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原是梁漱溟先生19xx年在北京大学时的讲演稿，经整理编订而与19xx年出版发行，可谓年代久远。但本书自出版以来就不同凡响，其中的灼灼真知历久弥新，对现在的中国及中国人都会有所帮助。

梁先生认为文化即是生活的样法，通过看透处于不同文化中人的生活可以认清其文化的本质。而生活的关键就是在遇到问题时人的意欲，简单的说就是生活中遇到问题你会采取何种手段、何种措施，这就是文化的关键所在。梁先生吸收佛教的唯识论思想，认为生活就是“相续”，是“大意欲”对“殆成定局之宇宙”的努力，即主观对客观的努力。我们均可通过这种努力，尝试克服问题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生活是“现在的我”对“前此的我”的一种奋斗，这就需要克服种种障碍。根据梁先生的看法，为碍的有三个层次：物质世界，有情的“他心”，还有不可改变的宇宙“因果法则”。于是人生便遇到了这种问题。改造物质世界来为人类服务相对来说是容易的，或者说是长远来说可以确定的，但是对与有情的“他心”却不确定能使之不为碍。比如说你喜欢一个人，但你却并不能确定可以使他（她）喜欢上你，这个问题就有些难解决了。最后的一个问题宇宙“因果法则”如生、老、病、死，种种“无常”，这些你根本不能抗拒只能接受，这种“碍”是永远不能得解的。如上可以看出，我们的生活会遇到三种问题，第一个问题确定可解，第二个问题不确定能解，第三个问题绝不能解。当遇到这些问题时，人类会有三种意欲：一、奋力求满足，遇到问题在前面

下手，改造局面；二、遇问题不求解决，随遇而安，调和意欲；三、遇到问题不求解决而想根本取消问题，遇到人生问题所采的态度，就决定了每个人所走的路。而进过梁先生的分析，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为其根本要求的文化，走的是第一条道路；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反求诸己为其根本精神的，走的是第二条道路；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走的是第三条道路。正是由于西、中、印对于人生问题的态度不同，导致了其后三大文明在物质、政治、文化上的本质不同，梁先生还做了一个简明扼要的西、中、印三方哲学对比表（见表1）。

表1 西洋、中国、印度哲学对比表

梁先生认为，在形而上学上中国与西洋印度有两大不同。一、问题不同：西洋和印度都探求宇宙的本体，谈具体问题（西洋是知识的动机，印度是宗教的动机），而中国只讲抽象上的变化，很少讲具体问题。二、方法不同：西洋和印度的形而上学都是运用感觉和理智、而中国的形上学用的是直觉，讲的是调和。在人生哲学上，西洋主功利，

崇知识；中国尚直觉，乐天知名；印度则用现量直证真如，看破红尘，脱离俗世。

梁先生认为，各种文化并非一开始就是走的现在这个方向，而是在经过反复后才最终确定了道路。如西方文化，在古希腊时期走的是

第一条道路，在中世纪的1000多年里又折到第三条路上，通过“文艺复兴”才又选择重走第一条道路，并且一直走到现在，且成绩卓著。而中国文化在百家争鸣时期，各种道路方向都有，但是从孔子创立自己的学说到汉朝独尊儒术之后，渐渐走上了第二条道路，并且离孔子之路越来越远。印度文化也是在佛教大兴后才走上了第三条道路。

在梁先生眼中三种文化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他们都对，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三大不同问题而所应具有的态度。西方文化解决第一个问题即人与自然的问题，向外逐物改造物质世界；中国文化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反求诸己，寻求人际和谐；印度文化则想从根本上取消“生、老、病、死”等种种无法避免的问题。但是在第一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就打算来解决第二、第三个问题是即不合适也不可能的，所以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都是早熟的文化，在现在则有些不和时宜。

