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评传》读书报告

书名：梁启超评传

作者：孟祥才

出版社：中华书局

版次：20xx年11月北京第1版

本书对梁启超的一生作了细致的描述并给予了一些主观评价，主要探索了中国近代社会如何造就了梁启超以及他的活动给近代社会带来了什么。在读完全书后我对这个“精华与糟粕、珍珠与粪土共存”的历史人物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作者评述的角度也许过于片面，更多的展现了一个感性的，眼光有很大局限性的，最终违背了历史潮流而被时代抛弃的梁启超。 梁启超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维新时期声名噪起，成为舆论界的骄子，以及在改良派逐渐破产后依旧鼓吹改良，阻碍革命，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反面人物。

一、顺应时代的骄子

梁启超名声的噪起，有着时代的基础。在维新变法时期，他体现了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在舆论界活跃非凡，他的文章在当时的确是无人匹敌的。在整个过程中，他慷慨激昂的文字宣传是他最主要的利器。梁启超在童年时期就展现了极大的文学天赋，后跟从康有为，成为康有为最得意的门生。看他写的各种诗词，饱含爱国热情，情感高涨，确实很容易引起共鸣。书中说：“他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揭露和抨击，是多么大胆，多么痛快淋漓，多么大快人心啊！”他写的话，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已经感觉到但又不十分明晰，想说而又不敢说的。现在由梁启超之口说了出来，自然会引起深刻的共鸣，巨大的反响。那个时代需要的就是这种爱国热情，需要精神上的畅快淋漓。

梁启超是变法中的重要人物。先简述一下变法内容：梁启超的“不变亦变”是其理论基础。主要内容为学习西方，兴学校，开民智，申民权等等。途径：上靠王公大人，下靠开明士绅。一切看似井井有条，有理有据，但其中也隐含着一些疵点。内容中提到开民智，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民能力低下，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比较不可理解的。后来他还变本加厉的发挥了这一观点。另外，“上靠王公大人”也造成了一些荒唐的闹剧。他为了使维新变法顺利发展，不忘争取清朝当权派的帮助和支持。文中写到“他千方百计结交权贵，游说官僚”。游说的内容可以想象到，都是些天花乱坠的内容。在这时改良派内部就有一些不良风气，比如争权夺利，其中也有很多人是投机分子，梁启超虽然一直坚持改良，但他的表面行为和投机分子差不了多少。同时，改良派大多都是摇笔杆子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政治经验。在这种环境下，可以想见梁启超的局限性以及改良派的局限性。

在这个阶段梁启超体现出了一些鲜明的特点。第一：敢想敢做。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干。这样大胆的结果就是做了好事的同时也避免不了犯错。他投入了一系列活动，比如创立不缠足会，创办女学堂等。这些也是史无前例的，虽然有些并没有成功。在此期间他最大胆的行为就是劝陈宝箴据湘自立，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未免过于荒唐。

第二：自称善变，其实固执己见。梁启超时时都把善变作为自己的优点进行炫耀。他说自己是“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还说“为国而善变，就是磊磊落落的大丈夫。” 很多例子证明他并没有左右逢源的能力。他与张之洞的结交很有意思。张之洞久经官场，对梁启超自然虚与委蛇，口口答应，为以后能够左右逢源，进行政治投机。在见面时张之洞对他十分客气，使他受宠若惊，“产生了无限幻想”。之后梁启超在文章中把张之洞“吹到九天之上”，师长师短的叫的无比亲切。而在那些久经官场的人来看，他就是一个只会摇笔杆子

的书生。

第三：自负。文中说，“他对自己在舆论界的行为异常自负。”文学上的造诣使他有自负的资本。而政治远非文学那么单纯。他如此豪迈如此自负的结果就是，他并没有能洞察政局的深远的眼光。

