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读书笔记

在现代社会中，激烈的竞争，瞬息万变的市场和技术已经使人们对创新的重要性深信不疑，但是，如何创新、怎样创新是我们所遇到的难题，我们总是在迷茫、在纠结，到底怎样做才是创新。创新是每位高层管理者的职责，它始于有意识的寻找机遇。如果我们懂得在哪里以及如何寻找创新机遇，那么我们就能系统化地进行管理创新；如果我们懂得运用创新的原则，我们就能使创新发展为真实可行的事。这就是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为我们所揭示的重点。《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将实践创新也企业家精神视为所有企业和机构有组织、有目的、系统化的工作，让我们知道了如何寻找创新机遇；将创意发展可行的事业有何原则和禁忌；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才能使机构成功的孕育出企业家精神；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机构如何组织和配备人员；如何成功的将一项创新引入市场，赢得市场。

书中在讲什么是企业家精神的时候举了麦当劳的例子：麦当劳并没有发明任何新东西，但是，麦当劳通过应用管理概念和管理技巧（研究顾客所注重的价值）使“产品”标准化，设计制作程序和工具，对要进行的工作进行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培训人员，然后制定其所要求的标准，不仅大幅度提高了资源的产出，而且建立了新的市场和新的客户群。其实这就是企业家精神。书中在导言部分列出了一个等式：创新+企业家精神=再创生机，这就说明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萨伊当年是这样定义企业家的：将经济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领域转移到更高的领域。所有小的新工商企业都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若要是企业家的，一个企业必须除了小和新以外还有其他特殊个性，事实上，在新企业中，企业家仅仅是少数人，他们创造了与众不同的事物他们改变了价值观，其实，不单单是小而新的企业才是企业家，事实上许多大型的企业和旧企业也正在实践企业家精神，比如通用电气公司，英国的大型百货连锁店马克士等，尽管规模很大，但在小小的方面一个革新，这就是企业家精神的践行。企业家精神是个人或机构独有的特征，它并不是个性特征，任何人有勇气面对决策都能够学会当一名企业家，而且行动上富有企业家精神，这就告诉我们：实际上企业家精神离我们并不遥远，只要我们能够去磨练自己，那么我们就会富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工作是“创造性的破坏”企业家总是寻找着变化，并对它做出反应，将它视为一种机遇加以利用。因此人们就普遍的认为企业家精神充满了巨大的风险，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书上是这样回答的：企业家精神之所以会存在风险主要是因为只有极少数几个所谓的企业家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企业家推陈出新，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特殊手段，书中是以分期付款和使教育普及的是教科书等例子来阐述观点的，其实，我认为企业家精神就是创新，因为企业家就是冲着变化去的，等变化、改变化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创新，创新并不一定与新东西有关，它不一定是建立在科学或科技基础上，成功的企业家的目标非常高，他们不满足与只是对已有事物加以改善或修正，他们试图造出新颖、与众不同的价值和满意度。这里也许将创新复杂化了，对于创新来说，创新就是换一个视角看问题，就拿管理创新来说，引用一种新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新的质量是创新，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是创新，开辟一个新的市场是创新，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提供来源是创新，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是创新。更为通俗一点，创新就是改变一下流程，改变一下模式，改进一点服务，增加一点效率，改变一种想法，转化一种角度。其实创新很简单，有时候我们就潜意识里把它复杂化了，在我们生活的周围，我们会发现许多的创新，就单单水龙头，仔细观察，水龙头有很多种，这是根据人们不断变化的习惯所改变的水龙头的设计。创新是什么？创新就是别人没想到的东西我们想到了并将这付诸于实践。

书中在讲创新时也讲了创新的来源：意外的成功、意外的失败、意外的外在事件、不协调的经济现状、现状与假设之间的不协调、设想的与实际的客户价值和期望之间的不协调、程序的步骤或逻辑发生不协调、程序需要、产业和市场结构、人口变化、认知的变化、新知

