气，浊为阴柔之气。人禀阴阳二气而生，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则有文气的清浊之别，如曹丕在《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中谈到的“逸气”与“齐气”。这种观点开后世以阴阳之美、阴柔之美论文学风格的先河。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以气论人，处处体现出对清气的偏爱。“王粲长於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应旸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曹丕在对各建安文学作家的看法作出阐述时也流露了他对遒劲、质刚的文学风格的赞赏和肯定。

“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另一方面曹丕所说的“气”是指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禀赋、个性气质，属于生理和心里范畴，全然没有伦理道德色彩，完全不同于孟子所倡言的“浩

然之气”。 这种观点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连年的战乱和接连不断的饥荒、瘟疫，导致人口大量丧亡，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极度混乱的社会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产生更多的是感时伤乱的悲凉情绪，“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的凄惨景象使得儒家传统的中庸思想，温柔敦厚的思想价值取向不可能在当时获得较为广泛的社会认同。而另一方面，以曹操为首的建安文学家们同时又是胸怀远大的政治家，他们有着建功立业，力挽狂澜的雄心壮志和自信，使得他们更多的是探寻自身的价值所在，由广泛的社会道德的研究转向对自己内心的省查和肯定。因此，能表现他们个性特征与时代特色的“气”之说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最后曹丕论为文之气，尤其强调创作个性的独特性及不可改变性，他认为文气的不同是因人的天赋禀性不同，因而无非以人为来改变，也无法以人为的方式来接受。不同的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创作出不同类型的作品，形成百花齐放的文学形式，甚至是同属建安文学代表人物的曹操三父子的作品也有着自己不同的艺术特色，《诗品》：“曹操的诗气韵雄浑，古直悲凉，而曹丕的诗则便娟婉约，异于其父的悲壮之习，曹植的诗歌则更是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 ，而又兼备其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曹丕开始反映并总结了这种文学现象，弘扬主体精神的“文气说”,既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也是文学实践的总结,它是在时代精神和艺术实践的沃土中长出来的理论之花。

三、文气说的发展

刘勰继承了曹丕的“文气说”并有所发展。《文心雕龙·风骨》说：“缀虑裁篇，务盈守

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并引“文以气为主”的论点，肯定曹丕论孔融、徐干、刘桢的看法，认为是“并重气之旨也”。刘勰虽然肯定先天气质、才性对创作有决定作用的观点，说“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有其认识上的局限；但同时又认为后天的学、习对创作也有很大的作用，说“功以学成”，“习亦凝真”（均见《体性》），认为“学业在勤”、“素气资养”（《养气》），这是对曹丕“文气心”的发展。

唐代韩愈所论“言与气”的关系，与曹丕所论有所不同。韩愈所说的“气”主要是指文章的

气势，文章的内在力量。所以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不过韩愈所说的“气”，与曹丕、刘勰等人说的“气”，又有某种联系，气势之所以盛，文章的内在力量之所以强，与作家的个性及平时的学养功夫也分不开，所以韩愈说“不可以不养也”。

宋代的苏辙在刘勰论述的基础上又有发展。他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一方面承认“文

者，气这这所行”；另方面又强调“气”在后天修养的重要，说“气可以养而致”。关于怎样养气，提出：一是内心加强修养，如孟子的善养浩然之气；二是增强外境阅历，如司马迁的“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对此二者，苏辙更重视后者。这比离开社会活动大谈作家气质、才性的观点，更有实际意义。当然这与深入社会实践还有很大的距离，这也是他难免的历史局限。

四、才性论：文气与才性

“文气”说是《典论·论文》的核心范畴，是曹丕对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贡献之所在。“文气”说是魏晋玄学才性论在魏晋文学理论中的具体体现。曹丕的“文气”说，实际上就是“作家才性论”，这一点以成为现代学者的共识。

朱东润先生提出：“子桓之所谓气，指才性而言……又《典论》称‘徐幹时有齐

气’，‘孔融体气高妙’，《与吴质书》言‘公幹有逸气’，其所指者，皆不外才性也。” 王瑶先生说：“这种禀赋之气底表现，就是人的体性；而文即才性的表现。才性因了赋受的多寡清浊而又昏明，则文之‘引气不齐，巧拙有素’，也是‘不可力强而致的’”

