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 会 准 则

谁能想象长年积累起来的美洲处女地，它是如此的富饶、稳定和肥沃，超过了人们梦寐以求的贪婪的一切。尤其是，大约一万年以前，曾出现过一个新世界，但那种土地我们再也不能看到了。不过，在两个间冰期的时期内，当人们遵循巨大的食草动物的足迹，由西伯利亚横过大陆之间的陆地大桥至美洲，它们或许辨别不出有什么变化；当时的这种新环境是和古老时期的环境很相像的，只有当人们深入到南方才看到深刻的变化，不过，这段时间的流失必然很长很长的。有关遥远的大冰原的追忆很可能仅仅是些部落的历险故事夹杂着幻想和神话。

首先进入这个新世界的人，当时是另一种食肉动物，在某些方面和剑齿动物没有什么区别。犹如其他的食肉动物一样，它们也要受猎物数量的限制，但是人引用了一种新的很有威力的工具，证明了他不再是普通的猎手。

侏罗纪时期种子的出现，促使花朵的猛烈的激增。被子植物比早期的裸子植物或较老的孢子植物更能适应环境变化和不受限制地自由扩散。就是这些新的开花的植物，把它们具有果肉的皮囊移植到世界各地，成为事物的源泉，在以前的年代里，这一点还鲜为人知，被子植物的影响没有比青草覆盖大草原更深远的了。正因为有了草原，才维持了大量的远程快跑的动物群落。接着这些动物又成为食肉动物的捕食物，终于人类又成了猎杀这些食肉动物的首领。青草覆盖着大草原，喂养着食草动物并使其得以繁殖，以此为背景才出现了一种新的食肉动物，他拥有更强大的工具，超过了他的需要，超过了他的控制能力，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也就是说要批判地评论原子时代的人。

火是新的破坏性的工具。火在草原上是不新奇的，雷电引起火灾是经常的，草原鼎盛时期确实是这样的。但是猎人引起的火灾比自然发生的更为经常。为了把北美胡野牛、鹿、猛犸象和村牙象驱赶到封闭胡山谷中或悬崖上，很多草原就被烧掉了。当时的气候也处于逆境，不仅威胁生物，也威胁人类，被认为是猎人破坏和恶劣气候破坏兼有的时期，结果造成北美第一次人类的巨大遗产—草原食草动物—的灭绝。要是放养的动物像火一样的把草原的草吃光扫尽，那么青草又会像火似的漫延生长，而土著民族的猎人的火，加快和完成了对草原和食草动物的灭绝。这是在土著民族占据时期对大陆的第一次重大冲击。

以后的一千年中，尽我们所知，再也没有类似的劫掠暴行了。要是从北美印第安人的习俗推测，那么那里人类和自然之间变得十分和谐和平衡。采集者和猎人知道了采猎要和庄稼及猎物的容量相适应。在这一进步过程中，他们必须要不断的对生物和它们的习性有所了解。打猎必须考虑繁殖季节，保护怀胎的母体，挑多余的雄性动物宰杀。这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人类最早的祖先树鼠和巨大的食肉恐龙相比显得是很小的动物。但掌握火的猎人就不再是弱小的动物了，他已经具有与食肉恐龙相同的劫掠力量了。但是，猎人把他的打猎习惯和猎物的习性和容量适应起来，这一点确实说明他已是有思想的人了，这也是第一次证明人的大脑是管理动物界的手段。从此，人不再是简单的会说话的动物，而成了石器的制造者，火的操纵者，这就是人，有思想的猎人。不过，我们必须注意，不要过分的自夸。许多别的动物，他们的大脑是不值一夸的，但是它们也能控制它们的种群数量与可获取的猎物相平衡。