识等，在表述这些时，书上用了IBM等创新的实例，让我们对创新的理解又更近了一步。我认为我们的创新只要在我们能够承受的范围内，我们都可以去尝试，不能够因为怕失败而止步不前，如果连这点勇气都没有，那么你就不具有企业家精神，当然，我所说的并不是盲目地去冒险，盲目是不可取的，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要有理性，只有在理性的框架下我们才能够去创造价值。书在最后一部分写到了用人、禁忌、在各种行业中的必要性以及怎样去创新等。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在创新的道路上我们应该怎样做，因为没有实践过，所以纯粹的理论我不是很能懂，但是，我想谈谈我自己的看法。关于企业创新的方法：关注市场的必要性、财务前瞻性、建立最高管理小组等等，我觉得即便这里给我们列的方法很多，但是并不是什么都有用，我们应当清楚什么方法是适合我们自己的方法，只有适合我们的方法。另外，我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的创新也应当是中国特色创新，每一个创新者都必须有一个自己的创新理念，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成为最强，而是要让自己逐步变强。我认为只要每个企业家都具有创新意识，都能够将创新付诸实践，那么这些企业家所创办的企业就能够保持活力，永葆生机。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这本书其实跟我们论述了创新的问题，诚然，在现代社会中，创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创新可以帮你抢占先机，可以帮你实现价值，不要畏惧创新，创新能带给我们的真的很多。因此让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个创新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

 

第二篇：关于《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题外话

论德鲁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思想根源

赵向阳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摘 要：本文主要围绕德鲁克先生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影响德鲁克管理思想（尤其是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五个思想根源，这包括德语文化的潜移默化，基督教精神的影响，社会生态学的视野，熊彼特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传承以及管理咨询实践的滋养。笔者认为，只有理解了德鲁克思想的根源，才能更加深刻地领悟和实践他的一些具体的管理思想，理解德鲁克管理思想的过人之处和适用范围。 1

关键词：创业或企业家精神﹑跨文化研究﹑基督教﹑社会生态学﹑奥地利经济学派﹑熊彼特﹑管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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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要想深入地理解德鲁克先生的一些具体管理思想和原则，必须从他的思想根源上去体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德鲁克先生说了什么”的照本宣科上升到“德鲁克先生为什么有可能这样说”的理论研究，也就是研究他的管理思想的产生过程和动力机制。德鲁克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写了39本专著，几百篇文章，涉及的领域从哲学﹑宗教﹑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甚至到日本文化和艺术等。我们不可能在短短的一篇文章里涉及到所有的著作和所有的思想的根源，所以，本文主要以《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为线索，试图探究德鲁克先生的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有关的思想根源。所幸的是，大师的思想就像是全息照片一样，即使取其一部分，也可以折射全貌。换言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基本上渗透了德鲁克先生的主要思想。

笔者认为，德鲁克先生的思想根源（尤其是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思想根源），至少包括以下五点：

第一：德语文化的潜移默化；

第二：基督教的精神；

第三：社会生态学的宏大视野；

第四，熊彼特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传承；

第五：管理咨询经验的滋养。

一﹑德语文化的潜移默化 1[1] 作者简介：赵向阳，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讲师，德国吉森大学博士（2005）。主要研究方向为创业﹑组织行为学和跨文化管理。电子邮件：xiangyang.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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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学者从跨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德鲁克思想的缘起。事实上，民族文化对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学术问题以及走什么样的学术道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说，很多留学海外，或者在国外工作的华人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的学者们，选择的研究课题几乎都与“关系”﹑“面子”﹑社会资本和关系网络等有关系。没有一个人能轻易地摆脱民族文化的影响，德鲁克先生也不例外。一个人要么是自己民族文化的“囚徒”，要么是民族文化的叛逆者，很难跳出这两种命运。

进一步讲，甚至一个人名字的起源和含义对他/她本人的生活道路和职业发展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这听起来好像算命，但是并非那么迷信。德鲁克先生19xx年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维也纳，属于德语文化世界。熟悉德语的人都知道，Drucker一词在德语中以前指的是“印刷工”，现在广泛地指与电脑相连接的“打印机”。Drucker这个姓氏可能起源于15世纪中叶谷登堡（Gutenberg）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产生的一个新的职业：印刷工。德鲁克先生的祖先很可能最早从事的就是这个职业。有趣的是，在德鲁克先生的很多著作中，比如《21世纪管理的挑战》中，都把谷登堡发明印刷术当作第三次信息革命（前两次分别是文字的发明，中世纪抄书的修道士，第四次才是电脑和互联网），世人可曾意识到“Drucker”名字背后的历史意义以及对一个人心理上的影响？

根据近三十多年的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比如，赫夫斯特（Hofstede）的五个维度学说

