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1、简述凯恩斯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１８８３－１９４６），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与弗洛伊德所创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一起并称为二十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凯恩斯原是一个自由贸易论者，认为保护主义对于国内的经济繁荣与就业增长一无可取。 20 年代的失业使他觉得自由经济并非完全能够自我调节，自由放任也不足以带来经济的复兴，但他的这种脱离仍非常有限，其对经济的分析及其政策主张仍是以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 19xx年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强调贸易差额对国民收入的影响，相信保护政策如能带来贸易顺差，必将有利于提高投资水平和扩大就业，最终导致经济繁荣。

2、《通论》的历史背景

1929—19xx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最持久、最广泛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失业严重，传统的经济理论已无法解释大萧条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更不能为摆脱危机提供“有效的”对策。此时资本主义国家只有两个选择：1、改变生产力关系，过渡为社会主义。2、局部改变生产力关系，过渡为法西斯主义。但资本主义国家不愿完全改变生产力关系，也不愿孤注一掷，因此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了。

3、《通论》内的经济学理论

（1）有效需求和就业理论：凯恩斯的就业理论是以实现充分就业为目标的，他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原理”。 ，指出现实经济生活中不仅存在着“自愿失业”、“摩擦失业”，而且还存在着“非自愿失业”。这种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是通常存在的，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所谓“有效需求”，按凯恩斯的解释，就是商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即“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相交点之值”。总就业量决定于总需求，失 业是由总需求不足造成的。

（2）三大心理规律：

第一，边际消费倾向规律 边际消费倾向则是指增加的收入量和增加的消费量之间的比例关系。

第二，资本边际效率规律 资本家预期的利润率，即预期收益和供给价格的比率。

第三，灵活偏好规律。 灵活偏好是不同利息率水平上人们对持有货币的不同需求，原因在于人们有货币在手比较灵活。

（3）乘数原理：凯恩斯在消费倾向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乘数原理，乘数原理的经济含义可以归结为，投资变动给国民收入总量带来的影响，要比投资变动本身更大，这种变动，往往是投资变动的倍数。 比如最初投资为1000万元，边际消费倾向为2/3，通过一系列派生的购买过程，则会使总收入增加2倍，从而带来3000万元的效果。

（4）工资与物价理论：凯恩斯的物价理论主要分析了总需求的改变

与物价水平的改变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就是货币数量的增加不能直接影响物价。货币数量的增加首先是降低利息率。由于利 息率降低，利润率便提高，因此企业投资扩大，投资物的需求增加，随之国民收入增加，又由于国民收入的增加，透过乘数作用，对消费品的需求也会增加。一旦到了劳动供给缺乏的时候，就不应再增加货币数量，否则将引起真正的通货膨胀。

（5）危机理论：危机发生在繁荣后期，按凯恩斯的解释，是由于人们对资本物的未来作 了过分乐观的估计，甚至资本物逐渐增加，生产成本逐步提高，利息率上升，也不能阻止投资的增加。当失望来临时，人们对未来收益骤然失去信心，灵活偏好大 增，利息率上涨。资本边际效率崩溃加上利息率上涨，会使投资量减退得异常厉害。投资下降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总收入和总就业的大幅度降低。

4、超越凯恩斯

新凯恩斯主义继承了原凯恩斯主义的基本信条，在三个命题上保持一致。但是新凯恩斯主义并不是对原凯恩斯主义的简单因袭，而是认真对待各学派对原凯恩斯主义的批判，对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进行深刻地反省，同时吸收并融合各学派的精华和有用的概念、论点，批判地继承发展了凯恩斯主义。

5、总结

如果古典经济的市场比作一艘船的话，那么凯恩斯主义就是这艘船的锚。这个锚的大小应该由两个因素决定：周围环境和船的大小。

6、课后思考

凯恩斯主义的适用范围是一战后产能过剩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他鼓动无用的投资。而凯恩斯主义并不合适现在的中国。中国本身生产力还未得到完善的发展。继续用船的比喻，那么中国只是一艘中型的船，而现在用的是巨型船的锚，这样反而会被这个锚影响。而且根据凯恩斯的危机理论，凯恩斯所提倡的是温和的国家干预。他认为经济最好永远处于半繁荣状态，因此，想通过凯恩斯主义达到繁荣是不可行的。综上所述，凯恩斯主义并不合适中国的经济发展。

