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媒介 读书笔记

《权力的媒介》读书笔记

权利的媒介，此书堆自由主义理论与社会责任学说的主要区别做了评断，即是自由理论主张新闻媒介应完全自由，不受任何约束，而社会责任论则认识到不受限制的自由会带来危险。---来自百度。

其实这本书资料很丰富，记录了美国新闻历史上很多的重大事件，并对其进行分析。他是作者长期在新闻媒介的第一线工作，使得它能够接触到许多媒介背后的东西，能够发现真实的情况和表面宣扬的情况之间的落差，因此能进一步的触及到本质上的东西。

他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从来去揭发资本主义的现实缺陷问题，敢于蔑视资本主义盛行的各种理论，紧紧抓住社会统治权力与具体研究对象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并加以揭露和批判。 作者对于资本主义新闻媒介不是一味的维护，同样，对于社会主义的新闻媒介也不是一味的持有偏见。当然还有一些对于第三世界的东西。

但是简单的说，全书就是围绕控制与被控制展开叙述的。虽然全书一直致力于描写自由理论主张新闻媒介因为自由，但实际上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控制着这个媒介。究竟是谁控制着谁，为何控制，控制的后果。这一系列问题让我印象深刻。

所以接下来我要讲两点。

第一， 在所有的新闻体系中，新闻媒介都是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他

们并不是独立的媒介，只是在潜在的发挥作用。

那么我们首先要认识到现代媒体的力量与危险。

现代媒体是国际政治斗争场上不容忽视的一种力量，特别是在遇到突发性事件时它对事件的报道和传播深深地影响这公众对事件的理解和判断。所以国家领导人往往会利用他的这种强大的能力来为自己服务。新闻媒介的经济命脉完全受资本控制，新闻媒介的独立是根本不可能的。有时候也会因为资本或各方面的问题而向国家领导人屈服当然这不是我们所能知晓的。所以，国家政权就是第一只无形手。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其政府与组织通过增加、限制或操纵媒体对新闻的获取，影响新闻的传播。但是美国却对外宣称媒体采访任何人都不会受到美国政府的干涉。

但是媒介反过来又对国家决策和政权产生同样重大的影响。媒介首先在与制造即刻的公众情绪和公众压力。例如我们看到日本扣押中国船长，我们无需理性的解释变会产生情绪的冲动，这种冲动带来的是一种行为要求。从来压迫政府对此作出决策。这些力量使得领导人在涉及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等重大决策面前没有思考的时间和空间。例如在多数的情况下，美国外交政策的议程仅仅是对新闻内容的反应，虽然政策问题不是媒体内容制造出来的，但媒体的新闻报道优先关注的政策和问题作了重新安排。在媒体激发的这种情绪下，政策制定者像救火队，没有预案和预防措施，都是临时作出反应，这就导致决策的草率形成与实施。后果则可想而知，尽管国家也有再进一步的采取措施来弥补。

且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网络媒体传播的欣慰更具有政治偏见。全球性媒体是配合军方战术威慑的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宝贝资产。但是庆幸的是这种传播技术并没有削弱民族国家意志。在中国，现代媒体增加了中国政治和外交进程的客观度和透明度，使得更多的中国人看到了中国的政治和外交决策过程。我觉得红果在未来的政治斗争过程中要学会利用现代媒体新环境，争取公众和传媒的支持，制造一个有利于政策形成和实施的支撑和环境。在重大事件结束后要勇于客观的评估新闻媒体的传播效果。

可见，媒体并不是孤立的，它时时刻刻影响这政治经济也时时刻刻为政治经济影响着。 第二点，所有的新闻体系都赞同社会责任理论，宣称他们为人民的需要和利益服务，应表示愿意为人民提供新闻。但我觉得这个是和国家的软力量有关的。软实力的形成和加强，靠的是规模经济。只有那些实力雄厚的经济实力的好莱坞片商和时代华纳之类的超级媒体，才有实力掌握和控制全球影视市场。并且，每个历史时期，伴随着新的传播手段，形成世界

权力的新中心和边缘地带。如今，则是美国称霸世界。

其实在资本主义体系，他们对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存在很多偏见，导致他们的新闻报道并不客观真实。可是由于各种民族冲突，导致美国人民始终相信着自己国家的媒体是最公平最客观的，因为他们自己被矛盾遮住了双眼。