对于世界文明未来到底如何走向，梁先生提出了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他认为，现在的世界第一个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即生产力不发达，人的物质生活还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因此解决第一个问题态度的“西方文化”大放异彩，独领风骚几百年。但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第一个问题渐渐解决的时候，第二个问题将会成为主要问

题——而在西方世界此已露端倪——此时“中国文化”将大放异彩，中华文明将复兴成为世界文明。而由于走第二条路导致人类自觉的长和理智的消，人在感情上愈加敏锐，不可避免的受困扰于第三个问题。此时只有靠佛教看破一切，根本上取消问题，才能解决。这将成为“印度文化”大放异彩的时期。于是三种不同文化将在人类的不同历史时期逐一重现。

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做呢？梁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态度：对西方文化全盘接受，但改变态度，将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来，走“刚”的第二条道路。中国在第一个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的情况下，是应该走改造自然，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和学术水平的道路，这是走第二条道路的物质基础。但是西方文化走的第一条道路也有弊端，即逼迫人计虑各种利害关系，理智太盛，压制情感和冲动，生活毫无乐趣，且都以个人为单位，家庭伦理观念淡薄，个人缺少幸福感，人心不安。这都是因为向外逐物，将重心全部倾倚在外而造成的。那么如何才能即走第一条路又能克服西方文化所产生的弊端呢？梁先生认为最好是感觉局面不可安而奋发；莫为要从前面有所取而奔去，这样重心就会重新回到身内，这就是所谓“刚”的第二条道路，即孔子之道。如不可得，那么就走为社会、为未来的向外奋斗的道路，但这只是一、二两道路的过度阶段。

对于所谓的孔子之道，梁先生作了专门的解释。他认为孔子的思想主要有如下几点：对于生之赞美，就是顺着自然的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不认定的态度，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一任直觉

的态度，而直觉的敏锐便是孔子的所谓的“仁”；不计较利害的态度，无所为而为；知其不可而为之又乐天知命。他认为，我们生活中间，常常分一个目的、手段，是理智和感觉为了自己行事方便而作的一假分别，若当真分别则将整个的人生生活打成两截；使一截附于另一截，自身便无其意味。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直觉使然也。此时不虑其不动，而转恐任情所至，有失乎中，故又不可以不知命也。知命而活泼，不厌不倦，盖悉得力于“刚”。刚者无私欲（认定前面而计虑）之谓也，私欲本即阴滞，而私欲不遂活力馁竭，颓丧疲倦有必然者；无私欲本即阳发，又不以所遇而生阻，内源充畅，挺拔有力，亦必然者。

梁先生认为，要使中国走向强大并且避免重蹈西方社会的覆辙必须进行一次以人生态度复兴为核心的“文艺复兴”运动，必须复兴“刚”的第二条道路，根本启发一种人生，全超脱了个人的为我，物质的歆慕，处处的算账，有所为而为，直从里面发出来活气，含融了向前的态度，随感而应，方有所谓情感的动作。这样才真有力量，才继续有活力，不会沮丧，不生厌苦，并且从他自己的活动上得了他的乐趣。

梁先生对三大文明的认识似乎不错，对中国指出的出路也颇有见地。但美中不足的是，他对于理智似乎过于排斥，如果一任直觉，我们真能无发不中吗？我们应该以理智为手段，以达成情感行动的目的，理智和直觉不绝对是此消彼长的，两者可以相互促进。而为社会为未来这条路，只要是出于不安，出于直觉和情感（一般是如此的），也应该归入刚的第二条道路。另人生第三个问题，似乎也可用老庄思想解决之，不一定要诉诸佛教。

 

第二篇：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读后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读书笔记

10工程管理2班 吴嘉昊 10010821

书中令人难忘的部分：

“人类的精神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注意到精神和意识的差别。精神是很有力量的，而意识是没有力量的。物质决定意识是对的，但物质决定不了精神。所以，我觉得：不如说是欧洲人的精神上的特质，使他们产生了民主之道，而间接地使经济现象变迁，科学发展，产生出其制度，这样更有力。”

