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共识与社会发展

——儒学的重新发现与现代化 兼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的思想文化建设问题

一、社会共识之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

纵观世界历史，新兴国家在经历快速、短暂的高速发展阶段以后，一般会出现一段思想活跃期，在中国如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五四运动、改革开放发声之始（我是这样认为的）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西方如思想启蒙运动、如现代民主运动和人权运动等等，各种思潮涌动，相互启迪、丰富、印证、发展、乃至论战，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必然带来的社会变革做着思想和观念的准备；但同时，由于传统价值观念的社会思想权威被渐次打破，新的社会观念共识正在建立之中，在这段相对真空期往往会造成一定时期内全社会价值观念的混乱，并外化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的失序，严重的甚至会造成社会的巨大动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中国汉代政治家贾谊讲“仓廪实而知礼义”。“实仓廪”，实际上是一个解决温饱问题的过程，这个阶段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存状况都会有所改善，“填饱肚子”这一最基本的生存道理是社会各阶层最易达成的共识——有共识社会就稳定、就发展；而这之后到了“知礼义”的阶段就会有些麻烦：“礼义”者何谓？何为？——不同社会阶层利益的差异必然体现在思

想观念的差异上，共识被打破了，社会就会进入思想观念的混乱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会出现不稳定、甚至动荡。

新加坡，从一个贫弱的弃儿小国发展成为世界最发达国家之一，积五十余年，经济上快速发展；社会治理廉洁高效；各民族和谐相处，国家认同感、社会归属感日益增强——一派欣欣向荣景象，而且经济建设、社会事业建设、思想观念建设三者呈现直线上升、并行发展的态势，几乎没有出现思想观念的混乱期，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认为——有效凝聚社会共识，是新加坡实现平稳快速发展的非常重要的经验，对当下中国正处于攻坚阶段的改革开放事业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再造美国”之不可得

思想文化，对于国家的发展影响巨大；因此，经济与社会建设发达的国家，其思想与文化必然先进；因此，经济与社会建设相对落后的国家只有也必须全面接受先进国家、亦即西方国家的思想文化，关键词：市场经济、代议制民主、人权，缺一不可。简言之，“美国的社会观念+美国的政治制度+美国的经济制度+美国的社会制度+技术的发展与均质化＝再造的美国！”

首先，在当今世界，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是“富者更富、贫者愈贫”的必要条件，发展的均质化——即使是“全体（不仅仅是总体）上升”，都意味着国家间权利（一般不应单单理解为权力）的再分配与再平衡，先进国家是绝不愿“大权旁落”的——“XX威胁论”、“遏制战略”即是这种国家权利博弈的现实政治表现。

更重要的一点，我们看一下现代世界政治发展史，我们会发现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长期看，一种政治治理结构应用于历史文化具有相似性的一个地区，会呈现“地缘政治治理本质上趋同”的现象；当然，在具体的治理制度上会千差万别，这是在此强调的是“本质趋同”。

下面我们来简要分析一下现代世界史上最著名的两大政治理论的实践。以西欧和北美国家为代表的现代代议制民主政体，在亚洲大陆落地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异，倒是在代议制民主政体的遮盖下，在“政企银利益共同体”、“家族式政治利益集团”、“伟人政治”等“亚洲特色”方面本质趋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实践也是一样的，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化的研究与相关社会实践，差异巨大，且大体上都具有地缘上本质趋同的特点。

这说明了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天才的思想，必须与具体社会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社会观念相结合，并逐步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凝聚为社会共识，才能对社会实践产生正面的引领和推动作用。鞋子要适合脚，即使脚并不完美、甚至长得有缺陷——生搬硬套，更有甚之者，削足适履，贻笑大方是小，流害必定是既深且远的，为政者须慎之又慎。离开美国的历史与现实，即或将美国的一切都搬来、除却美国人民，“再造美国”无异痴人说梦——当年，无产阶级革命家曾试图以苏维埃模

