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有感

这是一本小书，只有八万三千字，加上那些难以舍弃的珍贵照片和图表，也不过薄薄

的一册。这是一篇大作，它对中国考古学７０余年的历史作了全局性的归纳，叙述我国三四

代考古学家尤其是作者自己为建立具有特色的中国考古学派、实现考古学梦想所走过的艰辛

道路，展现我国各地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总结中国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的创建经过和实际应

用，提出中国文明起源和古代国家形成的系统概念，从而成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传世

之作”。这本书的内容距离我们最遥远，讲的是陌生的考古学。有瓶鬲杯鼎等考古遗存的演

化轨迹，有各地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及相互关系，非认真细读，我们无缘知晓中国文明的起源、

交汇和演进以及国家形成的真实过程。这本书的主旨距离我们最切近，它要反思人类历史的

真迹，寻找古与今最本质的联系，探究考古学最根本的价值，理解中华文明的民族灵魂和精

神支柱，启示当今时代。历史虽逝，考古学使之复活；生命已没，考古学使之重现。今天要

重建人与人、人与自然、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中国与世界以及今天与未来之间的协调

关系，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智慧。这本书的语言标准平实，作者

称“雅俗共赏”是考古学的追求目标；这是“一本我的大众化的著作，把我一生所知、所得，

简洁地说出来”。这本书的精神惊奇骇人，对着那些至今仍统治着众生头脑和学校教材的基

本思想，对着那些主导了20世纪中国历史、考古甚至整个文史界的根本教条，对着那些世

界范围内对中华文明深刻的无知和偏见，它要颠覆，它要伸张。 几十年来在历史教学中占统治地位的两个怪圈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把“本

本”上现成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历史本 身。在中华大一统观念之下，汉族是正统、中

心，汉族史是正史，其他民族则被列于正史之外，鄙为蛮夷。这样，文化来源不同的三家夏、

商、周被“串”在一起，成为一脉相承的更朝换代；黄河流域成为所谓中华文明的摇篮，中

华文化先在中原发展起来，再影响落后的四周地区文化，夏不断同化夷，辽西、山东甚至江

南等地的考古文化成为中原仰韶文化的地方变体；中华文明是单纯的农业文明，也是一种封

闭的大陆文明；重要的发明创造产生于北方，然后南移；等等。按照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

我国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北方，东方，中原，东南部，西南部和南方。这些文化渊源

有自，特征和发展脉络各不相同，散布在中华大地上有如“满天星斗”，紧密相连，息息相

通，并且连结着中国与世界。北方在中国古文明的缔造史上地位特殊，秦汉之后北方草原民

族数次入主中原等大事件在此发生；同时，燕山南北长城地带是连结中国中原与欧亚大陆北

部广大草原地区的中间环节。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成为中国腹地与中国东北部及东北亚之

间的重要通道。对于中原地区来说，夏、商、周三族都是“外来户”，他们在这里交错存在，

凝聚形成中华民族。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是面向海洋的东南半壁，轻舟渡海，渔猎为

生，具有极早的海洋文明特征。环洞庭湖和四川盆地的西南部，连结着欧亚大陆；在这里，

楚文化在秦统一中国前后很长时期内，影响着整个南中国，四川则是中国与南亚次大陆沟通

的龙头。南方也有自己的青铜文化，并且北接中原，南连印度洋和太平洋，面向南海诸岛和

东南亚，成为中国古文化与海洋文化接触的前沿中心。这些文化相互交流、渗透。其中东方、

东南部和西南部影响了中原地区，苏鲁豫皖邻境区是中介；辽西、河套北方古文化影响了中

原古文化，晋文化是纽带；南方则以“印纹陶”的传布影响了中原。当然，中原文化对其他

文化的影响不可低估，尤其是周秦以下，这就是今天12亿人口56个民族凝聚到一起的基

础，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涓涓细流汇长江大河。值得注意的是，传诵了两千年的“五千年

