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改变历史》读书报告

《疾病改变历史》由英国两位著名的医生,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和迈克尔?比迪斯合著，他们以自己医生的视角，从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角度看待和探寻影响历史发展与变化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疾病。这里的疾病，不仅包括个人肉体上的疾病，而且包括群体的精神层面上的疾病。

这本书是一本比较有趣的书，首先它的标题就引人注意，因为长久以来许多历史领域的作品都是从战争、社会制度、政党等方面加以分析历史，并强调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然而本书的观点却有些别开生面。本书从历史上发生的疾病与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阐述“疾病也会改变历史”这一观点，虽然作者说过“认为疾病是引起某种历史巨变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是荒谬可笑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体会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偶然的因素其实也会发生不小的作用，从而影响历史进程，也就是我们不能否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历史还是存在一定的“偶然性”。

在书中，作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举了许许多多典型的例子，而有些例子让我感到有些匪夷所思。

当年所向披靡的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地跨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大帝国,然而在他挥师东伐印度的时候,没有败给对手，却败给了一场疫病。尽管亚历山大大帝等文武百官进餐用的银质餐具让他们侥幸逃过此劫,但是这场疾病几乎让他们全军覆没，东征到此为止。如果当年没有这场疾病，谁知道亚历山大大帝会不会继续挥戈东进,会不会横扫东南亚，甚至进入中国，而世界历史也会改写。

另一个例子来自拿破仑。拿破仑之师攻打俄国时,寒冷的天气让士兵大部分染上伤寒,死伤过半,拿破仑被迫撤军,法兰西帝国的东征也戛然而止。更令人惊奇的是1813年底本有机会在累德斯顿击溃联盟军的拿破仑因腹痛和呕吐将指挥权让给了旺多母将军,而这个变化直接导致了最后的失败,而两个月后另一次类似的腹痛和呕吐让他在莱比锡战役中失败。拿破仑的身体很差，他甚至患有严重痔疮，所以在滑铁卢战役之时,拿破仑遭遇的其实不是威灵顿公爵而是严重的痔疮。事后威灵顿说过“我从没有向这样几乎要被打败过”。如果当时拿破仑没有身患难以摆脱的严重疾病，也许滑铁卢不会成为他的终结点，欧洲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将改变！

此外，我还从书中了解到恐怖的黑死病清扫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而极端的恐惧便给

了宗教以机会，也就给了统治者利用的机会；性病可能导致了亨利八世没有男性继承人，还使俄国沙是伊凡四世患上了精神病，并使其成为暴虐的沙皇制度的始作涌者；在墨西哥，天花帮助科尔特斯征服了阿兹特克人；维多利亚女王无意中将血友病传给了她的后代，意外导致俄罗斯君主制度的垮台……当欧洲殖民者踏上新大陆时，他们带去了文明与暴力，同时也带去了美洲人从未遇过的疾病。疾病帮助殖民者驯服了美洲原住民，却也导致了劳动力的不足，于是罪恶的黑奴贸易便应运而生。其实中国古代也不乏疾病改变历史的例子。1232年元兵攻打开封，封城再加上刚好流行瘟疫使全城至少三分之二人口死亡，金人只好弃开封迁蔡，期年，元兵拔蔡，金亡。如果没有这场疾病的流行，宋、金、元的历史恐怕又不一样了。

疾病改变了曾经可能的历史，也促进人类的自我完善。黑死病提高了民众的卫生意识,开启了卫生事业的繁荣;梅毒促使法律对强奸罪的明确规制,提高了人类性安全意识;霍乱是人们重视饮用水的卫生;流感、SARS促使人类开始重视空气质量??疾病一直伴随着人类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出现,每一类疾病的出现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反省，也是一次改进社会的契机。尽管今天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高度发展的水平，但是SARS、AIDS、禽流感这一个个专有名词仍然是会使我们感到恐慌无奈。只要人类存在，疾病就不会消失；只要疾病不消失，那么它将仍然会影响人类历史。或许在今天我们不会遭遇那种死亡过半的恐怖梦魇，但是就像经历过20xx年SARS的噩梦之后面对甲流我们就游刃有余了许多，经历过一次之后，下一次的我们就不一样了，在这些一点点的改变中，其实我们的社会和历史也在悄悄改变。

 

第二篇：《疾病改变历史》读书报告

最近朋友向我推荐一本书,名叫《disease&history》,中文翻译过来是《疾病改变历史》,作者是英国的两位著名医生,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和迈克尔·比迪斯。乍看到这个书名时,觉得非常惊奇。自己平时颇爱历史,读过许多历史方面的书,但大多是从战争、宗教、政党等角度分析历史,而作者从疾病角度看历史委实给人匪夷所思之感。中国的医生似乎太过于专业化,行医就是看病开药,从不敢把触角伸向别的领域,生怕越俎代庖被贻笑大方,而外国的医生似乎视野更博大,行医问药之余从医学的角度来研究历史,确实让人叹为观止。

这本书系统讲解了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疾病发展过程,从瘟疫(黑死病)、天花、梅毒、伤寒、霍乱到流感、肺结咳、血友病、暴式癔症以致今日的AIDS、SARS,种种历史上出现的恐怖疾病。这些病都是威力无比的膏肓、朝不保夕。在历史上,这些疾病如同洪水猛兽,所到之处,留下的多是铮铮白骨和人类无尽的悔恨感叹,尤其是中世纪横行欧洲的黑死病,像噩梦般夺去了当时欧洲杀手锏,侵入肌肤、深入骨髓、钻入神经,使人病入三分之一的人口。据史料记载,当时人们都认为黑死病是以空气为传播媒介的,因此为防止黑死病传播,一旦有人被确诊,便被强制隔离甚至灭口,抛妻弃子、离父遗母的悲剧不断上演。