式解放全人类；当今，西方主流政治家们（在此，我必须声明对西方真正的政治学学者和思想家们的尊重）以使徒般坚定的政治意愿向全世界推行制度化的民主和人权解决方案，其所造成的混乱与灾难一点都不比它所带来的利益为少、甚至要大得多，影响更要远得多、坏得多呢。

新加坡，在治理结构上是东方的西方国家，在全民价值观念、或称国家共识上是西方的东方国家——顺应西风东渐的现代化潮流，维持凝聚全民共识的东方传统，有效地避免了“亚洲民主病”的发生，趋利避害，求稳定、促发展，实现了李光耀先生所讲的“生存、安全、成功”。儒学的重新发现与现代化对新加坡现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进而形成新加坡独有的发展模式，即：建设新加坡式的(而非美国式或英国式)的新加坡——起到了重要的、甚至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儒学的重新发现与现代化

新加坡对儒学的重新发现，或者说新加坡的国家共识的基础为什么选择了儒学而不是其它？从国家治理的结构形式看，西方思想观念不是更符合逻辑的选项么？在此，我将从思想文化传统、儒学的观念特征与现代化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第一，关于思想文化传统。现代政治文明的实践证明，一个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可以、也应该实行精英治理；但是，这种精英治理结构是应该建立在全民政治文明价值观共识的基础之上，而非仅仅建立在精英阶层政治文明共识的基础之上。一个方

便的例子，殖民的精英们最终是被非精英的被殖民者赶走了——因为大众不接受精英们的思想理念（在本文中姑且不论被殖民者所受的压榨与痛苦），思想上、感情上都不接受，一句话，无法达成全民共识，这样的社会长期来看必定是不稳定的。

毫无疑义，现代西方民主制度，是人类最伟大的政治文明成果之一。西方社会超越黑暗的中世纪，经历了文艺复兴、思想启蒙运动、英国的君主立宪、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美国以人权宣言为基础的现代宪政制度……最有趣的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大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主流的对立的、对现代世界格局影响最为重大和深远的思潮都产生于现代的西方！——这期间，历经数百年，思想的碰撞与传播、社会的变革与革命、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使西方人所体会到的优越感及由此所产生的思想文化的凝聚力……前文我们分析过，“再造美国是不可得的”——现代化，全世界都在学习西方，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军事、外交，甚至政府构架、非政府组织管理……唯一学不到的是思想传统，亦即“全民共识”！——李光耀先生所带领的新加坡精英治理团队，全盘采用了西方现代的社会治理机制，但在国家的思想观念上始终拒绝全面西化，我觉得，这体现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实践者的超卓智慧。

新加坡传统上是一个东方国家，人口中华裔的比例最高。中国，由于曾经创造过人类历史上时间最长、成果最丰富的封建文明，对亚洲的文化发展曾经有过非常巨大的影响，而其中影响范

围最广、最具有普世意义的思想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最主要的传承区域包括大中华地区、韩国、日本以及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各国。历史的沉淀，使这一文化在这一地区获得了相当于共同价值观的地位，易于形成“全民共识”。因此，儒家文化不仅是新加坡的全民共识，也是新加坡的官员、学者（包括非华裔的官员和学者）所倡导的亚洲共识的重要思想基础。

第二，儒学的观念特征与现代化

儒学，博大精深，其核心在“德”。德者，何谓？——“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谓之 “八德”；德者，何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君子之道也，“君子遵道而行”，且有“道重于学（理）、学重于术”的传统。何谓“道”？天下之大德为“道”，道总“纲常”——“三纲五常”，规定了封建社会基本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自汉代确立以来，不断发展、完善，至宋儒理学达到最高峰，在中国一直延续到民初（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构成了连绵两千余年的封建时期的全民共识，为形成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秩序基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习“八德”以“修身”，君子的行为导向；“克己复礼”、“舍生取义”（孟子），君子的价值观导向。此外，儒学是提倡“入世”的，君子的人生价值要体现在“治国、平天下”上。用什么样的人治国呢，“学而优则仕”，当然是实行精英政治——毕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同时又提倡“有教无类”——英雄不问出处，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提升社会地位的渠道，纾缓了封建家族制对下层人民