魏晋玄学才性论的两大要义在曹丕的文气说中都有体现。

1、 重才性轻德行。在《与吴质书》中，可以深切感受到曹丕的爱才知心、惜才之情。“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哉！……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曹丕这种重才情的思想，深深的渗透在他的文气说之中。

2、 推崇个体才性的独特性及差异性。曹丕所推崇的的才，主要指出于人之自然禀赋的先天之才。清浊之气既禀于自然，那么所作文章的美恶要取决于天才，所以曹丕说“不可力强而至”。

曹丕“文气”说实质是从“才”与“性”两个方面论述作家气质、个性及与文献体貌风格的关系，尤其强调作家才性与作品放歌的个别性和独特性。曹丕以“气”论文人之才性，描绘的是建安七子以气质、个性及其作品风格为内蕴的诗人形象，而非以儒学礼教为要义的道德形象，这是魏晋之际的思想转型给那个时代的文学理论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也是曹丕“文气”说的文化价值之所在。

参考书目：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xx年

李建中《中国古代文论》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xx年

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xx年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

(收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鲁迅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见《鲁迅全集》第3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xx年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xx年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11级汉语言文学1班19xx年 1150110047 王珊

 

第二篇：_典论_论文_文本及意义探原

第21卷第6期 温 州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20xx年11月 Vol 21, No 6 Journal of Wenzhou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s Nov, 2008

《典论·论文》文本及意义探原

俞灏敏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 200083)

摘 要：曹丕《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但以往的研究很少对

其进行文本分析。通过比较严可均《全三国文》所辑《典论》所有佚文，可以推知《典论》的著述体

例，以此衡之，《论文》开篇至“而作论文”应为篇序。结合篇序与正文来看，《论文》是围绕评论“七

子”的创作展开的，从“文体”与“文气”两方面破除时人对他们的轻视，再通过提升文章的价值来

推重他们的作品。

关键词：《典论·论文》；著述体例；曹丕；“七子”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09X(2008)06-0001-06

曹丕的《典论·论文》（以下简称《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对它的研究在不断拓广掘深。然而研究者对其理论意义的评价往往脱离文本的语境，以致出入很大。如“文章不朽”，或谓蕴涵着“‘文学的自觉’的契机”[1]，或谓因与汉人的观念一脉相承而“谈不上文学的自觉”[2]。近来有学者指出，对《论文》的内容与主旨还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3]。如果这种探讨不以文本分析为基础，那么是很难消弭分歧的。

[4]60-61，《论文》的文本以《文选》为最古，标点本最流行的是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

它将全文分为八段，显得比较零碎，难以给人一种结构清晰、层次分明的整体感。而在笔者看来，全文应分为序、文两块；正文的内容，从文本结构来看，是围绕评论“七子”作品而展开的，而非一般的理论探讨。下面依次述之。

一、开篇至“而作论文”应为篇序

《文选》编纂体例，作品如有小序，序与正文分开著录，而《论文》的著录则属于没有小序的。严可均《全三国文》辑录《典论》佚文[5]1093-1100，将《论文》开篇至“而作论文”作为一段，“王粲长于辞赋”至结尾另起行为一段，一如《文选》著录有序之文的体例。但严氏最后又据《北堂书钞》缀上“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一段佚文，另补入论贾谊、李尤、马融三条佚文，并谓

《论文》究竟有否“此三条，疑当在前半，《文选》删落者尚多也”[5]1098。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

小序？《文选》所录是否完篇？

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与《典论》其它佚文相比较来考辨。佚文分13个部分，皆有标题，严氏称“有篇名者十三”，但其中有些显非《典论》所原有，首先要辨别哪些是原来篇名。汉魏之际的子书，篇名以两字为常，仲长统《昌言》、刘廙《政论》、蒋济《万机论》莫不如是。 收稿日期：2008-04-18

作者简介：俞灏敏(1955- )，男，浙江镇海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汉魏六朝文学