文中有一句话说梁启超：“虽然力量弱小，却以先知先觉的‘圣人’自居，幻想一笔能敌百万师”。他不仅对洋务派有着无限的幻想，还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他的努力换来的只是帝国主义廉价的同情罢了。在戊戌政变中，与袁世凯的闹剧再一次证实了他们力量的弱小。在戊戌政变的紧张形势下，维新派不得不把自己的生死存亡押在争取袁世凯这一赌注上。康有为派出亲信探询袁世凯的态度。“狡诈万分的袁世凯，自然窥破了来人的意思，因而信誓旦旦地表示他站在维新派一边。康梁对此深信不疑，产生了极大的幻想。”在袁世凯眼里，这些以摇笔杆子起家的维新志士根本没有力量。于是谭嗣同一走，袁世凯就出卖了维新派，令他们愤恨不已。后来梁启超流亡日本，做逋客数十年。他一直坚持“联日”的态度，文中说他“同文同种之类，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梦呓罢了”。

二、被时代抛弃的“骄子”

由于眼光的局限性，他对时局的分析也过于单纯。在当时来看，洋务派和顽固派的同是根本的，异是表面的。而洋务派和维新派的同是表面的，异是根本的。梁启超将洋务派与维新派表面的同看成了根本，将洋务派与顽固派表面的异也看成了根本，导致他一直幻想和洋务派合作来进行变法，这注定是失败的。而在后来他对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判断也错了，这使他完完全全的走进了历史的逆流中。

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后，革命派的影响不断壮大，而改良派的影响不断缩小。在此期间，孙中山多次想与维新派合作都遭到了拒绝。此时，梁启超已经开始大唱保皇的赞歌。也许从这时，梁启超就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反面。他认为革命是“有血之破坏”必须抢在革命爆发之前，让“不忍破坏之仁贤者”出来，实行“无血破坏”。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当时的情况已经注定了改良派的破产。然而他依旧继续唱着这一套改良主义论调。在孙中山争取合作的时候，康梁趁机玩弄了一把，发挥了“善变”优点。在与革命派假联合的过程中，梁启超大谈革命，还拿出“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幌子。在我们看来，这二者没有任何联系，而他在之后不断的拿出这句“名言”，招摇撞骗，不知当时人们的反应，在现在看来是绝对令人生厌的。在孙中山误以为维新派愿意合作后，梁启超使用“挖墙脚”的方式，将革命派的地盘变成保皇党的地盘。作者对他的评价是“极圆滑，极善玩弄两面派手法的人物”。我认为，从这一点看来，他的“以圣人自居”变得苍白无力了，而对于“善变”，该变的他没有变，他一直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不该变的，比如信誉，品行，他却自以为是的演绎得很离谱。

在为保皇党奔走呼号的时候，他又提出了“中国人民能力低下”的观点。在后来的假维新过程中，为了否定革命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必要，不仅污蔑国人“民智低下”，“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而且认定清王朝腐朽吏治的败坏，都根源于人民不好:“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反复强调“新明德”，弃革命，先从道德的修养和智力的提高入手，再南协助清政府徐图改革，从而把一切都纳入改良主义的轨道。后来他认为连君主立宪都行不通，只能进行专制主义：“中国国民只可受专制，不可享自由”。也许当时的人民确实没有觉醒，然而他此时的观点过于激烈，已经到了无理无据的地步。

在顽固派的假维新，伪立宪的过程中，他误以为机会到来，欣喜若狂，实则只是一场又一场荒唐的闹剧。以及在后来拥立袁世凯的过程中，他的丑态尽显。他被权力迷住心窍，只得随着袁世凯的步伐，不择手段的进行舆论宣传。以及之后为卖国条约的辩护，都让人不忍

卒读。这时他的行为已经毫无正义可言，俨然成为了历史舞台上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小丑。

总之，梁启超的一生证实了一个真理：如果不能紧跟时代的步伐，就会成为一个可怜的落伍者。梁启超可能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但作为一个学者，思想家，当他的文字与思想掺杂了太多的政治气息，甚至扭曲事实，夸大其词时，那些引经据典的激昂文字就被贬值了很多。总的来说，是历史与时代造就了一个独特的梁启超，他为了中国而奋起努力过，就有资格在历史的书篇中占据一个显著的位置。

 

第二篇：关于梁启超---论文

梁启超---之我见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个异常响亮的名字。他集政治家、学者、作家于一身，以激情澎湃、大开风气的文章，为转折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股不可抵挡的洪流。身为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他留下的1400余万字著作，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史学、哲学、法学、社会经济学、新闻学等诸多领域的学术研究。他不仅是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更是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