中精英分子的压抑及其所带来的社会资源浪费和社会矛盾。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被汉王朝统治者采纳以来，国家法律和社会制度的设计，特别是科举取士的思想导向，极大地强化了儒学思想在社会上的“正统地位”，流传千年而不朽，成为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观念”。

经过以上分析，再回到本节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是儒教？这里，我要再次提及“全民共识”这一社会文化心理问题。文化传统或称对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全民共识，是维系社会关系、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地域文明，是人类几千年文明史显著的特征之一；即便在通信发达如斯的今天，这一特征仍然是那么的明显。强制改变既有的文明进程，一旦触及民族的社会心理基础问题，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导致灾难——“文明的冲突”，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外来文明对原有社会大众长期稳定的心理共识所造成的巨大冲击。李光耀，作为新加坡、乃至整个亚洲地区最具洞察力的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在新加坡人民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建设现代国家的发展道路选择问题已经迫切地摆在面前。这个问题处理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国家的稳定，而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全民共识；而且，这一共识一定要建立在新加坡大众（绝不可仅仅只停留在精英文化层面）既有的文化传统之上，善加引领，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下面，我们看一些历史的事实，并努力通过这些事实来追寻一下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新加坡精英阶层的“儒学”心路。

新加坡19xx年建国，经过了十余年为生存而奋斗的艰苦历程；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李光耀已经在考虑新加坡国家共识的问题，并开始意识到中国语文和文化的重要性；19xx年李光耀在新加坡国庆致辞中首次谈到“文化根基”问题，谈到存在其内心的“东方的精神价值体系”；19xx年初，李光耀先生亲自倡导以儒家伦理为作为道德教育课程的基础；此后，李光耀多次就儒家伦理、东方价值观及精神文化等题目发表演说，使得他的地位由新加坡儒学的推行者进一步演变成为东亚文化和价值观的代言人。19xx年一月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推选李光耀为19xx年亚洲的“风云人物”，因为李氏“带动一股时代潮流，代表一种社会趋势，给过去一年的历史留下深刻的烙印。”

当然，新加坡的儒学教育运动，是为了建设现代国家而凝聚全民的国家共识，因此“儒学教育运动”本身也就必然是一场“儒学现代化运动”。李光耀先生十分推崇的“现代鸿儒”杜维明教授在《为儒学发展不懈陈辞》中指出：“儒家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它能突破‘三纲五常’，突破‘吃人’的礼教，把自由、平等、公义、法治、人权等价值吸收进来。它要进一步发展，一定要使西方现代化最核心的价值观在儒爱社会的土地上生根、结果”；他还说：“政治化的儒家就是国家权力高于社会、政治高于经济、官僚政治高于个人的创造性。这种形式的儒学，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必须加以彻底批判，才能解放一个国家的活力。另一面是儒家个人的伦理，它注重自我约束，超越自我中心，积极参与集体的福

利、教育、个人的进步、工作伦理和个人的努力。所有这些价值，对新加坡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这场儒学运动破除了封建儒学中关于“三纲五常”等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学说（当然，这些规定恐怕很多都是孔圣人立说之初梦都没梦到的东西）；其以个人修养为出发点，并使之成为全民道德修养的共识，进而实现儒家思想的本土化，形成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助,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新加坡国家共识——它既是东方文化优良传统的体现，又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现实性,新加坡人民,不论种族、宗教、语言是否相同,都对这种价值观抱有越来越强烈的认同感。

在国家共识的基础上，新加坡政府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大量借鉴经过现代化改造的、本土化的儒家理念，就成为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而其后二十年来国家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益使儒学治世的思想在全社会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并不断丰富与发展——形而上与形而下、精神共识与物质成果，二者相得益彰、浑然天成，共同推动着新加坡的文明与进步。

