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已经出版十几年了，相关的书评时有所见。我也想写，但又有种种顾虑，一直希望在别人的评论看到自己想说的话。可是这个想法每每落空。看来，自己想说的话还得自己说。
《政治》一书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与通常皇权至上的时期不同，东晋一朝出现了皇权与士族共天下的特殊政治局面。最开始是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即士族琅邪王氏与皇帝司马氏共治天下。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间势力强弱有变化，所以王与马之后，还会有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等等的变化。同样，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之间存在着制约的关系，所以任何一家也并不能轻易地取代皇权，由此，共天下的局面得以维持。
至此为止，问题似乎已经圆满地解决了。但是，作者的思考并没有停下来。他又发现，在士族与皇权之外，还有另外一支不为人所注意的政治力量在起着作用。这支力量就是流民。当时北方有源源不断的流民南下，这些流民不是西汉那种流民，而是一支由流民帅控制的武装组织。他们起初在热闹的政治史中虽然不显眼，但在保卫东晋免遭胡族铁蹄践踏上却着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是皇权、士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发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发现了这条线索，才能完整地解释东晋之所以存在、东晋之所以消亡。我们看作者的总结：“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刘裕既继承了孝武帝伸张皇权的遗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虽丧元气但有余威的门阀士族的席次。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可见，如果作者没有引入流民问题，这个最终的结论是不可能得出的。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
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倘若长久地没有进展，通常是因为研究者忽视了不应忽视的因素。寻找到这些被忽视的因素是很困难的。困难不在于它们隐藏得有多深，而在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思路根深蒂固，无形之中会制约后来者思想的展开。关于门阀政治，以往的研究者多是从士庶对立的角度加以讨论，不要说流民问题，就连皇权在这之中的地位、作用也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作者突破了不易突破的制约，所以才为人们展现出一番新的天地。抛开流民问题不谈，上述结论本身也十分精彩。作者没有过分地渲染东晋南朝间历史变动的剧烈，而是清醒地注意到历史变化的背后也还存在着历史的延续。要解释变化中的延续，必须看到历史的深处，如果思考仅仅停留在表面，那么“延续”与“变化”的同时存在只能使研究者在解释上陷入困境。
《政治》一书二十五万字。如果让我写，可能有三万字就够了。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大的篇幅？我想，这是因为作者对历史细节有着特殊的偏好，不妨说他有一种“细节嗜好”。要说明细节问题，没有足够的篇幅是不行的，因为在这里，一般性的说明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永嘉之际，晋室南渡。关于南渡的建议者有三种记载。一说是王导，一说是裴妃，一说是王旷。对于这样的问题，谨慎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不作判断，只是存疑。轻率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会勉强认定一种是真实的，而排斥其他。但作者却不是这样处理的。他说：“以上三说，各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可以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说明南渡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划。”这个结论真可谓是预料之外，情理之中。在考证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突然不考证了，用敏捷的思维化解了这个问题。类似的例子在书中还有许多。
将近二十年前，田余庆先生曾和我们学生说：“要注意排除反证，没有反证的问题是简单问题，复杂问题往往有反证。反证必需在我们的考虑之中。”以上这个例子可以说是排除反证的经典之作。
老实说，究竟是谁提出了南渡的建议并不重要，如果我来研究，大概不会注意这个问题。这里之所以提出它，主要是想说明作者在解决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智慧。优秀的学者就是这样，他不仅会提出有价值的观点，而且也会让你看一看智慧的模样。从古至今，智慧远不如知识增长得快，所以每当我们看到智慧的光芒时，就会感到由衷的喜悦
他不会永远顺利的，他也会陷入困境。在阐释东晋门阀政治出现的原因时，他提出的理由使人怀疑。首先，作者采用了一种叙述的模式来说明问题。他指出，东晋王导与司马睿的政治结合，实际是来源于西晋王衍与司马越的政治结合。同样是王、马结合，但地位却不相同，在西晋，政治上是以司马越为主，王衍为辅，而在东晋，则是“王与马共天下。”王、马之间关系的变化是因为早在西晋末年尚未南渡的司马睿与王导结合时，司马睿就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上。那时的他只是一个“恭俭退让”，“时人未之识”的一般宗室成员，而王导已经具有政治阅历和名望。这种关系延伸到东晋，“便有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由此开启了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这样叙述历史事实是一点也不错的。但是从道理上讲，我们并不能排除前一对王与马南渡的可能性。如果过江的是司马越与王衍，必定还是以马为主，以王为辅。如此一来，岂不是就没有百年门阀政治了？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坚信过江的只能是司马睿与王导，疑问也还是存在的。因为“共天下”的局面在王导以后并没有结束，而是一再出现，持续百年。对于东晋皇权来说，这种局面绝不是一个偶然事故所能造成的。
在本书结尾的时候，他又再次触及到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他说得依然没有错，但依然只是对事实的陈述而不是解释。东晋出现门阀政治，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曾当面征询田先生的意见。他略作沉思，答道：“我不愿意追求终极原因，因为一追求终极原因，文章就飘起来了。”的确，对于习惯了从细节出发的他来说，追求终极原因是太难了，终极原因不会在细节里。
无法在深层次上解释门阀政治的出现，这其实并不仅仅与他个人的研究习惯有关，而且也与政治史研究方法本身有关。极端地说，单纯的政治史研究可以解释从去年到今年的政治演变，但却无力解释政治形态的根本变化。当整个政治形态都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必定牵涉到超出政治史范围的更大的历史变动。这就如同说我们可以用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分析辛亥革命时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但却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解释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这里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形势种种因素。在时代发生大转折的时候，终归是政治跟随着时代，而不是时代跟随着政治，尽管表面现象可能恰好相反。
政治史研究方法对他的制约不仅表现在研究东晋门阀政治时。在研究三国史时，同样的问题也发生了。在《孙吴的建国道路》、《李严兴废和诸葛用人》等文章中，他为我们揭示出了吴、蜀政治演变的清晰线索，关于曹魏，他也写过若干高水平的文章，但涉及到曹魏发展线索的时候，他沉默了。这是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吴蜀的历史较为单纯，都是有头有尾的，容易把握。而曹魏则不然，一涉及到曹魏，就必定要和前面的东汉、后面的西晋联系起来，而汉晋时期的历史变动是多方面的，远远超出了政治史的范畴。一到这时，他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即使不考虑政治史以外的因素，单纯思考政治发展线索，他面临的困难也同样不少，因为从东汉的党锢之祸到西晋的八王之乱，时代剧烈的、多次的变化打碎了政治史，政治史只是些零碎的片断。我们知道，他的性格是从细节出发，追求的是不缺少任何中间环节的一条完整链条。当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的时候，他只能沉默了。
有趣的是，在他沉默的地方，几十年前，陈寅恪先生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陈寅恪先生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中说，东汉末年有两种政治势力，一为内廷之宦官，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魏末曹氏与司马氏两党之争就是汉末斗争的继续。曹操为宦官代表，而司马氏则为信奉儒学的士大夫的代表。魏晋禅代，曹氏败，司马氏胜，斗争终于有了结果。这是一条清楚的线索。为什么陈寅恪能找到线索呢？很明白，他所凭借的是他自己的阶级分析学说，而他的阶级分析学说说穿了就是血统论。曹操是宦官的后代，所以曹魏就是宦官阶级的代表。这样，他用理论把断裂的政治碎片缝合了起来。