首先，这是因为美国新闻人员对外国了解的缺乏。例如中美之间始终存在的冲突矛盾。作为人，美国一般新闻人员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了解也是有限的，所以当他们必须处理有关中国的消息、报道或评论时，他们关于中国的知识往往不够，而中国人也没能在恰当的实际通过恰当的媒体把恰当的信息传达出来，于是他们不得不在决策中用成见来代替知道。但是，成见中的很多成分是偏见，而偏见往往导致判断和决策的错误。这可谓是盲情的媒主，用猜测所得的东西来报道成为一篇新闻，无疑不够全面充分和公平。

另外，新闻界乃至全社会的“浅薄爱国主义”也导致这一后果。他们十分热爱祖国。但面对信息却只是盲目的接受而不加以判断。当然这也是因为一种东西的存在更愈发严重。这就是“语言策划师”。在全球化时代，媒体要统一公众的思想，必须与政界和学界联手塑造民意，设置政治议程并制造与政府保持一致。所谓语言策划师，除了传媒界的那些舆论制造者之外，就是那些在总统、参议员或州长身边的宣传和新闻策划人员。他们故意选择某些修辞，或者通过特别强调某一点或面片的报道某一件事。他们熟练的玩弄文字游戏，使得事实和真相变得朦胧和模糊，甚至彻底被掩饰，更强大的是，并不会有人发现他们在撒谎。他们就能很好的煽动公众，挑起公众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所以美国民众遇到这种事情，他们的心理和思想感情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媒体操控。这样人头脑里原有的思想感情会淡化甚至消失，受众会心安理得的并毫无意识的按照洗脑者的意志设定的方向去思考、动情和行动。于是在媒体说他们为人民的需要和利益服务，应表示愿意为人民提供新闻时，公众相信了深刻无疑的。媒体把新闻报道建构在道德和人格的感召力上，绝不退让，他们把一些符合国家权力集团利益的事情和他们支持上的伙伴都赋予某种宗教性的狂热，他们带着虔诚善意的面孔，使大多数公众无法产生疑心。所以美国人民的浅薄爱国意识告诉他们，一切都不是假的。很多人说他们不会被骗，即使媒体的报道缺乏确凿证据，他们也会毫不怀疑的接受，特别是在他们自己国家与其他国家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选择毫无疑问的站在自己国家这一边，忽略其对错，歧视其他民族，不给他们机会解释。

他们会说，我们的传媒不受政府控制，是独立和自由的，他们不会说谎。西方传媒的却不是政府出钱办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新闻报道背后没有政府，没有操纵，没有管制。我觉得他们国家是通过一只无形的手去操纵新闻的内容来影响舆论导向。

这一些就导致了公众的盲目，媒体的盲目。就向以上说的一样。

所以正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也应该吸取经验。

我们应该制定新的传播和传媒政策，使得各国家各民族各种不同文明和思想都能进行平等的对话。在全国媒体和文化的挑战面前，中国人还应该认识到，大统一的全国文化不代表世界文化，世界文化是没有緢地的多元文化。只有在媒体上能听到各种不同文化的声音，世界才是平等的社会。此外，还应该把重点放在提高传播和信息的质量上，而不是放在传播的数量上。

正处于蓬勃发展的中国人，应该睁大眼睛了解这一切，并作出真正有实际意义的改变，让我们的国家在各国竞争中强大起来。希望有一天能在西方媒体上看到大幅度的对中国的赞美而不再是批判。

 

第二篇：电视媒体逐渐扩大的话语权——《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读书笔记

岳谱：电视媒体逐渐扩大的话语权

——《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读书笔记

岳谱

最先看到《透视山西运城渗灌工程》这期新闻调查的节目，是在一节有关电视新闻的课上。片子中，记者一步一步逼问渗灌工程建设时的情况时，不禁让我们为王利芬捏了一把汗，感慨这记者，太犀利了。这期节目原本已经被运城方面的相关人员“公关”成功，主管部门连看都不看片子就要毙掉不播。制作人员拿着带子去找主管领导，“逼着”领导看了一遍之后，用“真实”打动了领导，才最终获得了播出的权利。