2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第21卷第6期

再观《典论》佚文标题，两字以上者皆非原来篇名，如《诸物相似乱者》，取自《博物志》卷四“魏文帝所记诸物相似乱真者”条目；《论卻俭等事》，取自《三国志·华佗传》裴注引文“文帝《典论》论卻俭等事曰”，《论太宗》、《论孝武》、《论周成汉昭》都是论汉代帝王①，似应在同一篇内。两字标题有些亦非原来的篇名，如《剑铭》作于建安二十四年，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

《终制》作于黄初三年十月，显系误收②。其余皆为原来篇名，《自叙》为全书之序，已疑其非[6]；

《奸谗》、《内诫》、《酒诲》三篇皆有小序，序末各结以“作奸谗”、“作内诫”、“作酒诲”，正文另起行。《太子》仅一段，序末无“作太子”，注谓“《意林》太子篇序”，《意林》系唐代马总本梁朝庾仲容《子钞》而编纂的，皆摘录周、秦以来诸家杂记的片言要语，“多者十余句，少者一二言”[7]，其于《奸谗》篇的小序就只录了开头21个字，于《内诫》篇的小序只录了8个字，所录“太子篇序”也非完篇，从佚文最后几句来看，序没有结束，结语“作太子”很可能因此而失。

再来看《典论》序与正文的关系。严氏从《群书治要》辑录的《奸谗》[5]1093、《内诫》[5]1094较为完整，其序各云：

佞邪秽政，爱恶败俗，国有此二事，欲不危亡，不可得也。何进灭于吴匡、张璋，

袁绍亡于审配、郭图，刘表昏于蔡瑁、张允。孔子曰佞人殆，信矣。古事已列于载籍，聊复论此数子，以为后之监诫。作《奸谗》。

三代之亡，由乎妇人，故诗刺艳妻，书诫哲妇，斯已著在篇籍矣。近事之若此者众，

或在布衣细人，其失不足于败政宽俗。至于二袁，过窃声名，一世豪士。而术以之失，绍以之灭，斯有国者所宜慎也。是以录之，庶以为诫于后。作《内诫》。

《奸谗》正文开首至“琦遂奔于江南”依次述何进、袁绍、刘表事，“昔伊戾费忌”至文末议论，以佞邪“皆近取乎骨肉之间，以成其凶逆”为后世鉴。《内诫》正文开篇议论，点出“宠幸之欲专爱擅权”，“司隶冯方女”至文末依次述袁术、袁绍事。二序都是对正文内容大意的概括。

据上所述，我们可以推言《典论》的著述体例：篇名循常例取为两字；除《自叙》外，各篇皆有小序，并于序末点出篇名；小序概括正文内容大意。

依此，《论文》从开首至“而作论文”当为小序。《中国历代文论选》将“而作论文”与前面“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连为一句，并注引骆鸿凯说“李注本误以累字绝”[4]62。如此断句，很难读顺，“君子”如是曹丕自谓，那么“论文”则专指《典论》篇名，当加书名号，但语气与上文不相连贯；如是泛指，那么句意又不通，“能免于斯累”的不一定要“作论文”，况且“作论文”也不合古汉语的表达习惯。《文选》李注本将“而作论文”断为一句，不误。“而”字，《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作“乃”，意思更清楚。这也可表明，《论文》的文字在唐以前或有不同版本，参之《奸谗》等小序，可能有版本没有“而”或“乃”字，直接以“作论文”结束。

再从《文论》的整篇内容来看，以“而作论文”为界，前后文的一些论述似有重复之嫌，如前云“不自见之患”、“文非一体”，后说“患闇于自见”、“文本同而末异”；又，论“七子”才学① 曹丕、曹植、丁仪都作过《周成汉昭论》, 重点皆在汉昭帝. 曹丕该文与《典论》中的《论周成汉昭》文字有所出入, 可能是收入《典论》时修改所致.