 

第二篇：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之外的经济学著作，是保护主义者的教义基础。该书由四个部分组成——历史、理论、学派和国民经济政治学。我在暑假对这本书进行了研读，并对其中的历史部分进行了摘录，对理论及学派部分进行一定的总结，对最后的一部分进行了思考。

李斯特的理论证明并非运用抽象的方法，而是采用历史现象作为依据。李斯特在历史这一部分中，列举了几个大国的经济现象。通过这几个大国的经济历史，说明保护政策的必要性。当然，这个必要性是以英国当时的状况（生产供给世界的绝大部分制造品，海军力量最为强大）为标尺得出的。

历史。

十二、十三世纪的意大利已经拥有了国家经济繁荣所需的一切因素：在商业和工业方面，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农业和制造业的模式纷纷被其他国家所效仿；道路和运河质量在欧洲首屈一指；它为各国提供制成品、奢侈品和热带产品，这些国家则为它提供原材料。但是，意大利却并未达到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的水平，在李斯特看来，这是因为意大利缺少一样东西，正因为这样东西，使它与各种繁荣插肩而过。这种东西就是它缺乏国家的统一及由此迸发的力量，意大利各个城市和统治力量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成员而各司其职和发挥作用的，而是像独立国家那样，动辄兵戈相见、大动干戈、自相残杀和相互蹂躏，而内部冲突对国家繁荣有极强的破坏力。另外，作为意大利典型代表的威尼斯仅仅是一座城市，当世袭制的君主大国兴起时，威尼斯就很难再保持自己的商业优势，因为没有一种明智的商业政策可以让单个城市的商业优势超越所有统一的而保持长盛不衰。由此，李斯特推断，单个城市或一个小国与大国进行竞争时，不可能成功地建立或保持保护性政策。

始于1241年的汉萨同盟，很快就意识到了各地工业可以从团结力量中获取巨大利益，所以不失时机地开发并建立了一套商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繁荣，在英王爱德华二世起，汉萨商人垄断了整个英国的全部外贸。但是，随着国家在文化和工业方面的不断进步，他们就会对贸易制度产生不同的看法，因为他们的利益要求已经不同：在国家处于野蛮状态时，那么不受限制贸易就能使这些国家受益匪浅，就可以为解决猎场、牧场、森林及农业的所有产品找到出路，并换回他们想要的东西；而随着国家的进步，他们就逐渐意识到一个国家可以做比出口原材料更为有利的事情，这时，他们就认识到自由的贸易制度会成为本国繁荣的绊脚石，就会对外国的进口商品进行许多的限制。英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它最初千方百计的吸引汉萨商人，但一旦当它发现发展本国工业更为有利时，它就取消汉萨商人的特权，并对进口产品进行限制，最终，英国商品不仅占领本国市场，并且进入了德国——汉萨同盟的祖国。但是，追究汉萨同盟衰败的根本原因，却在于它的商业并非国家性质的，它既没有以内部生产力量的均衡优势与充分发展为基础，也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加以支持。成员之间结合极其松散，城市利益先于同盟福祉，叛节行为屡见不鲜，如科隆就使英国对同盟的敌视变得对自己有利，汉堡试图利用丹麦与律贝克之间的冲突对自己有利。汉萨的商业并非以商人所属地的生产与消费、农业与制造业为基础，他们在各方面都忽视了对本属地的农业的支持，而是奉行在“最便宜的地方购买”的原则，这样，一旦被那些他们向其采购原材料或出售产品的国家把他们从其市场中驱逐出去，他们自己的农业与制造业都没有得到发展，也就无法利用自己的商业剩余资本，

结果这些资本流入了荷兰和英国，增强了敌人的力量。这证明了，纯私营商业的自我发展并不一定会促进国家的永久繁荣和国力的增强，因为他们只顾追求自己的物质财富，却忽视了促进自己的政治利益。

