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谈读书

贾平凹谈读书

人活着不能没有钱,但只要有一碗饭吃,钱又算是什么呢?穷不是咱们的错,书却会使咱们位低而人品不微,贫困而志向不贱。中学生朋友,一定要把书看重,什么都不要眼红,但可眼红读书,朋友可以不交或少交,书之友不能一日不交。贫困倒是当作家的准备条件,书是忌富,人富则思惰,要学会逼自己静心读书,深知书中精义。 好读书的坏处自然很多。譬如终生受穷别想当官,没个好身体,不是好丈夫,没有好人缘,性格古钻。但是,能好读书必有读书的好处,譬如能说天地之大,能晓人生之难,有自知之明,有预料之先,不为苦而悲,不受宠而欢,寂寞时不寂莫,孤单时不孤单,所以绝权欲,弃浮华,潇洒达观,于嚣烦尘世而自尊自重自强自立,不卑不畏不俗不谄。

凡能找到的书,不管文学、政治、哲学、历史、美学、天文、地理、医药、建筑、美术、乐理……都要读读,若读书面窄,借鉴就不多,思路就不广。但是,切切又不要忘了精读,真正的本事掌握,全在于精读。世上好书,浩如烟海,一生不可能读完,而且有的书虽好,但不能全为之喜爱。比如我一生不喜食肉,但肉确实是世上好东西。你若喜欢一本书了,不妨多读。第一遍可囫囵吞枣读,这叫享受;第二遍就静心坐下来读,这叫吟味;第三遍便要一句一句想着读,这叫深究。三遍读过,放上几天,再去读读,常又会有再新再悟的地方。 读书要读精品,你真真爱上一本书了,可以在一个时期多找些作家的书来读,读他们长中短篇,或者散文、诗歌甚至理论,再读外人

对他的评论,所写的传记,也可再读和他同期作家的一些作品。这样,你就知道他的文了,更知道他的人了,明白当时是什么社会,如何的文坛。他的经历、性格、人品、爱好等等是怎样促使他的风格的形成。大凡世上,一个作家都有自己一套手法,都是有迹而可觅寻,当然有的天分太高了,但不是一时一阵便可理得清的。我读中国的老庄、太白、东坡诗文,读外国的泰戈尔、川端康成、海明威之文,便至今于起灭转接之间不可测识。说来,还是我读书太多,悟觉浅薄啊!如此这番读过,你就不要理他了,将他丢开,重新进入另一个大家。 文学(乃至其它任何艺术)是在突破中前进,你要时时注意,前人走到了什么地方,同辈人走到了什么地方?任何大家,任何名著,你只能继承,不能重复,当你学习它的时候,必须将它拉到你的脚下来读。这不是狂妄,这正是知其长、晓其短,师精神而弃皮毛啊。虚无主义可笑,但全然跪倒来读,他可以使你得益,也可能使你受损,永远在他屁股后面了。

从19xx年投稿至19xx年《满月儿》在京获奖至《废都》脱稿,我已写了22年,其间甘苦一言难尽。开始,稿子向全国四面八方投寄,四面八方退稿涌回来,我心有些冷,恨过自己命运,恨过编辑,担心将来一事无成,反误了如今青春年华,夜里常常一个人伴着孤灯呆坐。但竟有这样的事发生;熬夜到凌晨一点,困极了,只要说声睡,立即就睡着了,如果再坚持熬一会儿,熬红了眼,反倒没瞌睡了。于是想,创作大概也是如此。就发奋起来,将所有的退稿信都贴在墙上,抬头低眼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耻辱。退稿信真多,几乎一半是铅印退稿

条,有的编辑同志工作太忙了,铅印条上连我的名字也未填。 可惜我住的水泥楼上没大梁。要不,系一条绳,吊一个苦胆,我要当勾践了。

大言者不语。只要真正寂寞,那便孤独,孤独是文学的价值,寂寞是作文的一条途径,这途径明明摆着,许多人一心想当文学家,却不愿在这条路上走,那有什么办法呢?诚然虚名可以浪得,但成名并不一定成功是如此无情。