② 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指出其为误收, 但未加考辨. 据《三国志·吴主传》, 黄初三年六月陆逊大破刘备,裴注引《吴历》载孙权遣使聘魏, 文帝报使, “又以素书所作《典论》及诗赋与权”, 其中不可能有作于同年十月的《终制》. 严氏案: “陈寿但出篇名, 不言《典论》. 据《文选·七哀诗》注引《典论》曰: ‘丧乱以来, 汉氏诸陵无不发堀, 至乃烧取玉匣金缕, 体骨并尽.’ 知《终制》是《典论》之一篇也.”《终制》当是后人加入《典论》的.

俞灏敏：《典论·论文》文本及意义探原 3与评“七子”创作之间夹杂一句“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也给人突兀之感。但如把前文视为小序，文章的结构就豁然清晰了：小序概括正文的大意，要点有二：一，提出“文人相轻”的问题；二，这一问题与评论“今之文人”即“七子”相关。正文自“王粲长于辞赋”至“扬、班俦也”，评论“今之文人”的创作；自“常人贵远贱近”至“不能移子弟”，从创作的客体和主体两方面破除“文人相轻”；自“盖文章经国之大业”至文末，提高文章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是为了推重“七子”的作品。

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想关联，如果《论文》从开首至“而作论文”确为小序，那么从《典论》小序与正文的关系来看，《文选》所录应该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严氏怀疑《文选》多有删落，与其将《论文》分为小序和正文颇相抵牾。从补缀的几条佚文来看，所论皆“七子”以前的作家，故严氏以为当在《论文》前半部分，评论内容比较驳杂，在小序中找不到任何概括的痕迹。小序虽从“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说起，并举班固、傅毅为例，但那些佚文中涉及文人关系的仅一条，即贾逵举荐李尤有才华，说的是文人相重，与小序的观点正恰相反。因此，那些佚文很可能出自《典论》其它篇目，著录它们的类书皆未标篇名，严氏将它们归入《论文》，也仅仅是以己意推断而已，并无任何版本依据。其中唯“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条，《北堂书钞》录在艺文部“论文”类，与《论文》内容最为相近，严氏直接将它补在文末。其余三条分别出自《太平御览》文部“论”类、《北堂书钞》设官部“兰台令史”类、《艺文类聚》灾异部“蝗”类，与《论文》内容颇不相类，故严氏需要特地加注说明，但怀疑它们是被《文选》删落的，乃属无端臆测。

当然，要确切地证明严氏补缀的几条佚文不属于《论文》，目前还很难做到，但本文认为，《文选》所录《论文》与《群书治要》所录《奸谗》、《内诫》两篇一样，文本结构都很完整，小序概括文章大意，正文论述不枝不蔓，因此视其为完篇要比疑其有删落更加合乎情理。

二、“论文”实即论“七子”之文

《典论·论文》以“论文”名篇，顾名思义，应像陆机《文赋》那样，探讨文学活动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但从其小序可以看出，主要是围绕评论“七子”之文而写的，名曰“论文”，可能是受子书篇名的制约。

“七子”以文才取誉当世，曹丕对他们感情颇深，《论文》感慨“融等已逝”，《与吴质书》痛言“徐、陈、应、刘，一时俱逝”，此二文作于相同时期，且有不少相同内容，可以互参。曹丕也很推崇他们的才学文章，《论文》说：“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与吴质书》称：“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俊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并谈到为“一时俱逝”的诸子编纂合集，又曾“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8]，显然也是准备为孔融编纂文集的。

《论文》论“七子”之文，着重提出“文人相轻”的问题，参之曹植《与杨德祖书》所云“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可见当时风气如此。王粲诸子从曹丕兄弟游宴赋诗，任气使才，竞相展现自己才华，在此情景下确很容易矜己所长而轻人所短。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自视为“七子”知音，要对他们的创作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首先就要破此陋习。《论文》及《与吴质书》的相关评论都重在两个方面，藉此揭示各家所长与所短：一是“体”，即突出各家所擅写的文体，如王粲“长于辞赋”，刘桢“五言诗妙绝当时”，陈琳“章表殊健”，