他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田余庆先生曾委婉地指出，陈寅恪先生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曹氏父子早已转化为皇权的代表，而不再与宦官有何关系。我要补充的是，在转化为皇权以前的东汉末年，曹操就不在宦官阵营内。密谋诛杀宦官的计划制订时，曹操就已经参加了。从他晚年的回忆中看，年轻时的曹操的理想很简单，就是想当一名合格的士大夫。借用田余庆先生的分析方法，可以说东汉末年的曹操是介乎于宦官、士大夫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力量。
从以上的对比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陈、田的不同。他们都在研究政治史，从表面上看，陈寅恪先生也是在寻找历史线索，但深层上看，他实际上是要用历史的线索来证明他的理论。在他那里，只要理论不缺乏，几乎所有的历史线索都是能找到的。总之，他有理论先行的嫌疑。而田余庆先生则不然，他没有预设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历史内部真正存在的线索。如果找不到，他不惜沉默。
两种方法，各有利弊。陈寅恪先生的政治史是有理论背景的政治史，所以他研究问题涉及的时段较长，显得有气魄，而田余庆先生的政治史在气魄方面就显得略逊一筹了。田余庆先生的优势是，思考缜密，一旦得出结论，往往不可动摇。公允地说，陈寅恪先生在他认为有用的若干历史细节、若干点上也有极精致的考辨，但是在点与点之间则往往有较大的跨越。他跨越的幅度越大，失误的机会也就越大。
我曾当过几年教师，我曾道貌岸然地告诫学生说：“要注意克服自己的缺点。优点不用管它也会发挥作用，而缺点不被克服就会妨碍你的进步。”这话看似合理，其实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经验告诉我们，人真正能克服的缺点都是小缺点，致命的缺点是无法克服的。陈寅恪先生是如此，田余庆先生也是如此。大师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大师也不是因为克服了缺点才成为大师的。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陈寅恪先生是成功的，田余庆先生也是成功的。
学术要发展，我们一定会找到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新的方法不会离旧的方法太远。
治乱分野
——《东晋门阀政治》读后感
闲暇之余，本着对于中国历史的崇敬的感情，怀着忐忑的心情读完了田余庆先生所著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我并非历史专业的学生，水平有限，读书之后，难以从书中提炼出什么深刻隐晦的历史线索，更难以得出什么新颖的历史观点，但我仍然认为，阅读这本历史学专著使我对东晋这一历史时期有了全新的了解，对于我的历史观更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现将我对这本书的一些不成熟的感想发表如下。
我认为，对任何历史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它所处的大时代,而这种大时代即指当时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纠葛，也指它与前后历史发展的联系。东晋是西晋被北方少数民族灭亡后，皇室南渡江左建立的，凭长江天险自守偏安一隅的王朝。从横向来看，在它百余年的历史中，既要面对北方军事集团的强大压力，同时还要无时无刻对内部集团的势力进行整合，尤其是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让东晋王朝的历史大环境十分严峻。从纵向来看，东晋以及其他与它并称的王朝，即魏晋南北朝，可以说夹在两组大一统的王朝之间，上承秦汉，下启隋唐。中国的历史如以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并六国，辛亥革命为节点，可以分为邦国时代，帝国时代和共和国时代，而帝国时代又可以以统治阶级的不同，可分为贵族地主阶级，士族地主阶级和庶族地主阶级，而这三者是一个不断过渡的过程，前者见于秦汉，后者在隋唐因科举制度而确立，在中间的士族地主阶级的统治便在魏晋南北朝，尤其是东晋以门阀政治的形式出现在历史舞台。在我看来，门阀政治是中国历史必须经历的阶段，而当它处于东晋是特殊的环境时，便增添了更多的儒雅风流。东汉末年，贵族政治崩溃，但由于三国的出现，尤其是曹操所倡导的唯才是举让贵族政治不能自然的向士族政治过渡，直到曹丕向士族阶级妥协，用九品中正制将踏入官场的特权交予士族，最后士族代表司马氏代魏兴晋，历史是才回归正常的发展轨道，而九品中正制便是门阀政治的根源（更早可以追溯到汉朝的察举制）。
田余庆先生在书中说：“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 而这个特定条件指“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这三个条件可以说是缺一不可，相辅相成。东晋帝王大都幼年继位而中道崩殂，在位时间不长，政治建树极微，这既是皇权丧失的集中体现也是皇权丧失的内因，更是士族势力做大的外因，势力庞大的士族客观上也阻碍了皇权的重整，乔迁江左的东晋王朝需要士族的支持来稳定自身政权，士族也迫切希望通过保全司马氏的统治而得到东晋王朝的庇护，双方均不愿意看到原先的本地士族另立新朝，皇权与士族不断发生摩擦，在摩擦中，皇权与士族的势力不断整合，士族的特殊利益不容侵犯，皇权也不可能让一姓门阀独大，就这样，东晋由门阀与皇室共治天下的局面百年不变，而当政门阀却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而这种皇权与士族的妥协与平衡既是在北方少数民族压力的产物，也有助于东晋王朝抗衡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行动，淝水之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永嘉之乱，五胡乱华，中国北方长期陷于战乱，这是中国历史上汉族的一次大灾难，而凭险自守的东晋王朝客观上拯救了汉民族，原先在中原地区的知识分子、农民、手工业者、商贾等也纷纷逃亡到南方，他们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使江南地区日渐富庶和繁华，完成了中国重心第一次南渡，实现了中华文化的连续，而这才是东晋王朝伟大的历史功绩。江南的开发和北方的民族大融合并行，成为日后隋唐大一统的基础与契机（隋代北周胡人政权而立，李氏家族本身便有胡人血统），正如田先生在书结尾所说的那样，“只有当沙石澄清，尘埃落定的隋唐时期到来，我们放眼南北，后顾前瞻，才能把握这一历史进程的脉络”。
田先生书中一再提及儒学与玄学以及由儒入玄。东晋的门阀政治正是世族集团按照玄学理论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封建政治格局，各姓门阀的中坚人物大都是当时的玄学名士。门阀政治的形成标志着玄学走到了它的顶峰，而各姓门阀同时也借助玄学名噪于当时的士人社会以换取政治资本。门阀政治形成后, 几个大的士族轮流操政，皇权旁落, 士族在政治上的地位得到最后的巩固。因而昔日那种在皇权政治下惶恐不安的情形不见了, 士人有了寄情山水的时间与精力，玄学进一步发展，而王羲之为批评名士之虚无的思想观念而作的《兰亭序》，
以“死生亦大矣”的观点来警醒“后之览者”却又是后话了 。
门阀政治的出现，保证了士族地主阶级的特权，但毫无疑问这对寒族布衣出生的知识分子式极为不公平的，这直到隋朝科举制度的创立才得到改变，但我认为隋炀帝创立科举制度是鉴于前朝门阀做大架空皇权以期凭此巩固皇权和破坏门阀制，而不是单纯的为庶族提供公平的入仕机会。但科举制度的确立是我国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为庶族地主阶级统治的官僚政治的帝国的出现提供了先决条件，这与《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并无直接的联系，这只是我读后联系我另一门选修课——中国教育传统与变革的有关内容的一些思考。
门阀政治虽然阻碍了寒门布衣的入仕道路，但在当时是绝对合理的，田先生在书中已经给出了精辟独到的见解，在这里我无需赘言。我认为，门阀子弟有着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私学尚不发达的东晋时代，他们极易得到优质教育，首先，他们的父辈本身便是名噪一时、出将入相的人中龙凤，这种家庭教育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积极且巨大的，其次，出入门阀幕府的均是名士，这对他们学习十分有利。同时，出生于门阀这种累世公卿的家族，他们能够从父辈处学到书本上看不到的为官之道与安邦济世的学说。还有，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与人之间智商间的差别是不大的。皇权不可能让一姓门阀独大，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士族只能选择将自己后世的当家人培养的更加优秀以维持自己本姓门阀的权柄，当然，有些事情并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权柄仍然在各姓门阀中更迭，但严格的精英教育仍然帮助一些士族历经百年而不衰。我还认为，这些侨居江左的门阀士族在经历了国破家亡之痛和胡人对汉人的大屠杀之后，他们身上的民族责任感和民族自觉性是普通寒族和江左本地的吴姓士族所不能比拟的，无论他们北伐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他们到底还是伐了，他们到底还是积极应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威胁，为汉族在思想文化上完成对胡人的绝对征服赢得了时间。
“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在东晋百年间的变态，是政治体制演变的回流。门阀政治的存在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它是从皇权政治而来，又依一定的条件向皇权政治转化，向皇权政治回归”，最终历史循着自己的发展轨道，以一个大一统王朝的新局面重装上阵，大乱后必有大治，中华民族在历经300余年的动乱后，终于又在隋唐从新站在世界之巅。
作为一个理工科学生，自从高中分科后，历史学在我学业中所在的比例是很小的，阅读像《东晋门阀政治》这样的历史专著更是第一次。田先生的这部著作改变了我对历史书的印象，在以前我眼中的历史书就跟中学历史教材和小时候读过的历史普及书一样，每一篇都不过是将往事叙述一遍然后在片尾加上一些分析，我们把往事记一记、分析背一背就可以参加考试了，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像这部书一样，将一个历史问题分析的如此透彻。