大人物都是从小人物到大人物的,我们的目的在于希望同我们一样的小人物也慢慢长大。

 

第二篇:贾平凹

赏析贾平凹《高兴》

贾平凹的《高兴》是一部揭示底层人真实生活的作品,贾平凹以自己中学同学为原型,其主角刘高兴真有其人。贾平凹为了更好地了解拾破烂群体的境遇,在动笔前,他曾深入大街小巷,他见到了更多像刘高兴一样拾破烂的人。作者坦言,他写《高兴》的想法比《秦腔》还早,只因条件不成熟而搁浅,“为写这部小说,我多次到西安郊区的‘拾荒村’探访,和那些‘破烂王’们拉家常、同吃同喝,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创作期间五易其稿,是创作以来修改次数最多、最费劲的一部长篇。”

坦率地讲,贾平凹的《高兴》要比《秦腔》好读多了。首先于情节结构和人物设置上,《高兴》要比《秦腔》简洁明了得多。但是,如果读进去,却发现《高兴》所引发或者蕴含的问题,依然是那么的多,那么的沉重。比如说乡土叙事,城市叙事,尤其是介于城乡之间的叙事等等问题。《高兴》所叙写的,用现在一种说法,就是“乡下人进城”的生活。① “乡下人进城”叙事,自然不能再继续称之为乡村或者乡土叙事,但是,它是城市叙事吗?如果是,又何必将其如此麻烦地加以限定或者区别呢?显然,《高兴》与其它叙写“乡下人进城”作品一样,其笔下的人与事,既是城市中的,又是游离于城市之外的;既是乡下人的,又是离开土地的。这是一种城市化背景下的乡土叙事,但又非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叙事;它看似城市叙事,其实并非典型意义上的城市叙事。那么。它是什么样的叙事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叙事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说贾平凹的《秦腔》是一种经典意义上的乡土文学叙事形态建构,那么,《高兴》则是于生活上承续《秦腔》,而在叙事上却是对于乡土文学叙事进行着某种解构。贾平凹在他的《秦腔•后记》中宣称:“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强大,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需要活得儒雅,我以清风街的故事为碑了,行将过去的棣花街,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 ②其间就意味着他下一部作品将转向城市,或者说,他将创作的视野转向离开土地之后的生活——城市生活。但是,城市对于他来说,依然是个陌生的生命情感地带。虽然他写了《废都》、《白夜》、《土门》等,这些作品实在是不能算作典型的现代文化精神意义上的城市叙事,最多也就是一种乡土叙事的城市化拓展。那么,《高兴》?他说:“原来的书稿名字是《城市生活》,现在改成了《高兴》。”他在父亲的墓前又说:“《秦腔》我写了咱这儿的农民怎样一步步从土地

