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论

绪论

一、“文化”界说

1、文化：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文的引申义：一为包括语言文字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二由伦理之说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之义，与“质”、“实”对称。三在前两层意义之上，更导出美、善、德行之义。化，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同时，“化”又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文与化并联使用，较早见于战国末年的儒生编辑的《易。贲卦。象传》：（刚柔交错），开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指：人伦社会规律，即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纵横交织的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构成复杂网络，具有纹理表象。

2、文明：中国的文化一开始就专注于精神领域，而西文的CULTURE去是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生发、继而才引申到精神领域的。和中国语言系统中的文明更为相似。文明：经天纬地日文，照临四方日明。文明从人类的物质创造（尤其是对火的利用）扩展到精神的光明普照大地。简而言之，文明兼容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双重意义，接近于今天人们通常理解的广义文化。

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成果体现，既反映在自然面貌、形态、功能的不断改观，更反映在人类个体与群体素质（生理与心理的、工艺与道德的、自律与律人的）的不断提高和完善。

3、简而言之，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或者说，“自然人化”即是文化。

二、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

1、 广义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生存方式，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所以又称“大文化”。梁启超“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这里的“共业”包摄众多领域，诸如认识的（语言、哲学、科学、教育）、规范（道德、法律、信仰）、艺术的（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器用的（生产工具、日用器皿以及制造它们的技术）、社会的（制度、组织、风俗习惯）等等。

2、文化的结构：有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两分说，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说，物质、制度、风俗习惯六大子系统说。

本书以四层次说展开论述：

一、人类加工自然创制的各种器物，即“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的物态文化层。它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

二、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构成的制度文化层。

三、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构成的行为文化层。这是一类以民风民俗形态出现，见之于日常起居动作之中，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的行为模式。

四、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 蕴化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的心态文化层。这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具体而论，心态文化可以再区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子层次。 社会心理指人们日常的精神状态和思想面貌，是尚未经过理论加工和艺术升华的流行大众心态，诸如人们的要求、愿望、情绪等等。社会心理较直接地受到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并与行为文化交融互摄，互为表里。

社会意识形态则指经过系统加工的社会意识，它们往往是由文化专门家对社会心理进行理论归纳、逻辑整理、艺术完善，并以物化形态——通常是著作、艺术作品——固定下来，传播四海，传于后世。依其与社会存在关系的疏密程度，我们又可将社会意识形态区别为基层意识形态（如政治理论、法权观念）和高层意识形态（如哲学、文学、艺术、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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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文化将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全部内容统统摄入文化定义域。

狭义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结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所以又被称为小文化。

三、中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1、中华——中，意谓居四方之中。华，本义为光辉、文采、精粹，用于族民，蕴含文化发达之意。

2、中国文化基本内容构成：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

四、学习中国文化概论的目的、意义、和方法

一）意义：1、有助于更加准确而深刻地认识我们民族自身。2、有助于更加准确而深刻地认识我们当前的国情。3、有助于以理性态度和务实精神去继承传统，创造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未来。

二）学习方法：1、历史梳理与逻辑分析相结合。2、典籍研习与社会考察相结合。

三）批判继承与开拓创新相结合。

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历史地理环境

中国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地理生态环境，是指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即历史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包括两个主要方面：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又分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

第一节 中国历史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

一、疆域、政区

政区，（行政区域）是国家为进行分级管理而划分的地方，它的出现是以国家的建立为前提的。 战国时期：县郡产生。

秦汉：实行郡县制，即由数十个至百余个郡管辖数百个到一千多个县或县级单位。到了2世纪末期，原来只起监察作用的州成为最高一级政区，形成州、郡、县三级制。

隋：合并、撤消了一些州县，又将州改为郡，重新实行郡，但基本上都是二级制。

唐：将郡改称为州，基本上实行二级制。开元年间又设道。安史之乱后又设方镇，形成方镇——州——县。

宋：宋废止方镇。由原来的专管督征运送财赋的各路转运使兼管军民事先务，形成路——州（府、军、监）——县三级制。

元：中央政府称为中书省，省以下有路、州两级。

明：废行省改省为布政使司，后又有总督、巡抚辖区。

清：省——府、县

二、人口、民族

三、地形、地貌

四、气候

第二节 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作用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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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影响

地理环境是指生物特别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球表层。地理环境可分为自然环境（或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环境（或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是人类的意识或精神的基础。因此，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是具有一定的决定意义的。表现为：

1、为人类的生产、生存、发展、肖亡或离开这个环境提供了物质基础。

2、决定这个环境中的一切生物（包括人类）及其活动（包括人类活动），都不可避免地有一个产生、发展、以至消亡的过程。

3、在这个环境中的一切物质和由物质产生的能量既不能增加，也不会减少，只能是各种形式的转化或传递，除非来自这个环境之外（例如其他星球），或者离开这一环境。

4、人类的一切活动必须顺应这一环境的内在规律，在此前提下利用这一环境，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加速、延缓或制止物质的某些转化和能量的某些传递。

地理环境一般只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并不起决定作用。

二、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形成和延续的影响。

1、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形成的影响。

中国不但疆域辽阔，而且地理位置比较优越，中国的大部分处于中纬度，气候温和，又位于全球最大的陆地——欧亚大陆的东部和全球最大的海洋——太平洋的西岸，西南距印度洋也不远，季风气候发达。大部分地区夏半年雨热同季，温度和水分条件配合良好，为发展农业提供了适宜条件。

黄河中下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和人类的生活。黄土高原和由黄土冲积的平原土壤疏松易天开垦。黄河中下游地区最早形成了大片的农业区。在中国文化中，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是建立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的，它们形成于农业区，也随着农区业的扩大而传播。

2、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延续性的影响。

尽管中国的自然条件在以往数千年间有一定的变化，但总的说来幅度有限。由于中国疆域辽阔，跨纬度大，所以气候的波动一般只影响农业区的南北界，而不会减少它的面积，这就为中国文化的延续提供了稳定的物质基础。

中国大陆的这片农业区的面积和产量在东亚大陆一直遥遥领先，供养着数量最多的人口，因而自然地成为东亚地区的中心所在，也是文明程度最高，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在西方文明传入之前，周边的农业文明在总体上落后于中国文化，当然不可能对它形成冲击和影响而北方的游牧民族虽然具有相当大的军事实力，并多次以武力入主中原，但在文化上却是弱者，最根本的原因是其文化不适农业地区。因此军事上的征服者毫无例外地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它们最终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中国文化。

中国和西方文明的中心不仅距离遥远，而且隔着高山、沙漠、草原、海洋等一系列地理障碍。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要越过这些地理障碍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因此往往除了负有政治、军事使命外或有高额利润的吸引，一般性的人员来往和交流是很难进行的。所以对中国文化的统治地位是无法动摇的。

3、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影响

在生产力很低的情况下，地理障碍对人类活动、特别是交通运输的影响要比现在大得多，有时往往起了完全隔绝的作用。中国国土辽阔，在中国内部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表现出不同的地理特征。由于多样性地理特征的影响，中国历史上早就出现了牧业、狞猎、养殖、捕捞、采集、治矿、手工业、林业等各种产业，并且成为某些地区的主要物质基础。与不同的生产方式相适应，各地的社会、政治、行政制度也不相同。

不同的地理环境与物质条件，使人们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中国各地历来就存在很大的差别，久而久之就形成各种不同的风俗习惯。农业民族对农业的重视和对土地的依赖，发展成重农轻商的 3

安土重迁的观念。生活在海边的人们把渔业、盐业作为主要产业，还致力于海上交通与海外的联系。西域位于交通的必经之地，所以很早就以商业发达著称于世。北方游牧民族以迁徙和战斗来对付自然环境和异族的压力。尽管他们很早就接触到汉文化，、但在物质文明方面也没有全盘接受。即使是在儒家思想占居统治地位以后，不同的汉族地区在接受程度和表现形式方面也是有很大差异的，非汉族地区就更无一致可言，总之，强烈的地域特点使中国文化的多样性非常明显。

地理障碍对文化的传播有很大影响，也使中国的不同地区所受到的外来文化影响和影响程度各不相同。

4、地理环境对开放与封闭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确实长期缺乏开放的动力，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根本原因并不是地理障碍的阻隔，而是中国地理条件过于优越。在正西方近代文明兴起以前，中国的确是东亚乃至世界最强大、最富足的国家，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无求于人。

第二章 中国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

第一节 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经济的主体

一、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及其重心南移

早在四五千年肖，兴起于黄河中游的地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经展现了华夏民族的祖先从渔猎向农耕生产过渡的历史面貌。中华农耕文明黄河中游流域开始形成。与此同时，长江中下游的屈家岭文化有钱塘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也都显示了祖先们耕作的痕迹。三代时，农耕业已经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们为在争战中生存，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制度改革，而这些改革，几乎无不与促进农耕经济联系在一起。

由于黄河流域细腻而疏松的黄土层较适宜于远古木石铜器农具的运用和粟、稷等旱作物的生产，黄河中下游地区自然成为中国上古时代的政治、经济和人文中心。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及，中国的农耕区域，逐渐向土肥水美的长江流域扩展。

汉晋以降的数百的间，北方的边患日趋严重，战火使黄河流域的农业生态环境迅速恶化，大批农耕男女南迁，到长江中下游区域及东南沿海各地。于是中国农耕区的中心，逐渐从黄河流域向长江中下游地区转移。

隋唐以后，长江中下游区域很快成为京都及边防粮食、布匹的主要供应地。

二、农耕民族与游牧世族的长期对垒与融合

1、对垒

中国的西北地区生存着游牧民族，依靠畜牧，狩猎为生。他们剽悍善战，流徙生活促使他们经常南下劫掠，给中原的农耕民族造成很大的威胁。

中原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土地这个固定的基础上的，稳定安居是农耕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面对秦汉以来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中原历代王朝全力加以抵抗。但是，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经济类型和生产方式，决定了古代中国的军事格局是经济文化先进的中原农耕人处在被动防御状态，而经济文化落后的 4

游牧人常取攻势。长城的修建，体现了中原民族试图把农耕区围护起来的防御心态。

2、融合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通过迁徙、聚合、战争、和亲、互市等形式为中介，实行经济文化的互补和民族的融合。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中原，也促进了中华民族血统的合流。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游牧人，从农耕人那里学习先进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技术，促进其自身社会形态的变化。

三、农耕自然经济体制下的多元经济成分

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中华文明，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延续性，这与印度、古埃及以及古欧州文明史截然不同。中国农耕文明的源远流长，一方面造成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也影响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藕断丝连。

从纵的方向说，中国农耕经济的发展始终保留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成分。

从横的方面去考察，华夏民族早出暮入，耕稼树艺的农耕经济，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和西欧中世纪的庄园经济差异得多。西欧中世纪自然经济的一些主要特征如封闭式的自给自足、依附农奴等，在中国的农耕经济中并不突出。中国的农耕经济不仅仅以农业生产为界限，而是包含着手工业、商业等多方面的经济成分。中国的农耕经济就是这样包含着工商业等多种经济成分，扩充了内部的活动空间，使自己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再生能力，适应时代的变化。从而维系着中华农文明的长流不息，历久弥新。

四、内敛型的海洋贸易。

中华民族早就有了出色的航海能力，但由此产生的海洋贸易，不是向外扩展的外向型经济，而是一种内敛型的经济，它是作为农耕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