以上便是我的《东晋门阀政治》的读后感，以“治乱分野”为名，只是有感于东晋王朝夹在强汉与盛唐之间，夹在纷乱的三国与南北朝之间，而并非论述“治”与“乱”。虽说是《东晋门阀政治》的读后感，但夹杂着我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思考与想法，但毕竟是读田先生的这本书所产生的联想，姑且也算在读后感里面吧。
在读完《东晋门阀政治》这本书后，的确受益匪浅。田老师从非常专业的角度，解读东晋门阀政治的起源、发展到瓦解，鞭辟入里，书中通过五个家族的介绍，加上郗鉴平衡士族权力作用的介绍，同时通过仔细的历史考证，再现了东晋门阀的权力角逐史。每个细节，都体现了田老师对东晋历史的详细解读。虽然只是摘取了五个家族作为东晋门阀政治的片段与典型，但这些细节足以窥见整个东晋历史的全貌。“王与马共天下”的东晋一朝，其政治演变如何？门阀政治的详细定义如何？东晋一朝历史怎么维持皇权与门阀的平衡？门阀政治最后又是如何走向灭亡的？ 田先生在这本书里详细解答了这些问题。读完这本书后我才对东晋这段历史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
所谓门阀政治，田余庆先生认为，即士族与皇权共治天下。实际上就是门阀士族在谋求自我利益的同时又在维持东晋于不坠的政治。东晋司马氏皇权力量薄弱，但东晋确维持百年，全赖士族势力的维系。士族支撑起朝廷，而这些士族中最重要的就是王氏家族，即王导王敦兄弟。司马氏与王氏固有历史结交渊源，但个人之间的情谊在家族利益面前又显得次要了。正是由于皇室和士族之间利益的相互影响，才有了两者的合作共存，从而推动了门阀政治的发展。
门阀政治的存在，是由于多方面原因综合而成的。首先东晋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其次有一个成熟，有力量，有影响力的士族存在，同样不可或缺的是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就不会有百年的门阀政治局面。
试想在东晋这样一个皇权不振，士族专权的情况下，王氏家族和司马氏之间的结合，显然是一种各取所需的政治目的。其后，当王氏盛衰转折急下时，别的家族在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取而代之，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基于各自图谋的利益出发。司马氏为士族提供官位权势，士族本身网罗人才巩固皇室。司马氏依靠士族的军事力量统治天下，而士族中的领袖人物正是因为手里的强大武装得以成为权臣。在这些一人之下的强臣中，甚至有流民帅出身的，郗鉴就是其代表人物。所谓流民，就是当时北方源源不断南下的流民，这些流民不是西汉那种流民，而是一些由流民帅控制着的武装组织。起初，他们在热闹的政治史中并不显眼，但在保卫东晋免遭胡族铁蹄践踏上却着实立下了汗马功劳，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并延续更长的时间。
南渡的东晋本有恢复中原的希望，但是东晋没有北伐的决心。尽管曾有四次攻取洛阳，但这几次北伐的机会却因在门阀政治的巢幕之下没有更理想的结果。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谁怀抱过收复中原的理想。皇室有心无力，况且晋得天下，本来就不是光明正大，已失天下人的拥戴。反而是北方的苻氏，到苻坚一代，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又有一个空前成就，便有了南移的愿望。于是有了淝水之战，淝水之战以苻坚战败结束，而东晋胜利最大的功臣是江左谢氏，谢氏利用重建的北府兵抗拒苻坚，因此成为东晋最高门第之一，而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就要数谢安这位东晋名士了，他是东晋的代表人物之一，正是这些名门望族支撑起了摇摇欲坠的东晋王朝，延续了这历史中罕见的门阀政治。
我们不妨来来看看书中的总结：“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刘裕既继承了孝武帝伸张皇权的遗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虽丧元气但有余威的门阀士族?席次。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由此可见，门阀政治是在皇室，士族和流民这三者的统一中形成的。
说到东晋的社会矛盾，书中也有了清晰的阐述：东晋的变乱与冲突，在国家体制上是地方与中枢之争，在地理位置上是上游下游之争，在出场人物上则是士族门户之争。自王氏与司马氏共天下后，又有瘐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政治局面。尽管时局纷争，但司马氏的天下靠士族统治的情况并无多少变化，都有天子之名而无天子之实。这样特殊的政治模式维持了一个世纪，之所以称之为特殊，是因为几乎整个东晋，各大家族竟然几乎没有废立自代。从王氏与司马氏以来，每当一个士族权势鼎盛，必有另一门户兴起，制约它然后取代它。同时，皇帝也没有能力把权力收紧独立，振兴皇权。然而这正是门阀政治曲折复杂的一面，门阀政治的兴衰与东晋的稳定是紧密相连的。
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的论证之严密，功力之深厚令人赞叹不已。观点阐发往往一针血，耐人寻味。读完此书，读者的收获是不言而喻的，对于我们这些非历史专业的历史爱好者来说，通过政治演变不失为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一种绝佳的方式。 史书展现给我的只是表面的事实，而《东晋门阀政治》这本书才揭示了事实背后真正的动因。
之所以对门阀政治感兴趣，是因为每个朝代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他的影响，门阀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甚至重大事件的决策，国家的基本方针政策，且对后世影响深远。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这一制度的鼎盛时期。
由于东汉以来士族豪强的势力的发展，和魏晋政权的基础不得不依靠世家大族，形成了皇权与世家大族共天下的特有局面。从开始的“王与马，共天下”即以王导和王敦为首的琅琊王氏与皇帝司马氏共治天下，而士族显然不是一家独大，所以在这之后又出现了颍川庾氏，高平郗氏，譙郡谢氏，太原王氏相继兴起，彼此争夺，皇权政治演变为士族间纷争与博弈，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直至刘裕建立南朝政权，才重新拉回了皇权独尊的状态，隋唐的兴起则将皇权推向了一个新的时期。
1.门阀制度形成的原因：
究其形成的原因，不得不说九品中正制为其提供了制度保障，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察举制和举孝廉制不可避免的使任人唯亲大行其道，从而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类似于垄断的局面，直至科举制的开创。而司马越、司马颖之争，从而促使的司马睿与王导到江左，他们之间产生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奠定了共天下局面，也即门阀与皇权的关系的一个基调。另一个原因是东汉以来地主豪强势力的大发展，在东汉中期和后期，外戚和宦官专权的现象十分严重，甚至威胁到了皇帝的统治。朝中一人位居高官，势必使家族势力壮大。这样便引起了对于土地，金钱的占有，使得财富聚集在少数的人手里，两极分化十分严重，从而门阀力量更加壮大，甚至超过了皇室。
2．门阀制度的影响：
士族制度是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的一中政治特点，他也直接导致了黑暗时期，突出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官僚特色产物，对后世影响深远。
士族制度的特点决定了东晋时期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往往十分尖锐，导致南北朝最后的分裂局面。侨姓与吴姓，世族与寒门。为了显示自己的某种优越性，往往不与对方往来，即使一些礼节性的交往也变得十分刻薄，为了不混淆所谓士庶天隔的界限，他们不能互相通婚。世家大族对婚姻的选择特别重视门第，高门望族一定和高门望族通婚，侨姓和侨姓，吴姓和吴姓，决不允许己方出现比自己门第低的，而这种婚姻通常带着政治意味，为了巩固自己家族的势力，联合而对抗另一家族，光明自己的政治前途。北方少数民族也在永嘉之乱和八王之乱时逐渐强大了自己实力，可以不时的南下骚扰地区以掠夺财务，而为了抵抗少数民族来犯，司马睿启用了流民这个没有战斗力但唯一可为之所用却又不能随意用之的力量，民族矛盾越来越严重。最重要的是，许多世族割据一方，不予其他的世族往来，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违背了历史自然规律，使得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但是另一方面，在皇权衰弱无力治理天下的时候，世家大族和他们所组成的政治经济团体很好的充当了这个角色，使东晋乃至为今后南北朝时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成为甚至可以与春秋战国时期媲美的经济、文化等方面上的繁荣时期。
在经济方面，由于世族田庄的经济模式，世族占有了大量的劳动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由于少数民族的侵犯和政权南移而导致的北民南迁引发的流民的管理问题，缓解了人流民之间，流民和江左原居民间的矛盾。流民依附于世家，有较为保障的生产条件，这对于当时社会的稳定和封建经济的发展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他们对于江左及南方的开发和建设，譬如：建立田庄，村落，开垦山泽荒丘，对于今后所谓的“东南形胜”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民族关系方面，虽然北方的少数民族如刘渊之流不断的骚扰南方政权的安定，但是这对于民族融合和少数名族封建化还是会起到重要作用的。
在科技、思想文化方面，世族们有条件从事文化事业，并以此作为他们比旁人高一等自以为乐的业余活动，而某些世族中的高士，蔑视礼法，不愿被封建教条禁锢自己的个性，敢于冲破成规的束缚，他们倡导个性自由，思想较为开放，富有想象力和浪漫色彩，因而出现了很多的在哲学，绘画，文学，书法，科技上颇有成就的的人才，富有极大的特色。王羲之父子的书法，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陶渊明，曹植，谢灵运……