本文的主旨在于探讨儒学之于新加坡现代国家建设之必然性与可行性。关于儒家理念在新加坡国家治理中的实际应用评述，此类文章可谓“连篇累牍、不可胜举”，随选一篇附后，以为佐证尔。

顺带说一下，李光耀先生从小受到的正规教育全部是西方教育，系统地接触儒学已是花甲之年以后的事了，自不可称“大儒”

或“鸿儒”，但却在北京举行的首届国际儒学联合会上被一致推举为名誉理事长。我认为，李光耀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他亲自倡导并勉励推行的儒学现代化改造以及以此为基础开展的新加坡社会实践活动，开亚洲风气之先，对亚洲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建设、乃至亚洲共识的形成与发展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四、凝聚国家共识已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对世界文明和进步曾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但是，深厚的积淀造成全民文化观念的过稳定，在历史进步的累积到达必须以变革的方式来实现进一步的跨越式发展的关头，新旧观念的激烈冲突从来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冲突的解决往往、也只能从破除旧的全民价值观共识开始。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就是从砸烂孔家店开始的，以突破封建礼教的藩篱为德先生、赛先生莅临古老的中国开一扇希望的窗。中国现代最伟大的社会实践就是改革开放，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首先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实现了全民思想上的第一次拨乱反正；随着改革的渐次铺开与全面深化，农村承包、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办经济特区、开股票市场……，每一个重大的改革标志性事件的发生，关于“姓资姓社”的形而上的论争都会出现一次高潮。邓小平是伟大的，他一手策划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提出了黑猫白猫论，特别是19xx年南巡讲话中提出了衡量改革成败的“三个有利于”的原则，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各方面 “（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发

展的）步子再快一点”，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同时，邓小平也是智慧的，“不争论”——纵观中国自封建社会以降的发展史，在重大历史转折的时刻，只有在他的主导下中国在南巡讲话之后的若干年内确实是做到了，第一次做到了，诚如他自己所言，这确实是他的发明。“不争论”，使得中国能够在一定的时期内克服了社会上思想观念的重重冲突，得以以比较小的内耗、比较快的速度在经济上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非常遗憾，在基本解决了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之后，我们没有注意到“必须在新的发展阶段重新审视和凝练我们的国家共识或称全民（的价值观）共识”这一日益紧迫、影响既深且远的重大问题。

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在当时应该说是非常及时、对中国全面的现代化建设非常重要的，遗憾的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先进生产力”可以作物质化的解释，那么在当代中国什么是“先进文化”的基础和方向呢？胡锦涛提出了“八荣八耻”，遗憾的是，其宣传没有放到思想文化建设的高度、没有与建设现代国家的伟大工程作实质性的联系，于是也只变成了一场宣传运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实际的收效也是有限的——我们的发展方式，直至今日始终是存在问题的。必须承认，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官员的知识素养是一直在显著地大幅度提高的，总的来说是朝着精英治理的方向发展的。但是，精英治理并不总能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或称治理行为的道德结果的正当性——俗话讲，“大奸者大才”，旧的社会共识被打破，新的社会共识尚