对于“原始”人的认识，由于看法上的巨大分歧，还十分含糊。有人理解为“高贵的野蛮人”，另一些人认为原始的部族是设想的存在于类人猿与人类之间的“过渡动物”（“missing links”）。显然，这种简单的说法既不承认也不否认高贵的存在，原始人的脑子与他最高级复杂的同类的脑子是没有多大的区别的，后者所以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按照他自己的条件，是由于他们从他们前辈那里继承了工具、知识和才能。除极少数例外，“荒野的自然”总是很少提供理想的环境，因而生活在原始社会的人是容易感染疾病，使寿命缩短，还容易受到极度的热、冷、干旱、饥饿和暴晒的威胁。他们经常担惊受怕和迷信，但是他们经常从环境、生物和它们的发展过程中获得令人吃惊的经验知识，这些知识都被吸收到宗教迷信中去了。可以确切地说：他们的成功，适应自然，也恰恰就是由于这点知识。能自我维持成千上万之久的社会，就证明这种知识的存在；这确实是认为大脑是生物圈的管理者最好的证明。

信奉异教是个多余的贬义词，而泛神论[]却是一个较好的词。谁能为此的完好地了解上帝，以致于拒绝其他类似的信仰呢？人们要问伏尔泰的信奉究竟是什么[]。泛神论中充满了泛灵论[]，它包含一种理论，认为存在着一种和物质不可分的非物质的本原（Principle），所有的生命和行动都可归因于这种本原。泛神

论者认为世界上的所有现象都具有神一般的属性：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是神圣的。他们相信人在自然界中的行为能影响他自己的命运，而这些行动会对生命带来影响，直接和生命有关。在这种关系中，既不存在非自然范畴，也没有浪漫主义和多愁善感的色彩。

易洛魁人（Iroquois，昔日居于纽约州北美印第安人之一族，性强悍好战，文化程度颇高——译注）的观念是典型的印第安的泛神论。易洛魁人的宇宙志是以一个理想的空中世界开始的（a perfect sky world），地球的母亲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被鸟衔住，降落在一只海龟背上，即地球上。她的两个孙儿是双胞胎，一个善，一个恶。一开始，一切是极愉快和满意的：两条相似的河流向两个方向流动，使谷物饱满，猎物丰富，石头浸润和气候温和。双胞胎中的恶者带来了蝙蝠和毒蛇，旋涡和瀑布，枯死的谷物，冰天雪地，老化、疾病和死亡。生活的舞台就是这两种力量的对抗；这两种力量受到现实世界中人的行动的影响。总之，人的所有的行动，出生与成长、生育、吃喝拉撒、打猎和采集、航海和旅行都是神圣的。

在狩猎社会里，对待猎物的态度使至关重要的。在易洛魁人中，熊是受到高度尊敬的。它不仅给人提供极好的肉和遮蔽用的皮，还提供了烹调用油，还能储存起来。人们站在猎得的熊面前，在宰杀之前，要作一番长长的独白，猎人要充分的解释和保证，宰杀的动机是出于需要而不是出于不忠。以上这些对待猎物的态度倒确实是打猎社会中一种进步的观念，它能确保社会的稳定。好像烧杯中的高锰酸钾晶体，扩散而达到稳定的平衡一样，猎人相信所有的物质与行动是神圣的，有其后果的，他们尊敬和理解他们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他们与环境要保持一种稳定的状态，由此才能生活在一个和谐的自然中并得以生存下去。

我们放弃这种观念已有久远的历史了。关于人的起源的构想，认为全部是神给的，给予人统治所有生命和非生物，享有征服地球的权利，这种观念在《创世纪》的创世故事中已包括了，而这正是和泛神论的观念完全对立的。而希腊人不仅想出了人化的神，还有自然的神，这一信仰一直保持到快到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时期，而对于西方的传统来说，现在泛神论已经消失了，在欧洲只有拉普人（Lapps）还坚持这种信仰。不过，当一些主要的神学家对《创世纪》的内容的精确性感到惊恐而退却时（布伯（Buber），海斯希尔（Heschel），蒂利希（Tillich）和韦格尔（Wergel）甚至泰亚尔.夏尔丹（Teihand Chardin）被它的傲慢的超然存在激怒了），泛神论者的比较平和顺从的观点似乎是一种更好的人类起源的说法，至少是一个有益的假设（working hypothesis）。要是有神存在，那么一切都是神给的。要真是如此，当然人在自然中的一切行动也就都是神圣的了。