3．从《东晋门阀政治》得到的关于治学的启示：
作为一部典型的实证主义史学的著作，本书可谓开门阀政治论证之先河，无有出其右者。这与作者的在本书上所花的心血和精力上是不可想象的。对于相关材料的细密考订和周详论证，值得称道。这一点在郗鉴的密谋，郗鉴对于京口的经营等章节体现的淋漓尽致，对于某些史家有争论的问题，譬如在司马睿和王导南渡的过程中谁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史籍中有三种记载，一是王导，一是王敦，一是裴妃。对于这样的争议，一般的史学研究者只是将这三种说法列出，让读者自己判断，更有甚者，直接选取一种自己认为合理的结果。而田余庆老师是这样处理的：“以上三说，各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可以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挤，他说明南渡问题，不是一时一人的匆忙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划”。这个结论在意料之中情理之外，到了关键的时刻，他用敏捷的思维巧妙的化解了问题，用一种合乎情理，又不违背史籍的说法解决了争论。
由于魏晋是一个动乱的时期，所以没有足够史籍的保留下来。而作者在充分利用传统史料的同时，对《世说新语》、甚至于《搜神记》这样的志怪小说也进行了认真的解读，作为一定的佐证。例如在考察南士心态时就利用了《世说新语》中，“偷视”“观鍥”等词语，虽不可全信，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当时南士的心态。
这些都告诉我们对于学术切忌人云亦云，要本着治学严谨的态度，不能放过一切潜在的或者是简单的小问题，多找些参考资料进行考证才能得到答案。
由于本书专业性较强，而且大多为文言文写成，所以读起来难度很大，鄙陋之见，见笑于大方之家了。
从《东晋门阀政治》所想到的——敬和将无同
我的原创力十分贫乏，总是在看到别人的东西后狗尾续貂。
《东晋门阀政治》首先是一部东晋政治史。作者通过细节勾勒了东晋一代政治史的发展和演变。其次，作者从中国古代政治史的角度，审视了东晋一代政治的地位，得出中国古代政治史的常态是皇权政治，而东晋一朝却是门阀政治，即皇权与门阀的共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态？作者的理解是在当时特定的民族矛盾下，东晋的羽翼丰满的大族需要司马氏充当稳定政治、招怀各方的各方的招牌；而因北方游牧族南下而造成的流民武装正好成为东晋朝廷不得不借用的力量，这支力量成为日后斩断门阀政治、恢复皇权政治的锐器。照作者的理解，这一切都是很严密的。我们如果顺着作者的思路来理解，恐怕也没有什么更多可以说的了，最多不过是再作些补充和纠疵；看来我们只有尽可能跳出来思考。
首先，东晋门阀政治的出现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
田先生是把它理解成的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偶然之举，虽然这种偶然也必须具备其必要的条件才能出现。但我们回过头来看，从东汉以来大族已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的主导群体，如果没有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和司马氏的狼狈渡江，会不会出现皇权与大族的共治呢？这一时期大族得到如此发展的原因何在呢？我们暂且不谈大族得以发展的原因，即以大族得到如此发展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这一时期社会内部已经生长出牵制皇权的力量。我们再把眼光放远些。春秋战国大变动的结果是对贵族社会的打击，到汉高祖打下天下，其王侯将相多是布衣；就是这一布衣天下，日后却滋生了大族。可见从政治上看，似乎随着汉朝的建立，贵族社会瓦解了，但从社会内部看，贵族社会的细胞不仅并未因此而消失，而且促其再生的社会条件还仍然具备；不同的是，在皇权政治下（指区别于周代的传统的共主制而言），贵族的产生形式不同，后者是通过大族官僚化、官僚贵族化的途径实现的。东晋的门阀政治只不过是其典型形态；所谓典型，是指它不具有普遍性，是超过了一般形态的一种典型形态。是“过犹不及”中的“过”，而北朝则是“过犹不及”中的“不及”，普遍的形态则大约是像西晋和南朝那样的形态。
我总觉得，与其把秦汉到清代的历史视作一个共态，不如把它理解成一个演变的过程。
其次，关于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和意义。
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来看，水平最高的是中古一段，而将研究水平提高到如此水平的，首推陈寅恪。陈寅恪的政治史研究方法最主要的就是对政治群体的研究，当然这些政治群体都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化气质，特别是在中古时期。这就使结束了以往那种就事论事或单纯考订细节式的研究，达到了思想和理解的高度。历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就是对历史的理解，其基础当然是对历史真实尽可能的复原。
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下，社会变动最直接、最有力的动因是政治；将社会变化的结果合法化的途径，也是政治。因此，对中国古代史上某个时代的真切的理解，必须从政治史入手；否则，恐怕会事倍而功未必半。当然，对政治史的研究多半是具体的研究，但这不仅是政治史，其它专题史也大多如此。离开了具体就成为空论，这是历史研究本身决定的。历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实证，是处理具体问题，通过对具体问题的考订来理解历史。这很容易给人以在某种方法下“克隆”研究成果的印象。比如，用对政治集团分析的方法，把曹操划分为第三种力量。但是，不同时期，社会的主导群体不同，政治群体的划分也各异，并不是永远只有三种。寻找政治集团，勾勒其作用和意义，就必须有对这个时代的全面而切实的把握和理解，否则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比如，将无同对魏晋地志有所论述，他认为宋代以后地方志的盛行与唐代地理学思想的变化密切相关。如果我顺着这个思路将其中的关系论证了出来并不是克隆。在历史研究中，规律和方法都不会很多，否则就都是空论而已；大量的工作是论证。有个想法并不难，难的是把这个想法论证出来。
年鉴学派提出了长时段，但他们要强调的是在更大的背景下理解你所研究的小时期。至于更大的背景大到什么程度，或更长的时段长到多少，这就存在一个选择什么样的长时段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对历史发展阶段的思考；似乎并不是任意地划一个足够长的时期。
总之，不能以长时段和研究规律为名，空论历史。
历史研究虽以论证具体问题为任务，但选择什么样的问题来论证，却可反映研究者的眼光和境界。有些人终其一身孜孜于细碎的问题，而从来不问他所研究的这些问题在那个时代、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不问其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那就变成了自己对自己的克隆；研究也变成了技术，而不是思想。思想是不可复制的，只有思想才是闪光的；没有思想的论证，就是技术的处理。这是不足为法的。
历史的研究离不开材料，而对材料的理解和处理实际上表现的是研究者对历史的理解。以田先生处理渡江的三种不同记载为例，貌似反映了田先生的机智，实际上反映的是田先生对渡江一事的理解。也只有把三种记载理解成不是一人一时提出的偶然之见，才可更充分地说明渡江后共天下的局面的出现。
将无同的文章写得轻松而明快，而我却写得沉重乏味而不知所云（文如其人，我确实也是一个很乏味的家伙）。其中不知所云的地方，一是我表达上有问题，二是针对的是与将无同平时的谈话，不过借机略加申述而已。
写得太长，也太累——我是不主张在网上长篇大论的，在电脑上不适宜读这样的东西——写完后，也不想再看，其中错漏字及词不达意之处一定很多；实在不想再看，随它去吧。
(2001-04-14.16:13:22)
【小简之友】
当初，也附庸风雅地翻阅了田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说实话，以我之能力，是读不懂的，遑论整体的理解和批判了。读的内容现在大体已经忘记，不过读书的情形还是有些记忆，当时最让我感佩的是田先生从零碎的史料当中梳理出分明了历史脉络，其中用功之勤勉、论证之严密显而易见。近看到两位魏晋南北朝史的未来大家对该书的评论，作为外行，受益匪浅。不过我一直疑惑，真实的历史现实的进行是散乱无章的，当中充斥着大量的偶然性、琐碎杂乱的东西。而我们所知的历史，则是专家们用一个特定的框架为我们构筑的过去时空。在这种历史中，整个历史进程都循着缓慢的线索做单线的演进，一个事件扣着一个事件，事件之间充满了因果联系。M·福柯对历史研究中这种沉湎于“起源幻象”曾做出严厉的批判。
当然，在历史研究中，资料搜集考证是最基本的，弄清基本的政治社会变动过程也是基本的、必要的。但是，按照目前对历史本体的认识范围以及历史研究方法，可以说，中国中古历史在政治史制度史方面已经做了足够多的研究，那么，在这种情形下，为什么还不能做一些超越先人视野（包括历史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尝试呢？
(2001-04-14.17:06:22)
【将无同】
回杠头
1，“东晋门阀政治的出现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田先生是把它理解成的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偶然之举。”
恐怕还不能这么说。田先生没有这样明确表述过。
2，“将无同对魏晋地志有所论述，他认为宋代以后地方志的盛行与唐代地理学思想的变化密切相关。”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宋代以后地方志的盛行只能是与宋代地理学思想变化密切相关。
3，“有些人终其一身孜孜于细碎的问题，而从来不问他所研究的这些问题在那个时代、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不问其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那就变成了自己对自己的克隆。”