一、

在寻访梁启超少年时代的过程中，我们渐渐摸索出这位维新巨人从启蒙到成长的心路历程。

梁启超12岁外出游学之前生活和成长的这个家庭，一向以质朴、端凝的家风闻名乡里。梁启超从小在品德修养上深受祖父的影响。据资料记载，每年上元佳节，祖父都要携诸孙来到当地一座庙宇，对着庙内绘有忠臣孝子的图画，“指点而示之曰：”此朱寿昌弃官寻母也，此岳武穆出师北征也‘，岁以为常。“位于新会南端出海处的崖门，是南宋将亡时宋军与元军最后激战至覆灭的古战场。每年清明祭扫路过崖门时，祖父总爱向儿孙讲述当年南宋宰相陆秀夫背着幼主投海殉国的情景。这些历史人物的爱国精神，深深地激励着童年时代的梁启超。而梁启超对爱国精神的诠释震撼着我们。

在今天，梁氏宅院内中规中矩的厅堂布置，让人依稀看到了这位祖父不苟言笑的面容。正厅中间桌子上置放着一对青天大花瓶，两侧墙壁上悬挂着八仙图案的金木雕彩瓷画，典型的正统家庭气象。在这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梁启超，日后却远远超越了父辈“文死谏，武死战”的忠君思想。在封建王朝的尾声，他以维新思想为基础，写下了《新民说》、《少年中国说》、《中国不亡论》等名篇，在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心中，描绘出一个改天换地的强国之梦。终其一生，梁启超虽然因为政见的“多变”屡遭诟病，但他爱国的宗旨却从未改变。 其实，梁启超是一个完全符合我们对天才的定义的人物：六岁学完五经，九岁能够写千字文章，在古老中国，我相信这两件事情的难度同今天的小孩子学习9岁就精通外语的难度相差不大。而梁启超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的壮举同我们今天惊为天人的中国哈佛少年相比似乎难度更大。中举时的主考官以为梁启超“国士无双”，竟然打破门第观念的束缚，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做妻子，这是古老中国表示对一个人的欣赏的最高礼遇。 光阴似箭，；梁启超有了一个和睦、幸福、兼具传统底蕴和现代风气的文化大家庭，他的9个子女，在文学、经济、图书馆学等方面各领风骚，其中尤以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3个中国科学院院士最为著名。3个儿子都是院士，这在中国堪称绝无仅有的家族传奇。

梁启超虽以文风犀利激荡著称，但在与家人的通信中，却以晓畅、亲切的文字表达了许多关于教育的独特见解。大到提倡智育、情育、意育三位一体（智育教人不惑，情育教人不忧，意育教人不惧），提倡“趣味学习法”，小到推荐鸟瞰、解剖、会通“三步读书法”，他总是像朋友一样，循循善诱地为孩子们的成长、发展提出建议。我认为，梁家的薪传不仅在于学术成就本身，更在于文化和人生价值的取向，这为当代中国家庭提供了厚重的借鉴意义 二、

梁启超的一生勤奋值得我们当代青少年学习。

他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其中以《饮冰室合集》较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后期,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xx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xx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梁启超独创了世称“新文体”的文章风格。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胡适先生对其有着很高的评价，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三、 在专修于文学的同时，梁启超还参与了维新革命的运动中。在从师于康有为后，在维新运动中表现活跃。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戊戌变法令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名扬天下。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梁启超曾宣称，有朝一日“举国行当思我耳”。我们相信，大到“神舟五号”升空，小到每一件具体工作的革新，让维新故人留下的精神财富，在百年之后的时空中再次焕发光彩，便是回应这一预言的最好方式。

每一个向往大时代和大成就的年轻人都喜欢把自己所处的时代视为转折年代，他们都喜欢引用查尔斯·狄更斯描写大革命之后法国的一句话——“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他们都喜欢用混乱来形容自己的年代，他们都渴望为这“混乱年代”理出脉络或者记录这“混乱年代”。而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真正经历混乱年代并且因为自己在混乱年代中的作为而被写入历史的年轻人却实在不多，更令人感慨的是，这个名单因为一些原因还会在某些时候遗漏掉一些人。在我看来，梁启超正是这样一位具备了众多伟大人物的素质而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时代忽略了的人。