4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第21卷第6期 阮瑀“书记翩翩”，徐干子书“成一家之业”，而孔融则“不能持论”。二是“气”，即突出各家的才性气质及其形成的个人风格，如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刘桢“有逸气但未遒耳”，应玚“和而不壮”与刘桢“壮而不密”，也是就“气”而说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论文》于评论之后紧接着说：“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常人”虽属泛指，但从上下文的特定语境来看，显非指被曹丕推为“一时之俊”的“七子”，而应是“七子”的批评者。当时王粲等人虽有文名，但“不甚见用”[9]，在人们眼中只是曹氏父子的文学侍从而已，如吴质《答魏太子笺》就说：“凡此数子，于雍容侍从，实其人也；若乃边境有虞，群下鼎沸，军书辐至，羽檄交驰，于彼诸贤，非其任也。”认为他们只有文才而无实才；又将阮瑀、陈琳方之汉武弄臣东方朔、枚皋，颇有轻视之意。“才高八斗”的曹植连他们的文才也不怎么推重，《与杨德祖书》说：“然此数子，犹不能飞翰绝迹，一举千里也。”还特别举出陈琳，谓其“不闲辞赋，而多自谓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还为狗者也。前为书啁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更是在嘲讽了。《论文》要力破的实为“常人”对“七子”的轻视，故对评论“七子”的两个方面“体”与“气”再作申论。

先说文体。《论文》标举四科八体，以前虽未曾有过，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曹丕试图对文体作系统的探讨，如《答卞兰教》论赋与颂，《论文》于颂只字未提。其对文体特点的概括，实际上也未提供什么新的内容，值得注意的倒是，这四科八体与曹丕对“七子”所擅文体的揭示颇相吻合，如陈琳、阮瑀擅写公文，徐干、应玚善作书论，王粲、刘桢长于诗赋。再从严可均、逯钦立辑录的“七子”作品来看，也多属这四科八体。因此有理由推测，曹丕论文体，重点并不在文体的特点本身，而是着眼于“七子”作品，通过“此四科不同”说明“故能之者偏也”，此亦即序中概括的“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之旨。所以，陈琳即使“不闲辞赋”，也不妨为“一时之俊”。

再说文气。《论文》所谓“气”，论者多以为相当于现代文学理论中的“风格”，不过确切地说，应该指形成作品风格的主体性要素，此外还有客体性要素，主要是各种文体的特点。从《论文》的文本结构来看，“文以气为主”当解读为：作品风格的形成以文气为主，以文体居次，这样就能沟通论文体与论文气的内在联系，合乎文理。至于“气之清浊有体”，有学者认为曹丕“似只论情性之特点，无关乎情性之好恶”[10]30。其实曹丕之论也不在文气的性质本身，而是强调不同性质的文气来自于不同作家自然秉受的气质，创作上的所长所短也是自然形成而难以改变的。

《论文》论文体和文气，都体现了当时人物才性探讨的一种共识，即才有偏至，难以求备。曹丕对才性探讨相当熟悉，曾写过《士品》一书。为了破除“文人相轻”的陋习，他有针对性地将这种共识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意在说明绝大多数作家都属于“偏才”，在创作中有所长必有所短，评论他人作品不能“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而应该“审己以度人”。

三、关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论文》以论“七子”之文为脉络，整篇内容由此贯串起来，否则就像是杂记了。最后部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云云，小序概括未加涉及，粗看似乎游离于文章脉络，但细读仍可体味出曹丕推重“七子”之文的用心。

曹丕所谓“文章”，学界有不同理解，或认为从曹丕用“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说明文章的巨大功效来看，主要指经典著作[11]，或认为是指“成一家之言”的论著而非表达性情的

“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中的“篇籍”，诗赋[2]，但一般以为即其《与王朗书》

俞灏敏：《典论·论文》文本及意义探原 5用以指自己“《典论》诗赋，盖百余篇”作品，在《论文》中当指前云奏议、书论、铭耒、诗赋各体作品。其实在当时用语中，“文章”就是指各体作品，如曹植《与吴季重书》“其诸贤所著文章，想还所治，复申咏之也”，夏侯惠《荐刘劭》“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典论》佚文谓李尤“年少有文章，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虽然在各体文章中，曹丕确实最重视“成一家之言”的子书，但谈及自己的作品，将《典论》与诗赋连称，说明对诗赋也非常重视。