未形成——“先富论”，成了某些人官商勾结、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口实；“摸着石头过河”，成了某些官员胡作非为的借口……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社会分化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有贫富之别、利益诉求之别、社会地位与社会权利之别……但是，作为一国之公民，他们共同的东西是什么——这是国之为国的根本。因此，凝聚国家共识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中国的国家共识，如前面我们所分析的那样，应该切合中国大众的传统文化心理，同时又能兼容并蓄西方现代思想。国内思想文化界早就开始了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国学热就是最明显的例证。从新加坡社会实践的成功经验看，诚如杜维明教授言：“儒家传统文化……（能够）把自由、平等、公义、法治、人权等价值吸收进来。它要进一步发展，一定要使西方现代化最核心的价值观在儒爱社会的土地上生根、结果。”这说明，儒学的重新发现，是在现代国家意识已深入人心的时代背景下东方传统价值观念的回归。李光耀先生在对东西方文化作对比分析时特别指出，“过份地”强调人权和民主，会产生一连串的社会流弊。对新加坡政治十分熟悉的郑赤琰先生说：“李认为全盘西化……行不通。其实他从未否定西方文化及民主制度的价值，只是反对将西方民主直接移植到亚洲来。这样做就像移植树木而不理会土壤是否适合，树木将会枯萎。”李光耀在用儒家重视家庭和群众利益的观念去分析“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的选择问题时说：“亚洲国

家的人民希望生活在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利益的范围内，（在此前提下）尽量享有个人的选择机会。”他认为，如果没有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民主便会变成一种高谈阔论，（一种）没有实际行动的玩意儿”。由此可见，儒学价值观念作为现代中国国家共识的理论基础是切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和大趋势的。

还有一点，就是国家观念或称全民的价值观共识是不可能仅仅靠宣传和倡导而建立起来的；在其建立过程中，必须以社会大众全体的名义、以国家意志的方式将其显性地体现法律和在各项治理政策之中，这是在新的社会共识下重新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强制性价值观导向。还是来借鉴一下新加坡的经验：毫无疑问，李光耀之推行儒学，旨在增强国民自信、培养公民道德品格；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的儒学运动也属于一种“社会工程”，是由政府设计、具有特定目标的一种由上而下的政策和运动。这些目标并不完全是关乎市民文化素质或个人道德的，而与整个新加坡的社会结构及政治文化有关。而这正是当今中国破解社会乱象，凝聚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力量，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向宽广的领域突击、奋进，以文明、民主、进步的社会实践成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今要务。这一宏大的工程，必定是长久的，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尤其需要历任政府坚持不懈地推进，并通过宣传、通过公共政策和法律手段，使之成为全体人民社会心理、社会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

五、总结

本文主要讨论社会转型发展时期新旧秩序转换所带来的国家共识或称公民价值观共识重建问题。论述了一国之建设，为什么不可全盘照搬“先进国家”之观念，新的国家共识必须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并按照现代国家建设的需要对传统的价值观念加以现代化改造。最后，根据本人对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现状的认识，结合新加坡儒学运动所取得的成果性经验，提出了以现代化的儒学为基础凝聚现代中国的国家共识的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务之急。

本文还提及，国家共识的形成，国家法律、公共政策和广泛的社会宣传是最重要的手段，新加坡在这方面的经验非常值得中国政府行政官员借鉴。但是，本文没有对具体的儒家治国之道的应用做出探讨。作者认为，这需针对具体的法律或公共政策（或体系）作专门的研究；泛论之，一般不会有社会实践的意义。

儒家治国之道在新加坡的实践

中国自古以来有“半部《论语》可治天下”的说法。此话虽然有些夸大，但也说明了儒家的治国之道对于中国历代文明和经济建设的贡献。在当今商业发达、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人们当然不应该照搬古代农业社会的治国理论，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儒家学说，仍然闪烁着透越历史迷雾的智慧之光。去年十月在北京创立的国际儒学联合会，一致推举新加坡的李光耀资政为首任名誉理事长，反映了国际儒学界对于新加坡这个“东亚四小龙”之一的南洋小国成功实践儒家治国之道的赞赏和肯定。