文明古国”的说法，只是到了80年代才找到确切的考古证据，这就是辽西红山文化庙坛冢

考古新发现。另外，本书称“中国”文明起源新论，而不称“中华”文明的原因在于，只有

分工的出现、阶级的分化、原始公社制度的破坏，才意味着文明因素的产生。5000年前，

经过裂变、撞击、融合等过程，根植于公社又高于公社的稳定独立的政治实体—古国出现了。在古文化的基础上产生了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城，经过进一步的重组，进入古国时代，万邦林立。4000年前的夏商周已是称霸一方的方国，经由“群雄逐鹿”或“从洪水到治水”等方式，终于在20xx年前，产生了秦汉帝国。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是一部具体的活生生的历史。由于政治的原因或政治思潮的影响，20世纪的一部分中国人，受到“本本”上现成的“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影响。从《中国通史》读本到考古学教材，从历史博物馆的陈列说明到少数民族史的调查报告，甚至今天的中小学历史课本，无一不留下深深的烙印。今天，中国考古学经过70余年的探索，终于为历史学提供了科学的结论。中原的夏和四周的夷各自有根，彼此交汇，相互同化。中国文人有很强的天下观。孔子“有教无类”，反对对学生的种族歧视；司马迁《史记》对四夷单独列传，表达“天下一家”的理想。民族间的交融从来没有断过。秦汉之前，夷、夏之间消长融合；秦汉之后，北方草原民族数次迁徙入主中原：鲜卑人建立北朝（北魏等），契丹人建立“辽”，蒙古人建立“元”，满族人建立“清”。他们骑马得天下，统治汉民族，继承汉文化。尤其是起源于白山黑水间的满族，以渔猎为生，与自然界关系协调，没有国界概念，敢说长城内外是一家。自公元前841年起，有文字记载的编年史就没有断过，这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三四千年前的商代文明无与伦比，其青铜冶炼技术堪称上古文明世界最突出的成就；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典型发展道路，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有准确的时空框架和丰富的内涵，这在世界上是举世无双的。中国落后了。我相信这是大国暂时的衰歇，这是文明阶段性的低谷。一百多年来，无数的仁人志士反思、求索、奋进。尽管今天仍存在功利主义盛行，要么自卑，事事抄袭西方；要么自大，敌视文化的交流和沟通：两者都把真正的民族自觉意识视为迂阔无当—但我觉得一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为了中国的健康发展和伟大复兴，会自主地从古代、从西方吸取智慧，建立真正的民族自觉意识，而未来的中国文化一定能与五千年文明古国相称。

 

第二篇：读书报告之《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索》

读书报告 之《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索》

中国文明起源无疑是考古学所要研究的内容，我们都知道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五千年的历史。考古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以修国史，那么考古学家是怎样研究中国文明历史的以及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呢！

几十年来，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有两个怪圈：一是根深蒂固的大统一观念，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历史本身。在中华大统一方面，我们习惯把汉族史看做是正史，其他的就列于正史之外，使本来不同的文化像穿糖葫芦一样穿在一起，而周边少数民族的历史就被几笔带过，这对研究文明起源是不利的。至于另一个怪圈则是习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历史本身。历史本身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把社会发展历史当做成唯一的，全部的历史，这就把活生生的历史简单化啦。所以在研究考古学文明起源时，如何跳过这两个怪圈就成为一个大问题。 我们还知道考古学家的目标就是修国史，如何修？傅斯年说过一句话：“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意思是修国史要摆脱文献史料的束缚，不拘泥于文献，不是为了证史补史，而是要找到地下实物史料，作为修国史的重要依据，而考古学要从史学中独立出来，又要以考古学修国史探

索文明起源，可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难啦。所以考古学家的职责任重道远。

作为一个考古学家，一个必经的阶段就是学读“天书”，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批“哑”材料，一批静静的东西。所以他们要寻找出它们原来传递信息的“密码”，认识到他们的真实含义。这就要如痴如呆的不停的摸它们。因为科学是以逻辑思维反应客观世界，艺术是以形象思维反应客观世界。根据摸陶片等遗迹的实践体验，得出形象思维对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绝不亚于逻辑思维，而手感对于形象思维的重要性也绝不是凭视觉得到的印象所能代替的。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摸索，就会找到考古学的方法论啦。