[3][2] ，以及最新的“全球领导力与组织行为有效性”研究（Global Leadership and

[4]Organizational Behavioral Effectiveness Project，简称GLOBE研究） ，德语文化中

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对不确定性的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衡量人们承受风险和非传统行为的程度的文化维度”）。这种民族文化特性表现为两种极端的情况，就好像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要么非常严谨，细致，有计划和守纪律；要么，比较容易产生非常宏大的，思辨性的理论。前者孕育了德国的精密机械加工，化学工业，汽车制造业，也孕育了纪律严明的德国军队，马克斯·韦伯所推崇的官僚组织结构，和注重实战和技术细节的德国足球等；而后者则产生了如黑格尔﹑康德﹑马克思﹑佛洛伊德一样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这些理论家们所构想出来的理论体系都非常宏大，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和绝对化的倾向。因而，很难用有限的科学研究或者实践进行证明或者反驳。这也可以看作是对不确定性进行规避的一种反应。显然，德鲁克的所有作品，都潜移默化地受他的德语文化背景的影响。毕竟，他是在这种文化中出生，成长，受教育的。这种血脉中的东西，很难摆脱。任何有跨文化工作和生活经验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有趣的是，日本文化在这一点上和德语文化非常相似，在对不确定性规避这个文化维度上得分非常相近 。但是又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岛国，狭小，资源短缺），日本文化更多地体现出对不确定性规避的前一种反应。日本很少诞生伟大的哲学家和理论家，但是日本人在对“小而精致”的产品（如SONY的Walkman, Handycam等）的生产上，在对精致的艺术上的追求（如浮世绘，和服，能剧）等，举世无双。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德鲁克先生的思想在日本受到那么高的推崇（强调一点，这只是原因之一。也许不能算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但一定是最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心理原因之一），为什么德鲁克先生对日 2 [4]

本文化有那么强烈的认同（他曾经搜集了许多有名的日本艺术品，并在克莱蒙特大学教了5年的日本艺术）。

对不确定性规避只是德语文化的一个特性。要想深入了解德鲁克的思想，必须深入理解盘根错节的德语文化的整体。事实上，德鲁克很多知名的招牌管理思想，如目标管理﹑时间管理﹑反馈分析等 ，都与德语文化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行为有深刻的联系。在类似德国和日本这样的文化中尤其适用。而在中国这种非常讲究变通，讲究人际关系的文化中，要么一开始很难实行，因为需要克服巨大的文化惰性；要么坚持到底，实行以后就会取得非常显著的成果。比如，海尔的张瑞敏活学活用德鲁克思想推出的“日清”工作法（“日事日毕，日清日高”），就是一个明证。

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生活在德语文化中的人们，虽然对技术创新趋之若鹜，但是很难接受社会创新，经济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根据美国百森商学院和英国伦敦商学院组织的“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简称GEM） 的历年调查，德国的创业率在全世界中，总是位居后排。这也是为什么自从东西德合并以后，德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内部改革阻力重重的原因之一。看来，德国人尤其需要读一读《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深刻体会德鲁克所说“创新不是一个技术术语，而是一个经济和社会术语”。

二﹑基督教的精神

德鲁克是一个犹太人，而且信奉新教（犹太人一般只信奉《旧约》，很少信奉新教）。宗教信仰是他的精神世界的重要支柱，也是他的管理思想的根源之一。阅读德鲁克先生的作品，有时恍如在阅读《圣经》。他的语气中充满了极度的自信，带有像耶稣一样巨大的权柄，尤其惯于使用绝对的字眼，而且很少解释，更不要提文献了。他的言辞中，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和使命感，充满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建立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 。在他看来，管理也好，创新也好，企业家精神也好，都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工具。他对管理者正直和诚实的绝对强调，更是《旧约》中“十诫”的集中体现。他在写作的时候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人”，而像是一个“灵”。

根据杰克·贝蒂《大师的轨迹》 的记述，在“路德主义”教派的自由气氛下长大的德鲁克，全家人一向不受宗教教条的约束，已“自由”到圣诞节时仅一棵圣诞树作为装饰，复活节时仅聆听几首巴赫的清唱剧的地步。后来，年轻的德鲁克在汉堡一家出口贸易公司上班时，无意间读到了克尔凯郭尔所写的《恐惧与战栗》。“我立刻知道，我的人生观改变了。”多年以后，德鲁克撰写了他自认为他最满意的一篇论文，题目是《论不流行的克尔凯郭尔》（The unfashionable Kierkegaard）。在《明日地标》一书的结尾，德鲁克更是清楚地传达了他的宗教情怀：“人类必须重新回到灵魂深处去寻找生存的价值。除非人类能再度坚信，人并不仅仅是一个肉体与精神，也是一个灵魂，一个受造物，人类生存是为了完成造物主的目的，并顺从他的旨意，否则人类将无法在现今这个世界上存活。”