稳定的农业社会和较少变化的经济结构，使中国古代的帝王们陶醉于万物皆备。因此，在他们看来，中国与海外的经济交往，应当建立在“宾服贡献”的基础上。唐宋时，海上贸易出现繁荣景象，但是这种海外贸易，一方面是服从于政治的需要，夸示海外，而且不少场合是赐品多于贡品，不计经济损失。另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上层统治者对于海外奇珍异宝的需求，与广大民众的生活需求较少发生联系。这种朝贡式的贸易直至明代前期犹然。明时的边境互市在政治上的意义仍然超过经济的意义。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东南沿海私人以外贸易有所增长，但是政府对于私人海商集团的扼杀以及对海外贸易的严格控制，限制了海洋商业的发展。明清以来移居海外的商民，也被子政府视为“自弃王化”的刁民，倍受歧视。在这种情况下，当西方殖民者以咄咄逼人之势梯航东来之际，内敛型的中国海洋事业，不能不大大落伍于世界前进的步伐。

第二节 中国传统自然经济发展阶段和形态

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与农耕经济体制的不断自我调节，中国数千年传统的自然经济呈现几个不同发展阶段和形态。

一、殷商西周，土地国有的自然经济阶段

西周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广大庶众上无通名，下无四宅，耕种国家的土地。国家为实施对土地的分配管理和贡赋的收取，在地官司徒之下设各等职官，形成国家干预农耕生产的政治雏形。

这种国有土地不得自由买卖和私相接受，指“田里不鬻”。西周时期，土地经常由天子分封给各级诸候、贵族，但从原则上讲诸侯贵族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周天子随时把土地收回，或转赐别人。 在这种土地国有制下，农业生产以集体劳动为主。众人、协田，是殷商时期盛行集体耕作制的反映。 到了西周后期，土地国有制有瓦解的迹象。诸侯贵族从周天子那里取得土地，他们也逐渐和周天子一样，可能随意处理自己的封地，或用战争的手段，掠夺别人的封地，公田和私田分野后，不可否认那些耕作私田的劳动者，也逐渐拥有对私田的部分所有权。奴隶制度逐渐出现了瓦解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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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周以降土地私有化和个体生产形态的演变

东周以后，随着牛耕和铁制农具的使用，农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土地国有形态走向瓦解，井田制破坏，变公田为私田现象普遍。诸候贵族为争夺土地农人的战争日益频繁。尤其是土地买卖的出现，打破了世袭贵族土地所有制时期田里不鬻的老例。春秋时晋国已有爰田（易田换田），商鞅在秦的坏井田、开阡陌，民得买卖的土地政策，土地自由买卖日益合法化。

东周以后的土地私有化进程，也打破了以往那种集体生产的农耕传统，而向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生产形态过渡。这种男耕女织、以商助耕的自给自足型的家庭小农业，逐渐在中国的农耕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与此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则是国家直接向个体生产者征收赋税徭役。春秋战国的“相地而衰征”“初税亩”，就是政府对个体土地所有者建立统制经济关系的开始。由于土地兼并现象屡屡出现，个体家庭经济分化为地主和农民两个不同的形态，形成了对立的两个阶级。在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下地主经济与农民经济的互为盈缩，构成了农耕经济运作的基本特色。

唐代中叶后，均田制破坏，土地私有进一步深入，专制国家对土地私有的干预有逐渐减弱的趋势。契约制的租佃关系在唐宋以后普遍出现，农民对于土地的依附关系有所松弛，社会生产日益多样化，个体生产者亦从封建社会全产期以粮食为主的经营逐渐向多种经营方向艰难迈进。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传统的自给自足性农业和商品性手工业的结合尤为普遍，个体生产者具有较高的独立性。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并有所更新。

三、商品经济的波浪式前进

原因： 1、 当中国土地私有化刚刚起步的时候，与自然经济相对立的商品经济也悄然出现，与西欧封建社会相比，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具有发达较早的特点。

西方社会最具代表性的自然经济单位是领主庄园，领主庄园内不仅拥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农奴，而且拥有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的农奴手工业者，因此，第一座封建庄园都自已自足，没有商业来往和交换，用不着货币。而在中国不同，地主占有剩余劳动主要是谷物地租，手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加工制品极其有限，这样就使地主经济不可避免地要与市场发生较多的联系，而方大个体农民局限在小块的土地上，生产手段更为有限，他们只能通过卖剩余农产口而换取其他生产生活必需品。再者中国从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政府地于土地所有者的赋役经济关系以及对于城市和经济活动的统制政策，也都在客观上打破了区域间货物流通的障碍，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的较早发展。商业交换活动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商品生产、商人资本、城市货币经济等，伴随着中国的农耕经济而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

2、中国古代经济是为了补充农耕经济的不足而满足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因此，这种商品经济缺乏独立发展的性格，特别是中国历朝奉行的重农抑商政策，更加强了商品经济的依附性，从而使它的发展随着封建社会的变迁而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的姿态。

三、中国传统社会所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

1、农业：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农业生产技术，形成了富有东方特色的农业科学，其中尤其以精巧农具、培育良种、多种经营、集约耕作和充分利用自然力而著称于世。铁犁的使用、轮作复种技术比西方都要早得多，蚕桑和茶叶的发展更是闻名于世。

2、手工业：灵巧的工艺品、精美的纺织品风靡世界市场。造船业的发达，冶炼业久盛不衰。瓷器、漆器、酿酒、兵刃、食品等也在相当的成就。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活字印刷，是对人类历史进程发生革命性作用的“四大发明”

3、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也是西欧中世纪无所法相比。纸钞的使用，更是中国对于世界货币发展史的一大贡献。

第三节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迂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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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经济既早熟而又不成熟

从根本上讲，中国农耕社会的多元结构造成中国社会经济的早熟而又不成熟特征，制约了资本主义萌芽的顺利发展。与西欧相比，中国的商品货币经济繁荣于汉唐宋的各个时期。土地买卖早在战国秦汉时就出现了。中国的农民较早就有相对的离土的自由。即使是佃农，也有退佃、迁移的自由。作为经济剥削的地租形态，也是劳役、实物和货币地租长期并存。这些现象在西欧是发生在封建社会崩溃之时，而在中国却古而有之。

但是，中国历史的早熟却未能促进它成熟发展，相反地去凝重了传统农耕经济的保守性和坚固性。中国社会中早就出现的商品生产、城市经济、土地买卖、农民的离土等商品经济的早熟因素不是象西欧社会那样是作为封建社会的对立面而是作为补充形式出现的，这就使中国的农耕经济大大扩展 它的内涵结构，可以比较灵活从容地改变自己的表层结构以适应社会经济的各种变化。这就使中国社会经济的早熟现象，始终未能走上成熟的阶段。

中国早熟的经济因素往往与社会、政治诸条件不相配合，造成经济发展的失调。早熟的发展又使人们迷恋于现有的沉重的历史包袱，也带来了落后的停滞因素。在这种内部机制的自我制约下，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不能不长期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

二、稳定与战乱、人口增长与生产发展的周期性失调

建立在个体家庭经济上的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是一种没有民主而缺乏自我更新能力的政体。每当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其继任者的整体趋势是一代不如一代，最终导致游牧民族的入侵或民众的大暴动，使得王朝盛衰交替、稳定和战乱成了周而复始的规律。而这种变化周期又与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兴衰周期大体同步。总是从兴到衰的一个过程。使社会经济在动乱中再次受到严重的破坏。

中国农业的黄金时代是战国至汉唐之间，但是到了唐宋之后中国的农耕技术并无明显的突破。农业生产总量的增长，不是通过科学技术提高，而主要是依靠扩大山区及周边地区的耕地面积和粗粮品种引进推广，以扩大劳动量的投入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增殖显得至关重要，而新王朝初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人口的增长，人口增长率逐渐高于物质资料的增长率，造成了人口增长与生产增长的比例失调。随着王朝后期的衰退，人口增长与生产增长的比例失高干更加严重，社会矛盾加剧，使中国社会再次进入数十年的战乱时期，造成人口的锐减。这种以战乱、灾荒为手段自发调节的社会循环，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惨重损失，周期性的破坏成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

到了明末清初时期，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使得社会经济大幅衰退，明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也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清代经济得以恢复，但是人口也以空前速度增长。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处于迟缓的发展状态。

三、上层建筑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箝制和束缚

中国古代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农耕经济特别是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的，这种上层建筑对于促进农耕经济的发展保障农耕经济的长期持续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国早熟的中央集权制，形成了庞大的官僚体系。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他们又具有剥削下层民众和腐蚀国家政治的双重性格。这种矛盾的政治结构，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特别是在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日益进步的情况下，这种阻碍作用更为明显。

经济剥削是上层建筑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重农抑商观念的指导下，工商业经济所受到的剥削尤为严重。使工商业经济的进步十分艰难。

自秦汉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围绕农耕经济这一核心的，它带有明显的保守、怀古特征，这种保守的意识形态，导致社会普遍安于现状，缺乏远见和开拓精神。

再者，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布局也十分不利于商品经济及新因素的成长。西欧中世纪末期的城市经济，是摧毁庄园封建制的有力武器，而中国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大多是为了政治的需要，城市既是经济中心，往往更是政治中心。许多商业成为国家财政的附庸。商业对政府依赖性导致了商人性格的封建依附性。 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治理天下的原则是一视同仁，国家政策的平均主义，使落后地区拖住了先进地区的后腿，使先进地区的商品经济及新因素的发展受到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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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的种种因素下，中国资本主义只能在原有的格局内打圈子，不可能出现飞跃的前进。于是，自17世纪以后，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拉开了差距，逐步陷入落后挨打的困难境地。

第四节 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基本特点及其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农耕经济的持续性与中国文化的延续力

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农耕经济的持续性是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显著特点之一。农耕经济的持续性造就了中国文化的持续性。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使其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和凝聚力。中国文化历经动乱与分裂的洗礼而不断得到充实升华，然而中国文化的早期定型，也往往使人产生一种“瞻后”式的思维方式，这种文化思维模式，一方面为中国文化的长期延续和增进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在不知不觉中积累着文守旧性格。这样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中国传统文化显得暮气沉沉，缺乏积极进取的冲动。

二、农耕经济的多元结构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

中国文化不仅善于包容百家学说和不同地区的文化精华，而且还长期吸收周边少数民族的优秀文明，使之交相辉映。即使是对外域的文化，中华民族亦能敞开其博大的胸怀，扬弃吸收。

三、农耕经济的早熟与中国文化的凝重性

早在先秦，我国已有敬德保民、民为邦本的思想。但是这种民本意识在中国却得不到正常的发展。由此而派生的平均主义思想，一方面固然成为农民反抗压迫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又加剧了中国历史稳定与动乱的恶性循环。中国的科学技术也是如此。知识分子对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缺乏应有的重视。创造贡献始终未能成为社会前进的主流。许多科技发明无法得到社会推广应用。

中国农耕经济和中国文化的早熟性，与中国社会的多元结构相互配合，加强了传统社会的坚韧性。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过渡到后期，中国文化日益显露出凝重的保守性格。

第三章 中国文化依赖的社会政治结构

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结构至有以下特点：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完备而系统。包括嫡长子之制、庙数之制、分封制度等。二、专制主义严密。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有脉相承的专制制度和带有某种血缘温情的宗法制度相结合，形成一种“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

第一节宗法制度产生与确立

一、宗法制度的产生

阶级产生之前，人类是从原始群居到氏族到部落的发展过程。这些组织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联系起来的。舒畅在阶级和国家产生之后，由于自然环境和各地居民生活方式的不同，血缘关么在居民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表现形态出现重大的差异。中国的自然环境及其定居的农耕生活决定了中华民族过着与世隔绝、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即使从野蛮转换文明阶段以后，亦无法冲破人类原有的血缘关系，血缘家庭的社会组织形式被长期保留下来。

宗法制度是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在瓣的历史条件下演化而成的。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产生于商代后期。西周建立以后，统治者在商代宗法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体系完整、等级严密的宗法制度。

二、宗法制度的确立

周人最早生活在渭水以北的黄土高原，有着悠久农业生活传统，宗族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占突出地位， 8