黑死病的出现,不仅对人类道德进行了考验,同时也促进了基督教的繁荣。人类对疾病的极端恐惧,导致灵魂的空虚,这使宗教成功的变为安抚人心的工具。同时宗教又为统治阶级运用,成为奴役群众的工具。作者从疾病泛滥引发道德危机,道德危机呼唤信仰介入(多以宗教形式出现),信仰介入形成大众意识,大众意识促成社会进步这一主线,具体分析每一个疾病对历史的推动作用。黑死病最终查明是以黑鼠传播的,这在欧洲骤然掀起了灭鼠狂潮,同时也提高了民众的卫生意识,开启了卫生事业的繁荣;梅毒是以性交方式传播的,这不仅促使法律对强奸罪的明确规制,同时也促使了人类的性观念、性安全意识的提升;霍乱是以水为传播媒介,这极大推动了清洁饮用水工程的发展;斑疹伤寒、疟疾等疾病是以虱子、疟原虫传播的,这再次提请人类关注个人卫生;流感、SARS是以空气传播的,这促使人类开始重视空气质量、环境清洁等??每一类疾病的出现,都引发了人类的思考,从恐惧、无望中痛定思痛,然后规制自身的不良行为,提出解决之道,推动社会的进步。

同时,文中还提到疾病对战争的影响。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红极一时的跨亚欧非大帝国,一生可谓所向披靡,无人可挡,然而让他溃败的却不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对手,而是细小如微的病菌。大军在挥师东伐印度的时候,一场罕见的疫病,几乎让整个军队覆灭。后经查明,银质餐具具有强大的杀菌左右,而亚历山大大帝等文武百官皆以银质餐具进餐,才侥幸逃过此劫,不过帝国的东征也至印度为止,否则亚历山大大帝继续挥戈东进,极有可能横扫东南亚进入中国。无独有偶,拿破仑大帝同样因疾病而几乎全军覆灭。在攻打俄国之时,大军已经逼近莫斯科,这时气温骤减,冰雪如盖,士兵大部分染上伤寒,死伤过半,拿破仑被迫撤军,法兰西帝国的东征也戛然而止。当然战争中又因疾病全面受阻的,也有因疾病打开局面的,这就不仅让人想到了臭名昭彰的波斯屠城一战和日本细菌战。当年,成吉思汗大帝横扫欧亚大陆,几乎无人可挡,然而攻打波斯之时,却因波斯首都坚守固若金汤,蒙古大军死伤惨重,这让成吉思汗怒不可揭。这时有人提议往城内投入患瘟疫而死的士兵尸体,引发城内瘟疫,成吉思汗依计而行,结果城内守兵大部分患病,士气骤降,蒙古大军乘虚而入,杀红了眼的兵士将整个波斯首都屠城。而提到侵华战争时期日本的细菌战,无不让每一个中国人愤愤然。日军731部队通过研发各种病菌,投射到抗战区,造成我国人相继罹病,战斗力大减,而日军趁机大肆践踏中华大地。

《疾病与历史》最后介绍AIDS、SARS时,引出了更深刻的思考。以往不管瘟疫、天花、伤寒、霍乱等,大多是难以避免或者人类疏忽所致,并不是人类主动引发的。而AIDS、SARS的出现,却是因为人类吃黑猩猩、果子狸而致。按照常理,我黑猩猩、果子狸本不在人类食谱之内,而你偏偏没事找抽,吃起不该吃的东西,最后疾病这巴掌狠狠抽在了人类脸上,以致今日我们还时时感到隐痛。作者指出,有三种“疾病”是人类之公敌:瘟疫(黑死病)、饥荒和战争。此三种疾病皆因失调而至,瘟疫是人体的失调、饥荒是作物和牲畜的失调、战争是大众精神

的失调。失调,就是规律之混乱。万物有则,天行有常,破坏规律终究会自取灭亡。一个生物学家说,他只要知道这个动物的食谱,就知道这是什么动物,比如以竹叶为食的是熊猫、以老鼠为食的是猫,动物往往有固定的食谱,除了人。如果看人的食谱,你很难猜出这是什么动物。它什么都吃,狼心狗肺猴脑浆、蚯蚓蟑螂变形虫,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只要能吃,统统可以上餐桌。这一吃不打紧,吃的整个生物链几乎崩溃。人类吃松子,吃的松鼠食物告急;吃草原狼,吃的黄羊泛滥成灾;吃发菜,吃的草原黄沙肆虐;吃果子狸、黑猩猩,吃的艾滋、非典横行??盖疾病是人类的公敌,有时躲避它还唯恐不及,倘若无端的破坏规律引“病”入室,那真是咎由自取。

以史为镜,可以鉴今,希望我们今人能够尊重自然,尊重规律,远离疾魔,和谐康安

这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史书,但是从作者的身份来看,我还是比较愿意相信书中所列举的一些史实的.在这本书当中我觉得最有意思的部分可能是关于拿破仑部队的几次失败和军事医疗卫生系统之间的关系.

书中记录,拿破仑率领60万军队进攻俄罗斯,其中自己的部队26万人,这26万人当中只有9万人前进到了莫斯科.其中大部分人因为疾病死在了波兰和西俄罗斯.

拿破仑在春夏季节路过波兰.奇怪的炎热天气让他付出了高额的成本.死了两万匹战马,是战争当中损失的两倍.炎热的气候导致军队缺水,也造成了用水卫生条件的恶劣,最后诱发了一种叫做斑疹伤寒的恶性传染病.这种病造成了8万军人被击倒丧失战斗力,在一个月内军队死亡人数超过1/5.最后26万军队回到本土之后只有4000人.其中有超过60%死于肺炎,斑疹伤寒和痢疾.

这次进攻俄罗斯是因为群体性传染病的原因而失败.这个说法是无庸置疑的,那么滑铁卢村的那次著名失败,又有没有什么和疾病的关系呢?