上走出,现在《高兴》又写了他们走出土地后的城市生活。” ③很显然,贾平凹在《高兴》中就是要叙述农民或曰乡下人进入城市后的生存状态。如果从底层写作视野来说,那《高兴》所写的就是底层的底层人的生存状态了。那么,贾平凹的《高兴》建构起怎样一种城市的乡下人的叙事形态呢?单就叙事艺术而言,自《废都》之后,贾平凹就致力于复调叙事建构的探索。《高兴》就其情节结构来说,是单线式叙述结构。对此,他作了这样的表述:“原来是沿袭《秦腔》的那种写法,写一个城市和一群人,现在只写刘高兴和他的两三个同伴。原来的结构如《秦腔》那样,是陕北一面山坡上一个挨一个层层叠叠的窑洞,或是山洼里成千上万的野菊铺成的花阵,现在是只盖一座小塔只栽一朵月季,让砖头按序垒上去让花瓣层层绽开。”又说:“这一次主要是叙述人的彻底改变,许多情节和许多议论文字都删掉了,我尽一切能力去抑制那种似乎读起来痛快的极其夸张变形的虚空高蹈的叙述,使故事更生活化,细节化,变得柔软和温暖。因为情节和人物极其简单,再写的过程中常常就乱了节奏而显得顺溜,就故意笨拙,让它发涩发滞,似乎毫无了技巧,似乎是江郎才尽的那种不会了写作的写作。”④作品叙述的仅是主人公刘高兴即清风街的刘哈娃,与五富来到西安城寻求生活,在西安城兴隆街拾破烂的故事。作品便紧紧围绕着刘高兴及其周围五富、黄八、杏胡等人的破烂生活而展开叙述的。这就有如一棵树,繁枝密叶都被削减掉了,只留下骨杆。但是,我们仍能从断折之处,窥探出蕴含的繁枝密叶来。作家留出了更多的叙事空白,让读者去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和阅读经验,去填补,以期完成文本的叙事建构。这是否是一种以简藏繁,以单蕴复的叙事结构呢?在这个简单的故事里,首先叙述的是主人公刘高兴及其两三个同伴拾破烂的生活。这是他们最基本、最现实的生活内容,也是他们在西安城所选择的,或者说西安城为他们所提供的基本的生活方式。这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也是他们必然的选择。因为他们没有技术,没有现代的文化知识,也没有其他的机遇。而拾破烂可能是最为简单的事情,也是最为低下的事情,作为这个社会最为底层的人,这可能是他们最初来到城市唯一的选择。他们的生活是如此的单调,几乎单调到了乏味的地步。于寂寞孤独中在兴隆街拾破烂,又在几乎无人正视的情景下回到住处池头村剩楼吃饭睡觉。他们的生活又是那么的苦焦。可以说,他们只是获得再也不能少的最为基本的生活条件:一张床板,一个自己垒的灶台,也就是维系有

块躺身的地方,把生面做成熟食果腹而已。你甚至不敢相信这就是21世纪的城市所存在的一种生活情态。他们也有着改变这种生活情态的臆想,如果有更好的选择,他们自然不会去干拾破烂这一并不是职业的职业行当。比如刘高兴就曾到咸阳做过建设工地的民工,也曾答应去韦达的公司做工。但是,社会现实和历史命运,更愿意为他们做出继续这种生活方式的决定。与其它叙写乡下人进城作品一样,《高兴》对乡下人在城市生活的艰难性、困苦性等也作了描述。但是,贾平凹在《高兴》中并不以血淋淋的文字去描绘他们的苦难、悲痛、无奈等等,而是以一种平和宽容的笔墨,记写的是他们艰难困苦中的快乐生活状态。特别是刘高兴与城市不是处于对立乃至对抗的状态,而是一种生命情感上的亲和状态。他认为自己就是城里人。因此,虽然城市及其城里人对他表现出并不友善,甚至拒斥蔑视,他仍然是以一种宽容亲和的态度对待城市和城市生活。这是令人深思的。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寓示着贾平凹文化精神姿态。显而易见,这种文化精神姿态是与他此前的有关城市的叙写很不相同的。这种写作文化精神姿态的变化,昭示着贾平凹对于城市及其城市文化精神于生命情感上的认同,也蕴含着他从乡土叙事向城市叙事的转换。很显然,刘高兴虽然游走于城市之中,但是,他们则是处于城市社会组织结构之外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一种原始的组织形态,是一种自然的生存状态。就是所谓的城市的打工者或者民工的概念,也并未将其包含在内,他们作为城市的一种现实存在,也并未进政府关注的视野,因为他们是自然的存在,而不是社区组织视野下的存在。虽然由于他们的存在,才使来自千家万户的废品得以回收利用,但从思想情感上,对于城市或者城市人来讲,他们等于不存在。正如作家所言:“城市人,也包括我和我的家人得意我们的卫生间是修饰得多么豪华漂亮,豪华漂亮地修饰卫生间认为是先进的时尚的文明的,可城市如人一样,吃喝进多少就得屙尿出多少,可我们对于这个城市的有关排泄清理的职业行当为什么从来视而不见,见而不理,麻木不仁呢?”⑤从已有的城市文学叙事来看,这几乎是一个叙述的盲区。贾平凹的《高兴》,恰恰将叙事的触角伸向了这块被文学叙事者视而不见的盲区地带。仅此一点,就足以显示出《高兴》在中国当代文学叙事上的价值和意义。