良好的地理及气候条件、与汉萨同盟的贸易得到的资本积累、以及国家统一与自由精神公民精神，使得荷兰成为海上霸主。但是，荷兰人没有看到更为深远的政治才能，他们没有意识到，只有建立在强大的民族主义基础之上，得到伟大的民族精神的支持，他们已经获得的霸主地位才能得以维持。当别的民族大国兴起时，荷兰这样的小国必然衰落。荷兰在国外贸易方面丧失了这样大的部分以后，结果与汉撒城市及威尼斯过去的遭遇如出一辙——大量的物质与精神资本这时在荷兰已感到无用武之地，就以移民或贷款形式转向别的国家，这些国家这时已从荷兰手里取得了荷兰昔日占有的优越地位。

英国的农业和养羊业受到了国外贸易的影响而获得发展，国外技工由于不能在他们本国安居乐业而逃到英国，由于英国政府对他们抚绥有方而使英国毛纺织业逐渐达到了繁盛状态，由于工业进步与伊丽莎白女王英明果断的措施，使以前由外人垄断的一切国外贸易，顺利地转入本国商人之手。英国一旦掌握了任何一个工业部门就锲而不舍，给与密切的注意和照顾，经几个世纪而不倦，就像保护幼苗那样地小心周到。英国十分乐意把印度产的精美得多的织物以较低价格供应欧洲大陆各国，情愿把这个廉价的利益让给它们，而自己却一无沾染。亚当·斯密和萨依的理论，这分明是件傻事。但按照李斯特的生产能力理论，这则是高明至极，因为英国政府不在乎获取便宜不耐用的制成品，而在乎获取昂贵但经久耐用的制造能力。力量的确比财富更加重要。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国家力量是一种动力，新的生产资源可以由此获得开发，因为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因为结果子的树比果实本身价值更大。力量此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软弱无能——足以使一国丧失所有的一切，不但既得的财富难以保持，就是生产力量、文化、自由，还不仅是这些，甚至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落到在力量上胜过我们的那些国家的手里。

西班牙具备了实现富强所必须的全部因素，但是顽固与专制联手把强大的民族精神窒息了；葡萄牙在厄勒塞拉伯爵领导下，曾试图发展制造业，初期效果令人震惊，但厄勒塞拉伯爵去世后，《麦修恩条约》的缔结，使英国制成品迅速充斥了葡萄牙市场；法国工业最鼎盛的时代始于科尔伯特时代，他实行了统一而有效的税则，使本国工业在国内获得了稳定市场。对于内地关税尽可能地撤废或加以限制，一方面积极建设公路与运河，以改进国内运输。这些措施使农业获得了甚至比工业更大的利益，但是，在他死后，《南特敕令》使法国最勤奋、最干练、事业上最成功的五十万居民被迫离开祖国，《伊甸条约》则在法国发挥了《麦修恩条约》在葡萄牙的效果；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使德国的工业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但是和平恢复以后，英国工业对德国展开了剧烈竞争，结果在德国方面发生了工业普通崩溃的情况，而1818年后，由于税制的统一，组成同盟的德意志各邦在工农商业上已经获得了重大的发展；俄国的历史证明，国家团结与政治形势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福祉可以产生巨大影响。美国的对外贸易限制措施使得其大西洋沿岸的制造业获得成功，而不是像流行学派认为的那样成为一个农业国。

总结历史教训。主要有如下几点。一，社会与个人力量及条件之间有着交互作用，个人财富，随着所享受到的自由以及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完善程度作比例的增长；而另一方面，自由与政治社会制度，反过来又从个人的物质财富与生产力取得了进一步进展时所需的要素与动力。历史教导我们，个人的生产力大部分是

从他所处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中得来的。二，技术和贸易会进行转移，它们在本地受到了迫害、压制，就会逃避到别的城市、别的国家，在那里寻求自由、安全和支持，无论何处，驱逐它们的总是理性的缺乏和专制虐政，吸引它们的总是自由精神。三，限制政策并不只是出于凭空的理想，而是由于利益的分歧，由于各国在追求独立与优势方面的争夺，也就是由于国际竞争与战争的自然结果；因此在国家利益上的这种冲突还没有停止以前，换个说法，就是一切国家还没有在同一个法律体系下合成一体以前，这个政策是不能舍弃的。最后，李斯特总结，凡是先天的禀赋不薄，在财富、力量上要达到最高度发展时所需的一切资源全部具备的那些国家，就可以按照它们自己的发展程度来改进它们的制度。改进的第一个阶段是，对比较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此为手段，使自己脱离未开化状态，在农业上求得发展；第二个阶段是，用商业限制政策，促进工业、渔业、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的发展；最后一个阶段是，当财富和力量已经达到了最高阶段以后，再行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原则，在国内外市场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使从事于农工商业的人们在精神上不致松懈，并且可以鼓励他们不断努力于保持既得的优势地位。