不是基督徒的人，很难理解德鲁克的很多思想。即使明白了，也很难执行，尤其是面临利益诱惑和压力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德鲁克的管理思想要想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宗教信 3 [8][7][6][5]

仰传统的国家被真正地接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能接受的都是一些表面上的﹑技巧性的﹑器物层面上的东西，属于“术”。至于他的“道”，比如，他关于企业的目的（企业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赢利，也不是为了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为了创造顾客和满足顾客的需求），对利润的见解（“根本就没有利润这一回事。只有成本﹑做生意的成本和继续做生意的成本﹑人工成本与原料成本﹑资本成本﹑现在要支付的薪资成本与将来要支付的退休金成本”）[9] ，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亚当·斯密等假设，人是自利的。人的自利的动机促进了竞争，因而在整体上促进了社会的福祉。而德鲁克则要求，人在客观上要为别人，主观上也要为别人），领导力（“诚实是最好的领袖魅力”）等，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和文化环境下事实上很难被接受。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状况的转变不可能发生在一代或者两三代中国企业家身上。正如，法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认为，民族文化的改变是非常缓慢的，就像大陆板块的漂移一样，需要以世纪作为单位来计算。

至于基督教精神与创新和创业活动之间的关系，虽然在德鲁克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很少表现出来，但是，基督教，或者说以宗教为核心的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很早就有学者在研究。马克斯·韦伯可能是第一个将民族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人。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在中世纪，教徒们为了追求救赎，完全从尘世间隐退，认为这便是达到拯救的唯一途径；而宗教改革之后的“尘世中的禁欲主义者”认为“这个世界便是他们的责任”，因此对他们来说，财富的享受虽然是绝对禁止的，但致力经济活动变成了禁欲者的天职，他们“根据神的召唤，努力工作”。韦伯认为新教伦理（比如，节俭﹑勤劳﹑努力工作﹑精于职业﹑恪守职业道德等）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马克斯·韦伯以外，在过去的一百年中，经济学家熊彼特，心理学家麦克米兰（McClelland）等都也分别从民族心理（比如，野蛮的激情，成就动机等）的角度解释了与创新和创业活动之间的关系。笔者最近基于近十年来在跨文化研究（GLOBE研究）和创业研究领域（GEM项目）的一些进展（42个国家和地区，将近10年的创业活动率），运用统计的方法也发现，民族文化中一些纬度（比如，对不确定性的规避，人文关怀等）与一个国家的各种创业活动率有很高的关联（包括早期创业活动﹑高期望型创业﹑创新型创业﹑妇女创业等）。GEM研究也发现，中国的创业活动数量很高，但是创业质量不高（比如，高成长性和高创新性的创业活动）。最近几年来，“山寨”文化和“山寨”产品的流行与泛滥，可以说是对德鲁克先生《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教导的一种肆意违背。

事实上，所有有形的东西都是可以复制的，都是不重要的，都不是一个国家和一个组织的核心竞争力。所有看似“虚”的东西都将战胜“实”的东西。组织与组织的竞争中最后依靠的是组织文化。国家与国家的竞争中最后的胜利者靠的也是民族文化，是软实力，是思想，是宗教，是国民性。宗教不仅仅影响者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也影响着大师们的著作的基调。

三﹑社会生态学家的宏大视野

一般人都称德鲁克为“管理学之父”“管理大师”，但是，德鲁克更喜欢自称自己为“社会生态学家”。在《功能社会》

[7] [10]的序言中他写到“作为一个作者，我最为人熟知的是管理4

方面的著作，在美国尤其这样。但是，我最初和最首要的关注并非管理，我对管理的兴趣始自我对社区和社会的研究”。更进一步，他甚至说，“事实上，我更多的著作不是关于管理，而是关于社区﹑社会和政体。而且在我撰写的15本管理书籍中，只有两本与工商管理有关（《成果管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对德鲁克的著作不熟悉的人，看到这些文字一定会非常惊讶。