在中美和南美洲的原始社会发展了很高的文化，如玛雅（Maya），阿兹台克（Aztec），托尔梅克（tolmec），托儿铁克（Toltec）等文化。在北美没有产生这些文化。在这里的土地上，发展了原始的农业，还是个很简单的打猎和采集社会，有思想的食肉动物在此经营和维持体系的平衡有几千年之久。他们对自然和自然的发展有了很敏锐的反映这些反映在多种多样的泛神论者的宇宙志中得以制度化和成为习惯。这些东西可能不被现代西方人所接受，但作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一种，对当时的社会和他们的技术产生了实际而有效的影响。

总的来说，这些土著的社会成员能指望他们的孩子所继承的物质环境，至少要和前人继承时的环境一样好，这种要求今天我们很少能做到。他们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居民，他们能声称自己很好地经营了他们的资源。在随后的若干世纪中，生活与知识已经变得更为复杂，但不管我们提出什么样的借口，很明显我们不能做到他们那样。

再造就一个由哥伦布和科尔特斯（Cortes）、卡伯特（Cabot）和卡蒂埃（Cartier）、弗罗比舍（Frobisher）和德雷克（Drake）经历过的使人敬畏的发现（新大陆）的场景是完全不可能的了。随后的成千上万的人到这里来寻找避难所、土地、黄金、白银、毛皮或自由和基地，当他们面对这些西方人未接触过和未见过的土地和充满希望时所产生的惊喜，我们是难以感受到的，但他们是否知道，这是最后一块恩赐的“丰饶角”（cornucopic在希腊神话中象征富饶）。谁再能象西班牙探险家、西太平洋的发现人巴波亚，发现一块新大陆和新的海洋呢？

但是至今仍剩下有许多未触动过的地方，人们仅仅见过或留下足迹。交通不便和贫困是个伟大的保护者，保证了这里仍是早些时候西方人来寻得自己的大陆时的景象。例如：麦金莱山（Mount Mckinlney）和阿塞巴士卡冰川（Athabaska Glacier）；北大西洋拍打缅因州的岩石海岸；夏威夷的基拉韦厄火山（Kilauea

Volcano）；约塞米蒂（Yosemite）和蒂顿（Tetons）的壮丽的地质奇观；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的公园风景；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广阔如画的沙漠；宰恩（Zion）和布赖斯（Bryce）的棕榈和红树林、沼泽地和刻蚀（sculpture，即由于侵蚀而改变的地形；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地质幻境；哈特勒斯（Hatteras）的沙洲；阿巴拉契亚高原（Appalachian Plateau）；广阔的东部森林中心地带，太平洋沿海的云雾笼罩的红杉林；哥伦比亚州楠塔既特（Nantucket）的克雷特火山口湖；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州的桑格雷—德克里斯托山脉（Sange di Cristo Mountains）；西北的雨林（即全年降雨量甚大地区内之树林稠密的大森林）；纽约州的阿迪朗达克山脉（Adirondacks）的丰富多彩的景色；密西西比河流域和它的三角洲。 在这些地方，很多动物已经惨痛的绝迹了，但是一些灰熊还保存到现在，还有美洲野牛、大角鹿、驯鹿、叉角羚、野山羊、山狮、美洲豹、猞猁、美国山猫、草原狼、白头雕和鱼鹰、大苍鹭，至下加利福尼亚海外去产仔的鲸、海豹和海狮、沙鱼、海豚、旗鱼和金枪鱼。

早期的美国人居住在班杜里亚，他们的后代在弗德台地活动，筑起工事，而今天他们生活在新墨西哥州德祖尼、陶斯和内华达州德阿科马。这些地方斯极其珍贵德遗产，其中大部分地区可以称之为希腊神话德丰饶角，但今天只留下了狼嗥德踪迹。沿着铁路边缘的和未经栽培的灌木树篱，是形成深厚肥沃草根泥的青草的后代，这种草根泥斯地质学上的丰富的宝藏，超过了所有的梦寐以求的白银和煤铁。但美国中西部的大草原已不再有一度统治大草原的巨兽的痕迹了。