不要滥用克隆。我们其实并不太懂什么叫克隆。对于“终其一身孜孜于细碎的问题”的研究者，我是怀有崇敬、感激心情的。比如清代众多的学者，他们虽然无力或者说也没有兴趣解释历史，但他们对历史事实的发掘与整理却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4，“历史的研究离不开材料，而对材料的理解和处理实际上表现的是研究者对历史的理解。以田先生处理渡江的三种不同记载为例，貌似反映了田先生的机智，实际上反映的是田先生对渡江一事的理解。也只有把三种记载理解成不是一人一时提出的偶然之见，才可更充分地说明渡江后共天下的局面的出现。”
这是对田先生的误解。渡江的必然性不会引导出共天下的必然性。
(2001-04-14.17:09:45)
【将无同】
回小简之友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不愿意轻易地使用必然性这个说法，因为历史太复杂了。不过，话说回来，必然性也还是存在的。必然性是在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而偶然性则是在短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历史学家提供出的历史图景肯定和真实的历史有距离，因为他们要受到种种制约。但是，历史学家也不会提供出一幅很不真实的图景。因为在这方面，他们同样也要受到种种制约。
学术会发展的，但它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
随便说说，不一定对。
(2001-04-14.17:47:13)
【小简之友】
再回两位QUASI-MASTERS：
在我看来，年鉴学派之长时段，与其说是其它方面，莫如说首先是本体论的革新。它的诞生首先是在与历史主义的论辩当中。其后，布氏提出的长时段，其实指历史的变动过程和动力而言，其背后本体所指即是我们所熟悉的经济、社会、心态等历数世纪而缓慢变动的内容，而在这背后又是针对政治史而言的，即认为相对于瞬息万变的政治，决定人类历史进程者正是这些长时段包含的内容。因此，窃以为，拿长时段的字面意思去譬喻政治史的演化进程，是不恰当的。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杠先生说“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下，社会变动最直接、最有力的动因是政治”。我认为，这句话仍然是针对特定的认识范围—政治史目光所及—来说的。不可否认，制度变迁、政治势力消长、官僚机器之间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在皇权强大、官僚系统较为完善的古代帝国中，政治确实是最有力的动因。但是，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另外的区域，比如社会的风俗、习惯、民间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经济的生产方式等等方面，此论断不免显得捉襟见肘。
当然，具体的争论内容我是完全陌生的，但是，希望在争论当中能够进一步开阔视野，能够将目光从传统的议题上逐渐向上移动，说不定一副新的图景出现在眼前。
回无同
关于水到渠成之说，让我想到知识不断积累，学术不断演进，套用马克思主义原则，就是从量变达到质变。但是，我想说的是，在一项学术研究中，也会逐渐地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积累而成传统。这些制度，能够保障其间的活动顺畅的进行，对于活动在其间的人来说，未尝不是好事。但是，在“常规化”的道路上走时间太长，不免有僵化的趋势，此时对于活动其间的人来说，可能有压抑他们创造性的一面。往往，这种常规化的制度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如果我们漠视忍耐着瞬间曾注意到的缺漏，等待着水到渠成的日子，或许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因此，对于无同与杠头两位精到的辨析，感到佩服，但对无同一些清醒的反思，更是感到一些由衷的敬意。
后学之辈，历史学的门外汉，因朋友引荐来往复，看到两位严肃的话题，不免乱发几句题外话，不妥之处，望予严责。：）
(2001-04-14.20:25:13)
【杠头】
回将无同：
对是否回将无同，我很有些犹豫：如果不回，未免失敬；如果，又难免抬杠之嫌，因为所回的内容除了“致以歉意”外，似乎都有些琐碎。
1，田先生确实没有如此表述过。我曾经问过田先生这一问题，但他没有回答。但是，从他将东晋门阀政治视作中国古代皇权政治的变态来看，难道还有比将东晋门阀政治视作中国古代政治史的偶然之举更合理的理解吗——当然，无论如何，应当标明这是读者对他的理解，而不应直接说他有这样的理解。
2，我只是记得你谈过唐代地理思想的转变而导致地方志兴起的话。——现在看起来，这是否符合你的原意也成问题。可见不能谈话者同意，不能轻率发表别人的意见；一旦理解有误，至少有强加于人的嫌疑。表示歉意！
3，我对这些人的崇敬之情，和你一样多。需要解释的是，我这里不是说像乾嘉学派那样的学者，而是像时下为写而写的学者，如……
4，我没有说过渡江的必然会导致共治的必然。
回小简之友：
历史学家描述出的历史发展脉胳正反映了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也不大会同意其他人的理解，但这是一种理解。既然是理解，我们虽然也是说某某理解的不对，但除了对史料可以说“对”与“不对”外，其它的所谓对错，实际上是说不同意他的理解；就历史的理解，无所谓对错。这就像不同的音乐家对贝多芬的同一首乐曲有不同的理解一样，但音符不能拉错。
你可以批评现在的一些历史研究者过于重视政治、制度等，而没有重视你认为应当重视的东西。但从我的理解来看，你提出的那些应当重视的东西，并不是我们理解、认识一个时代的关键因素。
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在某种条件下的无数种可能中的一种；但所有的可能都是在某种或某几种甚至更多的条件下的产生，它们对条件来说，是必然的。——将无同是否也是这个意思呢？
回小简之友之回将无同：
这本不应由我来回；我不过是以“回”的名义谈一些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而已。
创造是应该的，但任何创造都是以继承为前提。继承未必会有创造，但没有继承一定不会有创造。所谓的继承，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对学术研究而言，这个宗就是一个学科最基本的东西。以历史研究而言，对史料的理解和考辨就是历史研究“宗”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常规化的东西，我想很多是属于“宗”的性质。当然，如果不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讨论，那么我也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2001-04-14.21:22:55)
【小简之友】
回杠头：
我没有攻击政治史研究当中的一些基本规则，也没有否认继承之重要性，我虽非学历史的，但是也明白该学科中一些基本的东西是不能改变的，比如史料之搜集考订。我的意思是，对于史学家而言，在其构建历史的过程中，除了可以用毛笔描摹政治史的图景，还可以用钢笔绘制其它史的图景。当然，如果你认为：“你提出的那些应当重视的东西，并不是我们理解、认识一个时代的关键因素。
”我也无话可说。后学之辈此前业已申明，冒昧掺入两位的讨论，其实只是抒发我自己的一孔之见，呵呵。望先生不要误理解为有强加之意。：）
(2001-04-14.21:41:18)
【将无同】
杠头：所谓“变态”是就门阀政治存续的状态而言，所谓“偶然”是就门阀政治出现的原因而言。不是一回事。变态的出现也可以有必然的原因。
你还是误解了田先生的意见。你以为他是要把过江的必然性凸显出来，以便说明共天下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他不是这个意思，没有这个企图。你再看看你的表述。：）
讨论到这时，越来越好玩了。我看到了一种无序的美。：）
逗你玩，别生气。：）
(2001-04-14.22:00:47)
【杠头】
将无同，我枯坐电脑前，百无聊赖，就在等你出来呀！
1，关于过江问题。
如果没有北方游牧部的南下，晋室何必要渡江；渡江是共治出现的契机。所以我觉得田先生讨论渡江问题，其意在此。不过这一问题既不是田先生书中的要点，也不是你文章的要点，我们可以暂置不论。不知你同意否？
2，关于变态与偶然的问题。
你把它们截然分开来看，也无不可。田先生从中国古代政治史的形态（所谓常态），来看东晋政治的形态（所谓变态），认为东晋是变态。这个看法本身就包含了对这一变态出现的认识。如果从中国古代政治史的发展来看，说东晋这一变态是必然要出现，那么书中对民族矛盾、流民、大族三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分析就会因此而大大削弱其意义。因此，我认为偶然与变态虽然所指各有侧重，但所指的内容又有相当的重迭之处。
当然，我们讨论的问题一方面与作者所要表达的有关，同时又与读者的理解有关。因此，我们既不能将后者强加给前者，也不能用前者来夸要求后者。
(2001-04-14.22:35:34)
【将无同】
哈哈，抬杠开始了！！！
我退出战斗。：）））
(2001-04-14.22:43:03)
【隔水观音】
回杠头&将无同&小简之友
我总认为独立的思考和大胆的假设是治学中最重要的要素，也是决定这个学者能否取得重大的突破的要素。而像陈寅恪，田余庆这样的学者，都是能让人体会到思想的巨大魅力的。读了田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我感觉到的并不是各种史料的琐碎与稠密，而是巨匠之手的有力梳理。将无同提出的陈，田二先生的区别，我感到非常有道理，但我想补充的是陈寅恪先生的理论先行的治学之道，在长时段的历史研究中的确很有气魄，但他在另一个层面上则显得十分封闭——可以认为是一种文化范围上的封闭。就是说，他用自己构筑的完美理论穷尽了一切可能性，围绕着一个命题建了四面厚实的围墙。这固然可以激发后起的有志青年的突破热情，但在大多数时候，则表现出他的非开放性。而田余庆先生的细致考证，缜密思考，则更平实的显示出一种开放胸怀。“优秀的学者就是这样，他不仅会提出有价值的观点，而且也会让你看一看智慧的模样。”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陈先生显示的是他自己的当然超凡的甚至霸道的智慧，而田先生的智慧则是从容的，并且引人深思的。这里面没有孰优孰劣的暗示，我也无意在这里品评人物，但我自己至少可以从这种比较中得到启发。
这里有又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李白是独绝的，杜甫是绵延的。对于田余庆先生在历史学研究上是否创立一种规范供后人模仿，我了解不多，不敢妄加比拟。但我想，若是将他比成杜甫，他大概不会太生气。