这一点恰恰成为周代确立宗法制度的基础。西周宗法制度的创立者是周公。周公制礼作乐，其重要内容就是确立宗法制度，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封邦建国制和宗庙祭祀制度等。

1、 嫡长子继承制

商朝主要实行兄终弟及制，周王室从成王之后推行固定的嫡长子继承制。按照周制，最高统治者称天子，统治天下的土地和臣民，继承王位的，必须是嫡长子，指正妻之子。如果嫡妻无子，就只能立庶妻中级别最高的贵妾之子“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这就杜绝了兄弟之间为争王位而造成的祸乱，这种制度是从父权制社会演化而来的，是用父子血缘亲情来维系王权的威严和稳定。周天子及其继承者，从君统来看，他是天下的共主，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法者；从宗统看，他又是天下的大宗。西周统治者划分为四个等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天子的嫡长子继承天子之位为大宗，其余庶子被分封为诸侯，为小宗；诸侯的嫡长子继承诸侯之位为大宗，其余庶子被分封为大夫，为小宗；卿大夫之嫡长子继承聊大夫之位，为大宗，其余庶子成为士，为小宗。

2、 封邦建国制

简称封建，即今人所说的分封制。分封制是由宗法制度直接衍发出来的一种巩固政权的制度，

是由周人创立的。周王室 分封的主要旨意是将同姓子弟亲属封为地方邦国，以血缘纽带联系起来，作为保护周王室的屏障。诸侯受封后就成为一个地方邦国，周天子与他有一定的权力与义务的对应关系。天子对诸侯有巡狩权、命官权、迁爵权等，诸侯对周天子则有必尽的义务，如朝聘、进贡、出兵、役劳等。诸侯按天子的办法分封卿大夫，卿大夫的领地称“采”或“邑”，史家一般称为采邑制。卿大夫也依例分封士。

3、 宗庙祭祀制度

宗法制度是以血缘亲疏来辨别同宗子孙的尊卑等级关系，以维护宗族的团结，所以十分强调尊祖敬宗。宗庙祭祀制度就是为达到维护宗族团结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重要手段。周天子为七庙，诸侯为五庙，大夫为三庙，士为一庙。宗庙祭祀制度的发展，形成 了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周代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对于维护以家族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和巩固政权，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进入封建社会后，这一传统被历代统治者所继承，并有发展之势。皇宫之前，左宗右社的制度一直延继到明清。

第二节 宗法制度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宗法制度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生活。这种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小农自然经济生活方式一直延续下来，虽有所变异，但其模式基本上循而未改。

一、家天下的延续

宗法制度本质就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各王朝都把权力的核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传之后世。这种家天下的思想不只统治者有，还深深地影响到广大的民众。如西汉末年农民起义时为反王莽的新朝，都去找西汉皇氏的后裔作为自己的旗帜：绿林军找来刘玄，赤眉找来刘盆子。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家族统治史。家天下的主要特点就是一姓家族统治一个朝代，只要这个朝代不灭亡，这个家族就一直统治下去，嫡长子这一西周宗法制的主要内容，历代皆沿袭下来。

二、封国制度不断

分封制曾是西周宗法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秦汉以后尽管郡县制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行政区域划制度，但封国制度一直不同程度地或以不同方式被历朝历代所保留。汉朝在总结秦亡的经验教训时，其中重要一条就归咎于秦始皇废分封，所以西汉初年刘邦就大封同姓王，，“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中国历史不少皇帝为封国问题大伤脑筋，也还发生过比七国之乱更为严重的封王反叛，如西晋的八王之乱，明朝的靖难之役等，但历代皇帝照封不误，究其原因，仍然是宗法关系严重存在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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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族制度长盛不衰

动荡不安常常困挠中国历史，但构成中国传统社会基石的以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家族始终非常稳固。如果说有变化邮局仅仅是一个家族代替另一个家族，就如万物有生死一样。中国封建时代，统治和束缚人民的有四权：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族权是从父系氏族社会家长制演化而来的，它既是政权的补充，又能起到政权所无法起的特殊社会作用，所以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

战国时代，由于家族的动荡变化是比较大的，但超姓氏的家族本身却依然在发展。

汉代，豪强势力强大，这些大家族不但在政治上拥有巨大权力，而且广占良田，形成一个个家族色彩十分浓烈、封建自然经济经营方式的地主庄园。庄园中等级森严，最高的是庄园主，其次是宗族成员，往下依次有宾客、徒附、部曲、奴婢，各尽职责，如同西周时的一个个宗法关系连结的封国。

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战乱不断，但家族制却有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豪门与寒门的区分。家族制延续到了清代，甚至民国时期，也没有衰亡的迹象。

四、家国同构

家国同构——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由于古代中国的经济基础一直处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小农经注占主导地位的状况，所以以这与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家族制度也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社会结构中，使国家结构也打上家族结构的印记，家与国的组织系统与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宗族和宗法关系在中国长期存在，导致了“家国同构”的格局，所谓“忠孝相通”，忠孝同义，都是宗法制度长期遗存的结果。

第三节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政治结构

一、中国与欧洲政体的差异

1、欧洲的政治与文化，源于地中海沿岸国家，主要是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和古西腊。

古代埃及是一个信仰多神的国家，但重要的是太阳神。法老和祭师奉祀不同的太阳神，两种势力斗争非常激烈。祭司的权力曾一度超过法老的权力。所以一开始埃及国王的权力就存在一种强大的抗衡力量，即宗教势力。另外，埃及的工商业比较发达，与地中海沿岸国家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这无疑对王权专制又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中国则不然，统治者凭借武力，比较顺利地夺取并强化自己的专制权力，神职人员成了他们顺从的奴仆。中国的政治权力一开始就不存在一种与之抗衡的势力，所以以后的专制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完备。

2、君主专制的两种代表对比：英国的君主专制政体形成在封建社会的晚期，这时封建贵族势力已经由强变弱，新兴资产阶级势力勃然兴起，斗争的任何一方尚未压倒另一方。英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的阶级基础有僧侣，地主和新兴阶级，所以专制君主在维护旧的封建贵族利益时，也拉拢资产阶级，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和海外贸易活动。这在客观上保护和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

与欧洲的情况不同，中国君主专制应当说从中国历史踏入文明门槛的那一刻起就形成，所以专制的传统十分悠久。这种专制的阶级基础是奴隶主和地主，所依赖的经济基础是小农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统治者普遍采取对工商业和贸易压制的态度。重农抑商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基本国策。

二、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

1、以武力为先导，控制宗教势力，专制时间漫长。

我们的祖先黄帝，是用武力取得并用武力加以扩大的，也没有其它外来势力与黄帝分享这个权力。所以中华民族刚刚进步到文明的边沿，就形成了一个祖先，一个权力，一个核心，这无论与古代埃及、抑或是两河流域、印度、古希腊，都是不同的。

从黄帝到禹，禹巩固自己的政权多用武力；商朝的建立同样处处以武力为先。商的统治者非常崇尚祭 10

祀，但是贞人并没有独立的人格，处于仆从的地位，难以成为商王的抗衡势力。

周武王以武力推翻纣王的统治后，虽然分封了许多姬姓诸侯国，但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关系既是宗法血缘关系，也是君臣关系，这种体制也是一种专制。

春秋战国后，一种新的专制制度取代旧的专制制度。这种专制制度就是以郡县制为外在形式的君主官僚政体。这种官僚政治体制从春秋时代产生起，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帝止，前后达二千五百多年，基本上没有什么质的变化。

2、经济基础稳固

君主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土地的国有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整个封建时代，国家对土地的占有量是很大的，而且官僚、地主对农民土地的剥夺非常严重。封建统治者和农民处于对立统一之中，没有广大农民的存在也就没有封建地主的统治，所以当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奴隶或流民时，朝廷就会采取一定的措施，来维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对矛盾的平衡。与此相反，历代统治者对工商业无不采取打击的政策。由于小农经济被人为地保护起来，把能够瓦解自然经济基础的工商业视为洪水猛兽，因而这个基础也就变得异常稳固。

3、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走向极端

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的集权程度，从总的趋势来看是日益强化。从秦开始大权独揽的传统直到封建社会末期的清朝也不断绝。

4、对人身控制严密

中国是一个实行人口统计和户籍管理最早的国家。

周吏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

秦“傅律”——即男子成年后必须登记的法律，以便官府安排徭役。如隐匿不报，或申报废疾不确实，百性不应免老或已免老不加申报、敢于弄虚作假的，不但里典、伍老要被处罚，而且同伍的人也要受处罚。

中国很早就有什伍组织，把老百姓编入什伍之中。

这些制度和法令，使居民失去流动的可能，国家便可以轻易地按郡县、乡里、什伍统征赋税、徭役和兵役，帝王的诏令就很容易达到第一个家庭了。

中国专制统治者还十分重视用控制生计的办法，把农民牢牢地固着在土地上。

三、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以宗法色彩浓厚和君主专制制度高度发达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

1、社会政治家国同构的宗法型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伦理形范式。这种范式所带来的正价值是使中国民族凝聚力强劲，注重道德修养，比较重视人际之间的温情，成为兴世闻名的礼仪之邦。它的负价值是使三纲五常的伦理说教，存理灭欲的修身养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盲目排外心理等等，成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障碍。

2、中国社会结构的专制性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政治型范式。这种范式的正价值是，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造就了民族心理上的文化认同，文人学士的经世致用思想等等。它的负价值是使国人存在严重的服从心态，对权威和权力的迷信，个人自信心的缺乏，文人的影射传统等。

3、宗法与专制的结合，在政治上表现为儒法合流，在文化上的反映则是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突出表现为“内圣外王”的心态，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追求。

第四章 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

第一节上古：中国文化的发生

上古指发明文字以前的历史

一、中国人的起源

二、原始物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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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产生过程中，最早出现的工具；火的使用是旧石器时代先民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创造。

三、原始的观众文化

与物质文化长足进展同时，中国先民的观念文化亦日益丰富、深化，原始宗教与原始艺术便是其主要存在的形态。

中华民族先民原始宗教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三大类。

1）对大自然的崇拜。

2）生殖崇拜：由于对自身的繁衍非常关注，由此产生炽热的生殖崇拜。

3）祖先崇拜：原始人一方面重视子孙的繁衍，另一方面也崇敬创造生命的祖先，在母系氏族社会，主要是供奉女性祖先，随着父系社会的到来，男性祖先日渐成为供奉对象。祖先崇拜往往有严格的仪式，在这些仪式中展示了后人对先人创造生命的崇拜。

4）图腾崇拜：与自然崇BAI和生殖崇BAI相比，图腾崇BAI是较为高级的宗教仪式。“图腾”是印第安人奥基华部落的语言。由于在原始思维中，类比和联想是主要方法，原始人一般都相信自已的氏族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亲密联系，并以之作为氏族崇BAI的对象，这就是“图腾”。

四、原始的社会组织

婚姻关系：血亲杂交——血缘群婚——族外婚

社会组织形式：母系氏族：上古神话传说中的女娲氏、庖牺氏、神农氏、有巢氏、燧人氏，是这一时期中华先民创造的神。

父系氏族：传说中的五帝便生活在这一时期（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

氏族后，部落联盟产生。

四、上古文化分布

中华民族的远祖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文化集团

华夏：中华先民的一部分，很早就自称诸夏或华夏。或单称华、夏。华夏集团发祥于黄土高原，后沿着黄河东进，散布于中国的中部及北部地区，即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分布区。华夏集团又分两支，一支称黄帝，一支称炎帝。共工氏也属于这个集团。

东夷集团：其活动区域大致在今山东、河南东南和安徽中部。即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及青莲岗文化江北型分布区。蚩尤、后羿属于此集团。

苗蛮集团：主要活动于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即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分布区。如若向东延伸，河姆渡文化、浪渚文化等也可归于些集团。伏羲、女娲都属于此集团。