事实上，很多学者研究管理，只是简单地就管理论管理。而德鲁克先生研究管理，是把社会﹑组织和个人置于一个大的系统中研究管理。用一种社会生态学家的宏观视野来研究个体﹑组织﹑社区和社会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如韦尔奇所评价的那样“他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来理清我们社会中人的角色和组织机构的角色”。

德鲁克的这种对社区和社会方面的关注同样根源于他年轻时在汉堡的阅读经历。在《功能社会》的序言中，他提到，“在那段日子里我读了好几百本书，其中两本永远地改变了我的生活，这两本书分别是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于1790年撰写的《对法国革命的反思》和费迪南德·腾尼斯（Ferdinand Toennies）撰写的德国社会学经典名著《社区与社会》”。伯克的主题思想是：政治学和政治家们在一个动荡时期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找寻持续和改变之间的平衡。这种观点引起了德鲁克强烈的共鸣，并成为德鲁克本人的政治观点﹑世界观以及后来所有作品的核心。特别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德鲁克深知革命的巨大破坏作用，他希望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来代替革命。因为相对于“急风骤雨”式的革命来说，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是“微风细雨”，每次只是改变一点点，在变革和持续的平衡中促进社会的进步[1] 。而腾尼斯对社区和社会的观点也成为德鲁克思想的另一个基本出发点——社区和社会存在的必要性；在社区里个人拥有自己的身份，在社会里个人各有其功能。正是有这样的思想根源，所以，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德鲁克不仅讨论了新企业和老企业的创新实践，而且讨论了公共服务机构（如政府﹑医院﹑学校﹑教会﹑以及其他非营利组织等）的创新实践。这在同类讨论创新与创业的书籍中是很少见的。国内研究德鲁克思想的那国毅教授称之为“全方位的创新思想” [11] 。

与此相反，学院派研究管理和组织的专家学者们，更多地把研究的视野局限在要么工商企业，要么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很少把社会中的这三种类型的组织（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德鲁克认为，企业和政府更多地应该向非营利组织学习，把员工当作志愿者来对待[12]。更有甚者，学院派的管理学家们着眼于技术枝节，只求统计技术上的精湛，不求对社会现象和管理实践的洞察，更谈不上道德上的激励。很多发表在世界最顶尖的管理学期刊上的文章，说白了，只是经过包装的精致化的常识。而为了在如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这样的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学者们一般至少需要花费五年的时间和大量的研究经费。另外，几乎所有的博士论文，都是针对某个非常小的具体问题，提出一些可以检验的研究假设，然后用客观的方法去收集数据，再用统计方法来检验。有时候，你会发现，即使是一些被大家认为是常识的东西，你花了三五年的时间也很难证明。而且，即使你证明了，你也感觉对科学和社会没有真正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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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学院派所遵循的这种研究方法非常保守，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适合研究对象，尤其是创业活动。创业活动中的很多非常关键的方面并不在学者的探究范畴之内。比如说，那些极端成功的或者极端失败的案例，因而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案例，总是在进入回归分析或者结构方程模型之前就被当作特异值删除掉了。最后得到的结果，只能是最保守的。而且很多的创业研究，大多只是局限在某一个分析的层面，比如，创业认知水平﹑个体水平﹑组织水平﹑行业水平﹑地区水平等，而很少是多层次的和跨层次的分析。事实上，在一个较微观的﹑较低的层次上发生的看似决定论性的过程，在更高层次上看来就是随机过程。毕海德（Bhide）在《新企业的起源和演进》[13] 一书中引用鲍默尔（Baumol）的观点提出“量子力学中的海森伯格原则（测不准原理）适用于企业家行为”。如果对于某一个企业家行为描述得过于细致，“那么这种行为就不再富有企业家精神”。有些人则认为新企业的业绩依赖于一些无法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和传授的因素。瑟斯顿（Thurston）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对企业家精神的传授发表了评论，他说在该领域从教十年以后，他发现“商业管理教育对成功创办商业企业，充其量，只是一个次要因素”。

德鲁克宏大的社会生态学的视野让他拥有了神奇的远见，经常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例如，19xx年，二十一岁的他就预言了希特勒的崛起和危害； 19xx年他预言了组织型社会的到来，企业团体将变得和国家一样重要；19xx年，他写道“管理就是领导”；19xx年，他告诉出版商“管理需要战略”；19xx年他告诉花旗集团的主席里思顿“柏林墙将要倒下”；19xx年他告诉基辛格说“苏联将要解体”。至于最新的一个可以检验的预言是，19xx年，也就是在他90岁生日宴会上，他说“十年以后，也就是20xx年，通用汽车公司将不在全世界五大汽车厂家之列”