之所以这段话让我难忘是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把意识与精神区分开。高中上政治课，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老师总会跟我们强调物质决定意识。而我却私下里很喜欢唯心主义学说，总觉得那很有感觉。比如直到现在都记得的那个小故事：“有俩和尚山门闲聊，忽见河中一船飘过。二人对船的动力问题产生了兴趣，继而热烈地讨论。一曰：风动。一曰：帆动。莫是一衷。这时一老和尚给他们做了总结发言：不是风动，亦非帆动。乃仁者心动。”还比如：“闭上眼睛，世界就不存在。”虽然明知这是不科学的，可对它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欢，总觉得那更贴近内心的感受。后来才渐渐明白，这是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其实非常强大的缘故。平时过多强调了物质决定意识这半句，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而梁漱溟先生把这二者区分开来，根据我个人的理解，无非也是想要强调意识所具有的强大的主观能动性罢了，并没有与马克思主义冲突乃至谬误的部分。

本人最喜爱的部分：

“是，事实上偏偏发生了中西文化的遭遇。因此，早熟的中国文化在新生的西方文化面前，就像一个白胡子老先生和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遇上了，小伙子当仁不让的说：我们比拳击，看谁厉害！于是乎，小伙子三下五除二，毫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老先生打倒在地。小伙子洋洋得意、盛气凌人，老先生颜面扫地，痛定思痛以为换上小伙子一样的衣服和鞋子就能制服他，不然！以为跟小伙子一样制定一套科学完善的伙食和训练方法也能够赶得上小伙子的步伐，亦不然！最终，老先生无可

奈何，相形见绌，自愧不如，捶胸顿足。”

让我最喜爱的部分是书中形象生动的比喻，本以为这种大师级人物写的书必定是枯燥无味的，没想到竟也可以如此贴切和便于理解。看来是以前对大师存在偏见了，大师不应该是写一些晦涩的文字，让一般人看得不知所云的人，真正的大师语言必定精炼而明晰。水平的高低不应体现于文字，而应寓于思想。阳春白雪诚然曲高和寡，然而纯粹为了附庸风雅而把下里巴人伪装起来，显示出一副曲高和寡的样子，未免不是另一种沽名钓誉。曲高和寡本是一种无奈，下里巴人未尝不值得欣赏与玩味。

本书传递的思想：

一、西方文明强在哪里？

此次中西文明遭遇之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和理解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是一个不断试错和反思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深入和过程。蓝眼睛、高鼻子的黄毛鬼子不就是凭借着坚船利炮和洋枪打败了我泱泱天朝上国嘛，没有关系，只要我们也发明和生产和他们那样的战舰和枪支，我们仍然可以制服他们。魏源的“师夷长计以制夷”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之后的“洋务运动”也只是在这个层面发力，模仿和学习西方的“长计”。

第二个认识阶段从器物过渡到制度发生在中日黄海海战前后，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发动办报纸、开学堂、设学会等活动和之后的“百日维新”运动。当然，此前的众多儒士如龚自珍、冯桂芬、王韬、郭嵩涛等人亦早已看出中西文化之间存在制度上的差异，而此种差异远甚于器物上的差异。“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 “我中国人民为四大洲最，乃独斯藐于强邻悍敌，则由上下之交不通，君民之分不亲。一人秉权于上，而百姓不得参议于下也。” 但是，他们的言论大都流于文字纸张上，不曾像维新派那般奔走呼告，亲历亲为，深入群众，因此真正使广大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从器物过渡到制度，笔者认为其功非康梁维新派莫属。