治理国家，首先需要有治理国家的人材。身处据今两千多年前春秋年代的孔老夫子，十分重视国家领袖人材的人格修养和道德素质。他主张统治者应当是 象尧舜那样的“内圣外王”，也就是说要有圣人般的内在素质，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这几方面去努力，增进学识，品行端正，有完美的家庭 生活，才可以“治国、平天下”。由于设立了如此高尚的道德和学识标准，儒家理想的治国人材必然是社会的精英。新加坡自建国以来，十分重视选拔合格的人材从 事公共服务，尤其对于政府高级官员的学识、能力、和人品，定下了一整套严格的标准，小心翼翼地维护政府诚实、公正、有效率的形象。一方面，政府对于人材的 选拔和网罗并不限于某个党派或利益团体，而是面向全社会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材。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官员的清廉，建立了严密的肃(清)贪(污)机制，严厉惩罚 贪污谋私行为。在现代商业社会的环境中，新加坡维护廉政的措施并不限于儒家的道德约束，而是发展了它独特的“高薪纳贤、厚禄养廉”制度，参照私营企业界的 相应水平，制定公务员的薪金标准，以确保政府能够吸引最优秀的人材治理国家。在给予优厚薪金的同时，新加坡对于公务员实行严格的监督制度，严厉的肃贪机 制，经常性的宣导教育，形成了国家官员“不必贪、不能贪、不敢贪、不愿贪”的行为规范，使这个小国保持了世界一流的行政效率和廉洁政务。

在儒家的治国理念中，既然只有少数的社会精英，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才应担当治理国家的重任，这些人就有责任施行“德政”、“仁政”，以 “亲民”“爱民”的态度做老百姓的“父母官”。这种仁爱的重要体现，就是政府能够为平民百姓的福利作长远的规划。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英明的统治 者应当比一般的市井小民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就象父母为子女的未来作筹划一样，即使在某些政策还没有被所有人理解的情况下，也应当不失时机地去领导人民实行 之。用孔子的话来说，这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情形。在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民主社会中，国家领袖人物是由人民选举出来赋予领导责任的，政府官 员是社会的公仆。但民主政治并不应当意味着政府可以放弃为人民做长远决策的责任，放弃对于公众的引导教育，处处只从如何增加选票的角度去满足即使是不合理 的民众期望。新加坡公共政策的特点之一，是其无所不在的“父爱主义”。政策的选择，并不以其在民众中的受欢迎程度为优先考虑，而是以促进国家经济的长远繁 荣稳定为宗旨。为此，当它认为有必要的时候，政府可以毫不犹豫地干预民众的自发选择。例如，新加坡行之多年的公积金制度，具有强制个人储蓄的性质，确保个 人在有稳定收入的时候不忘未雨稠缪，为生老病死作充分准备;昂贵的烟酒税，意在减少烟酒消费对于人民健康的影响;六十

年代实行<强制征地法 案>，曾有效地动员了私有土地为公共建设和发展服务;对电影书报的检验制度，防止了淫书淫画的侵入。近年来的拥车证制度已使新加坡成为世界上拥有私 人汽车最昂贵的地方，反映了政府严格控制汽车数量、保持这个城市国家交通顺畅的决心。在一个三分之一家庭已经拥有私人轿车的国家，这样做是必须有政治勇气的。当然，在实行这些用心良苦的“硬决策”的前后，政府总是尽可能向人民解释，教育人民理解这些措施的意义和必要性。

在“父爱主义”的政策环境下，政府的公权力和公信力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孔夫子认为，即使在不得已要减少军备甚至粮食的情况下，也不可以减少民 众对于政府的信任：“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新加坡的政治领袖们对于公权力和公信力的维护，是不遗余力的。为此，他们总是设法内部解决政策见解上的分 歧，保持公众面前的一致形象;慎重作出决策，避免朝令夕改;对于有损公信力的言论，立时加以反驳，甚至诉诸司法程序，对簿公堂，加以澄清。