闭。

明兹伯格（Mintzberg）在《管理者而非MBA》[15] [14] 。事实是，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救助，通用汽车公司在20xx年底都有可能倒一书中，分析了三种典型的管理风格：科学﹑艺术和技巧。他把“科学”管理（也就是学院派的管理教育和管理研究）比喻成土地和爬行动物——科学是如此地理性，只能老老实实地坐在地面上或者一点点地爬行，有执迷不悟的可能。学院派使用的所谓的科学研究方法（以模型﹑假设检验和统计为核心工具）使得他们过于保守和短视。因为只有当一个现象重复发生的时候，才有了“科学”研究的可能性，而事实上，所有伟大的创新和创业活动，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例外，都是非正常现象，都是特异值。“科学”抹杀了这种不确定性和偶然性。

笔者要大声地呼吁，研究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我们更应该向德鲁克先生学习，采用更加丰富和灵活的方法，采用描述性的方法（Descriptive study）而不是验证性的方法(Confirmative study)；采用历史的方法，而不是简单的横截面研究（Cross sectional study）；更多采用整体观和鸟瞰的视角，而不是分析观和爬行动物的观点。

四﹑熊彼特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影响

提起创新，我们当然无法绕过第一位创新理论的大师熊彼特，他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已经成为研究创新和创业的常识。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 6

中，德鲁克先生完全地继承了熊彼特的关于创新的思想，并且在本书中把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这两个术语几乎是在交叉使用。可以说，熊彼特是德鲁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第一个直接的思想根源。

事实上，两位创新大师之间有很深的个人渊源：熊彼特和德鲁克都是奥地利人。1883年2月8日，熊彼特出生于奥地利一个叫特热什季的乡间小镇；19xx年11月19日，德鲁克出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熊彼特曾经是德鲁克父亲阿道夫·德鲁克的学生。在《大师的轨迹》的结尾处，详细地记载了熊彼特对德鲁克深远的影响：“19xx年元旦，德鲁克驾车带着父亲阿道夫去拜访熊彼特。那一年是熊彼特在哈佛大学担任教职的最后一年，他的健康状况也在这一年急速恶化（8天以后，他就去世了）。熊彼特与阿道夫两人絮絮叨叨谈论他们年轻时代在维也纳那段令人怀念的时光，也就是那个逐渐消失的‘战前’世界??。两位老人家那次闲话家常中的一段对话，竟然成为了德鲁克一生非常重要的转折点。熊彼特回答阿道夫的一个问题道‘你知道吗，阿道夫，在我现在这个年龄来看，人们若只晓得我写了几部著作发明了一些理论，我认为是不够的。如果没有能改变人们的生活，你就不能说你已改变了世界。’德鲁克说他‘从未忘记那段对话’，而且这句话成为衡量他一生成就的指标。”

至于德鲁克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与奥地利经济学派有什么样的思想上的渊源关系吗？ 我们知道，奥地利经济学派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以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作为开山之作。早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门格尔﹑庞巴维克﹑米塞斯（Mises）等，中期的代表人物有19xx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哈耶克(Hayek)等，晚近的代表人物有柯兹纳(Kirzner)和当代创业学领域顶尖期刊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的主编温塔卡然曼 (Ventarakarman)等。德鲁克与奥地利经济学派早中期的代表人物之间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和思想传承。我们知道，熊彼特和米塞斯在19xx年到19xx年都经常参加庞巴维克在维也纳举办的讨论课，可以算是同学（参考阿兰·艾伯斯坦的《哈耶克传》[16] [8]）。而米塞斯又是哈耶克的老师，是哈耶克思想发展的“主要领路人”，对他的哲学方法论的影响非常深刻。更为巧合的是，米塞斯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和德鲁克都在纽约大学工作，算是同事。虽然米塞斯觉得德鲁克“离经叛道”，背离了真正的经济学，交往并不是很密切（参考《旁观者》[17] 中《赫姆和吉妮亚》一文）。