然而清廷积重难返，维新变革亦是遭到保守派的极力阻挠最终无情扼杀，士大

夫和清末明初的知识分子在制度层面的反思和行动仍在继续，然而更进一步——整个中西文化上——的反思成为此后的主题，这又是一个大问题，岂是三言两语能够概括。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大概有三股主要力量：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新儒家，前两者是纯粹的舶来品，“救亡图存”的时代紧迫感和西方社会的既有优越性使得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当时的情境下极具话语主导性。西方成为中国迈进的目标，而文化守成主义者大致包括新儒家则被视为逆历史潮流而动，是落后、顽固的代表。然而，随着“救亡”的紧迫感慢慢退却、西方文明不断显示出它自身的毛病和顽疾，文化守成主义者及新儒家们关于中西文明的分析和阐述却逐渐显现出它的客观、冷静和中肯的价值。在此以梁漱溟先生的中西文化观为例做简要的分析。

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绪论开篇就先给“文化”一个判断：“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但在如此宏大的话题下，梁漱溟先生认为社会人生才是文化的关键，也是本书中西文化比较的重心和侧重。梁漱溟先生如此这般理解中西文化，才不至于像其他人因器物上的技不如人或者经济政治上的不同而失去自信，滑入卑微的低地。

梁认为中国文化具有极强度的个性，包括独自创发、延绵不断、极强的同化能力和影响能力等等，但其最重要的个性却是“文化早熟”，这也正是秦汉之后两千余年不复有改变与进步的原因。 文化早熟意味着中国文化内部具有高度的妥当性和调和性，这在中西文化不曾遭遇之前毫无问题，中西文明各美其美，无论历史再走过几百年、几千年，在中国亦不会产生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和法治。

但是，事实上偏偏发生了中西文化的遭遇。因此，早熟的中国文化在新生的西方文化面前，就像一个白胡子老先生和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遇上了，小伙子当仁不让的说：我们比拳击，看谁厉害！于是乎，小伙子三下五除二，毫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老先生打倒在地。小伙子洋洋得意、盛气凌人，老先生颜面扫地，痛定思痛以为换上小伙子一样的衣服和鞋子就能制服他，不然！以为跟小伙子一样制定一套科学完善的伙食和训练方法也能够赶得上小伙子的步伐，亦不然！最终，老先生无可奈何，相形见绌，自愧不如，捶胸顿足。

其实老先生和壮小伙的比较并非只能是“拳击”，以拳击赛场上的胜负判定先生和小伙之间孰优孰劣只能反映出军事层面的好坏，当然在以拳击判定一切的标准和游戏规则上，拳打不过别人，那就说明其他的你也比不过别人了！这是一种强加于中华民族的游戏规则和中国文化的评判标准。要是我们能够跳出这种游戏规则，好好的打量一下老先生和小伙子，看看他们各自身上都有些什么宝贝，或许就能够得到一个客观、冷静和中肯的评价。梁漱溟先生对于中西文化的比较，在我看来确实是一个较为中肯的评判。

梁漱溟先生认为人生有三个问题，对应于此三个问题的分别有三种人生态度和生活路向。第一个问题是人对物的问题；第一态度即向外用力的态度，即从身体出发，这是西方人的人生态度和生活路向。第二个问题是人对人的问题；第二态度即转而向内用力的态度，即从心（理性）出发，这是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和生活路向。第三个问题是对自我的问题；第三态度即转身向后去要求，这是印度人的人生态度和生活路向。

梁漱溟先生关于中西印三大文化的把握是极为深刻和高明的。对于人的“意欲”的不同解决方法决定了中西印三大文化的不同走向，也开出了不同的花果。西方文化是一种向外发力的文化，对于意欲的解决也是向外和向前要求，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自己的满足。而印度文化（佛教）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这是一种禁欲的态度。

同时，梁漱溟先生提出了文化的“三期发展说”，即第一期为西方文化，第二期为中国文化，第三期为印度文化。此种论述当然跟梁漱溟先生是一个中国人密不可分，“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是其一生思考和探求的两大问题，然而更多的是在剖析中西印文化后得出的判断和预言。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然面对这个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也就是梁漱溟先生说的人对物的第一个问题和人对人的第二个问题，至于第三个问题：自我，这是一个很麻烦的概念。“自我”概念在许多哲学家眼中是不存在的，没有自我，有的仅是身体或者欲望。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按赵汀洋的讲法“共在存在论”来看，他者是我存在的本体论条件，自我必须要放在与他人的