梁启超所处的年代是真正的混乱年代。这是一个为天灾人祸和内忧外患困扰的国度，似乎人人都甘心做一个老朽帝国的奴隶，平民以不谈国事为戒律，政府呈现给后人的则是贪污腐化无能，对外只希望妥协可以带来短暂和平，对内则盘算着同洋务运动后兴起的民营企业

家争夺财富，而洋务运动的重地总理衙门在当时被人们称为“混蛋加三级”。

梁启超在政治上的辉煌并不像教科书上记载的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而终结，或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成为明日黄花的人物。梁启超在日本的时候，和同样在日本流亡的孙中山交往频繁，据说，很多东南亚的华侨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启超介绍给孙中山的，可以想见，以孙中山当时的声望，自然无法同梁启超相比。

梁启超的另外一次辉煌来自于他的一篇文章。袁世凯宣布称帝，此时的梁启超却已不是昔日的改良派，在欧美的游历和对西方各国历史的学习给他一种印象，称帝者必亡。于是长于雄文的梁启超写出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到消息，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20万元银票，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交换条件是这篇文章不得发表。梁启超将银票退回。 袁世凯再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启超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

梁启超在另外一次反帝运动，即反对张勋复辟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次也意味着他同改良派的彻底决裂。周善培规劝梁启超说：“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听别人做的。讨袁，革命党该做，我们也应当做；讨张复辟只该听革命党去做，不必我们去做。”而康有为则正站在复辟的一方。梁启超和康有为从此决裂，康有为当着梁启超学生的面痛骂梁启超“梁贼启超”，并且用古文中食父食母的怪兽来称呼梁启超。

至于梁启超在中国新闻事业上的地位，早有新闻学者将他同沃尔特·李普曼相比较。才气纵横自然不说，梁对中国文体的改革被认为是他的最伟大贡献之一，或许我们也可以把这称为表达方式的革命？周善培认为梁启超文气太盛反而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写习惯了报纸文章，结果文章只追求打动人，“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但是却没有其他精力写出真正大师级别的著作。

长久以来一直被我们认为属于保守派的梁启超的死，更是嘲笑我们对历史局限的判断能力。梁启超晚年进入协和医院看病，医生诊断的结果是一个肾溃烂，必须割掉。不幸的是现代医学不可能发生的错误发生了，手术医生将梁启超健康的肾割掉反而留下溃烂的一个。于是“群情愤慨、舆论抨击，社会对于协和医院以及主治医生大表不满”，而梁启超因为担心这件事情会影响新的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竟然在病床上写文章为协和医院和医师辩护；亲友纷纷谴责医院，他却告诫众人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还不成熟便从根本上怀疑科学。他以生命的代价留给人世间一份最为宝贵的宽容最后，允诺在自己死后将脑部捐献给医院。

梁启超去世时，曾有一副对联这样写道：“三十年来，新事业，新智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梁启超的精神虽然诞生在风雨飘摇的昨日，但在当下，其分量与价值不但不会减损，还能转化为推动历史和社会进程的巨大动力。纪念梁启超，就绝不仅限于维修故居、吸引观众的简单思路，他的遗址和事迹是对青少年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树立崇高理想的鲜活教材；他那维新奋发的精神，更应为时所用，为世所用，以彼时之维新促今日之体制改革，以彼时之新民促今日之公民素质，以彼时之爱国促今日之团结共进。

虽然他已经逝去大半个世纪，但在广东新会、北京、天津乃至日本神户，不仅其故居保存良好，而且他那强国、改革的愿望至今仍然鼓舞着无数海内外同胞。19xx年他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提出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被清华大学沿用至今。然而，在北京香山植物园内，这位风云人物、学界泰斗的墓碑上没有生平，没有任何一个头衔。透过这座墓碑，

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为国家复兴而奔走呼号，为民族振兴而鞠躬尽瘁的知识分子的高大形象。

最后，我们一起来缅怀梁启超，百年前这声震耳欲聋的呼喊，流传至今：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