第二节 殷商西周：从神本走向人本

至殷商西周，中国文化的特殊面貌开始形成。

一、殷商神本文化

以殷为中心展开活动的商人，脱离原始社会未久，在以神秘性与笼统性为特征原始思维的支配下，商人尊神重巫，体现了强烈的神本文化的特点。

殷人观念中的神，地位最高的是帝或上帝，它统率各种自然力，也主宰人间事务。为了听命于上帝，按鬼神意旨办事，殷人以卜筮来决定自己的行止。商王既是最高统治者，又是最高祭司。商人还频频、举行规模盛大的祭祀活动以表示对祖先的崇BAI，但是祖宗神的地位居于第二位。

随着人们实践经验日益丰富，智力、体力水平不断增进，对神的力量的崇BAI渐次淡薄，对于自身能力的信心与日俱增，于是，以神为本的文化逐渐开始向以人为本的文化过渡，其契机便是商周之际的社会大变动。

二、周人的文化维新

周朝建立后，一方面因袭商代的种族血缘统治方法，另一方面实行文化主旨上的转换“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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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人的维新，首先表现在宗法制度的建立。周人确立的兼备政治权力统治和血亲道德制约双重功能的宗法制，其影响深入中国社会机体。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宗法文化特征的话，那么，这种文化特征正是肇始于西周。

2）除了建立完备的宗法制和分封制，周人的另一个文化创新，乃是确立把上下尊卑等级关系固定下来的礼制和与之相配合的情感艺术系统（乐），就便是“制礼作乐”。周代的礼制是周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的集中体现，它既是典章制度的总汇，又是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各行为规范的准则。周人之礼，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侧面。其形式为“仪”，即各种礼节和仪式。礼的内容，一是亲亲，贯彻血缘宗族原则；二是尊尊，执行政治关系的等级原则。周代礼制的内容与形式统一在其主旨上，就是别贵贱，序尊卑。周人所确立的礼，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发展，以强劲的力量规范着中国人的生活行为，心理情操与是非善恶观念。中国传统的“礼文化”或“礼制文化”，即创制于西周。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主义、民本主义、忧患意识乃至“天人合一”的致思趋向，皆肇于始。

第三节 春秋战国：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在这个充满血污与战乱的动荡时代，中国文化却奏起了辉煌的乐章。

一、春秋战国的文化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辉煌，最根本的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已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同时，它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

1、礼崩乐坏的社会大裂变，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于人才的渴求，更大为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活动专业文化阶层的形成，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

2、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文化传播规模日盛，多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

3、竞相争霸的诸侯列国，尚未建立一统的观念形态。学术环境宽松活泼，使文化人有可能进行独立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为道术“天下裂”提供了前提条件。

4、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真接推动私家学者集团兴盛。

正是如上种种条件聚合，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创造了种种千载难逢的契机。气象恢宏盛大的诸子“百家争鸣”，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应动而生的。

二、百家兴起有及其学派特征

诸子的兴起，具有鲜明的文化目的性，这就是“救时之弊”。由于社会地位、思考方式和学统承继上的差异，先秦诸子在学派风格上各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1、儒家学派特征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

1）在天道观上，儒家继承西周史官文化以“天命”与“人德”相配合的思路。

2）在历史观上，它标榜“信而好古”，每每试图恢复“周公之礼”。同时亦不排斥对不符合时代潮流的礼俗政令加以适当的变通修改。

3）在社会伦理观方面，它以“仁”释礼，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

4）在修身治国方面，它设计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发展人格和安定邦粗的方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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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

2、道家学派特征。

（儒道对比）

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崇“天道”；

儒家讲求文饰，道家向往“自然”；

儒家主张“有为”，道家倡导“无为”；

儒家强调个人以家族、国家的责任，道家醉心于个人对社会的超脱。

（儒道互补）P86

3、法家的思想特征

法家的先驱人物是齐国的管仲和郑国的子产。他们力主强化法令刑律，以达到富国理乱的效果。 商鞅实行“法治”

申不害、慎到相继提出重术、重势的思想。

韩非集法（政令）、术（策略）、势（权势）之大成，建构成完备的法家理论。

法家学说的思想方法是一种“矛盾不可和而解”的专讲对立的极端辩证法，故在治国方略上主张严刑峻罚，在文化政策上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文化专制主义。

历代统治者多采用“霸王道杂之”即儒法并用的统治方术，有的则是“阳儒阴法”。

4、墨家的思想特征

创立者是鲁国人墨翟。其信徒多为从事劳作的下层群众。尤以手工业者为多。

墨家学说强调物质生产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尚力），反对生存基本需要外的消费（节用），企图以普遍爱停止战乱取得太平（兼爱），同时又崇天神（天志），鼓吹专制统治（尚同）。从而典型地映现出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的性格。

5、阴阳家的思想特征

以邹衍以代表。其特长是“深观阴阳消息”。运用阴阳消长模式来论证社会人事是阴阳家的一大创造。

创立诸子学派的孔墨老庄，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他们以巨大的热情、雄伟的气魄和无畏的勇气，开创学派，编篡、修订《易》、《书》、三《礼》、春秋等中国文化的元典性著作，并对宇宙、社会、人生等无比广阔的领域发表纵横八极的议论。正是经由各具特色的诸子百家的追索和创造，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升华，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确定。有鉴于此，文化史家借用德国学者雅斯贝斯的概念，将春秋战国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三、华夏族的最终形成

春秋战国的特殊文化环境，不仅为“文化轴心时代”的确立提供了契机，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华夏族的最终形成。

第四节 秦汉：一统帝国与文化一统

一、宏阔的文化精神

长城 兵马俑 长安昆明池 史记 无不是在秦汉宏阔文化精神的统摄下产生出来的辉煌制用物。

二、思想统一与文化统一

秦始皇建立统一文化的重要措施：

1、下令李斯等人进行文字的整理与统一工作。李斯创制了“秦篆”作为官方文字，是为“书同文”。 14

2、定宽以六尺为制，统一车辆形制，一车可通行全国，是为“车同轨”。以咸阳为中心，修筑驰道，大大加强中央与各地的联系，畅通了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

3、颁布统一度量衡的诏书，结束了战国时各国货币、度量衡标准制度混乱的局面。是为“度同制”。

4、“以法为教”，并在各地设置专掌教化的乡官，名日“三老”，统一人们的文化心理，是为“行同伦”。

5、废除周代以来的封建建国制度，粉碎地区壁垒，将东至大海，西达陇右，北抵阴山，南越五岭的辽阔版图统一于中央朝政的政令、军令之下，又通过大规模移民，开发边境地区，传播中原文化，是为“地同域”。

秦汉时期的文化一统，不包括思想学术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对中国文化其后的历程影响至深至巨。 措施：1）秦始皇“焚书坑儒”。

2）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三、儒学独尊与经学兴起

1、经学——西汉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统治者尊《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复“立五经博士”，并推行“以经取士”的选官制度，天下学士多靡然风从，传经之学和注经之学成为专门学问。这就是汉代至清代的官方哲学——经学。

2、古今文之争

1）今文经——即汉朝廷为了便于经学流播，下令搜集流散于民间，口头流传儒家著作，写为定本，作为传述的依据。由于这些经书系用当时流行的文字记录整理，遂有“今文经”之称。今文经学派的特点：政治的，讲究阴阳灾异，讲微言大义。主合时，学风活泼而往往流于空疏荒诞。从武帝时代到西汉末，今文经学居“官”学正统地位。

2、古文经——即汉鲁共王刘余、北平侯张苍、河间献王刘德等人通过种种途径所发现的儒家经书，这些经书系用古籀文写成，故称“古文经”。古文经学派的特点是：历史的，讲文字训诂，明典章制度，研究经文本身的涵义，其学风朴实平易，但失之繁琐。古文经学在王莽摄政时扶摇直上，东汉继续发展。

第四节魏晋南北朝时期：乱世中的文化多元走向

在全国范围内，先有魏、蜀、吴三国DING立；继之而起的西晋命祚短促。随着晋亡而来，在北方，先后有十六国割据，后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政权的嬗递。在南方，则有东晋、宋、齐、梁、陈诸王朝的起伏更替。战乱与割据打破了帝国一元化政治与集权式地主经济体制，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生动活泼的多元发展局面。

一、玄学崛兴

1、玄学产生的背景

统治阶级的腐败与及社会大动乱有力地宣布了儒学的“不周世用”和思想的虚伪。在这样时代的大背景下，玄学应运而生。

2、玄学——玄学是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的，其宗旨是“贵无”，其最高主题是对个体人生意义价值的思考。玄学主体面貌上与两汉儒学大不相同。两汉儒学着眼于构建实实在在的王道秩序与名教秩序，玄学却以探求理想人格为中心课题；两汉儒学热衷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魏晋玄学却从汉代的宇宙论转向思辨深邃的本体论。

3、玄学本体论特点

1）首先，玄学的思维特点是超脱多样化的现世实物而直接诉诸于本体。运用抽象的哲理对本体、对无限进行思考。

2）其次，玄学虽然以超越有限达到无限为根本，但玄学家所说的达到无限，是在现实的人生之中，特别是在情感之中去达到对无限的体验。这就使玄学与美学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成为魏晋美学的精魂。

3）再次，玄学作为一种本体论哲学，其现实意蕴乃是对魏晋人所追求理想人格作为理论上的建构。在魏晋士人的推动下，老庄之学轻人事、任自然的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推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进而铸造了中国士人玄、远、清、虚的生活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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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教创制与佛教传播

玄学兴盛，体现出动乱时代人们对个体存在意义和价值的关注，而这样一种社会心理也成为道教与佛教兴盛的土壤。

1、道教的创制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它酝酿于东汉、发展于魏晋，至南北朝时期，北魏嵩山道士寇谦之，刘宋庐山道士陆修静借政权之力清整民间道派，并首次使用“道教”一词统一各道派。与时同时，道教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宗教仪式和斋醮程式、道德戒律。萧梁陶弘景更以“天子师”之尊构造道教神仙谱系，叙述道教传授历史。道教作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宗派至此基本定型。

2、道教的特征

1）作为中华民族创立的宗教，道教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这就是在思想渊源上从道、儒、墨等哲学流派以及传统星相家、医方家、谶纬家那里充分汲取思想资料；

2）在神仙世界的构造上以古代中国尤其是流传于楚文化圈的种种神话人物为本源；

3）在道旨上，以长生成仙为目标，讲求归本返朴、归根复命的养气健身术，倡导以长寿去病为宗旨的“房中术”，钻研追求不死的炼金服丹之术。

4）以全力关注“人死后如何”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不同，道教最关心的是“人如何不死”。这一致思趋向正是中华民族重视现世、重现实的民族性格在宗教观上的体现。

三、儒、玄、道、佛相激荡

1、儒、玄二学在魏晋时期冲突甚为剧烈。但二者也相互吸收：一些儒者注竟到老庄之学具有救名教伪弊之功，玄学中也出现推动玄学向儒学靠拢的修正派。

2、道教从诞生之是起便与老庄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道家哲学是道教的重要思想渊源与宗教理论主干。与此同时，道教积极调和儒学，将儒学中的伦理精义纳入教义、教规之中。

3、佛教和玄、儒、道的关系颇为复杂。大体而言，玄、佛一拍即合，到东晋，玄学几乎完全融入佛教之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玄、佛、道二学二教的相互冲突、相互整合，造成意识形态结构的激烈动荡。这一时期因匈奴、鲜卑、羯、氐等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引发胡汉文化的大规模冲突，更使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在文化的多重碰撞与融合中，中国文化得到多向度的发展和深化，强健而清新的文化大放异彩。