虽然刘高兴们在城市被忽视乃至歧视,他们的生活状态又是如此的苦焦。但是,他们也有着自己的情感,也有着自己的爱情向往与追求。如果说架子车是刘高兴

生活方式的象征,那么,红色女式高跟皮鞋就是他爱情的隐喻。这实际上构成了《高兴》叙事的中间层面。可能在更多的人看来,甚至在当代文学的叙事中,不要说刘高兴这样被城市人所拒斥的拾破烂者,就是《风景》中住大棚子的城里人,也只知生存本能欲望的满足,根本不懂得情感爱情为何物。贾平凹及其《高兴》与社会和许多文学叙事不同之处,恰在于叙写了刘高兴真挚纯正的感情世界,独创性地开掘了刘高兴的爱情情感心理,并由此上升到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生命情感建构境界。从社会地位看,刘高兴是个卑微的人,但从人的建构来说,他却是一个健全的人。在贾平凹的笔下,刘高兴首先是人,其次才是社会中的人。作为人,正如佛罗姆所说:“这些本能需求的满足并不使人感到幸福,也不足以使人变得健全。”人要走向健全,爱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在人的建构中,“只有一种感情既能满足人与世界成为一体的需要,同时又不使个人失去他的完整和独立意识,这就是爱。爱是在保持自我的分离性和完整性的情况下,与自身以外的某个人或某个物的结合。”⑥贾平凹正是在这种建构健全的人的视域下,来完成刘高兴的情感与爱情叙事的。也只有在这一思想视域下,我们方能理解和接受刘高兴式的情感方式和爱情追求。有意味的是,隐喻刘高兴爱情的红色女式高跟鞋,并未穿在真正的城里女人的脚上,却在妓女孟夷纯的脚上寻到了归宿。也许是上苍的捉弄,也许是作者于此着意的安排,表面看,刘高兴的爱情自然不可能于高高在上的城市女人那里寻到归宿,但是,其深层里却蕴寓着超越现实形而下层面的理性境界。从世俗的眼光看,猛夷纯是最为卑贱的。但是于精神情感上,她却是非常圣洁的。这犹如托尔斯泰《复活》中的玛丝洛娃一样,是复活聂赫留朵夫魂灵的天使。作品中有关缩骨菩萨的叙述,就非常确定地揭示了孟夷纯及其象征意味所在。这也是贾平凹不同于目下所谓诸多底层文学叙事的意义所在。就叙事模式而言,我们自然可以联想到中国的“卖油郎独占花魁”,甚或“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贾平凹显然是立足于21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历史转型视野下,从城市化进程的历史文化视野,对于人的健全建构进行思考。虽然刘高兴与孟夷纯的爱情带有浪漫蒂克和理想化的色彩,甚至也可以说,贾平凹在对于刘高兴和孟夷纯的叙事中,某种程度上,将自己的思考附加在了他们的身上,作家理性精神干预了形象化的叙事。但是,也许正因为如此,刘高兴和孟夷纯这两个艺术形象,却得以精神情感上的升腾。毫无疑问,构成《高兴》