(2001-04-14.22:43:17)
【将无同】
小观音：我的贴子因为重点是谈田先生，所以对陈先生说得不多，也不够。陈先生是伟大的学者。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2001-04-14.22:53:12)
【老冷】
观音：关于陈田两先生，你恰好理解反了。陈是给人很大余地的，田则是穷尽一切材料与解释（周一良先生称为“石头里榨油”），让你叹服之后，不敢再思考这个问题了。严格地说，还是陈先生更有长远的影响。当然，比较他们的优劣不合适，田先生自己决不同意咱们这样来比较。不管田先生是否在某些方面的确超越了陈先生（周先生最早指出这一点），他深受陈先生的影响、事实上接续了陈先生的衣钵，大家是同意的，田先生自己也“当仁，不遑让焉”。说到这里，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当代另外一位对魏晋史研究作出伟大贡献的学者唐长孺先生，他的成就，在50年代以后成名的历史学家中，至今可算第一。将无同的学术特色，某种意义上，有点接近唐长孺。
(2001-04-14.22:58:57)
【杠头】
回观音：
高论是对将无同一文的注角；所谓疏不破注，我看你是恪守家法了。
趁此机会，我要郑重声明：我绝没有对田先生的细密有丝毫的看法；相反，我认为田先生的细密是他思想的承载物；这一点，将无同、贩子等均可作证。
你对陈寅恪的批评很中肯，但是，我想补充一点的是，任何一位具有体系性思想的学者，他的体系都具有你所谓的封闭性！一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他的体系就不会永远开放；当然绝大多数的思想者，其体系形成之时，就是这个体系封闭之刻——不封闭就构不成体系，这就像一个圆。
但愿对你的意思我误解的不太多。
(2001-04-14.22:59:27)
【小简之友】
我一直以为，发生彼此理解上的错位，主要原因不外乎有三：首先可能是表述者拙劣的表达方式；再则是对陈述的内容未有足够的了解；最后也有可能因为固守着某一立场，形成铁桶般的心理防护圈吧。
无论观点对错、无论学问深浅、也无论身份差别，在一个公共的舆论场所，交流至上嘛。抱着这样的信念，才斗胆卷入两位的谈论当中。
(2001-04-14.23:26:57)
【隔水观音】
我同意杠头关于“变态”与“偶然”的说法。
但以“民族矛盾、流民、大族三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分析就会因此而大大削弱其意义”为理由似乎显得说不过去，我想，田先生自己肯定不会考虑这种理由，假如他确实认为这种变态是必然性的话。因为真正的历史事件往往是繁琐无序的，而政治史的研究只是提供一种理性的理解。我自己从不相信万世不变的原则，而大学者并不热衷于提供号称公理的思维模式，所以即使是田先生这样的深刻，他也是在进行一种思考，提供一种解释。我想，经过深入思考的理解成果，并不一定非要标榜它在历史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才能得到承认。而这一点却是许多人写论文时特别热衷的。
将无同的那篇读后感中提到田余庆先生曾经说过：“我不愿意追求终极原因，因为一追求终极原因，文章就飘起来了。”可见，他自己也只是踏踏实实地研究具体的东西，而非醉心于建立垂统万世的理论。
(2001-04-14.23:28:04)
【隔水观音】
回老冷
为什么露怯的总是我？（：-（
(2001-04-14.23:41:00)
【隔水观音】
回小简之友
你的分析十分全面
首先可能是我拙劣的表达方式。虽然我学的是中文，但对于语言的运用始终没有到纯熟达意的境界，我的一些想法只是模模糊糊的感性片断，却要用抽象的辩论语言来高度精确的概括，这无疑造成别人对我意思的误解。
其次是我对陈述的内容未有足够的了解。我说过我是学中文的，对于历史主要是私人兴趣，虽然这近似于替自己的种种疏漏开脱，但我确实想在批评之后再作一番自我批评。在原先就曾因为没有充分的了解而妄赞了《道士塔》，被墨王苦心纠正了一场，今天老毛病又犯了，将无同（抱歉，虽然已经有了拍（）屁的嫌疑，这里还是要说）不就说：经验告诉我们，人真正能克服的缺点都是小缺点，致命的缺点是无法克服的。或许，我将来会因为这个大毛病而死无葬身之地——天保佑，这不是一句谶语。
再次是因为我固守着某一立场，形成铁桶般的心理防护圈吧。传奇般的陈寅恪先生，文史哲都是大家，或许就因为这，总觉得他是难以超越的巅峰，像我这样的小人不免有嫉妒之心，总想将他贬的低一些，以使自己未来的路短些。而田余庆先生则在遥遥的历史领域，隔行如隔山，也损害不了我的丝毫功名实利，加之距离产生美，便会自不然的扬田抑陈。
杠头说我热衷于注疏，你看我给你的话做的这番注疏可合你的本意？反正交流至上嘛。
(2001-04-15.00:13:42)
【杠头】
回小简之友：
首先要向小简之友君道歉！我在上次回复你时，说得过于绝断，这就使我们失去了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当然的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到目前为止还只是这个水平，但一则未必正确，二则今后也可能会有改变的机缘。最后，特别声明一点，我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你有多大（我推测可能我会痴长你几岁），更不知你学的专业是什么，但我绝无它意。无论观点怎样，我可以不同意你所说的，但我绝不会因为专业、年龄等因素来决定我对你的意见的态度。如果我的回复中带有这样的色彩，万望见谅！这绝不是我所想要表达的。
回观音：
对我们所要讨论的内容来说，参加讨论的人都是平等的，无论他们之间的年龄和专业有多大差别。只要我们所说的是经过自己思考过的东西，而不是矮人观场，人云亦云，就很可贵，就值得表达出来，虽然也有人说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2001-04-15.10:46:57)
【隔水观音】
遥看往复堂
松柏郁青青
我是文家女
不解史家声
(2001-04-15.18:40:16)
【杠头】
关于渡江问题——敬回将无同
关于渡江以前的事，田先生作了勾稽，目的是为了说明共天的是哪一个王和哪一个马。如果史书中没有留下关于渡江之议的三条记载有歧异的史料，或者根本就同有留下渡江之议的史料，也不会因此而影响田先生对王与马共天下局面出现的分析，因为东晋事事上是渡了江；从这个意义上，田先生对这三条互有分歧的史料的解释，确实表现了他对史料处理的智慧。即使我们只能见到与之相反的记载，即只留下反对渡江的史料，田先生也一定会处理成：当时有人反对，但迫于时局，大家最终还是采纳了渡江的意见，虽然我们今天已看不到这方面史料；有反对意见的存在，正说明当时对此事有过讨论。但无论意见分歧的记载也好，意见截然相反也罢，有这样的记载，更能说明当日渡江具有一定的计划性和有序性，虽然从总的方面来说，渡江是不可避免的，况且事实上已确实是渡江了。因此，将此理解成对史料的处理更合适；当然，从这些史料的分析，可以有助于说明日后渡江后共治的是哪个王和哪个马。渡江有意见分歧与共天下局面的出现，确不可混为一谈。
对田先生《晋门阀政治》一书，其首要的意义是对东晋一朝政治史的勾勒，特别是在这一朝政治史的演变过程中的关键点的勾勒；在没有勾勒以前，我们看到的是河面上的漂浮物，经过他的勾勒以后，我们看到了漂浮物下的河水的流动。其次，是把东晋一朝的政治史放到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所进行的反思；虽然对这一思考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如果仅有前一点，那不过是一朝政治史；有了后一点的思考，就使这一朝政治史具有了在中国古代史上变化演进的意义，使其学术价值和贡献突破了对东晋一朝研究的意义。
对治东晋政治史来说，此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后人再作这一朝的政治史而想有根本性的突破，恐怕就有相当困难了。但如果将这一研究成果作为基础，把眼界放宽一些，比如南北一起研究或对比研究，如以东晋为中间点而上推下沿，或许才可能有根本性的进步。关于这些问题，还是请将无同、冷兄、贩子、猴子诸公发表高见才是。
(2001-04-15.21:33:26)
【远在东洋】
我插一句，《东晋门阀政治》的方法和思路可能不是普遍适用的。曹魏和西晋，田先生好像做过，但没有理出像东晋那样的线索。在南朝可能也不适用。田先生曾经计划研究南朝政治史，还申请了社科基金，但后来放弃了。我想主要原因是南朝史料不足。隋唐以后，材料太多，恐怕也不能用田先生的方法。田先生的方法适用于史料不多但将将够用的时代。
从发言的风格上我大致猜出了杠头是谁，但不敢肯定。冒昧地问一句：你我认识吗？
(2001-04-15.21:55:38)
【隔水观音】
陈苏镇先生？
(2001-04-15.22:38:01)
【杠头】
敬回东洋客：
久闻大名，无缘拜见！
尊贴所说的是田先生对史料或历史现象细节的勾勒，我在上一贴中强调的是对以东晋为中心的前后左右的认识和理解。
(2001-04-15.22:41:30)
【杠头】
如果是苏镇先生，那我实在是太眼拙了！我以为是另外一位长居东洋的学者。——如果是苏镇先生，我当然认识，您还是我的老师呢！还到您家吃过饭，还得到了您的赠书……还有无数的交往呢！
您初到日本，感觉如何？一年时间太久，可以三个月为单元，分次分期去，最好。
如果您是苏镇先生，那您猜得一定不会错，在北大您给吴先生当助教给我们主持古代史辅导课时，我就有杠必扳。贩子大哥说北京人是许牛皮不许扳杠；我回答是可扳杠不许牛皮，吹什么？没意思！扳一扳，还可能明理吗？苏先生以为如何？
您看一下我贴在“购书小记——谨回冷兄”中的开场白，保您一乐。
(2001-04-15.23:12:36)
【老冷】
我似乎听见了杠头嘹亮的声音，争论激烈时刻他面部紧绷，把玉面拉长了，嘴角也向两边移动。哈哈。
(2001-04-17.08:23:27)
【远在东洋】
所有人都藏在假名的后面，怎么只有我被公诸于世？杠头兄，现在我肯定地知道你是谁了。扳杠（北京人好像说抬杠）好！尤其在讨论的场合。记得当年在课堂上，你和曲健都善抬杠，这至少可以避免冷场。你的开场白，我一定去看看。隔水观音？我还猜不出。
(2001-04-17.20:37:52)
【将无同】
东洋兄：观音是一个小孩子，听过你的课。
只要点击一下你的信箱，你的名字就出来了。要想让人不知道你的真名，就立刻把信箱删掉。你太老实，要是让你填家庭地址和家庭主要成员，我估计你也会认真照办的。哈哈。
(2001-04-17.21:15:24)
【隔水观音】
将无同，你太狡猾了，我被供出去你能得到什么好处呀？
陈先生好！我没听过您的课，您别听将无同胡说。不过我知道您也是作魏晋南北朝史的。
(2001-04-17.21:46:48)
【将无同】
帮朋友的忙，不是为得好处。
对了，东洋兄，上面没说清，是个小女孩。
(2001-04-17.23:23:09)
【隔水观音】
MY GOD!
(2001-04-18.09:09:52)
【远在东洋】
知道了。谢谢诸位！
(2001-04-18.20:46:29)
【大雨】
Mr. Dongyang, thanks a lot for granting the respected book.