第六节 隋唐：隆盛时代

一、文化背景

隋唐文化的气象恢宏，与地主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休戚相关。门阀世族势力在隋唐时期趋于急剧没落。同时，大批中下层士子，由科举入仕途，参预和掌握各级政权，从而在现实秩序中突破了门阀世胄的垄断。在隋唐之际巨大社会结构变动中登上中国文化舞台庶族寒士是正在上升世俗地主阶级的精英分子，有为的时代，使他们对自己的前途与未来充满自信和一泻千里的热情，唐代文化因而具有一种明朗、高亢、奔放、热烈的时代气质。

二、有容乃大的文化气派

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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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文化政策上，唐太宗与以魏征为首的儒生官僚集团，不仅在政治上实行“开明专制”，而且在文艺创作上积极鼓励创作道路的多样性，在意识形态上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决不推行文化偏至主义。

2、对待文化人，唐王朝也采取较为宽容的姿态，儒生可被嘲讽，诗人作诗也少有忌讳，有着文化开放的氛围。

3、唐文化的宏大气魄还体现在以博大的胸襟广为吸收外域文化。南亚的佛学、历法、医学、语言学、、音乐、美术；中亚音乐、舞蹈；西亚和西方世界的袄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及至马球运动等等。从唐国门的开启一涌而入。首都是那一时代中外文化汇集的一个具有盛大气象的世界性都市。

三、风采辉煌的艺术成就

1、中国文学的首唱是诗，而中国诗的辉煌颠峰则在唐代。这是一个全民族诗情郁勃的时代。一方面，文人创作的诗篇可以传诵于“士庶、僧徒、孀妇、处女”、“儿童、马走”之口。另一方面，社会各阶层的诗歌创作，充满了高涨热情。“行人南北尽歌行”，“人来人去唱歌行”。这是一个诗歌创作空前活跃的时代。仅在清代所编的《全唐诗》中，就有作品48900余首。诗人2300百余家。中国古典诗歌无论内容、风格、形式、技巧、均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为后世效仿的典范。

2、中国书法在魏晋六朝开始走向美的自觉，在唐代也达到了一个高峰。有颠张狂素，唐代书坛推出了中国书法的宗师——颜真卿与柳公权。

3、唐也是给画的极盛时期。“画圣”吴道子改造传统线描技巧，大大提高了线条在画面上组织物象基础结构功能，丰富了线条的美感因素，深刻地活化了线的生命力。在画科上，唐代绘画也是全面发展的。整个画坛新鲜活泼，充满生命活力。

4、唐代的散文也有丰硕的成果，领袖人物便是韩愈、柳宗元，他们所发起的古文运动，对以后几个世纪的文学发生了深刻影响。

第七节 两宋：内省、精致趋向与市井文化勃兴

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李白的诗、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奔腾着昂扬的生命力。昭陵古雕中雄壮健伟、神采飞扬的“八骏”，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尊。 宋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封闭、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

两宋文化的内容：

一、理学建构

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乃是理学的建构。两宋理学，不仅将纲常伦理确立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亦即“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

理学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由于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约束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情感欲求。理学专求“内圣”的经世路线以及“尚礼义不尚权谋”的致思趋向，将传统儒学的先义后利发展成为片面的重义轻利观念。 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

二、精致细腻的士大夫文化

与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的趋向一致，两宋的士大夫文化也表现出精致、内趋的性格。表现：

1）词：词小而狭，巧而新，细腻精致。

2）画：优雅细密，富温柔恬静之美。

3）古文：舒徐和缓。

4）宋诗：如纱如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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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士人品茶：

6）文人赏瓷器：

7）服饰：以简朴清秀为雅。

三、市民文化之勃兴

1、傀儡戏、参军戏演出时，台下观众云集，大声应和。

2）市人小说开始在这一时期出现。

3）在一些繁华的大都市，产生了市民文化表现自我的固定游艺场所——瓦舍。每个瓦舍里划有多个专供演出的圈子称为：勾栏。众多勾栏里上演令人眼花缭乱的文艺节目。

一种不同与士人情调的市民文化天地，跻身于文化系统中，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

四、教育和科技成就

两宋文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教育的发达。宋代官学系统有两大特色，一是在学校教育制度上等级差别不断缩小，这有利于低级官僚子弟乃至寒素子弟脱颖而出。二是重视发展地方学校，至北宋末期，地方州县学发展到高峰。教育的发展与深刻的变革使宋代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超过汉唐。

科技：指南针、印刷术、火药武器三项重大发明创造是宋代科技最为突出的成果。

第八节 辽夏金元：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冲突的双重效应

契丹、党项、羌、女真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撞击，产生了又重的文化效应：

1、一方面，北宋人因被动挨打而生的忧患，南宋人轩国破家亡南昌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层面。如李清照、辛弃疾、岳飞等词人的忧患之作，范仲淹与王安石所推行的变法。莫不是这种文化大背景孕育下的产物

2、另一方面，契丹、党项、羌、女真等游牧民族从汉文化中吸收到丰富营养。孔子在辽朝受到尊崇。在金国儒学被推为正宗道统。元世祖忽必烈在汉族儒生士大夫的影响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革漠北旧俗，“行中国事”。

二、元杂剧及其文化意义

元代使至高至尊的汉族士人被文化被游牧民族踏得支离破碎，科学制度中止七八十年，以至元代文人仕进堵塞，这使得一部分潦倒者与盛行勾栏间的杂剧产生了亲缘关系。他们投身于杂剧的创作。表达那个时代深沉的悲愤、苦闷与抗争。

三、规模盛大的中外文化交流

元朝是个版图空前广大的帝国。在这广袤的文化场中，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宏大的气势展开。

1） 西部边境的开放，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的穆斯林大规模迁居中国，回回民族形成。

2） 中西交通的开辟，为基督教入华创造了有利的气候和土壤。

3） 亚欧大陆的沟通亦为东方和西方旅行家远游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马可波罗。

4） 元代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大规模开放，使大批中亚波斯人、阿拉伯人迁居内地。他们中不少人才。

异邦的先进科技，尤其是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天文学、数学，以他们为媒介，流入中国科技界。郭守敬在发展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基础上充分吸收阿拉伯天文学成就，制定了授时历。

5） 中国文化向西传播的速度也大大加快。

第九节 明清：沉暮与开新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这几百年间，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发生了缓慢而又重大的变化： 18

随着自耕农的普遍发展，庶族地主力量的增长，以及屯田向私有和民田的转化，传统的地权

占有形式发生变更；

2） 随着租佃关系上自由租佃的出现，永佃制、押租制的发展，雇佣关系上封建性雇工向自由雇

工的过渡，封建依附关系发生松解；

3） 与此相关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开始在封建制度母体内出现。这些都标着中国封建社

会进入后期阶段。

一、空前严厉的文化专制

明清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登峰造极的时代，文化专制亦空前严酷地箝制着思想文化界。

1、 明清文化的突出表现是文字狱盛行。朱元璋以文字之过，纵无穷之诛。大批儒生士大夫因文字而遭横

祸。明代君主在文网周纳中大量使用特务手段。清代文字狱更有过之。戴名世《南山集》，吕留良《文选》案，均是康雍时期所发生的轰动全国的大案。文人常以疑是“影响之词，横受诛戳。”

2、 明清统治者一方面推行文字狱，另一方面则崇正宗，灭异端。明初学术界成为程朱一统天下，士人一

味“崇朱”、“述朱”。程朱理学被推上至尊地位。清时，借编纂《四库全书》的机会，全力翦除危及封建统治思想基础的异端学说。

二、早期启蒙思潮

明清两代的文化，一方面是文化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与资本主义萌芽相适应，又出现了许多具有市民反叛意识的启蒙思潮：

1、 王明阳的“致良知”之说，打破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王明阳从人的主动性、能动性上顺次

展开宇宙论、认识论、价值主体论，从而否认用外在规范人为地管辖“心”、禁锢“欲”的必要性，高扬了人的主体性，造成对正宗统治思想的一种反叛，成为晚期人文思潮的哲学基础。

2、 明清的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及方以智、颜元、戴震等人，更从不同侧面与

封建社会晚期的正宗文化——程朱理学展开论战，有的批判锋芒直指专制君主。

3、 明清后期市民文学的兴起（其理论代表是李贽的“童心说”和公安派“独抒性灵”口号的提出。）

也是城市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社会现实的反映。明清的小说将古典现实主义推向高峰。

三、古典文化的大总结

明清两代进入了中国古典文化的总结时期。

1、 在图书典籍方面，明清统治者调动巨大的人力物力，对几千年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物进行收集、考

证，编纂了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大型字典《康熙字典》。大型图书的编纂，是古典文化成熟的征象，也包含着文化大总结的意蕴。

2、 在古典科技方面，明清之交出现了一批科学技术巨著。如《本草纲目》，启的《农政全书》，

宋应星的开工开物。地理和地质的杰作《徐霞客游记》。

3、 在学术文化方面，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对中国古代文献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整理与考据。

四、西学东渐及其中断

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等欧洲耶稣会士东来，他们在给中国人带来欧洲宗教神学的同时，也将近代世界观念以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技成就广泛传播于中国学术界，打开了部分中国士人的眼界。但是，由于宗法专制社会政治结构的强固以及伦理型文传统的深厚沉重，“西学东渐”的过程在明末清初进展缓慢。到了雍正年间，随着耶鲧会被逐出国门，“西学东渐”几近中断，另对外部世界的大门日益关闭。

第五章 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中外文化交汇

第一节 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

19 1）

秦汉以后，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大致可分为三个文化类型：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中原定居文化。在长达三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三个文化类型以中原定居文化为中心，多方面交汇融合。

一、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融

中原定居农业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大致以400毫米等降水线为边际线。

游牧民族——汉时的匈奴，唐时的突厥，宋时的契丹、女真、党项以及后起的蒙古，都是典型意义上的游牧民族。东北的夫余、MOHE、女真，以及由女真演化而成的满族，则是半农肖猎的骑马民族。他们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居无常处，逐水草而居，孔武善射，因流动性而富于变化，勇于创新，善于传播。 在整个古代，中原农耕人可以学习游牧人的骑射技术，吸取游牧人从远方带来的异域文化，并以粗犷强劲的游牧文化充作农耕文化的复壮剂和补强剂。而游牧人则从农耕人那里广为学习先进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乃至改变生活习俗，促使自身的社会形态发生历史性的飞跃。

二、中原农耕文化与南方山地游耕文化的交融

三、少数民族的文化贡献

1、经济生活。

中国上古的主要粮食作物为五谷。然而，用麦磨面的粮食加工方法却是秦汉以后由西域少数民族传入内地的。多种瓜果蔬菜与粮食作物均经由少数民族地区传入内地。

2、衣着服饰

棉花是由少数民族地区传入内地的。元黄道婆向中原推广了黎族的纺织技术，大大提高了中原地区的传统纺织技术。

古代汉族的服饰，也受少数民族服饰的影响。春秋赵武灵王改穿胡服。

3、日常起居

汉以前的中原居民，没有桌椅，常常席地而坐。在西域作具的启示下，中原居民不断创新，桌椅板凳相继出现。

4、音乐舞蹈

和注重温柔敦厚品性的汉民族比较起来，少数民族要热情奔放得多，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因而十分出色。唐时，胡舞龟兹曲风靡长安。不少少数民族乐器也传入内地，沿用至今。

5、文学

在文化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在文学领域中产生了众多杰出作品。如藏族的《格萨尔王》，蒙古的《江格尔》史诗。

6、史学。

用蒙文写的《元朝秘史》、《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并称这蒙古三大历名名著。

第二节 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汇

中国文化先后受容了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

一、中外文化第一次大交汇

从汉代开始，便进入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汇期。所谓外来文化，先是西域（即中亚和西亚）文化，后是南亚次大陆文化。后者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要深刻得多。