叙事结构最为主要的象征意象是肾。肾是构成作品叙事的基本情结。肾作为乡村与城市、乡下人与城里人关联的一个纽结,蕴含的是二者之间的一种割舍不断的血缘情脉。

城市是人类历史在发展中从乡村分离出来的。城市,特别是现代城市自然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结构形态,并形成了独立的文化精神和生存模型。但是,她始终未割断与乡村的联系,尤其是中国。“中国是个农业国,大量的中小城市一出城就是农村。大量城市居民也是从农村转过来的,没有说世世代代是城市居民的人,至少三代前都是农村的。”⑦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来看,乡村支持了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就是今天快速的城市化建设,依然是让乡村付出了失去土地这样沉重的代价。甚至可以说,是乡村用自己的血供养着城市,不断地为城市提供着生命的给养。乡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向了不需土地便能生存的城市,既是乡下人对于新的生活的寻求,更是为城市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廉价的生产劳动力。更为耐人寻味的是,作品对于刘高兴将肾卖给城里人的叙述。城里人的肾坏了,是乡下人为其提供了健康的肾,城里人方能继续生存下去。肾,据说是人生命精气的动力源,并调节人的新陈代谢。所以,人没有了肾,自然也就失去了生命的动力,不能进行新陈代谢,那死亡也就自然而然地向人逼近,预示着生命将要终结。作品关于肾的叙述,是否隐寓着城乡之间的一种生命文化的融通呢?也许,作者在这里正是揭示了中国于文化生命上,所显现出的都市里的乡村,乡村中的都市的特征。 肾的象征意义好像不仅仅如此。从作品特别是刘高兴这一形象的寓意来看,则是一种自我的探询与追问。从社会层面上,刘哈娃进城改名为刘高兴,就是对于自己新的社会身份的一种重新界定。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城市似乎并不认可。也就是说,城市拒绝刘高兴获取城市人的身份。作品开头一段对话,读来令人心肺撕裂:

“名字?

刘高兴。

身份证上是刘哈娃咋成了刘高兴?

我改名了,现在他们只叫我刘高兴。

还高兴┄┄刘哈娃!

┄┄

西安?!

我应该在西安。

你老实点!

老实着呀。

那怎么是应该?

真的是应该,同志,因为┄┄”⑧

这极易让人想起鲁迅的《阿Q正传》中,所叙述的赵太爷不许阿Q姓赵,讥讽他不配姓赵。贾平凹在《高兴》中关于刘高兴身份的叙述,与《阿Q正传》中阿Q身份的叙述,存在着某种相似性。当然,由于社会时代的发展变化,又有着差异性。但所提供的思考,却是同样沉重而深刻的。作品开篇仅仅几句对话,就叙说了中国自19xx年以来城乡户籍及其所形成的巨大的身份差异,甚至蕴含着城市对于乡村极度的蔑视。仅仅如此吗?更为深层蕴含的是对于刘高兴们主体存在的否定,以及刘高兴们进入城市后本我或者原我的消解与迷失。刘高兴在城里既不是了刘哈娃,也不是刘高兴,那他是谁?于是,整个作品在回叙中,始终在追问和探询着刘高兴是谁,或者谁是刘高兴,亦即我是谁或者谁是我的问题。于城市化的建设与发展中,迷失的恐怕不仅仅是刘高兴,还有更多的城里人和乡下人。由此可见,乡下人在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失掉的不仅仅是土地,还有他们的身份,他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应该说是一种社会时代与历史文化的生命存在密码新建构。

如果就生命存在与文化精神而言,刘高兴自以为将自己的肾卖给城里人,自己就应该是城里人了。因为城里人的身上存活着他的肾,即存活着他的生命源动力。因此,他不仅从生命情感上,而且在文化精神上,都与城市及其城里人具有了一种亲近感。他对于肾的下落的追寻,也就成为对自己生命存在与文化精神的追寻和确认。也正因为如此,刘高兴对城市及其城里人,才具有了宽容性与认同感。这正如我们从作品中所看到的,贾平凹的叙写中,除刘高兴之外,其他人都感觉城市不是自己的城市,最多也只是自己的一个梦幻之地。五富的话代表了乡下人对于城市的感受:“城里不是咱的城里,狗日的城里!”⑨但问题是,作家通过刘高兴之口,对于五富式的对于城市憎恨言行,所表现出的情感态度和文化精神立场:“咱既然来西安了就要认同西安,西安城不像来时想象的那么好,却绝