这次的关系发生在了拿破仑一个人身上.

面对滑铁卢战役之时,拿破仑46岁,这个时候的他已经不再是年轻时代精力充沛和意气风发的指挥官了.

他从28岁开始因为便秘而脱肛得上了痔疮,所以马背生活非常痛苦,行军非常难受.因为不规律的军旅饮食让他的消化道疾病非常严重,胆结石是可以确定的,其他的消化道溃疡也很明显.1813年底本来有机会一举在累德斯顿击溃联盟军的拿破仑因为一次长期作战后的狼吞虎咽导致腹痛和呕吐,只好将指挥权让给了旺多母将军,这个变化直接导致了最后的失败,而两个月后另一次类似的腹痛和呕吐让他在莱比锡战役中失败。

有了这些前期症状,在滑铁卢战役之时,拿破仑遭遇的其实不是威灵顿公爵而是严重的痔疮。

这听起来有点让人忍不住笑,确实是如此.严重的痔疮让他根本无法用一个正常的状态面对战争作出判断.最后错失了分别打败普鲁士和德荷联军的机会.事后威灵顿曾经说过"我从没有向这样几乎要被打败过".

可见,其实胜负的关键实在是就在这小小的痔疮之上.

关于痔疮的问题.从逻辑上来说,应该是消化道疾病引起的排便异常造成的消化道尾部物理性损伤.这一点在拿破仑最后的日子里的身体状况当中得到了印证.史料记载,他"拉柏油便"(黑色低稠度粪便)"呕咖啡渣",并且总是打嗝.这说明他的消化道疾病已经非常严重,尸检报告上称,他的胃上有硬癌生长,据说硬癌物质锲入胃壁的缝隙可以放进一根手指......

其实长期以来我就不完全同意历史必然论,我觉得历史是由很多偶然事件造成的结果,看了这段记载之后,更坚定了我的看法,很多看似重大的历史结果,其实都是由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小杠杆翘动的.而这一个又一个的杠杆到底是什么?只有见证人才知道.

自古以来，饥荒、瘟疫和战争就经常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其中瘟疫为害尤甚。本书内容有趣，涉及面广，探讨了疾病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作者利用鲜为人知的史料，展现了疾病

对文明、军队以及历史上著名领袖人物的侵害，说明最有权势的个人和强大的国家也可能或已经因疾病的致命打击而衰弱。

古典时代，瘟疫耗尽了雅典和罗马的活力。14世纪，黑死病蹂躏了欧洲，促使教会内部异端教派的兴起，标志着欧洲封建时代的终结；性病可能导致了亨利八世没有男性继承人，而这对英国的安全至关重要——甚至对欧洲的政治和宗教影响巨大；性病还使俄国沙是伊凡四世患上了可怕的精神病，并使其成为暴虐的沙皇制度的始作涌者。在墨西哥，天花是科尔特斯征服阿兹特克人的盟友；在俄罗斯，斑疹伤寒帮助俄国人打败了拿破全大军。维多利亚女王无意中将血友病传给了她的后代，然后让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推一的儿子得病——个人的悲剧意导致俄罗斯君主制度垮台。

每个时代人们对付体质和精神病患的手段都有进步，只是我们所处的时代要面对许多新的疾病的威胁——比如艾滋病。展望未来，作者探讨了各种可能袭扰我们当代文明的疾病——其中许多是先进技术的副产品；作者警告世人——与任何时代一样，对许多广泛流行的疾病，我们现在的医疗技术仍然捉襟见肘。

黑死病、梅毒、霍乱、伤寒、天花、爱滋病??这些都是令人类谈之色变的疾病。当疾病发生在个体身上的时候，它影响的只是一个人。但是当其蔓延传播开来，感染了众人的时候，它就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给一个时代烙下深深的记号。两位英国人，卡特赖特和比迪斯，他们合著了《疾病改变历史》一书，作者关注了影响人类种族命运的疾病造成的影响，并用这些疾病的传播来说明时代特点。

两位作者从古代世界的疾病写起，涉及了黑死病，梅毒、天花、霍乱、流感、肺结核、血友病等疾病。传统的史学家注重的是历史的宏大叙事，很少关注疾病、环境、生态等社会学方面的问题，而医学史也往往多是医疗技术的发展史。《疾病改变历史》把眼光放在了疾病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上面，这与二十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历史著作的叙述中心由王朝政治转向社会生活是一致的。正如作者所说：“在特别强调历史的社会学方面的因素时，有必要审视那些疾病曾经产生重要影响时段，尤其是在其重要性被大多数传统的历史学家忽视或误解的时候。”

《疾病改变历史》一书认为，瘟疫、饥荒和战争这三个问题分别是人体失调、环境失调和大众精神失调所致。从疾病对历史的影响上看，多数疾病的大规模流行，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制度本身存在问题。像癌症、艾滋病等的迅速蔓延都与工业化和全球化有密切关系，人类以为自豪的医学技术也并不能帮助人类免除疾病的打击，抗生素滥用的副作用反映出“医学取得的成功，最终证明其本身也成为问题的根源。”

在探讨了疾病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时，作者利用大量史料，展现了疾病对文明、军队以及历史上著名领袖人物的侵害，说明最有权势的个人和强大的国家也可能或已经因疾病的致命打击而衰弱。如古典时代，瘟疫耗尽了雅典和罗马的活力。14世纪，黑死病蹂躏了欧洲，促使教会内部异端教派的兴起，标志着欧洲封建时代的终结。性病可能导致了亨利八世没有男性继承人。维多利亚女王无意中将血友病传给了她的后代，然后让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推一的儿子得病——个人的悲剧意导致俄罗斯君主制度垮台。