当哥伦布、庞斯.德.利昂、科尔特斯、卡布里卢和科罗纳多到达美洲时，他们把（非洲）利比里亚人德传统文化带给了早期的美国人。卡伯特、弗罗比舍、德雷克、赫德森赫巴芬和他们一起来的人传来了英格兰的风俗习惯，而卡蒂埃、马凯特和乔利特是传入法兰西文化的先驱。这些人和随后来的同胞，都是在热心于探险和征服的旗帜下统一起来的。但它们各自对待这块原始的大陆的态度上有着重大的区别。

假如通过哦狭窄的历史窗口，去观察这些外来文化对这块土地的态度，可以看到有四个明显的阶段划分，每个阶段都和民族有联系。十六世纪最初的探险者带来了伟大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影响。文艺复兴原出于意大利，而在这里能找到人和自然之间的人文主义的表现形式。

这种抵制中世纪宇宙志，体现人的力量的设想，在一系列的工程中可以见到。最早看到的是佛罗伦萨的许多花园和别墅，此后，这种形式集中表现的中心移到了罗马和蒂沃力。拨拉孟特、利戈里沃、拉斐尔、帕拉提奥和维尼奥拉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象征人文主义的形式，可以看到的如：美的奇别墅、德.埃斯特和兰特别墅、马达姆别墅和博博里花园；后期有奥尔多布兰弟尼别墅和蒙德拉贡别墅。在这些花园别墅中，通过强行设置简单德欧几里得德几何形式德景观，可以看到人的权威和力量，而在这段时期内，这种形式用的越来越多。人们将他们简单、有趣、有规则的幻想和伟大的艺术结合在一起，强加到一个对它不了解和不关心的自然中去。这种花园体现了人的优越感。

第二阶段是在一个世纪后发生的，这是最早的殖民时期，但是，权力和表现的中心转向法兰西。在一块平坦而任人处理的土地上，大规模的应用了同样的简单的人格化的景观，所以在孚—勒—维贡别墅和凡尔赛宫可以见到法兰西巴洛克形式，通过安德列.诺特的作品，欧几里得的几何图形在这里达到勒顶峰。路易十四高处于凡尔赛宫中心，从这中心放射出一对对交叉的轴线象征着君权神授，在他下面的几何规则的花园，证明他是神的化身，对其领地和受其支配的自然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或者说让人看起来真如这样的。 在西方的传统中，除了英国十八世纪和它的扩张时期是例外，把风景建筑和造园看做是一回事，正像阿尔罕布拉宫，圣.高尔大教堂，艾斯泰别墅或凡尔赛宫那样。在这一传统中，把装饰性的和易整形的植物布置成简单的几何图形，成为一个可以理解的超自然的象征，即一个由人创造的顺从的和有秩序的世界。 在这里，植物的装饰性是压倒一切的，决不被生态群落的概念所动摇。植物和家畜、狗、猫、矮马、金丝雀和金鱼等的功能是一样的，既要忍受人的摆布，又要依赖于人；草地、树丛、花丛和树木都是易于处置和有益健康的，因而就成了人的伴侣，成为家庭中的供养物。

这是一种用墙围起来，和自然分开的花园：它是慈善的象征，使人愉快、平静，供人思考和反省的孤岛。这种花园一贯用花朵作为它的象征。

这些花园不仅是从自然中精选出来的，经过装饰和栽培成的，而且通过有规则的装饰布置，它们就不象大自然那样的复杂，简化为一个简单的可以理解的几何图案了。因此，人们仅仅要求这些精选出来的自然，

体现和保证成为一个象征亲切和有秩序的世界—这是世界上的一个岛，却又与世界隔绝的。不过，人们还是认识到围墙之外的自然的形式和景观显然是不同的。劳伦.依斯莱说过：自身范围内无数不知道的事物是和野生世界联系着的“。这种花园象征着一个人工栽培的自然，野生的东西是被排除在外的。的确，只有那些相信自己与自然分割开的人需要这样的花园。对于泛神论者来说，自然的本身是最好地起到了这种作用。