曹丕说文章（包括诗赋在内）是“经国之大业”，孤立地看，确有视文学为政治附庸的嫌疑，如有些论者所说的，“虽则肯定了文章的价值，但是依旧不脱儒家的见地”[12]，有的认为从曹丕时代文学思想的巨大转变来看，其意“是把文章提到和经国大业一样重要的地位，以之为不朽之盛事”[10]16。但放到《论文》的具体语境中看，此说并非强调文章的政教之用，而是为了提升文章的价值；这样的表述也不是比喻性的，而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各体文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是不同的，《论文》四科八体是否依重要性的大小排序，不得而知，但倒也暗合。诗赋对于“经国”即使有所作用，也是很有限的，远谈不上什么“大业”。曹植志在功业，对文学颇为看轻，在《与杨德祖书》中就认为“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故不甘心“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而王粲等人作为文学侍从，恰恰是“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的，他们的作品以诗赋居多，内容又多属游宴娱乐的性质，难为时人所重。《论文》至早写于建安二十二年，曹丕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即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显然是针对曹植的论调。不过，由于文章概念的宽泛掩盖了各种文体在经国方面的差异，致使这种说法显得比较勉强，或许正因为此，曹丕一笔带过，未加申论。如此提升文章的价值，较为合理的解释是为了赋予“七子”那些被目为“小道”的作品以崇高的价值。

文章的真正价值，在曹丕的心目中大概只有“不朽之盛事”，其《与王朗书》只说文章“可以不朽”，《论文》也仅仅围绕“不朽之盛事”展开论述，从“年寿有时而尽”直至文末“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参之《与吴质书》中谓徐干“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业，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可以体会出曹丕感于“七子”俱逝而希望他们不朽的心意。上古有“三不朽”之说，但“七子”无以立德不朽，曹丕《与吴质书》即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又无以立功不朽，在政治上因无实才而不甚见用；唯剩立言不朽，但按传统标准，也只有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的徐干，其余诸子都无法做到。曹丕把立言的范围扩大到文章，认为翰墨篇籍也能使作者“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也并非泛泛而论，有着实际的目的。曹丕对“七子”俱逝非常伤感，《论语·卫灵公》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对他们最好的纪念莫过于使其名垂千古。曹丕为他们编纂文集，就是希望这些文章超越时空而“无穷”，作者能够凭借这“千载之功”永垂不朽，而无没世而名不称的“志士之大痛”。

四、结 语

综上所述，《论文》是围绕评论“七子”的创作展开的，从“文体”与“文气”两方面破除时人对他们的轻视，再通过提升文章的价值来推重“七子”的作品。我们探讨《论文》的理论价值以及对中国文学自觉的意义，应该以此为基础，才会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论文》并不是对当时文学创作的总体概括，《文心雕龙》所论建安文学的一些共同特点就没有鲜明地反映出来；也不在于表达一种新的文学思想，其中一些观念与提法都承自汉人，以致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学的自

6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第21卷第6期 觉应完成于汉代[13]。我们知道，界定文学的自觉时代最基本的标准是文学自身的确立，人们以文学的眼光来看文学。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论文》本身，曹丕完全是站在文学的角度，以一种对人生的终极关怀来评价、推重“七子”文章，没有汉代文学批评所常见的经学色彩和功利目的，这才是最为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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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into Originality of Text and Meaning of On Literature

YU Haomin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083)

Abstract: On Literature by Cao Pi is a significant article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of China, but in the past the analysis of its text has hardly been made. By comparing all texts of Classical Discourses collected by Yan Kejun in the Works of the Three Kingdoms, we can infer the editorial form of Classical Discourses. In the light of the editorial form, the paragraph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article to “compose On Writings” should be the preface. Considered from both the preface and the text, On Literature is mainly composed of comments on works of “Seven Masters”, putting stress on “form” and “spirit” to eliminate the underestimation of the works from the people of the time, and heightening value of the article on purpose to arouse high esteem towards their works.

Key words: On Literature; Editorial form; Cao Pi; “Seven Masters”

(编辑：饶道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