书中最后一章是“暴民癔症和大众暗示”，这显然是将精神疾病也划了进来，是近现代的医学分类法。作者讲的“暴民癔症”是一种集体性的歇斯底里现象，在群体内他们互相模仿，害怕被看成另类；群体以外则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个人发生症状，会连锁性的传染给别人。作者认为，法国圣女贞德和希特勒都是有癔症的人，他们在特定的场合能够感染许多人。贞德年幼时有幻听、幻视的症状，即现在所称的“美尼尔氏综合症”。希特勒就不用说了，这个纳粹首领拥有令人震惊的战争狂想，并且付诸实践，几乎摧毁了大半个世界。

在本书中，作者也提到了现代社会与身体疾病有关的种种制度，诸如医疗、公共卫

生，社会福利政策甚至城市建筑在历史上的发展与沿革，都与疾病及对疾病的医疗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福柯那里，现代医疗体制建立的同时也是国家对于个人的控制开始加强的过程，法国历史上就曾将麻风病人与疯癫之人置于与公众隔绝的状态之中，它在后来的演变结果就是现代的监狱与医院。

我们今天视为平常的医疗技术与城市治理技术，也并不都是从来就有的，比如说对感冒的治疗，清洁的引用水系统以及城市排污系统。疾病为我们看待这个社会在历史上所处的位置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书中所描述的变化其实一直都在发生之中，这就是卡特赖特在本书中所关注的疾病在历史中的意义，疾病改变了历史。

每个时代的医学手段都在进步，但是疾病也不断产生，比如爱滋病，比如非典型性肺炎。正如作者警告的那样，困扰人类的许多疾病其实是人类自身创造的先进技术的副产品，与任何时代一样，对许多广泛流行的疾病，我们现在的医疗技术仍然捉襟见肘。

公元1812年，法国皇帝拿破仑发数十万精锐之师，征讨俄罗斯，发誓“永久结束北方巨人”。但令皇帝沮丧的是，历史并没有因为梦想而改变。后来能够重新踏上法国土地的法国士兵不足六千人，步兵步履蹒跚，骑兵摇摇欲坠，能派上用场的还不到一千人。一般认为，让拿破仑大丢颜面的，是俄国寒冷的冬天以及撤退不当，但是有没有另外一种对这一历史的解释呢？拿破仑这个不世出的军事天才，前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当了皇帝以后却是屡战屡败，尽管也曾屡败屡战，但结果却显然不如曾国藩，以致一次再次丢掉皇位，终老荒岛。前后差别如此之大，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诸如欧洲势力，属下不力等因素，传统史学已经讲述得很多了，但偏偏有人别出心裁，认为是法国皇帝的龙体造成了自己的失败，具体说来，就是他的痔疮导致了他的滑铁卢，进而改变了法国以致世界的历史。痔疮改变世界史，这一观点乍看荒诞莫名，就好比我们自己说康熙脚上打了一个鸡眼，影响了以后的鸦片战争以致中国近代史一样，但是谁敢说，康熙没有生那个意义深远的鸡眼呢？

卡特赖特与比迪斯合著的《疾病改变历史》是从疾病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史，着重阐述疾病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在特别强调历史的社会学方面的因素时，有必要审视那些疾病曾经产生重要影响时段，尤其是在其重要性被大多数传统的历史学家忽视或误解的时候。”从江湖派别来说，本书属于新社会史研究。新社会史往往从传统史学不屑一顾的细节入手，来看待社会历史发展。拿破仑曾经对他的秘书说：“因为我，你也可以扬名青史了。”他的秘书立刻回到：“请问亚历山大的秘书是谁？”他们的秘书是谁关我屁事，但是新社会史的研究者却对此感兴趣，不消说秘书们了，举凡俗谚俚语，引车卖浆者流以至斗鸡走狗种种细微末节，皆入学人视野。《疾病改变历史》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西谚有云，一粒沙中见上帝之恩典，即国语所谓“见微知著”、“窥斑见豹”，是说从小地方可以看到大意义。进而，西学有“蝴蝶效应”之说，曰巴西的蝴蝶扇动翅膀可以引起大西洋的风暴，而复杂性不逊于自然界的社会同样如此，任何细微的变化都可以引起江湖大风暴。本书立论依据即是由此而来，讲述的就是疾病在历史上对社会发展做出的种种“贡献”。

对于现代人来说，疾病是一种与自己切身相关，但却由不得自己作主的“东西”。我们已经习惯于在生病的时候去医院，也习惯于在无聊的时候，阅读杂志报刊上种种医疗保健的文章、专栏甚至是广告并且按照上面的建议去做，如果担心效果，那就先建议别人去做。但总得说来，生病是个人的事情，它对我们个人的影响，至多是如杜甫所说的“官应老病休”，即使我们将历史牵扯进来，也不过是在白乐天因眼疾不得不“闭眼学头陀”之后，少读几篇诗书散文而已，怎么可能与历史产生关系，具体的说，疾病怎么能够改变历史呢？

毫无疑问，疾病是自古就有的，否则神农氏也就不会因为尝百草而死了。本书就是从疾病对原始社会人口控制谈起，那个时候人少，死个把人，社会控制就完成了，病死几十人，一个社会基本也就没有了。历史上比较大的流行疾病，诸如黑死病，天花，伤寒，霍乱等等，对于雅典，罗马以及日后欧洲在政治与宗教上的种种影响，都在本书中找得到。疾病

既可通过对重要历史人物的影响来改变历史，也可以通过对大众的重创来击溃社会。前者的典型例子是俄国沙皇伊凡四世，这位性病兼精神病患者在癫狂中开创了现代沙皇体制，并成为这一暴虐体制的典型实践者；后者的实例更是不胜枚举，比如黑死病对于英法战争的影响，大量死亡的人口曾使得英国人惶惶不可终日，只好放弃战争的大好局面，跟法国讲和。而在现代社会，大众迷狂的危险可能不亚于大规模的瘟疫，比如狂热的第三帝国国民。