每个世纪你能看到一种势力的转移，到了十八世纪即第三阶段，这种势力移到了英格兰，那里开始出现了现代观点，但还未达到真正的全盛时期。人们相信，人和自然的一定的结合是可能的，这种结合不仅能创造而且能加以理想化，少数风景建筑师拿这一时期的作家和诗人的幻想，画家的相像，遵循东方学者威廉.坦普尔爵士所提供的十分不同式样的线索，继而又通过后继者威廉.肯特、汉弗莱.雷普顿、兰斯洛特（“能人“）布朗[译注]、尤维得尔.普赖斯、佩恩.柰特和威廉.森斯通等人的努力，终于把英国混乱的地形和景色变成为我们今天见到得美好的样子。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将整个景观改变得如此完善，这是西方世界最伟大得观念和艺术得创造，而它的教益至今仍鲜为人知。

十八世纪得英国风景建筑师，他们“越过围墙，看到整个大自然是一个花园”。在围墙外面，“人们眼前是一个新的创造。”这种飞跃是随着活动领域得扩大，新的自然观驱散了老的自然观，新的审美观得以发展后才发生的。

这种风景传统是从光秃秃的景观，落后的农业和中世纪拥有土地变小的格局开始的，最后使整个乡村复兴起来，这种美好的形象一直持续到今天。证明了肯特、布朗、雷普顿和他们的追随者的预见，他们缺少生态科学，他们用本地的植物来创造群落，很好地反映自然过程，使他们的创造物持续至今并能自生不灭生存下去。

从功能上看，这种景观的目的是要造就一个有生产力的，经营有效的环境。山顶和山脚下种植森林，河谷覆盖大草地，并在其中建设湖泊和弯弯曲曲的和溪。这种新的景观，结果是扩大了草地，促使牛、马和羊群的发展。森林提供了有价值的木材（森林的缺少，伊夫林早就痛惜过）并维持猎物的生存，而草原上自由分布的矮树成为牧畜躲避阳光的地方。

考虑到造船的需要，最好种植橡树和山毛榉，其品种最为高大，但是需要从头开始种植。但在北坡土层薄的地方以及高处，不适于种这种树，应种松树和桦树。河道两旁种上杨树、柳树更为增色，而低洼地宜于芳草和草甸花生长。

不过，创造景观的目标，远比单纯的功能要复杂。克劳德.洛兰、波辛和萨尔维托.罗莎绘制的许多罗马四郊平原的画是歌颂自然的颂歌，它使诗人和作家们都着了迷，而发展成一个理想的自然的概念。这种关于自然的概念在中世纪的景观中显然是不存在的。它毕竟是种创造。其主导的原则是：“自然是最好的园艺设计师”，这是一种经验主义的生态学观点。围墙内花园里的装饰姓的园艺被蔑视了，先进的生态学代替了它。唯有低洼的草地是由人工技巧栽培的，其他组成部分保持自然状态，把自然中具有引人注目的和美感特性的东西开发利用起来，真实地表现自然，但是首先，出自于观察自然。

自然本身产生了美；文艺复兴时期简单的几何图形（并不是简朴而是头脑简单的表现）被取消了。“自然厌弃直线”。在东方，把美建立在内在的不对称平衡的基础上，这一发现肯定了以上这种观点十八世纪的景观开始了革命，排除了古典主义的形式和强加给人的象征人和自然结合的几何图形。

在许多方面这个传统是很重要的，它在景观中树立了以应用生态学作为功能和美学的基础。的确，在现代建筑宣言—形式随从功能[]—提出以前，它是被十八世纪观念所取代，在那个观念中，形式与过程是单一现象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这种观点由于影响范围很大变得十分重要回想起要求“能人”布朗承担爱尔兰的一项工程时，他回答说：“我还没有把英格兰搞完呢”。其重要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事实上这是个创造。这里的风景建筑师，如同一个有经验的医生，为一块病态的土地带来生机和美丽。人是懂得自然的法规和形式的艺术家，确实很好地加速了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今天谁能辨别人工的和未经触动的自然的区别呢？是大自然完成了人类的工作。

这个传统很难找到它的过错；但必须看到生态学的原则和它的美学观是普遍的，而实现这些原则和观点的运动不是普遍的。这种原则和观点本质上反映了基于牛、马、羊的农业经济。它从来不针对城市，城市在