1、 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是汉唐时期输入中国的外来文化的主体。佛教哲学思辩之繁富与巧密对中国哲学以至整个中国文化都起了巨大的启迪作用。

2、唐代的艺术也因吸收佛教文化而更为瑰丽辉煌。

二、中外文化第二次交汇

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第二次大交汇，开端于中朝万历年间，即16世纪中叶，这次文化大汇交已延绵四个世纪，至今仍在继续进行中。

耶稣会士来华，始于明代万历年间。他们介绍了西洋科学、哲学、艺术，带来了远比宗教范围更广的欧洲文化，客观上促进了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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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

1、中日文化交流

2、中朝文化交流

公元8世纪前后东亚国家对中国文化 的大规模移植与受容，将东亚国家与中国在语言文字（汉字）、思想意识（儒教、佛教）、社会组织（律令制度）、物质文明（科学技术）联成一气，形成一个在地理上以中国本土为中心，在文化上以中国文化为轴心的文化圈。

3、中国科技对世界的影响

1）中国的炼丹术传入阿拉伯，直接推动了阿拉伯炼丹术的生长，阿拉伯的炼丹术又影响了欧炼丹术，而现代化学便是在欧洲中世纪炼丹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2）最早在中国创立的十进位数法直接推动印度数学产生了位值数码。

3）精美的中国瓷器在世界上拥有极高的声誉。

4、独具魅力的东方意识对世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中国文学在国外影响广泛。2）中国神秘而又多彩的艺术，曾使几代西方哲人和艺术家为之倾倒。3）中国的哲学亦在17-18世纪的欧洲产生深刻影响。

中编 第六章 中国语言文字和典籍

第一节 汉语的结构及其人文精神

一、汉语的结构特点

与西方语言相比，汉语的组织方式有很强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的根源在于汉语建构的简易性。汉民族善于从简易入手，驾驭各种变化和复杂的事情，这一点在汉语的语词单位表现得很明显。汉语的语词活动能量大，弹性也大，这就为语词运用的艺术提供了很大的余地，形成汉民族文学的独特风格，即作者方面来说是“造境”，从读者方面来说是“联想”。

总之，利用单音词和双音词的弹性组合，灵活运用而成为音句，再循自然事理之势巧为推排成为义名，于音节铿锵之中传交际意念，这就是汉语句子的结构过程及特点。

二、汉语的神韵

由于汉语语言组织弹性实体和流块建构的特点，，汉语的句法尽管简短，却变化无穷，要吧造成多姿多彩的文体风格，可以在语言艺术的广阔领域充分施展。汉语语法的“形”的因素不是主要的，“神（功能、意义）”的因素倒是更基本的。

我国古代的语言讲究讲究“神而明之”。语言分析所用的概念、范畴，都出自人的主观感受，运用辩证的两端来具象化，用简单的性状喻来表述自已的语感和体验，从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所产生的表达效果上来整体地把握语言特征。当西方民族汲汲于向外探索，以发展世界、改造世界为获得自由的途径时，中国人则向内探索，以认识自身、完善自身为获得自由的途径。

三、中国文字的形态及其演变

1、从原始记事到文字的产生

2、汉字形态的演变

汉字的产生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观物取象的过程。汉字由图画文字发展而来，汉字的发展史又是图画文字的象形、象意特征逐渐退化的过程的历史。这种退化不是要将汉字发展为一堆纯粹假定性的符号，而是要使汉字的表意功能更好地适应语言与思维的发展。在汉字表意功能的不断完善中，汉字的结构形态无论是历时层面还是共时层面都经历了很大的变化。

从历时层面来说，汉字的文化形态经历了一个不断符号化的嬗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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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古代书籍形态的演变

1、金刻、石刻、简策与缣帛

金刻——是指刻在铜器上的铭文，它是最早的书籍形式之一。铭文多刻在钟、铎、DING、敦、尊等铜器上，其内容不外乎宣扬周王功德，纪念祖先业绩，记载重要事件。

石刻——是指刻在石头上的碑文。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是春秋时代秦地刻的石鼓文。石鼓文因其刻在馒头型的碑上而得名，其内容都是四言诗。石刻最大的书籍功能在于“石经”的刻制。汉代开石经先河。此后历代都有石经。

简策——上古时代书籍的另一种形态。简就是一千篇一竹片，类似书籍的一页。一般能写一行汉字。策是用线或牛皮将我片竹片编连起来，成为一册，象今天的一本书。

二、雕版与活字印刷

雕版印刷起于中唐，最初是从印刷历书和佛经开始的。《金刚经》是我国发现的最古的印刷实物。 北宋毕升发明活泥字版。

第四节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概要

根据前人的四部分分类法，古代典籍可以划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此外还在类书和丛书。

一、经学著作

经书——是指以孔子为代表儒家书籍，包括儒家经典和历代对儒家经典的注疏。最早的称为“经”的书是《诗经》、《书经》、《礼经》、《乐经》、《易经》、《春秋》。这六种书是古代文献。孔子把它们整理出来，作为经给弟子讲授的课本。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和六经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人和经典。经学对社会、政治、教育乃至文化学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书”范围不断扩大。汉代六经中《乐经》已不存在，由于当时提倡“以孝治天下”，又增了《孝经》和《论语》，合为七经。唐代又扩大为“九经”和“十二经”。宋代在十二经的基础上又增加《孟子》，合为十三经。

《诗经》——我国最古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

二、史学著作

正史——是指纪传体史书。开其先例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它以人物为本位，分本记、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东汉班固作《汉书》。他将正史的格局定为纪、表、志。《汉书》之后，正史书都以断代为史。

三、诸子百家

诸子——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诸子”，是指先秦至汉初各学派的著作。《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将诸子分为儒、道、墨、阴阳、法、名、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子部书有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农、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14部类。

四、诗文集——中国古代典籍中的“集部”是诗文词等书的总称。《隋书。经籍志》的集部他为楚辞、别集、总集。《四库全书》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

五、类书与丛书

类书——中国古代典籍中有一种百科全书式的资料汇编工具书，它将群书中各种资料，包括诗文、辞藻、人物、典故、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飞禽、走兽、虫鱼等以类相从，供检索之用，这就是类书。类书有百科词典的功能，又有助于校勘考证古书和搜辑古书佚文。明代以前，类书中最著名的有四大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明代类书中规模最大的是《永乐大典》。清代是类书全盛时期。有《古今图书集成》。该书由康熙、雍正时陈梦雷、蒋延锡等编。是我国现存类书中规模最大，用处最广、体例最完善的一种。

丛书——经数人之书合为一编而别提一总名。以利学者系统览阅。如《四库全书》。乾隆年间编纂而成。分经、史、子、集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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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国古代科技

第一节 中国古代科学的伟大成就

一、天文

1、天象记录 中国天象记录方面的连续性、完备性和准确性，世界上没有任何其它国家可以相比。

1）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太阳黑子的记录，是西汉成帝河平元年。“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中央”，欧洲比中国晚八百年。

2）最早的慧星记录在周昭王十九年（前1034年）：“有星孛于紫微”（竹书记年）。

3）对现代天文学贡献最大的，要数新星与超新星的记录。前134年“客星见于房”，《汉书。天文志》，是中国文献最早记录的新星。

4）中国对日月食的记录，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甲骨文中就有5次日食记录。

2、天体测量

中国远在五六千年以前的葛天氏、黄帝、尧、舜时代，就在长期观察日月星辰方位与四季变化的其础上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的测天仪器——浑仪。

测天成就：早在五六千年以前，中国先民就开始把天体黄道、赤道附近的恒星分为28个星期，每个星期各取一星为主，称为二十八宿。战国《甘石星经》记录了121颗恒星的赤道座标位，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表。唐代最有成就的天文学家一行和尚创制黄道游仪以观测日、月、五星的位置和运动情况。最早发现恒星位置移动的现象。并设计“复矩图”的仪器，测出子午线和长度。

3、历法

中国远在一万年前氏族公社初期的“人皇氏”时期，就发明了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迭相搭配以计日的方法，这是人类历法的开端。

殷历确立19年7置闰的原则，西方到前433年才有宣布。

元代郭守敬集历法之大成，编定《授时历》。年岁精确，与现代世界通用的公历完全相同。

二、数学

1、十进位值

商代甲骨文中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等13年数字记数。可见中国早在四五千年就已使用了十进位值制。

2、《九章算术》与魏晋南北朝算学

一世纪成书的《九章算术》，记载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分数四则运算和比例方法，对面积和体积各种算法以及应用勾股定理进行测量，也是古代世界长期未能圆满解决的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徽提出了极限的思想，并算出圆周率为3。1416。祖冲之算出的值为3。1415926-3。11415927之间。比西方早一千多年。

3、宋元算学

宋元是中国古代数学高度发展的时期，涌现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数学家，作出了许多世界第一流的贡献。

三、医学

1、中医学

中医学是至今依然屹立于现代世界科学之林的唯一传统学科。它以完整系统、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高超的医疗技术和丰富的典籍著名于世。

早地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黄帝内经》，就已全面奠定了中医理论的基础。医学五大核心理论——阴阳五生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形神学说和天人学说，均肇于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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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四大经典——《黄帝内经》《神农本草》《伤寒论》《金匮要略》。

2、中药学

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唐代官修《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第二节 四大发明——中国古代技术的伟大成就

一、火药

早在商周时期，中国就已经在冶金中广泛使用木炭，春秋时期又认识硝石和硫磺的性能。经过炼丹术的长期实践，至迟在唐代便开始发现了火药。

二、指南针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开始发明指南针。

三、造纸术

首先传入越南，四世纪传入朝鲜，5世纪传入日本。

四、印刷术

晋人发明墨拓技术

隋代发明雕版印刷

北宋毕升发明活字印刷，中国活字印刷14世纪传入日本朝鲜。15世纪传入欧洲。

第三节 中国古代科技的特点和近代落后的原因

一、中国古代科技的特点

1、实用性

注重实际是中国人传统的行为取向。表现在古代科技领域中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鲜明的实用性，其中“绝对地以国家的实用为主”。

中国古代天学所以高度发达，首先是由于帝王们认为天象直接联系着皇家的命运。历法的准确与否，被看作一姓王朝是否顺应天意的标志。其次，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国家财赋的根本。历代统治者重视天文历法，“敬授民时”，也是出于对全国农业生产实施宏观控制以维护封建国家利益的考虑。

数学是伴随着天学而发达起来的。

地理学也是这样，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为了有效地管理国家，历来非常注意掌握地方的疆域沿革、山川形势、城邑关津、户口贡赋、民俗物产等情形。

2、整体观

西方科学注重分析，中国重综合，重从整体上把握事物，重事物的结构、功能和联系。它在研究任何具体事物时，总是居高临下，俯视鸟瞰，把它放到一个包容着它的更大的环境系统中。

天文学：

农学：

医学：

二、中国近代科技发展迟滞的原因

1、传统科技思维的局限

2、重政累技、重道轻技的传统观念

3、封建制度的扼制

第八章 中国古代教育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化是靠教育传递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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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十分重视教育

1、夏商周以前，就十分重视教育

2、虞时即设有学官，管理教育事务

3、商周时代。 西周时不仅有国学，还有乡学，不仅有大学，还有小学，不仅有宫廷教育，还注意幼儿教育。形成了“六艺”教育体制。

4、春秋战国时期，“私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形式开始发展。《学记》、《大学》就是这一时代丰富的教育经验与教育理论的总结，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自成体系的古典教育学专著，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基础。

5、西汉：中国已有专门传授知识、研究学问的太学。它是中国当时的最高学府，其教授称为：博士，学生称为博士弟子。太学的课程学以致用为主。两汉教育以儒学经典为教材。

6、晋代学制分国子学和太学。

7、唐代 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完备的学制体系。国子监既是大学又是教育管理机构。