不是你恨的那么不好,不要怨恨,怨恨有什么用呢?而且你怨恨了就更难在西安生活。五富,咱要让西安认同咱,要相信咱能在西安活得好,你就觉得看啥都不一样了。”⑩但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刘高兴对于肾的追寻,结果却是与其愿望相错位。从城里人韦达身上寻找到的不是肾,而是肝。也就是说,刘高兴在城里人身上,并未寻求到与其生命情感与文化精神相融通的生命存在本源。这实际上喻示了乡下人与城市人、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一种分离。刘高兴们虽然于城市中讨生活,但实在还算不得真正的城市人,这不仅因为他们没有城市的户籍。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融入城市的生活之中,是被城市所拒绝接纳的一群城市的飘游者。也就是说,刘高兴、五富们离开了土地进入城市,也仅仅只能算作一种离开土地后介于城乡之间的生活状态,并非城市化的生活状态。城市生活似乎就在他们之中,其实又离他们还很遥远。这不仅表现在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上,更为重要的是情感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上,与城市文化精神还相差甚远。因此,刘高兴于自己肾的寻找上所产生的错位,也就是必然的结果。如果说刘高兴卖给城里人的肾,象征着乡村给予城市的一种生命存在,那么,他自己身上所存留的那个肾,则象征着他乡土文化生命情感的存活。这是一种生命的分离状态象征,即两只肾的分离,也就是城市文化生命从乡文化生命中分离出来,便形成了两种虽有着亲缘联系,但却无法融合在一起的文化形态。

我们沿着这种思路追问下去,就会发现,一半是乡下、一半是城市的刘高兴,还有他所追寻的肾,穿越乡土与城市之后,进入到一种现代人的文化人格分裂的隐喻。不仅如此,《高兴》的叙事,在城、乡文化精神的二难建构境遇中,作家对于这种现代人文化精神人格分裂的剖析的同时,也可以明确地感到,作家通过刘高兴追寻肾,以及他对于城市的亲近和自己情感精神上追求,确实在做着这两种文化精神的弥合,甚至是在探寻着一种理想状态的文化精神建构。文化精神的理想状态“正像人改造了周围世界,他也在历史过程中改造了自身。人从来就是由自己创造的。但正如人只能按照物质世界的本性来改变物质世界一样,人只能根据自己的本性来改变自身。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所能做得就是发展这种潜力,并按其可能性来改造它。”⑾也许正是在此处,贾平凹将中国的乡土叙事,推进到了具有现代意味文化精神的叙事。很显然,在笔者看来,这并不是传统乡土叙事思维,而是突破了传统乡土叙事思维,但又未完全进入现代文化精神意义

下的城市叙事,这就是笔者所称谓的后乡土叙事。

参考文献:

① 徐德明、黄善明《“乡下人进城”:现代化背景下的城乡迁移文学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xx年第4期,第221-223页。

② 贾平凹《秦腔》第566页,作家出版社20xx年4月第1版。

③ 贾平凹《高兴》第449、450页,作家出版社20xx年9月第1版。 ④ 《高兴•后记》第449-450、450-451页。

⑤ 《高兴•后记》第437-438页。

⑥ <美>埃利希&#8226;佛罗姆《健全的社会》中译本,第23、29-30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xx年7月第1版。

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编《〈秦腔〉大评》第606页,作家出版社20xx年8月第1版。

⑧ 《高兴》第1-2页。

⑨ 《高兴》第227页。

⑩ 《高兴》第120-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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