伴随着现代医疗技术不断发达，致命疾病的种类业越来越多，这似乎是对现代医疗的一个讽刺。但是疾病与医疗对于社会的影响绝非仅仅限于个人的身体。在福柯那里，现代医疗体制建立的同时也是国家对于个人的控制开始加强的过程，比如法国历史上著名的“愚人船”，就是将麻风病人与疯癫之人置于与公众隔绝的状态之中，它在后来的演变结果就是现代的监狱与医院。而在本书中，作者也提到了现代社会与身体疾病有关的种种制度，诸如医疗、公共卫生，社会福利政策甚至城市建筑在历史上的发展与沿革，都与疾病及对疾病的医疗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今天视为平常的医疗技术与城市治理技术，也并不都是从来就有的，比如说对感冒的治疗，清洁的引用水系统以及城市排污系统。疾病为我们看待这个社会在历史上所处的位置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书

中所描述的变化其实一直都在发生之中，这就是卡特赖特在本书中所关注的疾病在历史中的意义，疾病改变了历史。

《疾病改变历史》这本书极大的扭转了我的看法。在我眼中，比起世界上最知名的将军、哪些战场上的英雄来说，医生和医学家是真正的英雄，不比他们逊色，超过他们。

书的前三章，让人觉得很有意思，也很震惊。居然罗马的衰落与瘟疫有关，因为瘟疫导致罗马人出生率下降，大量人死亡，才让日尔曼人进入罗马军团，也让天主教能够有传播的土壤??古希腊也受瘟疫的影响，而黑死病改变了英国的封建制度，以及天主教失去对欧洲的统治埋下了伏笔。梅毒影响了俄国、英国的历史进程，伤寒击败了拿破仑拯救了欧洲，同样是疾病让滑铁卢战役中，胜利女神抛弃了拿破仑。但是当看到从第六章开始，《霍乱与卫生改革》、第七章《杜松子酒、流感与肺结核》、第八章《蚊蝇、旅行与探险》时，我对那些医学家们肃然起敬，为那些在对抗疾病，在人类公共卫生事业上做出巨大贡献的医学家们肃然起敬。他们的勇敢精神、无私的奉献精神，以及他们严谨的科学态度，太令人敬佩了！！

先以霍乱为例。在当时的社会一直认为霍乱是靠瘴气传播的。但是英国的约翰.斯诺认为霍乱是靠水来传播的，他进行了调查和分析，走访伦敦街区，统计在一个社区里饮用不同水源的人群中因霍乱导致死亡的人数，最终通过详细的调查，数据分析得出霍乱当时是通过水来传播的。笔者一笔代过，但是想想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在那个现代科学仍旧处于启蒙期，在非典的时候我们知道消毒知道过滤，但那个时候谁又知道，又能有多少手段呢？假如真的是靠空气传播，约翰.斯诺不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在冒险吗？他在天知道靠什么传播，和天知道怎么才能保护自己的条件下进行调查，而且是严谨的调查分析，论证，这难道不值得人们敬佩吗？

在对抗疟疾和黄热病的战斗中，医学家一如既往的展现了自己的献身精神和大无畏的气概。书中记录到沃尔特.里德、詹姆斯.卡洛斯、杰西.拉齐尔展开了对黄热病的研究，他们认为蚊子是这些病菌的宿主，并且在蚊子体内病菌发育并进行传播。他们居然勇敢的让蚊子叮咬自己，以证明他们的猜想，并且去发现抵抗的方法，比如是不是会有抗体等等，拉齐尔为此付出了生命。在后面几章里，笔者讲述了不少相关的事例，也许作为一个熟悉这些历史的作者，他没用任何笔触去渲染、讴歌这些为人类战胜疾病作出贡献的人。但是我觉得在工业革命之后，很多的医学家都是英雄。即使他们没有死在研究的路途上，但是他们每次研究从今天的角度看都在玩命。今天的研究者已经知道诸如隔离、消毒，也有类似的方法，但是在当时呢，他们几乎是暴露在病毒面前的。而在那个时代几乎无药可言，很多所谓的治疗方法都是人们的臆想，今天人看起来都觉得可笑，现在看可能都算是伪科学。这种研究也许

就是踏上了不归路。那个军事家、战场上的英雄，在明知90%会死的情况下，还会向他们这样从容呢？也许有，但是我觉得不多。更何况，直到这些医学英雄的人很少。

《疾病改变历史》是一本很有哲理的书，击碎了很多主管的自大狂的臆想。原来到了近几十年，战场上因为敌人杀戮死亡的人数才与因疾病杀死的人数差不多。而以前，一场战争中死亡的人绝大多数没有那么英勇，而是死于疾病。人类走向文明，却让疾病更肆虐，科技越发达，人类越强的交通能力，更广泛的活动空间，让疾病更广泛传播，而同时人类的文明工业化，让城市更大，人口更多，更集中，让疾病更具威力。而且，虽然我们战胜了天花，但是还不断有新的疾病浮出眼前，甚至作者预言，也许应对人口数目过快增长的最终方法是我们不愿看到的未知和难以攻克的疾病，就像在以往的岁月，既然人类自己不能刻制、自治，上帝就会用古老的疾病来惩罚来约束。也许真是这样，但是我想假如还有那些大无畏的医学工作者，我们就永远有希望！

有关霍乱的一节让我印象深刻，那段历史带走了很多年轻的生命，也涌现出许多名垂现代医学史的英雄，同时，也让卫生成为公共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除垃圾、提供清洁的饮水、适度宽敞空气清晰的住房、保障饮食安全等成为政府的义务。城市水循环系统开始恢复到古罗马的水平，金属水管开始得到使用。

在处理霍乱中，人类自身的生活质量提高，政府职能增加，社会生产也因而得到推动，科技在土建、水利、医学、化学等方面也得到加强。

这些是客观的进步。

回头看历史，也注意到人类在已经预感到要面对当时还无能为力的传染病时所作出的努力，以及表现。有积极的，也有自暴自弃的。从这种角度看，20xx年春天的经历相对平和、平静，其结果也是可以接受的。