I am sorry to attest that Mr. Dongyang and Kwan-yin must have met for many times but never known each other.
(2001-04-18.23:41:08)
【隔水观音】
这个大明之人真摩登，开口闭口都是番邦鸟语。：）
(2001-04-19.12:22:02)
【远在东洋】
大雨又是谁？为什么说英语？大明之人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搞明史的？如果是这样，我大致可以猜出是谁了。网上用假名不知是谁开的头，猜来猜去，多累呀！
(2001-04-20.19:41:55)
【隔水观音】
陈先生是老实人，当然搞不懂他们这一套，不过还是这样好，孔子主张讷于言敏于行，您这样的才是仁者！（大家鼓掌）
不象将无同，除了出卖我什么好事而都不干。
(2001-04-20.21:01:18)
【杠头】
回远在东洋：
上网也是一种游戏，像将无同等就如鱼得水。像他们这些老网民，对网上的人与事都熟悉得不得了，不信，你可以将你不知道的情况问一下老冷、贩子；他们不光能告诉你某人是谁，而且能给你描述出某人长像如何（这一点是将无同所不及的，他对许多人也只是“耳食”而已，比如他给你介绍的小女孩，他就未必谋过面；不过，他的这种介绍倒是能给人提供更大的想像空间）。
读《东晋门阀政治》
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已经出版十几年了，相关的书评时有所见。我也想写，但又有种种顾虑，一直希望在别人的评论看到自己想说的话。可是这个想法每每落空。看来，自己想说的话还得自己说。
《政治》一书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与通常皇权至上的时期不同，东晋一朝出现了皇权与士族共天下的特殊政治局面。最开始是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即士族琅邪王氏与皇帝司马氏共治天下。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间势力强弱有变化，所以王与马之后，还会有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等等的变化。同样，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之间存在着制约的关系，所以任何一家也并不能轻易地取代皇权，由此，共天下的局面得以维持。
至此为止，问题似乎已经圆满地解决了。但是，作者的思考并没有停下来。他又发现，在士族与皇权之外，还有另外一支不为人所注意的政治力量在起着作用。这支力量就是流民。当时北方有源源不断的流民南下，这些流民不是西汉那种流民，而是一支由流民帅控制的武装组织。他们起初在热闹的政治史中虽然不显眼，但在保卫东晋免遭胡族铁蹄践踏上却着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是皇权、士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发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发现了这条线索，才能完整地解释东晋之所以存在、东晋之所以消亡。我们看作者的总结：“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刘裕既继承了孝武帝伸张皇权的遗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虽丧元气但有余威的门阀士族的席次。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可见，如果作者没有引入流民问题，这个最终的结论是不可能得出的。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
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倘若长久地没有进展，通常是因为研究者忽视了不应忽视的因素。寻找到这些被忽视的因素是很困难的。困难不在于它们隐藏得有多深，而在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思路根深蒂固，无形之中会制约后来者思想的展开。关于门阀政治，以往的研究者多是从士庶对立的角度加以讨论，不要说流民问题，就连皇权在这之中的地位、作用也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作者突破了不易突破的制约，所以才为人们展现出一番新的天地。抛开流民问题不谈，上述结论本身也十分精彩。作者没有过分地渲染东晋南朝间历史变动的剧烈，而是清醒地注意到历史变化的背后也还存在着历史的延续。要解释变化中的延续，必须看到历史的深处，如果思考仅仅停留在表面，那么“延续”与“变化”的同时存在只能使研究者在解释上陷入困境。
《政治》一书二十五万字。如果让我写，可能有三万字就够了。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大的篇幅？我想，这是因为作者对历史细节有着特殊的偏好，不妨说他有一种“细节嗜好”。要说明细节问题，没有足够的篇幅是不行的，因为在这里，一般性的说明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永嘉之际，晋室南渡。关于南渡的建议者有三种记载。一说是王导，一说是裴妃，一说是王旷。对于这样的问题，谨慎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不作判断，只是存疑。轻率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会勉强认定一种是真实的，而排斥其他。但作者却不是这样处理的。他说：“以上三说，各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可以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说明南渡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划。”这个结论真可谓是预料之外，情理之中。在考证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突然不考证了，用敏捷的思维化解了这个问题。类似的例子在书中还有许多。
将近二十年前，田余庆先生曾和我们学生说：“要注意排除反证，没有反证的问题是简单问题，复杂问题往往有反证。反证必需在我们的考虑之中。”以上这个例子可以说是排除反证的经典之作。
老实说，究竟是谁提出了南渡的建议并不重要，如果我来研究，大概不会注意这个问题。这里之所以提出它，主要是想说明作者在解决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智慧。优秀的学者就是这样，他不仅会提出有价值的观点，而且也会让你看一看智慧的模样。从古至今，智慧远不如知识增长得快，所以每当我们看到智慧的光芒时，就会感到由衷的喜悦
他不会永远顺利的，他也会陷入困境。在阐释东晋门阀政治出现的原因时，他提出的理由使人怀疑。首先，作者采用了一种叙述的模式来说明问题。他指出，东晋王导与司马睿的政治结合，实际是来源于西晋王衍与司马越的政治结合。同样是王、马结合，但地位却不相同，在西晋，政治上是以司马越为主，王衍为辅，而在东晋，则是“王与马共天下。”王、马之间关系的变化是因为早在西晋末年尚未南渡的司马睿与王导结合时，司马睿就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上。那时的他只是一个“恭俭退让”，“时人未之识”的一般宗室成员，而王导已经具有政治阅历和名望。这种关系延伸到东晋，“便有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由此开启了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这样叙述历史事实是一点也不错的。但是从道理上讲，我们并不能排除前一对王与马南渡的可能性。如果过江的是司马越与王衍，必定还是以马为主，以王为辅。如此一来，岂不是就没有百年门阀政治了？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坚信过江的只能是司马睿与王导，疑问也还是存在的。因为“共天下”的局面在王导以后并没有结束，而是一再出现，持续百年。对于东晋皇权来说，这种局面绝不是一个偶然事故所能造成的。
在本书结尾的时候，他又再次触及到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他说得依然没有错，但依然只是对事实的陈述而不是解释。东晋出现门阀政治，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曾当面征询田先生的意见。他略作沉思，答道：“我不愿意追求终极原因，因为一追求终极原因，文章就飘起来了。”的确，对于习惯了从细节出发的他来说，追求终极原因是太难了，终极原因不会在细节里。
无法在深层次上解释门阀政治的出现，这其实并不仅仅与他个人的研究习惯有关，而且也与政治史研究方法本身有关。极端地说，单纯的政治史研究可以解释从去年到今年的政治演变，但却无力解释政治形态的根本变化。当整个政治形态都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必定牵涉到超出政治史范围的更大的历史变动。这就如同说我们可以用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分析辛亥革命时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但却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解释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这里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形势种种因素。在时代发生大转折的时候，终归是政治跟随着时代，而不是时代跟随着政治，尽管表面现象可能恰好相反。
政治史研究方法对他的制约不仅表现在研究东晋门阀政治时。在研究三国史时，同样的问题也发生了。在《孙吴的建国道路》、《李严兴废和诸葛用人》等文章中，他为我们揭示出了吴、蜀政治演变的清晰线索，关于曹魏，他也写过若干高水平的文章，但涉及到曹魏发展线索的时候，他沉默了。这是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吴蜀的历史较为单纯，都是有头有尾的，容易把握。而曹魏则不然，一涉及到曹魏，就必定要和前面的东汉、后面的西晋联系起来，而汉晋时期的历史变动是多方面的，远远超出了政治史的范畴。一到这时，他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即使不考虑政治史以外的因素，单纯思考政治发展线索，他面临的困难也同样不少，因为从东汉的党锢之祸到西晋的八王之乱，时代剧烈的、多次的变化打碎了政治史，政治史只是些零碎的片断。我们知道，他的性格是从细节出发，追求的是不缺少任何中间环节的一条完整链条。当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的时候，他只能沉默了。
有趣的是，在他沉默的地方，几十年前，陈寅恪先生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陈寅恪先生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中说，东汉末年有两种政治势力，一为内廷之宦官，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魏末曹氏与司马氏两党之争就是汉末斗争的继续。曹操为宦官代表，而司马氏则为信奉儒学的士大夫的代表。魏晋禅代，曹氏败，司马氏胜，斗争终于有了结果。这是一条清楚的线索。为什么陈寅恪能找到线索呢？很明白，他所凭借的是他自己的阶级分析学说，而他的阶级分析学说说穿了就是血统论。曹操是宦官的后代，所以曹魏就是宦官阶级的代表。这样，他用理论把断裂的政治碎片缝合了起来。