十八世纪仍保持着文艺复兴的原型，只是在城市的广场、公园、绿环和自然的种植等方面和十八世纪以前的城市是有区别的。

否认自然是粗野的，恶劣的—破落的天堂—承认土地是生命的环境，它可以变得富饶和美丽，这是西方世界伟大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这无疑会有某些陌生的鼓吹者；他们的脑子里充满了高贵的野蛮人的幻想和许多其他的观点，确实他们限于过多的浪漫主义。一些隐士形象地站在岩洞和破壁的希腊瓶瓶罐罐旁边，但这代表了生态学的先驱，它的实践家们比起理论鼓吹者来是更有理解力和能力的，从而坚持到现在。 不过，这种完全新奇的观点，对所有要打开一个伟大的自然宝库的人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但是，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进入美国人的意识，当时安德鲁.杰克逊.唐宁鼓吹中世纪风景建筑的偏见已到了最后阶级。一直到十九世纪末，英国风景的传统，才由弗雷德里克.劳.奥尔姆斯特德很好的宣传提倡，但这已很晚了，不能深刻地影响美国的时代思潮；美国西部已开放，大规模的劫掠一直没有停止过。不过，由于有了这种生态学的观点，美国国家公园体系，两旁种草种树的林园大路，学院的校园以及充满人情味的郊区都应运而生了。

但是美国的风格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受到伟大的十八世纪经验的影响的。征服自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意图，由此而形成的形态外貌，或是掠夺自身的痕迹，或是带有简单化和缺乏头脑的欧几里得几何图形中反映出来的象征性。十八世纪的传统景观只是在那些大自然美还持续保留着的专用地中，以及在那些小而珍贵的、作为城市补偿的绿岛中还能看到。

还有一种比以上这些传统更老的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统，不过，它的观点是十分与众不同的：它来自伊斯兰教，被西班牙人和西班牙—美国传统吸收应用。从九世纪至十二世纪，摩尔人开花了北非和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正明了他们具有落后的欧洲邻居梦想不到的文化。他们经受得住野蛮的十字军战士的讨伐，但在西班牙屈从于查理五世大帝（1500—1588年，曾于1519—1556年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6—1556年为西班牙皇帝，西班牙称他为查理一世—译注），他毫不留情地破坏了穆斯林艺术和建筑，用西班牙文艺复兴的狭隘粗杂的东西来代替它。

伊斯兰教对自然的态度，实际上和查理五世的野蛮态度同出于一源。两者都来源于《创世纪》。摩尔人把重点放在第二章上，奉谕来装饰花园并维护它，天堂能由聪明人创造和由艺术家来实现。甚至天堂里的花园带有城市形式的部分。

提起不信基督教的、最为仁慈的、渗透到西班牙人的思想中去的亚洲人的观点，可能是有益的。由于它特别巧妙地适应于热气候，因此一直坚持到今天，并创造出一种直截了当的美丽的形式，伊斯兰建筑的原型。最为光辉的实例有：以装饰豪华著称的中古西班牙摩尔人诸王的宫殿，艾勒汉卜拉宫（阿拉伯文原意为红宫。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格兰那达的摩尔人王国的宫殿和城堡。建于1238—1358年）和吉纳勒尔莱夫。但是，伟大的伊斯兰的传统现在差不多已完了，而目前给人的印象是由美术学院派那种颓废的城市形式组成的，并受到新的不协调的国际建筑风格的侵扰。

最后一个阶段包括十九和二十世纪。这种观点极大部分表现为旧时代征服自然的态度。但是，这时采用了威力更大的或空前的工具来征服自然，引起了社会正当的忧虑不断增加—但是对于土地来说，至今还没有什么改变。我们看到弱小的萎缩的原始动物的后代，所得到的食物是相当可怜的，随意杂食腐烂的尸体、植物的根茎、禽蛋和偶尔得到些死去的猎物，对仁慈的自然的养育，已经产生了很大的敌意。人类的本能和天性（曾维持过类人猿的祖先以及后来的人类的祖先的经验知识）已消失了，而人类祖先的脑子当时还不足以允许他从“丰饶角”取得足够的食物；因此他的敌意增加了。今天，人类能从土地的恩赐中得到好处和乐趣，但是他的敌意还如退化了的尾巴和阑尾一样保留着。