１９９８年７月１７日，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的遗骸（除皇太子阿历克谢和第三个女儿玛莉娅之外）在他们被杀八十年之后的同一天安葬于彼得堡的圣彼得

－保罗大教堂。签署这项安葬命令的叶利钦也参加了这件“极富戏剧色彩、也相当令人伤感”的葬礼。事后，他本人在日记中没头没脑地这样写道：“我们实际上丧失了体验历史的完整性和连续性的可能。我多么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这一切都能够得到恢复。”（《午夜日记》

第十章）这里我的理解是，叶利钦既是在感叹命运无常，似乎也是希望俄罗斯能够重新回到罗曼诺夫王朝的辉煌时代。

１９１７年，罗曼诺夫王朝的垮台是世界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西方学者和苏联学者对它垮台原因都有过大量的分析，却很少有人把目光投向“历史规律”之外的偶然性。人们非常熟悉的一种观点就是列宁在《远方来信》所讲的，维持了许多世纪的沙皇君主制度在八天之内土崩瓦解的主要原因是阶级斗争和帝国主义战争。（《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４页）如果有人说，导致罗曼诺夫王朝最后垮台的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非常偶然的血友病，我们恐怕就会感到惊奇，这个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式的结论是医学史家弗里德里克·Ｆ·卡特赖特和历史学家比迪斯在所著的《疾病改变历史》（Ｄｉｓｅａ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ｙ）一书中对这场震撼世界历史事件的看法，而且这还仅仅只是疾病改变历史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表面上看，这类从医学史家的角度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另类历史书籍如今走红，受到了近年ＳＡＲＳ、禽流感等传染病影响。其实，医生和历史学家的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至少我国先秦时期掌管历史的巫和医生是不加区分的，所谓“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语·子路》）“医”的繁体字就写作“醫”和“毉”，《广雅·释诂》云：“醫、觋，巫也。”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以人为研究对象，都要面对疾病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所以在西方史学界医学史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疾病会影响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在国内读者当中也不是一个新话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新华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由法国学者皮埃尔·阿考斯和瑞士学者皮埃尔·朗契尼克

写的《病夫治国》，专讲老人政治的弊端。作者认为，无论是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只要存在魅力型的领袖，其精神和肉体的健康足以影响历史进程。书中举了列宁、丘吉尔、戴高乐、罗斯福、肯尼迪、约翰逊、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毛泽东、纳塞尔等二十多位领导人身体不健康的例子来说明领袖身体或者精神上的麻烦能够改变国家的命运，而由此造成的后果，总是要由无辜的民众来承担。当时我国正在酝酿废除领导人的终身制，这本内部出版物契合了这一时机影响不小。但是该书的价值取向是英雄史观，着眼处是个人对历史的影响，疾病只是作为一个偶然因素来证明英雄作用于历史。

在《疾病改变历史》这本书中，卡特赖特和比迪斯就与前者不大一样，他们指出：“疾病不仅对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造成影响，也对普通大众产生影响”，“认为疾病是引起某种历史巨变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是荒谬可笑的。”（《导论》）所以他们主要关注的是那些影响人类种族命运的疾病造成的影响以及用这些疾病的传播来说明时代特点。在医学史家和人类学家的眼中，疾病是人类文明发展过快的衍生物，它和战争、饥饿交织在一起改变历史的轨迹。如黑死病、雅司病引起的慢性接触性传染病，主要在中非、南美、东南亚一些热带地区流行，也偶见于温带）、梅毒、霍乱、伤寒、天花、艾滋病等恶性传染病都是对普通大众发生影响的疾病，它们不断调整和改变人类的行为方式。在人类的早期社会，疾病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人口的快速增长的作用。一般来讲，只要文明中心区的人口向边缘扩展时，就会有传染性疾病在没有抵抗力的居民中间传播，这就如同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生物入侵一样。研究还发现，非工业社会流行性疾病有季节性，使人口死亡率在适中和较高之间波动，使人口增长维持“繁荣－萧条”的平衡。（唐纳德·Ｌ·哈迪斯蒂：《生态人类学》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５０页）在近代工业文明和今天全球化的时代，疾病的传播已不按照季节、地域、国家和种族来划分，它是跳跃式传播。像埃博拉病、军团病、艾滋病、禽流感和ＳＡＲＳ都可以利用现代交通工具瞬间传播到他地，其影响也不限于某一部落和某一地区，生态、环境、政治、经济均受到波及。作者认为，“艾滋病最终爆发的性质和速度显示，人们的流动性增强以及其他行为上的改变（包括性行为更加‘放纵’），这有助于说明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传染性疾病增加了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潜在危险。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突然爆发，在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社会的恐慌就很能说明问题。

大规模的传染病是人类文明的伴随物，因此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农业文明的集体生活方式和发达的饲养业就是造成物种之间病毒交叉传染的原因，只是农业社会的人口流动有限，疾病一般都是区域性的，在内陆地区所能造成影响也有限。如中国文献最早记载的时疫发生在公元前６７４年，是齐国传到鲁国的近邻传播，其他国家似乎没有受到影响（“夏，齐大灾。大灾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疠也。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及我也。”《公羊传·庄公二十年》）。但是在交通发达的沿海区域和战争时期，一个地方性的疾病说不定就能引起了历史的变化，作者举了雅典和罗马的例子。