他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田余庆先生曾委婉地指出，陈寅恪先生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曹氏父子早已转化为皇权的代表，而不再与宦官有何关系。我要补充的是，在转化为皇权以前的东汉末年，曹操就不在宦官阵营内。密谋诛杀宦官的计划制订时，曹操就已经参加了。从他晚年的回忆中看，年轻时的曹操的理想很简单，就是想当一名合格的士大夫。借用田余庆先生的分析方法，可以说东汉末年的曹操是介乎于宦官、士大夫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力量。
从以上的对比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陈、田的不同。他们都在研究政治史，从表面上看，陈寅恪先生也是在寻找历史线索，但深层上看，他实际上是要用历史的线索来证明他的理论。在他那里，只要理论不缺乏，几乎所有的历史线索都是能找到的。总之，他有理论先行的嫌疑。而田余庆先生则不然，他没有预设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历史内部真正存在的线索。如果找不到，他不惜沉默。
两种方法，各有利弊。陈寅恪先生的政治史是有理论背景的政治史，所以他研究问题涉及的时段较长，显得有气魄，而田余庆先生的政治史在气魄方面就显得略逊一筹了。田余庆先生的优势是，思考缜密，一旦得出结论，往往不可动摇。公允地说，陈寅恪先生在他认为有用的若干历史细节、若干点上也有极精致的考辨，但是在点与点之间则往往有较大的跨越。他跨越的幅度越大，失误的机会也就越大。
我曾当过几年教师，我曾道貌岸然地告诫学生说：“要注意克服自己的缺点。优点不用管它也会发挥作用，而缺点不被克服就会妨碍你的进步。”这话看似合理，其实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经验告诉我们，人真正能克服的缺点都是小缺点，致命的缺点是无法克服的。陈寅恪先生是如此，田余庆先生也是如此。大师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大师也不是因为克服了缺点才成为大师的。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陈寅恪先生是成功的，田余庆先生也是成功的。
学术要发展，我们一定会找到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新的方法不会离旧的方法太远。
老冷
时间：2001-04-13.20:50:01
终于读到这篇期待已久的书评了。将无同从方法论的高度看田先生，眼光锐利，思路宽广，读后很受启发。
记得我们谈到细节嗜好的问题。我说我现在陷入到这一嗜好中了，但我的意思并不是不想要关心大问题，事实上细节可以置于大背景上来思考。你这里特别举出陈、田两先生思想方法上的异同，谈的更明确了。
我总在想，未来的突破，会从哪里展开呢？也许对细节的重视，可以提供一个支撑点吧。我们看学术史上大的进步，总伴随着方法论的革命性变化，而这个方法论的革命，又是从哪里发端的呢？我总觉得，对细节的一丝不苟，也是一个基础呢。就比如达尓文观察美洲动植物，细节之琐碎繁猥，自不待言，而由此引出的方法革命，更是惊世骇俗。史学进步，亦无不从认真读书开始。——可是，仅仅认真、琐碎是远远不够的，研究者的天资，似乎比什么都重要啊。
《东晋门阀政治》讲述了从公元4世纪初年至5世纪初年的百余年间，几家门阀与皇权结合运转的一段历史。虽不是完整的东晋历史，但从东晋门阀士族的兴替和门阀政治的发展以至消亡，偏重于政治史方面的研究，它以江左几家侨姓士族的兴衰为线索进行考察，但也不同于各个士族门户的个案研究。书中亦旁及军事、地理、文化、经济诸问题，却也只限于阐明门阀政治的需要。
这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和周密的考证分析，对中国中古历史中的门阀政治问题作了再探索，认为中外学者习称的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具有暂时性与过渡性，其存在形式是门阀土族与皇权的共治。本书不落以婚宦论门阀士族的窠臼，对中国中古政治史中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精辟的见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东晋是西晋被北方少数民族灭亡后，皇室南渡江左建立的，凭长江天险自守偏安一隅的王朝。从横向来看，在它百余年的历史中，既要面对北方军事集团的强大压力，同时还要无时无刻对内部集团的势力进行整合，尤其是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让东晋王朝的历史大环境十分严峻。从纵向来看，东晋以及其他与它并称的王朝，即魏晋南北朝，可以说夹在两组大一统的王朝之间，上承秦汉，下启隋唐。中国的历史如以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并六国，辛亥革命为节点，可以分为邦国时代，帝国时代和共和国时代，而帝国时代又可以以统治阶级的不同，可分为贵族地主阶级，士族地主阶级和庶族地主阶级，而这三者是一个不断过渡的过程，前者见于秦汉，后者在隋唐因科举制度而确立，在中间的士族地主阶级的统治便在魏晋南北朝，尤其是东晋以门阀政治的形式出现在历史舞台。在我看来，门阀政治是中国历史必须经历的阶段，而当它处于东晋是特殊的环境时，便增添了更多的儒雅风流。东汉末年，贵族政治崩溃，但由于三国的出现，尤其是曹操所倡导的唯才是举让贵族政治不能自然的向士族政治过渡，直到曹丕向士族阶级妥协，用九品中正制将踏入官场的特权交予士族，最后士族代表司马氏代魏兴晋，历史是才回归正常的发展轨道，而九品中正制便是门阀政治的根源（更早可以追溯到汉朝的察举制）。
田余庆先生在书中说：“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而这个特定条件指“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这三个条件可以说是缺一不可，相辅相成。东晋帝王大都幼年继位而中道崩殂，在位时间不长，政治建树极微，这既是皇权丧失的集中体现也是皇权丧失的内因，更是士族势力做大的外因，势力庞大的士族客观上也阻碍了皇权的重整，乔迁江左的东晋王朝需要士族的支持来稳定自身政权，士族也迫切希望通过保全司马氏的统治而得到东晋王朝的庇护，双方均不愿意看到原先的本地士族另立新朝，皇权与士族不断发生摩擦，在摩擦中，皇权与士族的势力不断整合，士族的特殊利益不容侵犯，皇权也不可能让一姓门阀独大，就这样，东晋由门阀与皇室共治天下的局面百年不变，而当政门阀却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而这种皇权与士族的妥协与平衡既是在北方少数民族压力的产物，也有助于东晋王朝抗衡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行动，淝水之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永嘉之乱，五胡乱华，中国北方长期陷于战乱，这是中国历史上汉族的一次大灾难，而凭险自守的东晋王朝客观上拯救了汉民族，原先在中原地区的知识分子、农民、手工业者、商贾等也纷纷逃亡到南方，他们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使江南地区日渐富庶和繁华，完成了中国重心第一次南渡，实现了中华文化的连续，而这才是东晋王朝伟大的历史功绩。江南的开发和北方的民族大融合并行，成为日后隋唐大一统的基础与契机（隋代北周胡人政权而立，李氏家族本身便有胡人血统），正如田先生在书结尾所说的那样，“只有当沙石澄清，尘埃落定的隋唐时期到来，我们放眼南北，后顾前瞻，才能把握这一历史进程的脉络”。
田先生书中一再提及儒学与玄学以及由儒入玄。东晋的门阀政治正是世族集团按照玄学理论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封建政治格局，各姓门阀的中坚人物大都是当时的玄学名士。门阀政治的形成标志着玄学走到了它的顶峰，而各姓门阀同时也借助玄学名噪于当时的士人社会以换取政治资本。门阀政治形成后, 几个大的士族轮流操政，皇权旁落, 士族在政治上的地位得到最后的巩固。因而昔日那种在皇权政治下惶恐不安的情形不见了, 士人有了寄情山水的时间与精力，玄学进一步发展，而王羲之为批评名士之虚无的思想观念而作的《兰亭序》，
以“死生亦大矣”的观点来警醒“后之览者”却又是后话了。
门阀政治的出现，保证了士族地主阶级的特权，但毫无疑问这对寒族布衣出生的知识分子式极为不公平的，这直到隋朝科举制度的创立才得到改变，但我认为隋炀帝创立科举制度是鉴于前朝门阀做大架空皇权以期凭此巩固皇权和破坏门阀制，而不是单纯的为庶族提供公平的入仕机会。但科举制度的确立是我国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为庶族地主阶级统治的官僚政治的帝国的出现提供了先决条件，这与《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并无直接的联系，这只是我读后联系我另一门选修课——中国教育传统与变革的有关内容的一些思考。
门阀政治虽然阻碍了寒门布衣的入仕道路，但在当时是绝对合理的，田先生在书中已经给出了精辟独到的见解，在这里我无需赘言。我认为，门阀子弟有着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私学尚不发达的东晋时代，他们极易得到优质教育，首先，他们的父辈本身便是名噪一时、出将入相的人中龙凤，这种家庭教育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积极且巨大的，其次，出入门阀幕府的均是名士，这对他们学习十分有利。同时，出生于门阀这种累世公卿的家族，他们能够从父辈处学到书本上看不到的为官之道与安邦济世的学说。还有，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与人之间智商间的差别是不大的。皇权不可能让一姓门阀独大，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士族只能选择将自己后世的当家人培养的更加优秀以维持自己本姓门阀的权柄，当然，有些事情并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权柄仍然在各姓门阀中更迭，但严格的精英教育仍然帮助一些士族历经百年而不衰。我还认为，这些侨居江左的门阀士族在经历了国破家亡之痛和胡人对汉人的大屠杀之后，他们身上的民族责任感和民族自觉性是普通寒族和江左本地的吴姓士族所不能比拟的，无论他们北伐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他们到底还是伐了，他们到底还是积极应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威胁，为汉族在思想文化上完成对胡人的绝对征服赢得了时间。
“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在东晋百年间的变态，是政治体制演变的回流。门阀政治的存在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它是从皇权政治而来，又依一定的条件向皇权政治转化，向皇权政治回归”，最终历史循着自己的发展轨道，以一个大一统王朝的新局面重装上阵，大乱后必有大治，中华民族在历经300余年的动乱后，终于又在隋唐从新站在世界之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