奥地利经济学派非常重视知识分工和分散的知识（Dispersed knowledge）。哈耶克认为知识分布在所有人的心智之中，这些零散的知识不可能被汇集到一个人的头脑中。因而分散的经济秩序比由政府集中控制经济管理和企业决策更有效率。作为这种逻辑的一个自然的延伸，奥地利经济学派非常重视Entrepreneurship（国内先前翻译成企业家精神，但是准确地说应该是创业活动）。事实上，在西方的经济学中，只有奥地利经济学派从19世纪70年代诞生起到现在持续关注着创业活动。而其他的经济学派基本上把创新和创业当作像战争﹑瘟疫和地震一样的外部变量，认为它们无法进行量化处理，无法写入均衡方程中。

深受奥地利经济学派影响的著名创业学家申恩（Shane）和温塔卡然曼Ventarakarman在20xx年的时候发表了一篇创业学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文献The Promise of Entrepreneurship as a research field（创业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前景）

[18] ，试图更加7

清晰地定义创业学的核心问题和边界。他们认为，机遇的识别和开发利用是创业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与其他研究领域，比如战略管理等的区分的边界。而这一切和德鲁克先生的思想是一致的。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德鲁克先生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深入地分析创新机遇的七个来源。

不难理解，为什么德鲁克和哈耶克都是“民营化”主张最早的提倡者之一。推崇德鲁克19xx年发表的《经济人的终结》的丘吉尔，也非常推崇哈耶克在19xx年发表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这两本书在主题上非常相似，都是探讨纳粹主义和欧洲战争的根源问题，而《通向奴役之路》还设想了战后世界的发展方向，其中就包括“民营化”思想的种子。后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民营化政策都深受哈耶克的影响，撒切尔夫人甚至奉哈耶克为“精神上的导师” [16] 。

客观上来讲，德鲁克先生从来不从属于任何一个学派，从来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旁观者，但是他的思想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理清这种学术圈子里的人际关系和思想上的相互影响，特别是，把德鲁克的思想放在人类思想发展的整个画面上，更有助于深刻地理解德鲁克的思想。笔者深切地呼吁，学院派和“德鲁克迷们”要相互学习对方的长处，而不是相互诋毁。

五﹑丰富的管理咨询经验

最后，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德鲁克关于《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思想来源于他自己丰富的管理咨询经验。如果说，德鲁克的一般管理思想受通用汽车公司和斯隆的管理实践的影响很大地话，那么，他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思想主要来自自己的管理咨询实践。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期，他在纽约大学做管理学教授的时候，他就在周末组织关于“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研讨班。他的学生中包括了银行家﹑小企业主﹑医院管理人员﹑教会的神职人员等。他把学生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上升到理论，然后又用这些理论指导实践，并不断在实践中反复检验和修改。事实上，他的学生中有很多人都创建了创新型的组织，比如爱德华·琼斯证券投资公司和ServiceMaster等都是深受德鲁克影响的组织。德鲁克对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一直持续了三十年之久之后才于19xx年把自己的思想结集出版。西方有一句谚语说，“葡萄酒要在地窖中珍藏九年才能饮用”，而《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这瓶美酒在德鲁克先生的地窖中珍藏了至少三个九年。这是真正的经过了实践和历史检验的真知灼见。

需要说明的是，德鲁克的管理咨询完全不同于公司化运做的管理咨询（如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那种以团队和MBA毕业生为主体，装备了最先进的电脑和PPT版本，建立在详细地访谈和大量的财务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德鲁克的学生威廉·科恩在《跟德鲁克学管理》[19] [1]中给我们解密了德鲁克的管理咨询方法（比如，著名的杰克·韦尔奇的案例）：从来都是单枪匹马，没有秘书没有团队；通过提问来咨询和启发客户（比如，“你的客户是谁？客户没有被满足的需求是什么？如何去满足客户的需求？假如你还没有进入过这个行业，你今天会进入吗？如果答案是不，你将采取什么行动？等等）；德鲁克的咨询重点在于提醒客户该做什么，而不在于告诉客户如何去做；他充分利用“无知”的优势（德鲁克认为，有时候无知胜 8

过经验）。可以这么说，德鲁克充分发挥了他作为一个管理思想家在思维方式上的优势（形而上学！），小心翼翼地避开行业知识的陷阱（因为在这一点上，客户所拥有的行业知识和经验总是超过了任何管理咨询顾问），启发顾客找到了问题的症结，用自己的“开山刀”解决了问题。可以这样说，德鲁克就是2500多年后的苏格拉底重生。

六﹑以《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迎接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创业浪潮