雅典在公元前４３１年爆发了使希腊文明衰落的伯罗奔尼撒战争（４３１～４０４ＢＣ），不料第二年就发生瘟疫。据修昔底德说，瘟疫是起源于上埃及（埃塞俄比亚），再传到埃及和雅典。“人像羊群一样地死亡”，“由于瘟疫的缘故，雅典开始有了空前的违法乱纪的情况。”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一下子就把雅典的开明政治破坏了，不仅政治家伯里克利因此死去，雅典海军死亡四分之一，大丧元气。卡特赖特认为这场瘟疫最终使雅典败于斯巴达（第８页）。罗马遭受传染病的打击更为惨重，在马可·奥略留皇帝（１６１～１８０）任内爆发的著名的“安东尼瘟疫”（又称盖伦医生病），它是罗马军队镇压叙利亚后带回来的疾病，军队在这场瘟灾中损失了十分之一，而十五年之内它导致了罗马帝国本土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皇帝本人也在瘟疫中死去。盖伦（１２９～２１６）所描述的病症是高烧、咽炎、腹泻并且皮肤化脓。有学者据此认为这是天花最早流行的记录，病源是来自蒙古，这也是迫使匈奴人西迁的原因。但作者认为它不是天花。在公元２５０年，罗马又爆发了另一场传染

病——西普里安大瘟疫，它因迦太基的基督教主教西普里安（２００～２５８）的记载而得名。它的症状是腹泻、呕吐、溃烂、高烧，卡特赖特认为它是斑疹伤寒，是从埃塞俄比亚、埃及和罗马在北非的海外殖民地传播而来。它持续时间有十六年，高峰期罗马城每天死亡的人数达到五千。据作者讲，罗马的这两场瘟疫产生了一个改变历史的深远后果，这就是基督教因此成为了世界性的力量。

从历史上看，全球化的起点应该始于开辟去美洲的新航路，它的副产品就是把旧大陆的传染病天花、麻疹传到美洲，同时也把美洲的梅毒一类疾病传到其他地方。在科尔特斯（１４８５～１５４７）征服墨西哥和皮萨罗（１４７１～１５４１）征服秘鲁时，他们所带来的传染性天花等病毒都成为印第安人致命杀手。当时参与攻克墨西哥的贝尔纳尔·迪亚斯曾写到，他们进城后，大街小巷尽是死人，“我们只能在死去的印第安人的尸体与头颅之间行走，??墨西哥城死去的人实在太多，??散发的恶臭令人无法忍受。”（《征服新西班牙信史（下）》）其实，当时科尔特斯的兵力远逊于守方，卡特赖特和比迪斯认为美洲居民缺乏对付旧大陆疾病的抗体，殖民者的胜利是因为大多数印第安人死于疾病。这样大规模的死亡惨剧造成了印第安人的恐慌，他们以为是天神的复仇而丧失了对殖民者的抵抗意志，使之入无人之境（第７６～７９页）。从史料记载来看，墨西哥的人口从征服前的２０００万左右到十七世纪不到２００万；秘鲁则从７００万减至５０万，整个新大陆的人口下降到只有原来的１０％，多数是因为无法抵抗传染病而死。它产生的一个间接后果就是造成美洲劳动力的紧缺，并引发了帝国主义历史上最肮脏的黑奴贸易。顺便说一下，战争引起的传染病爆发的类似恐慌在我国也发生过。金开兴元年（１２３２年）元兵攻打开封，封城之后，百姓无法出城造成大疫，“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金史·哀宗纪》卷１７）我们知道，北宋开封最繁盛时，人口也不过１５０万，这场瘟疫至少死了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二。同年１２月，金人只好放弃开封迁蔡（今河南蔡县），一年后，蔡就被蒙元拿下，金亡。史书没有讲金人灭亡之前流行的瘟疫是什么，从疾病迅速爆发和死亡的惨烈来看，这应该是战争造成的人口在短期内大量集中，卫生恶化引起了鼠疫一类的疾病。没有它的流行，宋、金、元的历史恐怕又不一样了。

在讨论疾病对大众的影响及与历史之关系，作者写了很有意思的一章，即“暴民癔症和大众暗示”。一般来讲，鼠疫、天花一类影响肉体的传染病很容易被学者注意，大众精神性的疾病就不那么容易被发现。作者讲的大众精神性的疾病就是所谓的“暴民癔症”，这是一种集体性的歇斯底里现象，在群体内他们互相模仿，害怕被看成另类；群体以外则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个人发生症状，会连锁性的传染给别人。法国的圣女贞德（１４１２～１４３１）和希特勒在作者眼中都被认为是有癔症的人，他们在特定的场合能够感染许多人。贞德年幼时有幻听、幻视的症状，即现在所称的“美尼尔氏综合症”。作者是英国人，他们对贞德的看法，法国人肯定不高兴。但是有一点他们是对的，这就是在英法百年战争中，法国人在七十多年的反抗不成功之后，具有通灵能力的贞德自然很容易成为民族复兴的希望。我想，当时即使没有神灵也应该创造一个出来，贞德不过适逢其会。从宗教现象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来看，我认为贞德所造成的集体性的癔症是所有的社会之常态。书中也举了中世纪德国的“舞蹈病”和低地国家舞蹈狂热，它们的表现形态与十九世纪下半叶北美流行的印第安人反抗殖民、恢复土地的“鬼舞教”基本是一类事，都是相信可以获得超人力量的帮助。我们知道，人类对未来和未知的恐惧需要利用超人力量以预防和应付社会危机，只有尽可能的接近“神圣”才可以避免危机。历史上所见的各种神启、理想主义和乌托邦都具有“神圣”、“绝对正确”的共性，这既是人类对恐惧的本能反应和“恐惧”之冠冕堂皇的遮羞物，也是暴民癔病的心理基础，所以任何社会都无法排除集体癔病。贞德以“神圣”名义倡导的抵抗在世界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以宗教运动的形式上演过，像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义和团、红卫兵运动都是如此。作者把它划入疾病一类，与其说是这类大众性疾病改变历史，还不如说