我们的信条是很明确的：人是排他的神，取得支配权，享有主宰地球的权利。在阿伦.戴维.戈登为了犹太复国主义，提出所谓犹太人回到土地上去再发现上帝之前，犹太教就已信奉这种观点了。中世纪的基督教堂引进了超世俗、修来世的习俗，它只是使老的戒律引起的后果更加严重。地球上的生命被看作是今后的生活的准备和考验。地球和自然是肉体的、物质的，它们成了魔鬼的诱惑物。地球是离经叛道有过失的，是从伊甸园掉下来的，自然分担了人的固有的罪恶；实际上这是指地球是人的诱惑物，以及人从神恩中降落下来的原因。还有两种相反的观点：邓斯.斯克特斯（1265—1308年，苏格兰的圣方济会修道士和哲学

家—译注）和埃里杰纳（公元九世纪时著名神学家—译注）谋求通过自然显示上帝的存在，而阿西西的圣方济（生于意大利的阿西西，并于1208年在该地创立天主教圣方济修会—译注）谋求去热爱自然而不是去征服它。但圣方济的这一观点没有很好地被接受，至死他得到了报应—他的教会给了基督教世界中最贪财的一个人。

在基督新教运动中，有两种明显不同的观点。路德教徒强调上帝随时随地都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需要的是感觉和领悟而不是行动。相反，加尔文教徒决心要完成上帝在地球上的工作，通过神圣的人的工作拯救自然。加尔文相信他的作用是要征服世俗的、无理性的自然，使它屈从于上帝的信徒：人。

细读这几段文章后，你会看到两种明显相反的论点。同样是闪米特人（指阿拉伯和犹太人—译注），生活在同样干旱和恶劣的环境中，他们的宗教观都出自于《创世纪》同一来源，但对于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发展成为两种很不相同的观点。第一种是以伊斯兰教为代表，强调人能在地球上建造天堂，使荒芜土地开花，他们将成为创造者和掌管者。但犹太人和后来的基督教则强调征服。

十八世纪，把全部自然看作是一个大花园的观念，在英国发展到使人吃惊的鼎盛时期；人能使土地顷刻间富饶和美丽起来。这种新观点使英格兰在一个世纪内消除了中世纪的穷困面貌，改变了它在欧洲农业最为落后的地位而成为欧洲领先的国家。不过，同样是这个英格兰，人口中主要是英国圣公会教徒（他们的观点更多的和路德教相似而不同于加尔文教），成了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和成为征服和掠夺自然的先驱。

还要提一下永远不能完全压制的、离经叛道的异教徒和无宗教信仰者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先在古希腊出现，以后广泛的在罗马流传，中世纪还有其痕迹，（在基督教的节日举行的庆祝活动中还保留着他们某些古老的内涵）还有十八世纪自然主义者的观点。在称之为保护运动的今天，这种古老的追忆或许是最为强烈地存在着。似乎可以肯定，无论哪种宗教它都要追随某种信仰，他们热爱自然和抚育爱护自然，但这些在犹太教或基督教中是没有的。

在荒芜的地方或在简单的聚居地，犹太人的态度对自然很少有直接的影响。在中世纪基督教会中，相同的态度也很少有影响。中世纪的城市在城墙里面挤成一团，而围绕它们周围的自然如同茫茫大海。在城墙内拱顶高高耸起的庄严的哥特式建筑内唱起了赞歌，但是自然没有受到影响。文艺复兴时期，在人文主义的观点的基础上，或者说在人与自然关系很不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产生了许多美丽的花园。这些花园（如果不把形而上学的象征的形式视为严重的话）只能使人感到愉快。但是法国的文艺复兴时期，高谈阔论着同一议题，人们对这一伟大的幻想开始害怕起来。一些支持者们似乎即将看到地球的末日，把他们的征服者的信条给了别的民族以及所有等待开发的土地。