新加坡政府之所以具有的强大公信力和公权力，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府的权威拥有现代民主政治和法制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因为其历年来经济建设的辉煌政 绩深得民心。首先，政府施政的重点，在于“富民”，这也反映了儒家的治国理念。孔夫子曾多次主张国家须有利民富民的经济政策，提出“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 富且寿也”，也就是说，治理国家的首要目标在于使人民富裕健康。要实现这一目标，应当“省力役，薄赋敛”，“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即尽量少 征税，敬重实业，爱惜民生，节约使用人力物力，并且“因民之利而利之”。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实业，想方设法改善民间企业的经营环境和基础设施，鼓励投 资。近年来，新加坡多次被国际权威性的咨询机构评估为世界上投资风险最低、经济自由度最高、最富于竞争力的国家之一。去年，政府实施消费税，目的也在于使 税收更公平有效，以减少人民的实际税负、鼓励生产和实业。目前新加坡和香港同样名列亚洲和世界各国中实际个人所得税率最低的国家之列。多年苦心经营的富民政策是卓有成效的。新加坡在建国后短短三十多年里，已经在平均个人所得水平上进入了世界最富有的十几个国家之列，在生活质量上也被评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十个城市之一。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理财之道，一贯提倡“节用”、“惠而不费”、量入为出。新加坡政府多年来一直保持经常性的财政平衡和财政盈余，维持 物价的稳定和低通货膨胀水平，完全不受在西方各国一度流行的“赤字财政”理论的影响。对于民众的消费方式也注意适当引导。当“举债消费”的奢糜之风在社会 上愈刮愈烈时，当局及时采取措施紧缩银行和金融机构对个人消费的贷款条件，以避免重演泡沫经济的悲剧。

发展全民教育事业是儒家所鼓吹的“仁政”理念的重要基石。新加坡继承了孔夫子“有教无类”的全民教育思想，十分重视各项教育事业，并将教育作为 整个经济战略的组成部分来开发规划，教育开支将近政府预算的百分之二十。同时，注重教育资源的有效使用，实行分流教育、精英主义，可以说是对孔夫子“因材 施教”论的进一步实践。

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价值观是儒家传统的重要内容。“治国”，必须以人们的“修身”和“齐家”为基础。新加坡小心注意避免西方福利国家的陷 阱，

防止由于不恰当的社会福利政策和错误的伦理观念流行所造成的普遍性家庭危机。为此，除了宣扬东方传统的家庭道德观以外，政府发展了一整套以公积金制度 为基础、以家庭为核心的具有本地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着重帮助低收入家庭自我提升素质、根除穷根，避免治标不治本的纯粹救济。并以政府“一元对一元赞助” 的方式鼓励民间自发的慈善事业和族群自助组织，还在税收回扣、公共住屋的配售等方面优惠完整的核心家庭和赡养老年父母的夫妻。

儒家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论，主张社会分配的公平，避免贫富悬殊。新加坡政府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相当重视财富分配的均等程度。每年， 由政府组织的全国工资理事会集合工商界、劳工界、学术界的代表协商指导性的工资增加幅度，供企业参考执行，以确保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公平地分配给工薪阶 层，同时保持本地劳工的竞争力。新加坡独立以来，当局还大力推动公共住屋的兴建，使九成以上的新加坡人居住在自己拥有的住房里，连收入最低的阶层也能拥有 体面的居住条件，成功地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的蓝图，做到了连众多发达国家的名城都会都做不到的事情。另外，政府对低收入民众的医疗保健提供补助，在将财 政盈余回归于民时实行有利于低收入家庭的政策倾斜。

儒家治国理念强调和谐的社会秩序：君臣父子，天人和一，四海之内皆兄弟。为此，为政者必须遵循“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协调照顾各方利益。新加 坡政府不仅注意协调劳资双方的利益，也大力维护民族和谐，提倡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并存共荣。尽管华人占总人口将近八成，政府仍十分注意维护各民族的平等权 利，从不在公共政策上给予华人不应有的优待。当局对于有损社会族群和谐的极端思想和言论总是小心坚决的阻止流传，防止祸起萧樯。这些政策对于维护一个多元 种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小国家的繁荣稳定，是十分明智的。

新加坡的公共政策所体现的儒家治国之道，是中华古代文明精华在现代社会的发扬光大。其成功之处，是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