关系之中才能都成立。因此，纯粹地谈论自我是不成立的，也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梁漱溟先生的第三个问题应该是一个伪问题，完全可以放在第二个问题中来解决，两者的区别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本质上的不同。

三、从“事”与“物”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性

“事物”是一个能够很好的分析和比较中西文化之间差异的名词，也就是梁漱溟先生的前两个问题：身体问题和心的问题。前面讲到人面对着两个世界，即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人如何面对和看待天、地等自然世界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后一个问题：关于生活世界的问题或者心的问题（事的问题），其重要性远远超过第一个问题，即自然世界的问题（物的问题）。因为这个自然世界（物）是什么样子的？这是追问关于对象的知识，这是知识论或者认识论问题，而且物以其自然方式存在着（to be as it is），并不能给人以意义或者价值，只有当物进入事之后才具有意义和价值。

事的问题重于物的问题，在梁漱溟先生那里也有很好的阐述。他认为从一个人的个体生命来看，身心的发育成长是新随身来，身先而心后的；社会生命的发育生长亦是如此。“文化之发生以至开展，则最先是环绕着生存问题（第一问题）这一中心。所以社会之发育成长，此时实寄于那些从身体出发的活动上。” 但与此同时，社会发育成长还有另外一面：心的问题（事的问题）。人绝对不可能以孤立的单个人生存，必定要“群”而存之，此时即有人与人之间的第二个问题：心的问题。文化必定包括这两个方面，并由于这两个方面之逐渐开展，社会才得以发育成长。“通常应该是这两面彼此辗转增上，循环推进的。其间盖必有一种最适当之配称关系，凡不相称者，必出毛病。”最后，梁漱溟说到：第一期文化即身的文化不过是给人打下生活基础，第二期文化才是人的生活。

“西方人主理智而短理性，中国人主理性而短理智”，理智对应的是身（物）的问题，而理性对应着心（事）的问题。 西方人从身体出发向外发力，对于意欲也是通过向外求来满足，其表现即“人的觉醒、解放”和人的主体性原则的确立，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人为自然立法”， 把自然作为一个绝对的客体加以对待，盲目的开发利用和迫害自然正是在这种理性主体性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也正是西方现代化的动力和代价。而中国文化则不同，中国文化偏重于事的问题，他人之心的问题

显然重过我与身外之物的问题。儒家文化的核心“仁义礼智信”都是如何对待和处理我与他人关系的伦理问题，我与“自然”的问题绝不会像近代西方那样成为一种主客观的关系，这种高明体现在“天人合一”观中。

“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庄子?达生》）同时，老子《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道”、“地道”和“人道”彼此并不隔绝和对立，而是一种相互依存和贯通的关系，因此，中国人很少会直接发问“天”是什么？“天道”是什么？或者说如此这般的问题是没有能够真正理解“天人合一”观。“天道”亦“人道”，人站在天与地之间，是连接天地的重要一环，天地生万物，而人却是成外物。这样的一种天地观或者说宇宙观隔绝了西方式的人与自然绝对主客观的路向。

人与自然的问题（梁漱溟先生的第一个问题）在“天人合一”观中被极高明地转化为“人道”的问题，而人道问题最重要的是他人之心的问题，他人之心不仅是一个伦理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哀公问：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对曰：人道，政为大。”（《礼记?哀公问》）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主“人道”，主伦理与政治，这也就是中国文化理性早熟的重要原因。