8、书院——唐宋后出现新的教育机构。书院原为藏书、校学的地方，或私人治学、隐居的地方。宋代书院将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成为著名学者授徒讲学、培养人才的地方。当时著名的有江西庐山的白鹿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等。书院院址多选于山林名胜之地，主持人叫洞主或山长。有民办、官办等多种形式。书院不仅对形成各种思想流派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代表社会良知，担当着社会道义，成为批判现实社会黑暗的一股势力。

9、明代学校：中央有国子监及宗学，地方有府学、州学、县学。

二、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特色

中国古代教育是人文主义的教育。它以做人为教育的唯一目的，注重教人以德行与智慧，而不是单纯的知识。它尤其重视道德教育和德性培养，注重气节与操守，崇高的精神境界，提倡发奋立志，把个人担当的社会责任与个人道德教育与自我完成统一起来。总的来说有四个特点：

1、综合观。即大教育观。把教育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来考察。

2、辨证观，即对立统一观。中国古代教育学强调要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同时也不忽视知识教育的作用。

3、内在观：强调启发主体的内在道德功能和自觉性。

第二节 中国古代教学思想

一、因材施教，启发诱导

中国古代教育家认为学生的个性是存在差异的，每个学生的自然禀赋也不一样，所以教学方法也应因人而异。他们反对用一个模式去束缚学生，而主张通过教育发展每个学生的个性。在教学方法上，中国古代教育家特别重视启发诱导，去开发每个学生的智力潜能。

二、温故知新，学思并重

三、循序渐进，由博而约

中国古代教育家认为，知识的积累，智力的增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他们强调教学要注意阶段性和节奏感，要顺其自然。

中国古代教育学重视博学，同时又要求用一贯之道支驾驭广博的知识。

四、长善救失，教学相长

五、言传身教，尊师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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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中国古代文学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一、文学作品在古代文化典籍的比重

二、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1、诗歌

2、散文

3、叙事文学

三、中国古代文学的现代意义

第二节 中国古代文学的辉煌成就

一、《诗经》与《楚辞》

二、先秦散文与汉赋

三、唐诗宋词

四、元杂剧与明清小说

第三节 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特征

一、关注现实的理性精神

与西方文学相比，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特别鲜明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即使在上古神话中，中华民族的先民所崇BAI的也不是希腊、罗马诸神那样的天上神灵，而是具有神奇力量并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人间英雄。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故事也反映了先民们征服时间、空间阻隔的愿望，体现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

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中，无论是抒情文学还是叙事文学，中国古代的作家总是把目光对准着人间而不是天国。他们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中的悲观离合而不是属于彼岸的天堂地狱。宗教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反映是极其淡薄的。

二、文以载道的教化传统

中国古代的文学家都是以儒学思想为主的传统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思想是大多数作家同共的人生目标，而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互补的人生价值取向则是他们的共同心态。在这种大背景下，以诗文为教化手段的文学功用观成为古代最重要的文学观念。

文以载道的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有两方面影响。

首先，这种思想强调了文学的教化功能，为古代文学注入了政治热情、进取精神和社会使命感，使作家重视国家、人民的群体利益，即使在纯属个人抒情的作品中也时刻不忘积极有为的人生追求。

其次，文以载道的思想也给中国古代文学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它使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治的附庸，从而削弱了其主体意识和个性自由。

三、写意手法与中和之美

中国古代文学中发展得最为成熟的样式是以热情为主要功能的诗歌。这个事实说明中国古代文学最重要的性质是抒情。抒情性质使中国古代文学在总体上具有诗的光辉。正是抒情性质使中国古代文学在写物手法上不重写实而重写意。

抒情性质和写意手法使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以下文化特征：首先，中国古代文学是古代中国社会的文 26

学图卷，但更是古代中国人心灵的记录，这使它成为我们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最好窗口。 其次，中国古代文学追求的艺术境界不是真实而是空灵，不是形式而是神似，那种为历代文学家所憧憬的变化莫测、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的艺术化境，正是在精炼含蓄的艺术表现形式基础上才可能达到的目标。 儒家倡导的“中庸”精神对中国古代文学有深刻的影响，主张在文学中有节制地宣泄情感，而不要把感情表达得过分强烈，这种文学思想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中和之美。

第十章 中国古代艺术

第一节 辉煌的远古艺术

一、原始彩陶

中国文化从原始向理性的演化中，在社会层面是原始的神转变为上古的帝王，神化历史化了；在在宇宙论层面是原始的帝和神转化为气的宇宙。由神到气是一个由实到虚的过程。彩陶图案的由具体到抽象，由实到虚，正应合了这种思想演化的轨迹。

彩陶还暗含了两个重大的艺术法则：

游目： 正是后来中国绘画和中国园林的一个基本审美原则。

仰观府察：注意由上观下的效果。

二、青铜纹饰

彩陶代表了中国文化虚灵飞动的一面，青铜则代表了中国艺术厚重质实后面。中国文化一方面是一个气的宇宙，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礼的世界。

第二节 中国古代艺术各门类的风采与成就

中国古代艺术的整体构成，可分为几个显著的时期：

1、远古至春秋，艺术与中国文化从原始向理性的演化相联系。

2、战国至两汉，各门艺术以其自身的功能在寻找自己的定位；

3、魏晋以后，各门艺术在文化整体中的位置基本确立。

一、建筑

中国古代建筑大体可分为四大类型。

1、宫殿，有高、大、深、庄四大特点

2、陵墓

3、寺庙

4、园林 中国园林的核心是情趣

中国建筑不注重单个建筑的高大，而强调群体的宏伟；不追求纯空间的凝固的音乐，而追求在时间中展开，在时间的流动中展现自己的旨趣。

二、雕塑

中国雕塑从来没有脱离整体而独立出来，更强化了整个中国艺术本有的特征：整体服从性。同时程序性往往压倒了雕塑本身。因此，中国雕塑有两个特点，一是平面性，二是彩绘。

三、书法

中国文化的宇宙是一个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宇宙。对非质实而虚灵的气的摹拟，用笔的浓谈枯实，周流动转的书法来表现最易令人体悟的了。

四、绘画

中国古代绘画大体可他为宫廷画、文人绘画、宗教绘画、市民绘画、民间绘画。其美学原则为： 27

1、 散点透视

2、 以大观小

3、 遗貌取神

4、 平面色彩与骨法绘画

五、音乐

中国音乐按其功能分可分为：

1、 仪式音乐

2、 宫廷舞乐

3、 声乐 用歌词的内容来规范音乐表现的多样性。

4、 独奏器乐

特点：

1、 旋律为主 西方音乐重合声和配气，中国音乐家以旋律为主，给人以气韵生动的线条美。

2、 理情精神

3、 节奏宣泄

六、戏曲

第三节 中国古代艺术的整体风貌

一、中国艺术的内在精神 气韵生动可以作为整个中国艺术的概括。

二、中国艺术的基本类型：阳刚与阴柔。

三、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 和是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

和——中国古人很早就懂得“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道理。和不是无矛盾无差别的同一，而是包涵矛盾诸方面的“相反相成”、对立统一。中国的和与“中”是联系在一起的。和即中和，所谓中，就是按照一定的文化法则来组织多样的或相反的东西，并把这些多样或相反的东西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中国文化的宇宙观是时空合一的。和在时间方面显现为四季循环，历史盛衰，国家分合，王朝兴亡。正象四季中有秋冬，等级和谐中须有臣、子、民一样，历史的运转中必有分、衰、亡、，心理情感中必有悲。

第十一章 中国古代史学

第一节 中国古代史学是中国文化的宝藏

一、中国古代史学的光辉历程

（一）先秦时期

1、 卜辞和金文，是中国历史上目前所知最早的历史记载。负责记载的史官，担当起起草公文、

记录时事、保管文书之责，也担任一些宗教活动，他们是最早的史官。

2、 《尚书》是较早且更具有官书性质的历史记载，所记皆为殷、周王朝的大事。

3、 诗经反映了周族和周王朝某些发展阶段传说和历史，可以视为史诗。

4、 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编年史。孔子是我国古代第一个大史学家。

先秦时期是中国史学的童年。

（二）秦汉时期是中国史学成长时期，这一时期史学的显著特点规模宏富的纪传体通史和断代史： 28

1、《史记》——通史的开山

2、《汉书》为断代史的初祖。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得到初步发展，私家修史之风盛行。史书极其繁富，门类广泛。

（四）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史学出现了转折。统治者重视修史，设馆修史完善了史官制度。二十四史部正史有八部成书于唐初。总结性著作的出现，是此时史学发展的又一年特点。刘知已的《史通》，杜佑的《通典》。

（五）宋元时期，尤其是两宋，史学发达，堪称盛世。在通史撰述、当代史撰述和历史文献学方面都有巨大成就。

（六）明代史学是方志学撰述和兴盛和卑史的空前增多。

（七）清代以考据为盛。

二、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梁启超：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历史著作涵盖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第二节 中国古代史学的巨大成就

中国古代史学是一座瑰丽的宝库，其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制度之完备，史学之杰出，理论之精善，在世界史是仪见的。

一、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

丰富的历史内容和多样的表述形式之结合，是中国古代史学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中国古代史籍分类体制《隋志。经籍志》里大致确定下来。史书分为十三类：

1、 正史 指纪传体。

2、 古史，多依《春秋》之体，即称编年类。

3、 杂史，体列杂，内容所述大抵皆帝王之事，但不象正史那样完整内容杂。

4、 霸史：特指十六国的记注。

5、 起居住：指“记录人君言行止之事。

6、 旧事、职官、仪注、刑法大都是有关制度之书

7、 杂传是关于世俗、佛、道各种人物传记。

8、 地理：纪州郡、山川、物产、风俗。

9、 谱系纪姓氏。

10、 簿录著文献目录。

二十四史——是一部珍贵的历史巨著，它记载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明朝末年长达4000余年的历史，其中包括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氏族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几个历史阶段。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大事，以及成千上万的历史人物，是一部贯通古今、包罗万象的巨著。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系统的历史资料，是研究民族历史的基础。

二、贯通古今的编年史

编年体——是中国史书的主要体裁之一，它以时间为中心，依照年月顺序记述史事。这种体裁的优点是史事和时间的紧密结合，给人以明确的时间观念，容易明了史事发生、发展时代背景及因果关系。《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史。两《汉记》的出现，完备了编年史体的规模，从而促进了汉唐之际的编年史的发展。宋司马光打破格局，撰写编年通史《资治通鉴》。汉以后的编年体史书还有一个重要系列，就是历朝的“起居住”和“实录”。

三、列朝相承的纪传史

纪传史以人物为中心，便于考见各类人物理活动情况，且范围更宽广的历史容量，便于能观历史发展的复杂局面。也便于读者的阅读。是我国封建社会最流行的史书体裁。《史记》《廿十四史》都是纪传体史 29

书。纪传体史书始创于《史记》。班固《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前四史：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史记》、《汉书》。

四、典章制度的渊海

唐代，杜佑著成我这第一部专纪历代制度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典章制度沿革的专史《通典》。 南宋郑樵《通志》

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

以上三部书目录学家合称为“三通”。

五、纪事本末与史评

1、 纪事本末：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一种史书体裁。袁枢《通鉴纪事本》。

2、 史评：系指评论史事或史书的著作。史评大体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重在批评史事，指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加以评论。如《左传》、《史记》。

一类重在批评史书。指人们对史家，史书或某一种史学现象、史学思想的评论。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是开端。刘知几的《史通》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是史评的杰出代表。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史学理论的又一代表作。

第三节 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

我国古代史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它是以往史学家们优良的思想、品德、学风和经验的集中体现。

一、学兼天人，会通古今 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史家及其撰述，一般都具有恢廓的历史视野。他们学