中国电视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所获得的话语权的扩大的一个过程，而舆论监督是媒体获得话语权的一种很重要的体现。很难想象，类似的片子能够在改革开放之前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舆论监督类的节目在中央媒体上出现，不能不说是中国政府越来越成熟与自信的一种体现。朱镕基总理亲自给《焦点访谈》题的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似乎意味着媒体从党的“喉舌”到群众的“喉舌”的一种转变。朱总理甚至表示，自己也是《焦点访谈》要监督的对象。“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意味着大众媒介从传播者本位到受众者本位的转变，也同时意味着大众媒介从单纯的“对上负责”到逐渐的“对下负责”的一种转变。

舆论监督类型节目的产生和发展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媒体自身有义务报道一定的负面社会状况，以使得媒体所报道的情况更加接近现实情况；另一方面在竞争逐渐激烈的现代社会，我们需要舆论监督来保障社会各个机构在脱离政府完全的支配之后能够顺利的运行。而因为舆论监督是一种对由权力大小和财富多少所决定的监督权的一种否定，所以舆论监督在实行的过程中必然要受到这两方面的阻力。这就使得一方面舆论监督节目的出现需要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反过来舆论监督节目也能促进外部环境的更加宽松。而这种“更加宽松”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的重要的一部分。一个新闻节目被称为“政府镜鉴”的“改革尖兵”，被上升到国家发展的高度的原因也正由于此。

朱镕基总理一直走在推动“舆论监督”发展的最前沿，这大概是因为这位处在中国经济改革风口浪尖的掌舵人更能够带有前瞻性的意识到舆论监督的必要性。如果没有总理的首肯，《盗伐危及大动脉》这样的初见批判监督端倪的栏目不可能受到鼓励而继续发展，而如果没有《焦点访谈》逐步深化监督，逐渐把监督的对象扩展到穿着制服的公务员乃至于高层领导，舆论监督的环境也不可能有现在这样宽松。

除了对舆论监督的推动，朱总理对电视话语权扩大的推动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中央电视台作为唯一一家全国性质的电视媒体，没有哪一家其他国内电视媒体可与之同台争鸣。而凤凰卫视获得在中国合法广播的权力，就打破了这一局面。作为首家获得中国大陆广播权的海外电视台，凤凰卫视如何进入大陆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朱总理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点吴

小莉的名，并说喜欢看她的节目，则是一种对凤凰卫视新闻报道的一种肯定。 虽然凤凰卫视也是老老实实的按照大陆的要求，不敢越雷池一步进行“监督”功能，但是凤凰台在大陆本身就能够与中央电视台形成竞争作用，逼迫中央电视台开发自己的资源，不断前进。

当时创建之初的凤凰卫视的资金人员力量是不能与中央电视台相比较的，甚至和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栏目也是相形见绌。由于在资源人力物力上的不足，凤凰卫视在硬新闻的采访上难以取得能够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与中央电视台相媲美的素材。为了生存下去，凤凰卫视便另辟蹊径：硬新闻不足，便邀请知名人士对为数不多的信息进行讲解评论。直到19xx年北约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时，凤凰卫视策划的《中国人今天说不》系列节目逐渐成了气候，在电视中做评论的做法才广泛的被电视媒体所接受，一直到出现了现在“评论员”白岩松，“约评论员”周庆安等我们熟知的名字。

但是在电视中做评论并不是那么好做的，既然是说话，免会受到个人主观的感情的影响，但是一家中央媒体又必须负有引导全国舆论导向的作用，因此在《实话实说》所表现的舆论导向与国家所倡导的舆论导向所不符合时，它就被“限期整改”停播一段时间了。

当然电视媒体的话语权逐渐放大也并不一定是好事情，当栏目的权威性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这时候也就要开始防止电视节目“话语霸权”出现。新闻媒介本来是要告知公众事实信息，但是它的舆论监督功能强大起来之后就容易引导公众对于某一特定的对象产生反面的情绪。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求在进行舆论监督的报道时要平衡报道优点与缺点以及平衡报道对象的来源范围，另一方面就更要明确媒体报道的是事实，要尽量减少报道者自己的感情影响，只要事实清楚公道自然明。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很多情况下会出现的新闻媒介的报道对于司法审判的负面影响。

但是电视新闻评论就更加难以只是客观的报道事实，评论员个人的感情就更加不可避免的要加入到所评论的事情当中。但做评论员的大都是资深媒体人，更有能力避免对观众的负面引导。这方面也似乎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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