目前，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正处于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创业浪潮中，而中国则处于自己历史上的第一次创业浪潮中，同时又要面对来自世界的第二次创业浪潮的挑战。

19xx年，德鲁克在接受《有限公司》[20] 杂志专访的时候说，从19世纪5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方经历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创业活动。我们所有的重要的组织机构，包括现在的有限责任公司形式，都是在这个时期所建立并成形的。从这个时期到19xx年，人类每隔14个月，就会出现一项重大发明，每种发明都衍生出一种新的产业。比如，英国的威廉·珀金发明了第一种苯胺染料，开启了现代化学工业；德国的沃纳·冯·西门子发明第一个电动马达，开创了电气工业；英国的贝西默发明了炼钢的方法，开创了现代化的钢铁制造业；法国的皮埃尔兄弟创立了莫比里尔信贷公司，开创了现代金融业等。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历史悠久的大公司，比如GE，西门子，福特汽车等都是这次创业浪潮的幸存者。

而从19xx年左右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进入了第二次创业的浪潮中。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序言（企业家经济）中，德鲁克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其重要的特征就是大量新公司的涌现，以及这些新公司所创造出的新的工作岗位。而与此同时，传统的《财富》500强所雇佣的员工数量却在不断地减少。

遗憾的是，中国整个地错过了第一次创业浪潮。当西方社会在进行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的时候，我们在经历长达百年的血腥动荡的革命。虽然我们的国门终于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末打开了，但是，中国的创业大潮真正的兴起是在19xx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正在经历自己历史上的第一次创业浪潮，但是，我们同时又要面对来自世界范围的第二次创业浪潮的挑战。错过了这次创业浪潮，当“机遇之窗”关闭的时候，我们将很难建立属于中国的世界级企业。

在这种挑战中，中国的企业家们要同时学好两门功课：创业和管理。而且在德鲁克先生的眼中，创业和管理本来就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需要更好的融合（参考《21世纪的管理的挑战》第一章《管理的新范式》） 。大型企业需要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作为日常管理的常态，以应对变革；而新组织，首先要掌握创业技能和战略，需要从无到有创建一个新的企业，此外，还要学会管理，只有这样才能成长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在德鲁克看来，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将更多地会出现在公共服务机构领域，如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换言之，整个社会将进入一个企业家社会。在这个企业家社会中，创业者和管理者，知识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首先必须承担起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责任。

生活在变革时代的人们是痛苦的，但也是幸运的。因为这个时代充满了机遇。德鲁克先生说，应对变革的最好办法是创造变革。让我们谨记德鲁克先生的教导，努力实践他的理念 9 [2]

吧。

参考文献：

[1]. 彼得·德鲁克,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M], 蔡文燕译，2006, 机械工业出版社: 北京.

[2]. 彼得·德鲁克, 21世纪的管理挑战[M], 朱雁斌译 2005, 机械工业出版社: 北京.

[3]. Hofstede, G., Culture's consequences[M] 2001, Sage: Thousand Oaks, Cal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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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E Publication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Publisher.

[5]. 彼得·德鲁克,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M], 许是祥译. 2005, 机械工业出版社: 北京.

[6]. Bosma, N., et al.,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07 Executive Report[R], 2008, Babson College, Babson Park, MA, US & London Business School, London, UK.

[7]. 彼得·德鲁克, 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M] , 曾琳译. 2005, 机械工业出版社: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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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彼得·德鲁克, 管理：使命﹑责任﹑实务[M], 王永贵译. 2005, 机械工业出版社.

[10].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于晓, 陈维纲等译, 1987, 三联书店: 北京.

[11].那国毅, 两位创新大师：熊彼特与德鲁克——为纪念德鲁克逝世两周年而作[C],第二届彼得·德鲁克高层管理论坛. 2007:

北京.

[12]. 彼得·德鲁克, 非营利组织的管理[M] , 吴振阳译. 2007, 机械工业出版社: 北京.

[13]. 阿玛尔·毕海德, 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M] , 魏如山译. 200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14]. 伊丽莎白·埃德莎姆, 德鲁克的最后忠告[M] 吴振阳, 倪建明等译. 2008, 机械工业出版社: 北京.

[15]. 亨利·明兹伯格, 管理者而非MBA[M], 杨斌译. 2004, 机械工业出版社: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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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彼得·德鲁克, 下一个社会的管理[M], 蔡文燕译. 2006, 机械工业出版社: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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