理论。

理论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强调国家经济，二是生产能力，三是制造能力对一国的影响。

国家经济与世界经济。李斯特批评流行学派经济学是世界主义经济学，一门讲述全人类如何实现繁荣的科学，他认为这只能基于一个这样的假定——地球上的所有国家组成了一个处于持久和平状态的社会。而与此相对的是“政治经济学”，仅仅用探究一个既定的国家如何通过农业、工业和商业的手段在当前世界形式下实现繁荣、文明并获得力量。李斯特认为在当时的世界形式下，普遍自由贸易的结果不会产生世界共同体，而是恰恰相反，欠发达国家将普遍成为制造业、商业及航海业发达国家的附庸，而只有当国家的农业文明、制造业文明与权力等方面发展到了几乎同等水平的时候，一个由世界各国组成的、彼此认可同等权利并自我调整的联盟才会形成。

国家经济与私人经济是不同的。在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还有一个中介者，这就是国家。个人依靠国家并在国家范围内获得文化、生产力、安全和繁荣。亚当·斯密说：“如果在私人家庭中审慎的行为，在国家中也很少是愚蠢的。”因为个人最清楚自己的状况，但是，李斯特认为，这并不能得出结论，个人在从事自己的事业受到的约束最小时，社会就处于最完美的状态。国家不需要做个人比国家更清楚、更能做好的事；相反，它应该做那些即使个人了解但却无能为力的事。这与现在的外部性、公共物品等理论暗中相合。

李斯特认为政治的任务是使国家长盛不衰，经济的任务是完成经济的发展，为进入国际社会做准备。经济方面，国家有如下各发展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而各个发展阶段的贸易政策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农业都不完善，未开化程度越高，那么自由贸易越能促进这个国家的繁荣与文明；如果一个国家已经具备建立自己制造业的能力，却由于受到外国更先进的制造业力量的阻碍，那么实行保护制度就是合理的。李斯特讨论了纯农业国与制造业兼农业国二者的优劣（在当时的情况下才成立，因为当时英国在制造品出口方面具有垄断优势，事实上，如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却并不受制于他国，而是利用其数量优势谋得国家力量）：前者的生产取决于后一类国家对其产品的需求，而后一类国家只要进口自己农产品不

足的部分，因此前一类国家对后一类国家在经济政治上都有依赖，同时，由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不像国内贸易稳定，易受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当国家间商业关系被破坏时，前者农产品失去需求，必将影响农业生产，同时也失去购买制成品的手段，因此将受到比后者更大的损失。对于一国来说，如果拥有了国内市场，那么随时间推移，以前那些向该国提供制成品的国家将被排挤出去，这个国家将从制成品的生产和消费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生产能力理论。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过越穷。一个人也许很穷；但是他如果据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有价值产品，他就会富裕起来。根据生产能力理论，精神生产者也就具有了生产性。这样，即使保护性关税会在最开始损失一些价值，但由于有利于获得生产能力，那么它也是值得的。斯密认为对生产力的提高解释为劳动分工，李斯特则认为不仅仅是由于劳动分工，更是由于劳动联合。从劳动联合的角度看，人们之间的合作如果被打破，那将对经济产生极大消极影响，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李斯特主张同一个国家制造业与农业的共同发展（当时的情形是德国进口品，出口农产品，因此，李斯特说，为了国家农业的繁荣，本国的制造能力应可能地发展到最高程度）。