四、小结

事的问题和物的问题是人存在所面临的两个大问题，物如其所是的存在，不论我们怎样地去认识它，只能获得对象的知识，仅是一种冰冷的理智之光。只有当物进入事之后才具有意义和价值，因此，事的问题的重要性强过物的问题，这也是中国文化胜过西方文化的关键所在。

梁漱溟先生在本书中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观，他认为人类的文化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受叔本华意志论的影响，梁氏认为由于人们的意欲不同，各民族的生活方式不同，在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因而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也就是他说的三种生活样法，“生活的根本在意欲而文化不过是生活之样法”：

第一种是生活本来的路向，表现为奋斗的态度，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勇于改造世界；

第二种是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得满足，并不

想奋斗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他所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的意欲调和罢了，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

第三种是最违背生活本性的道路，因为生活的本性是向前要求，走这种道路的人们遇到问题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而他们往往采取的是对种种欲望的禁欲。

对应这三种路向在我们人类文化中各有其代表，代表第一种路向的是西方文化，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西方文化发展的道路上出现了波折的事实，古希腊罗马时代可以说是走的“第一路向”，到中世纪一千多年则转入“第三条路向”，西方自希腊人走第一条路，在科学、哲学、美学、文艺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接着罗马顺此路向往下走，在政治、法律方面又都有所成就，然而这些思想却流为利己、肉欲的思想，风俗大敝，“简直淫欲、骄奢、残忍、纷乱的不成样子”，于是借来希伯来的宗教--基督教来收拾挽救。“这自然于补偏救弊上也有很好的效果，虽然不能使那个文明进益发展，却是维系保持之功实在也是很大。”然而，宗教主导一切带来的流弊也随着时间逐渐显现出来，哲学、文艺、美术、成为宗教的奴隶，科学遭到摒弃，教权极盛，教会横行，导致了中古的黑暗时代。“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于是产生，“文艺复兴”借着研究古希腊的文艺，重新提倡古希腊的思想和人生态度，生活方式，“宗教改革”与希腊潮流相表里，两股潮流使得西方文化回复的第一路向上来，“差不多后来的耶稣教性质逐渐变化，简直全成了第一路向的好帮手，无复第三路向之意味。”总的来说，西方文化主流上是第一路向的，西方文化的三大特异彩色是：征服自然之异采、科学方法的异采和德莫克拉西的异采（德谟克拉西代表了对种种权威实力的抗奋斗争）。而中国文化对应的是第二路向，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乐的，也没有印度的禁欲思想，没有征服自然的欲望，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出科学来，有的只是和自然和谐相处，持这种态度的中国人，对于自然，根本不为解析打碎的观察，而走入玄学直观的道路。印度人既不像西方人的要求幸福，也不象中国人的安遇知足，他是努力于解脱这个生活的，既非向前，又非持中，乃是翻转向后，即是所谓的“第三路向”。

相比而言，西方化以意欲向前的要求为根本精神，中国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

文化分为三种路向：意欲向前、调和持中、意欲向后。生活分为三个方面：物质的生活、社会的生活和精神的生活。人生有三种层次的问题：可满足的对物质世界的需求、能否满足不一定的对他人的要求、绝对不能满足的要求（要求没有生老病死等）。

西方化的核心就是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德先生”与“赛先生”，而这两者的根源都是意欲向前的西方文化。西方的文化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文化，那时的文化就是第一个路向的，但却是无意识地或说是未经批判地走了这条路，后来的中世纪对现世的漠视和欲望的禁止可以看作是第三路向的，而随后发生的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则是重新回到第一路向上来。这时的回归是经过了不同道路的尝试后做出的选择，并至此沿着这一路向走了下来成为今日之西方文化。它着力解决并成效显著的就是对第一种需求的满足，自然科学的发达就是对自然掌控的集中体现，而表现在民主精神方面就是一直向前对自由的追求。这里梁先生也讲到民主的含义：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即在处理个人事务时人人享有充分的自由而别人不得干涉，在处理公众事务时人人都有参与权来保证有权力的人只拥有有限的权力。但西方的经济变迁，表面华丽，内里痛苦。（后面会讲到这种经济的变革需求）