十八世纪产生了新的观点，自由人；这一变革影响到一个国家，但对世界各地掠夺土地的所有的“征服者”（十六世纪征服秘鲁、墨西哥等地的西班牙人—译注）的态度来说，没有丝毫的改变。这种观点确实不足以去缓和下一代英国人，他们如此热衷于鼓吹工业革命。假如斯托和伍德斯托克、劳谢姆和利斯奥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象征，那么环境黑暗恶劣的工厂和曼彻斯特、布拉德福德等工业城市是它们后继者的代表。 这就是我们继承的许多破烂的观点，这些观点大多数出自于无知，使人产生恐惧和敌对情绪，肯定会产生破坏却无助于创造。剥开典型的以人类为中心的、具有人性的人的外衣看一看，你会看到人是破坏者，原子毁坏专家、砍光森林者、不顾一切的采矿者，他使空气和水质恶化，破坏整个野生物种，满足于开推土机的驾驶员，丑化环境者。

到这块大陆来的早期的殖民者确实是哥白尼学说以前，他们的无知不能成为我们原谅自己的借口。对他们的掠夺行为如果感到可悲的话，是可以理解的。向自然开战似乎就是他们的全部继承和天赋；他们决心要征服这一敌人。他们没有觉察到这和他们耗尽他们历史上故土的资源同样是无知的，是完全一样的掠夺。他们继承的传统和观点，认为：自然是无人性的、粗野的、荒凉的、物质欲、肉欲和情欲诱惑的场所，是与热望神圣完全相反的。我们应很好地问一问这种惊人的错觉是从何而来的，这是所有观点中破坏性最大的，这证明他们在侵略中带有根深蒂固的自卑感。他们所碰到的土著民族没有产生过这种愤恨自然的观念。他们对于人类的命运和义务具有另外一些观念。

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许多民族的祖先的态度和他们带给这块沉睡的大陆的教义。今天我们能看到这些观点的结果，也就是记录在土地上的我们的社会事业机构和城市。其中许多看起来是非凡的、证明了这个民族

的伟大。这是个唯一成功的社会革命竞争的场所。我们看到无可非议的俄国起义的幻灭。法国革命没有结果，阶级矛盾依然存在。伟大而光荣的麦迪逊和汉密尔顿、杰弗逊和华盛顿，他们策划了第一个成功的社会革命。从某些方面看，这个革命在好几个方面还不完善，但是它仍然给世界留下了一个伟大的例子。 在取得伟大的成就的同时，产生了一些反面的问题。就在这同一时期，当殖民和难民的人流勤奋地工作和发挥他们的独创性时，当劳动的果实的分配不断地增加时，这里发生了世界上空前的、非常放纵的、大量的资源掠夺和浪费。不仅如此，这些所作所为产生的后果能在城镇中看到，这些城市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丑陋和最庸俗的场所。而许多较小的国家，如瑞士、挪威和荷兰，能为世界提供许多很优秀的管理土地和城市建设的例证。

对世界的最后的一块伟大的“丰饶角”的洗劫，产生了看得见的后果，出现了人类从未有过的、最大的、最不人道的和最难看的城市。这是对美国实验的最大的控诉。贫穷能对粗俗起到很大的限制作用，而富有能使这种粗俗泛滥，但仅仅这一点是不能解释美国的失败的。显然，这是由于极度的无知，蔑视和漠不关心大自然占了上风。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们没能为自由的土地创造一个美丽的面貌，没能为勇士们的城市和家园，创造人道的更能适应人类生活需要的形式。

[译注一]泛神论（pantheism）认为神融化在自然界中，“自然界是万物之神”，“上帝就是自然”，每一事物本身就是上帝。但泛神论的所谓“上帝”，也不是超自然的人格化的神，而是自然的别名。泛神论思想古代已广为流传，但“泛神论”这个词，最早是十八世纪由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托兰德所提出，16—18世纪流行于西欧。

[译注二]伏尔泰（1694—1773年），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他批判教会，但又承认神的存在，认为神是宇宙的“第一推动力”和“立法者”，为了约束人们，对神的信仰是必需的，甚至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

[译注三]泛灵论（animism），或译万物有灵论，认为宇宙万物都有自己的灵魂，它把自然现象精灵化，认为精灵对人和动物的生命以及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影响。

[译注]布朗，人们称他“能人”布朗，曾设计过许多著名的英国乡村别墅的花园，对十八世纪的风景园林建筑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