制造能力对一国的影响。制造能力与国家的个人、社会和政治能力。制造业与农业性质的根本不同导致了对个人能力的要求不同，制造业的发展也就会在一国培育新的个人能力：创造力、个人才智等等，同时也为个人潜在能力的发挥提供了条件。制造业会在一国产生生产型的城市，而不是像农业国那样的消费型城市，从而增强了社会能力，有利于科学、文化、及艺术的发展。国家的政治能力在（当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事能力，而军事能力依赖于技术、机械科学，依赖于国家财政，国民素质。而制造业的发展能促进科学发展，增加国家岁入，提升国民民族精神，因此，制造业对一国的政治能力具有很大价值。制造业与国家的自然生产能力。在农业国，大部分天然资源被闲置，没有得到利用，而制造业可以使无数的自然资源和自然力量转化为生产资本，使得国家财富得到巨大增长。制造业与国家的物质资本（工具能力）。李斯特批判斯密关于决定国家收入的只是国家物质资本的总量的说法，而认为国家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进一步完善的分工与国家生产能力的联合，而保护性政策促进国家制造业发展，正是有利于劳动联合，从而以失去一定交换价值的代价获得取得交换价值的能力是值得的。制造业与农业利益，在当时情形下，农业利益的决定于农产品需求，由于一国制造业的发展可以极大地促进对本国农产品的需求，同时，来自国内的需求也比来自国外的需求更为稳定，因此，制造业的发展将有利于本国农业利益。制造业与商业，制造业与农业性质的不同，决定了制造业更能促进商业的发展，因为在当时情形下，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是农业国，因此，制造品有很好的市场，而农业由于多是自给自足而难以促进商业的发展。制造业与流通工具，由于世界各国对制造品的需求远高于对农产品的需求，因此，制造业发达的国家更有能力控制流通工具。在这里，李斯特批判了流行学派的货币中性理论，他指出，如果价格连续长时间保持在同一水平，那么价格的高低无关紧要。但是，价格由高到低的剧烈变动却会给一国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因此，一国为了防止出现经济危机，就必须发展制造业，以控制流通工具。制造业国家会产生与农业国不一样的更多的生产与消费动机，从而使人们具有更大的生产力。

接下来，李斯特讨论关税制度。从上面国家经济，生产能力理论及制造能力

对一国的影响，李斯特已经证明用关税制度保护国内制造业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在具体实施时，李斯特认为应该细分，农业与制造业不同（按当时情形，农业不需关税保护，而只要对制成品征税），奢侈品与必需品不同，同时，征税不能妨碍竞争，从而税率设置要合理，也不能提供永久保护，因为这样减少了竞争。

学派。

在意大利的国民经济学家这一章里，李斯特意图表达的是政治形势的国家财富的影响，他赞成舍拉把国家财富的起因归于政体、公共秩序、城市自由、政治保障以及法律稳定性，这与当时德国的分裂局面相呼应。而对工业体系学派，他认为他们虽然犯了一定的错误，但是却认识到了一国制造业发展的巨大价值。重农体系因为法国当时的特定情况而盛行，李斯特认为它有着良苦用心：表面上为了维护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攻击科尔伯特的政策和制造商享有的特权，实际却打击了土地所有者的特权。交换价值体系。李斯特对交换价值体系的批判是只注重个人，而忽视国家：该体系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关于一个国家的个人或全人类的全体个人的私人经济，这种私人经济在自然状态下自我形成并发展，没有明显的国家、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之分，没有不同的政治制度或文明程度，彼此之间没有纷争，不存在敌意，它并没有指明一个国家为了国家的文明、福祉、力量和独立的特殊利益，如何使整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得以产生、提升、保持和获得保护。交换价值体系也由于不肯向生产能力理论转变，因而也不能解决精神劳动者的地位问题。

国民经济政治学。

这一部分以事实讲述了政治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英国凭借保护性关税与海运限制政策使本国的制造业能力和航海业实现了高度发展，然后向其他的国家鼓吹自由贸易；英国商业政策被掌握在土地贵族手里，使得《谷物法》得以产生和通过，限制了英国制造业的发展；法国未能预见到英国麻纺织业的巨大发展而同意低关税政策，使自己丧失了几百万法郎的麻纺织工业；英国的海岛优势使其免受大陆国家面临的战争对制造业的破坏，例子很多——这都说明了政治对一国经济的巨大影响。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给我以许多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考。虽然李斯特的许多政策建议只适用于当时的德国，作为一个体系来说，远不如主流经济学完整，但是书中的很多理论还是很具有启发性，如从生产能力角度给精神劳动者生产者地位，个人与国家关系等的理解。就如同英国把保护主义及海运限制政策这些“梯子”扔掉，而李斯特却对该“梯子”加以研究一样，今天很多情况可能发生了变化，但是，了解从一个变化到另一个变化的“梯子”还是很有必要的。

国贸二班肖立群 学号：2008200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