中国的文化，梁先生认为并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是走得不及西方快，而是根本就在不同的路向上，中国的知识术多学少，非理性的精神很发达，玄学很发达。与科学不同，玄学把事物看作是流动不居的。所以在物质需求即自然科学发展方面，中国落后于西方，但是中国人是有一点便满足一点，幸福感胜于西方。在社会生活方面，中国民众无法想象没有一个帝王的情形，所以导致“有权的无限有权，无权的无限无权” ，既没有个性的伸展也没有社会性的发达。中国的哲学走的是调和持中的路，遇事持忍让态度，绝无反抗的意识，所以社会制度能够几千年没有根本转变，所以不能想象没有帝王的生活。但是中国人的尊卑五常虽有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遵从之意，但都是建立在“人情”的基础之上，所以“感情”的成分又较西方重些。至于中国是怎么走到这么个路向上来的，梁先生认为我们的先哲（黄帝、周公、孔子之辈）太天才以至于无人出其右，这些天才一上来就把中国文化定位在了第二条路向上，“所谓孔子太周到妥贴的，不是别的，就是他那调和的精神；从这精神出来的东西是最能长久不倒的，却由此就耽误了中国人。”

印度的文化 在梁先生看来基本就是佛教文化，而佛教文化走的就是第三路向。从佛教的创始和发展可以看出，它的产生是源于生活中不能解决的生老病死、花开花落之事，解决的办法就是意欲向后的厌现世、求出世。

比较三方文化，梁先生得出结论：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的；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印度生活是理智运用现量的。

根据文化的比较与分析，梁先生认为文化的发展会有以下的变迁：

1，事实（经济、文化）的变迁：由消费本位到生产本位的经济发展导致了生产过剩而大家反倒享用不到的情形，现在需要把个人本位的、生产本位的经济重新归到社会本位的、消费本位的经济，即社会主义。

2，见解（科学）的变迁：心理学由只关注有意识的一面到关注无意识的一面；由关注竞争的一面到关注互助的一面。

3，态度（哲学）的变迁：由向外的视线转为向内的视线。由运用理智、着眼外界物质的西洋文化到运用直觉、着眼内在的中国文化，再到运用现量（感觉）、着眼将在无生本体 的印度文化。

总之，梁先生认为西洋的文化之所以呈现发达之势是因为适应了当前的问题（人生第一层次的物质问题），而中国和印度的文化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早熟的文化，在第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就进入了第二、第三路向。重新回头去走第一路向自不可能，而硬要把西洋文化下发展而来的科学、民主应用于中国文化情景之下更是无法奏效。所以要采取第一路向的态度奋勇向前，但要把它融入第二种态度里。“我意不过提倡一种奋往向前的风气，而同时排斥那向外逐物的颓流。”

个人疑惑及观点：

作者认为西洋中国印度三方的文化特点不仅代表了所走的文化路向，恰恰也正是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现时西洋文化的第一路向走到了尽头，必然会转向走第二路向的路子。而这第二路向正是以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为代表的。他认为在较近的未来，“不怕他不走孔子的路！”读到这里尽管比较心潮澎湃，但是不禁也有沉思：中国文化儒家思想是不是能够担此大任？

对个人的启发：

当代中国人难免浮躁，无法静下心来研究什么，无法真正做学问。而据梁漱溟先生所言“现时西洋文化的第一路向走到了尽头，必然会转向走第二路向的路子。而这第二路向正是以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为代表的。”他认为在较近的未来，“不怕他不走孔子的路！”，这样的说法又会使某些人有盲目膨胀的可能。妄自菲薄，崇洋媚外固然不可取，而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却更是可笑，当代中国人应该戒骄戒躁，真正承担起大国的责任来，只有这样，中国文化的复兴才真正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