但是光是摸索还是行不通的，还要有悟性。这一点可以集中反映在当时对仰韶文化的认识上。由于在50年代后期，学术思想相对活跃，不同的人提出了不同的研究方法。由于路子摸的不对，行不通，考古学家产生疑惑。最后经过反复的思考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漏洞，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最后选择了当时材料比较丰富的仰韶文化为课题，从整理陕西华县泉护村发掘的材料入手，以一个探方内各个地层出土的器物的层位关系做基础进行类型学的比较分析，反复排比，最后选出四类八种陶器进行综合的层位学，类型学的排列分析得出他们的整体排列共生关系。研究一个遗址如此，研究一个考古学文化也是如此。每一种考古文化都是在

不断地发展中形成的，所以要把考古学看成一种运动的物质，从一种运动的物质定量分析入手，找到它的运动规律，而通过这种方法，最后得出有关的仰韶文化整体面貌的认识，最后通过实地考察，得出一条主线。然后试图以仰韶文化为中心，探索文化起源问题，再通过对仰韶文化的瓦鬲的研究中慢慢意识到仰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并认识到其对中国文明的来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不可等闲视之。

通过对仰韶文化的探索考古学家顿悟到无论是“修国史”还是“写续篇”都必须首先对文化遗存做分子分析和对考古学文化做比较研究入手，确定哪些遗存属于同一文化社会实体，各个文化群体各自经历了一种怎样的发展过程等并把问题不断地加以分类整理，逐渐细化。只有通过这样所写的历史才能符合史实，有血有肉，体现它的独具特征和发展途径。

经过60年代的摸索和解悟，20世纪的70-80年代中国考古学发展走向成熟的转折期，终于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类型学说，即“条块说”。具体来说从全国范围来看，考古学将从现人口分布密集地区的考古学分划分为六大区系。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晋安,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

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潘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此外，还有其他小的地区。这些文化面貌并不是由中原向四周辐射的趋势，而是各大文化区系在大致同步发展的前提下，不断地组合与重组，形成在六大区系范围内涵盖为大致平衡又不平衡的多元一体的格局。由此，全国的考古工作者在各自的地区和岗位上都有了用武之地，共同为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做贡献。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通常说中国同古巴比伦，埃及，印度一样，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是按照历史编年，中国实际上只有商朝以后四千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而其他文明古国都有了五千年前后的文字。从考古学角度看，中国文明史比人家少了一千年，这该怎么解释呢！

其实中国历史自公元前841年起，有文字记载的编年史就没断过，这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但确切的，中国五千年文明的证据在哪里呢？

19xx年5月，辽宁开展了全省文物普查试点，在西部大凌河附近发现了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大型石砌祭坛遗址，这一发现启发了考古人员在附近的地方寻找其他有关遗迹。几年以后果然在相聚几十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多处遗址，包括好多石冢群及如真人一般的彩色女神头塑以及大小不等，年龄不同的成批的泥塑及“玉雕龙”。这些考古发现已远不是原始氏族制度所能解释，已有突破氏族制度的新概念出现。

说明中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

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的建立，中华文明起源系统概念的形成，不仅使重建中的中国古史逐渐清晰起来，而且进一步提出了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接轨，古与今接轨的新课题。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世界不能没有中国，世界史也不能没有中国史。但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是，中国学者所写的世界史都不包括中国史，在这方面，历史学家有责任，考古学家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实际上从考古学上看，中国古文化是土生土长的，又是在与周边民族文化中交流发展的。而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建立和中国文明起源探讨的深入，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引向一个全新的认识，于是开放，交流是世界文化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总趋势。

在社会发展与学科发展的形势下，中国考古学家已有了自己的特色，有了自己的理论基础，有了重建中国历史的框架，脉络，我们学科的成就已为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接轨，与未来接轨打下了基础，取得了发言权。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迎接中国考古学新世界的到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