它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人们常常认为，至关重要的战役、思想界激烈的斗争是历史进程的纽带。总统、君王、独裁者等等独掌大权的人物在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行为与抉择推进了社会的发展。然而还有一些微小而不为人知的因素同样也颇具影响力。加州河滨大学的名誉教授，欧文·谢尔曼在《改变历史的十二种疾病》一书中描述了细菌、病毒、寄生虫是如何席卷城镇，造成大规模死亡，击垮伟大的领袖和思想家，并在此之后改变了政治、卫生和经济状况。谢尔曼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上论述了十二种臭名昭著的疾病是如何改变历史的。这些疾病包括：天花、肺结核、梅毒、艾滋病、流感、黑死病、霍乱、疟疾、黄热病和两种非传染病（血友病和卟啉病），以及一种植物疾病（马铃薯枯萎病）。

谢尔曼同时也解答了疾病爆发在当今是如何影响世界的这一问题。

天花：天花是唯一一种通过接种疫苗可以根治的疾病。天花的破坏性影响直接推动了预防医学的发展。免疫和疫苗的研究从本质上说是来自于对天花的研究。这为治疗其他疾病带来了希望，也许我们可以通过相似的方法根治其他疾病。

肺结核：人类与肺结核的斗争刺激了最初对抗生素的探寻。肺结核或许还促进了巴氏消毒法的推广，也就是通过高温来杀灭结核杆菌和可能会污染牛奶的病原体。肺结核会传染的性质同时也使得疗养院纷纷建立，结核病人在疗养院里被隔离起来进行治疗。

梅毒：从前，人们使用重金属（如水银）来治疗梅毒，这种疗法虽然给病人带来破坏性的后果，但是却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化学疗法的发展。这种通过性行为传播的疾病激励着化疗先驱保罗·埃里希寻找一种被他叫做“魔法子弹”的药物，也就是后来的“胂凡纳明”（又称“六零六”）。许多药物的历史都可以上溯到埃里希的试验，他将有机体进行染色以寻找可以结合并杀死寄生虫的药物。

艾滋病：“谈到传染病，不能不说说艾滋病。”谢尔曼说，“艾滋病是一种现代的疾病，也是一种无法预料的疫病。”如今可用的化疗手段能够有效地减少由艾滋病引发的死亡。艾滋病也可以通过“行为控制”来进行预防。

流行性感冒：在当今世界上很少有疾病能像流感一样造成如此广泛的影响和大量的死亡。尽管有许多种疫苗，流感仍然对全世界构成威胁。流感很可能影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在一战中，大量的士兵死于流感，各国的军事医疗系统也遭受重创。

黑死病：中世纪的欧洲曾长期笼罩在黑死病的阴云之下，因此也催生了通过隔离来控制疾病传播的方法。谢尔曼将中世纪的人们对黑死病做出的反应与现代人如何应对艾滋病相比较，他说，恐惧、无知、焦虑、和偏见来自于人们对于疾病性质的认识不够。

霍乱：由于下水道系统不够健全以及缺少清洁水源，霍乱曾今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疯狂蔓延，并且直到今日依然猖獗。卫生设施的改善在许多地方减轻了霍乱的影响。流行病学的发展帮助19世纪的英国医生约翰·斯诺推断出霍乱这种疾病通过水源传播，而霍乱弧菌的发现却在多年之后。

疟疾：疟疾是最致命的传染病之一，世界历史上有超过三亿例的疟疾病历记录。而在今天每年仍然有三百万人死于此病。对疟疾的预防手段也是最早控制传染媒介的实例之一。疟疾通过蚊虫叮咬传播，因此消灭蚊虫是预防疟疾的一个重要手段。谢尔曼说，欧洲人设法在非洲建立殖民地的原因之一，是因为非洲拥有大量的金鸡纳树。从金鸡纳树的枝干里提炼出的奎宁碱被广泛地用来治疗疟疾。

黄热病：尽管黄热病在很多国家已经销声匿迹，这种由蚊子传播的疾病可能会永远无法根除。这种疾病曾今干扰了巴拿马运河的施工，左右了《路易斯安那购买条约》的签订，以及实际上对二战前美国南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美国北部，蚊子很难在冬天存活下去，北部就很少受到黄热病的侵害。美国南部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大批的人死于黄热病，人们常常因为这种疾病而变得疲惫不堪。”谢尔曼说：“这种不同也从中某些方面造就了北方

人和南方人性格的不同，北方人大多积极乐观，而南方人则常常显得慵懒困倦。”

血友病和卟啉病：欧洲皇室成员曾今深受血友病与卟啉病的侵害。谢尔曼说，西班牙皇室曾因为血友病的影响而使得皇位后继无人，这给大独裁者弗朗哥的上台提供了机会。另外一个例子是俄国诺曼诺夫王朝的覆灭，也跟血友病有关系。沙皇患有血友病，无法长时间操劳政务，这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英国的许多君主曾因为患有卟啉病而无法管理国家。卟啉病会造成一系列的精神问题，例如产生幻觉，患妄想症和焦虑症。有人说英王乔治三世对于美洲殖民地问题的处理多处欠妥，这很可能是由于卟啉病的影响，因此也促使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

马铃薯枯萎病：谢尔曼将疾病的范围从人类疾病拓展到农作物疾病。马铃薯枯萎病在历史上有着深远影响，这种植物疾病曾在19世纪中叶让整个爱尔兰的粮食生产遭受灭顶之灾，因为马铃薯一直以来就被爱尔兰人作为主食。谢尔曼说，其他的植物疾病在今天仍然可以造成严重的后果。许多农业大国仅仅依靠种植某一种农作物作为举国的经济支柱，这样的话，一种单一的疾病就能对整个国家的农业构成威胁。爱尔兰的饥荒使得大量的爱尔兰人移民到美国。这些移民壮大了美国民主党势力，他们积极为工会的发展出谋划策，并且从很多方面塑造了美国的民族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