兼天人，会通古今，用包容一切的气势和规模，阐述历史的发展过程，探究历史的前因后果。

二、以古为镜，经世致用

中国古代史家非常注重当代史的研究，非常注重史学研究的古为今用，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又一优良传统。详今略古，注重当代史的研究，可以说是我国史学的一贯传统。《史记》中有关汉代史的内容就超过半数。《汉书》是写前朝的历史。

我国自古以来，对于历史遗产和记事写史，很注意借鉴和垂训作用。随着史学的发展，以史为鉴成了一个重要的史学传统。唐初以史为鉴，当时史馆修《隋书》就贯彻了这一宗旨。司马光写《通鉴》目的就是给帝王“周览”，从史中诫得失。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史学家向来都对国家治乱兴衰极大关注，表现出饱满而深沉的政治情怀，这种政治情怀，大多以经世致用为其出发占的。另一方面，史学满足现实政治的需要，因而又得到国家政权的提倡和支持，这就是政治关注史学。

三、求实直书，书法不隐

秉笔直书是我国古代史学的又一优良传统。我国古代史学家历来把秉笔直书视为持大义、别善恶的神圣事业和崇高美德，他们以直书为荣，曲笔为耻，为了直书，不避强御，不畏风险，甚至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表现了中国史家的高风亮节。

董狐“书法不隐”，被孔子誉为“古之良史”。

四、德识为先，才学并茂

中国古代史学之所以兴旺发达，是同史家十分注重业务和思想修养分不开的。重视修养，是中国古代史学又一优良传统。

刘知已认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史才，旨修史的才能，主要是指历史编撰和文字表达方面的才华和能力。所谓“史学”是指占有史料和掌握历史知识、要能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要有广博丰富的知识，还要深思明辨，择善而从。所谓“史识“，是指史学的历史知识、见解、眼光、胆识，即观点和笔法，包括“善恶必书”直笔论，也包括其它历史观占。 30

第十二章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

伦理道德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

第一节 传统伦理道德与中国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二是家国一体，即由家及国的宗法社会政治结构。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必然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

与此相适应，伦理道德学说在各种文化形态中便处于中心地位。

1、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宇宙的本体是伦理道德形而上的实体，哲学的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所以说：西方哲学家具有哲人的风度，中国哲学家则具有贤人的风度。

2、中国的文学艺术也是以“善”以价值取向的，“文以载道”，美善合一，是中国文化审美性格的特征。

3、在传统科学技术中，伦理道德也是首要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科技的价值观是以“正德”即有利于德性的提升为第一目标，然后才考虑“利用、厚生”。

第二节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

一、传统道德规范与传统美德

传统美德——就是传统道德规范体系中的基本内核或合理内核。一般来说，传统道德规范或德目有两种：一是由伦理学家概括出来的，或者由统治阶级提倡并上升为理论的规范。二是那些虽未能在理论上体现和表述出来，上升为德目，但在世俗生活中得到了广泛认同与奉行的习俗规范。

所谓传统美德，是指那些自觉的或习俗的道德规范中那些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实际奉行的，而且是古今一以贯之的，在现代仍发挥着积极影响的那些德目。

二、中华十大传统美德

1、仁爱教悌

这是中华民族美德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仁”可以说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仁”不仅在各个历史时期，在各种道德中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德目，而且在世俗道德生活中也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 “仁”——中国文化中，“仁”与“人”、“道”是同一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人发端于人类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恻瘾之心”，即同情心。“仁”德的核心是爱人，“仁者爱人”。其根本是孝悌。它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得到普遍的奉行。从而对中国社会的稳定起了极大的作用。是民族团结的基石。

2、谦和好礼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礼义之邦，“礼”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精神。好礼、有礼，注重礼义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重要美德。中国人认为，礼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礼也是治国安邦的根本。礼同时又是立身之本和区分人格高低的标准。中国伦理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礼仪文化”。礼是中华民族的母德之一。“礼” 31

根源于人的恭敬之心，辞让之心、出于对长上、对道德准则的恭敬和对兄弟朋友的辞让之情。礼之运作，包含有“谦和”之德。礼之用，和为贵。

3、诚信知报

中国美德由于性善的信念占主导地位，强调发挥自主自律的精神，所以特别重视“诚”与“信”的品德。

“诚”即真实无妄，其最基本的含义是诚于已，诚于自己的天性。

“信”与诚是相通的品德。信之基本要求是言行相符，“言必信，行必果”。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国人公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的美德。

“报”即知恩思报。回报既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也是道德生活的重要原理与机制。中国人早就有“投之以木瓜，报之以桃李”的道德教训。

4、精忠爱国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存和发展中，逐步凝结成对祖国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形成精忠爱国的浩然正气和民族气节。在中国社会中，家——家乡——国家是直接贯通的。中国人总是把自己的国家称作“祖国”，不仅是衣食之源，而且是情感之源，对其有强烈的依恋意识。爱国主义是爱亲爱家情感的升华。

5、克已奉公

中华民族由于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和礼教文化的传统，培育了一种整体主义的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克已奉公的美德。

6、修已慎独

修已——性善信念和性善论的传统，使得中国伦理道德，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建立在对人类尊严的强调与期待上。中国传统的伦理认为：人性中具备了道德的一切要素与可能，因而“为仁由已”，只要安心尽份，反躬内求，便是道德的完成。由此形成向内探求的主体性道德精神，集中体现为以律已修身为特征的道德修养学说。这种修养学说强调自自律，自我超越以维护人伦关系和整体秩序，建立道德自我，其基本精神是“求诸已”。

慎独——就是在自我独处时要严于律已，戒情恐惧。

修已慎独的修养培养了中华民族践履道德的自觉性与主动性，造就了许多具有高尚品质和坚定节操的君子人格。

7、见利思义

对义利关系的处理集中体现了中国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孔子强调“见利思义”。

8、勤俭廉正

中国人民历来就以勤劳节俭、廉明正直著称于世。他们以劳动自立自强，形成了热爱劳动、吃苦耐劳、诚实勤奋的优秀品质。与此相联系，中华民族又有尚俭的传统。

9、笃实宽厚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国家，长期的农耕生产，形成了中华民族质朴的品格和务实的精神。

10、勇毅力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践履道德方面所具有的德性和德行，或者说是道德意志方面所体现的美德。

三、传统美德与典范道德人格

传统美德在历史上造就了各种道德人格，这些道德人格按照其体现道德理想的不同程度可分为圣人、贤人、仁人、大人、君子、成人、善人等等。

32

第三节 中国伦理思想的基本原理及其历史发展

中国传统伦理思思想体系，有两个基本特点：

一、它是中华民族的各种文化精神精神互摄整合而形成的有机体，儒家、道家、佛家是其基本结构要素，其中儒家伦理是主流与主体。

二它随着中华民族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而生长发育，在此过程中阶级性与民族性、时代性与普遍性交错并存，浑然一体，相辅相成，相补相协。

一、中国伦理思相发展的三个阶段

中国伦理思想的历史发展，经历了孕育展开——抽象发展——辩证综合的辩证过程，它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三大阶段（先秦——汉唐——宋明）正相符合，体现了逻辑发展与历史发展的一致性。

1、先秦——中国伦理精神孕育展开阶段

1）在上古神话和《周易》中，我们可以大致发现中国伦理精神的某些基因。中国神话有三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崇德不崇力；二是惩恶扬善，善恶报应的信念；三是重天命而轻命运。《周易》建构了中国伦理精神的原初的哲学模式：天人合一的宇宙论体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善恶报应的信念；阴阳二分的思维方式。它们体现了中国人最初建构自己精神世界时的价值取向，对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普遍和永恒的影响。

2）西周确立了一个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对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伦理秩序和意识形态，这就是周礼。周礼成功能将氏族社会的原理转换为文明社会的伦理政治秩序，为日后中国社会建立了伦理生活范式。

3）春秋时，孔子站在中国文化的历史性转折点上，通过对春秋以前中国文化成果的总结，成功地对中国社会的生活秩序进行了伦理化、道德化的提升，创造了以礼、仁、中庸为内核的伦理思想体系，为儒家伦理提供了一个基础。仁是孔子对中国伦理学最突出贡献，是中国伦理精神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标志。

2、汉唐——中国伦理思想的抽象发展和大一统、封建化阶段。

这一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与文化选择的能动性相结合的过程又可分为三个小阶段：

1）两汉儒学

秦汉之际，《礼记》成书，由此作为日后中国伦理精神生长的元典和本体的《四书》伦理体系事实上已经形成。董仲舒伦理体系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伦理精神的封建化和抽象化的统一。董仲舒以后，“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成为不可动摇的名教或礼教。

2） 魏晋玄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动荡，中国化理精神系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态——玄学伦理。玄学伦理是试图把儒道结合以克服人的精神和伦理生活中的矛盾的一种努力，其特点是“托好老庄”，用道家的“自然”对价值对儒家的“名教”进行评判。

3）隋唐佛学

以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虚幻形式克服了传统伦理中“德”与“得”，道德与命运的内在矛盾，在基本精神取向上又与儒家伦理契合。

3、宋明理学——中国伦理思想辩证综合阶段

程朱理学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

二、中国伦理学的结构和基本原理

中国伦理思想体系主要由三方面内容构成：人伦关系原理，道德主体品格要求，人性的认同。概括地说，就是人伦、人道、人性。“礼”的法则，“仁”的原理，修养精神，构成中国伦理体系的基本结构要素。 礼是中国文化人伦秩序与人伦原理的最集中的体现和概括，可以说，中国伦理的秩序就是“礼”的秩 33

序。

中国人性思想有以下特点：

1）第一，强调人禽之分，突显人的尊严。

2）人格均等，人人可圣。

3）修身养性，向内探求。

第十三章 中国古代宗教

中国古代宗教所包甚广，从远古时代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到夏、商、周时期的天帝崇拜；从长期以来存在于民间的尊天、祭祖、拜鬼神到汉魏以后广为流传的佛道二教，凡此均属于中国古代宗教。

1、宗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宗教的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人对某种超自然力量的盲目信仰和崇拜，这使得它与象征人类文明之理性、理智等相当程度上是对立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说宗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呢？

1）从宗教的产生上讲，

2）从宗教在其发展过程中看，更与各种文化现象结下了不解之缘。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几乎所有的文化形态都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

2、中国远古宗教

与世界上许多地区和民族一样，宗教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远古时代，我国就出现过自然神，崇拜、动物崇拜、鬼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等原始的宗教形式，其中尤以自然神崇拜和鬼魂崇拜最为盛行。 自然神崇拜——就是把诸如日月星辰、风云雪雨乃至名山大川等自然现象神化，进而把它作为一种超自然力量加经崇拜，祈求它的保护和赐福。

日神崇拜在中国古代诸天神中曾经具有“群神之首”的地位。这与太阳对人类生活有着直接和强大的影响有关。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原始人，既需要太阳的恩赐，又对其变化感到神秘莫测和无可奈何，渐渐地把它作为一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对它顶礼膜拜。这样，与人类生活着密切关系的太阳，就成为人类最先的崇拜对象。

鬼魂崇拜——其理论依据是“灵魂不死”说。远古时代的原始人由于不能解释做梦、生死等现象，错误地认为有一种独立于身体之外或不随形体的死亡而消失的精神实体——灵魂，由于这种录魂不会死亡，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具有超人的能力，原始人既惧怕受到它的危害，又希望能得到它的恩赐，久而久之，不死的鬼魂成为远古人普遍的崇拜对象。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人们又总认为自已的亲人的鬼魂或自己部落首领的鬼魂最能保护自己，慢慢地，对一般鬼魂的崇拜又逐渐转化为对自己祖先鬼魂或本部落首领鬼魂的崇拜，由之渐渐演化出祖先崇拜。

第二节 道教与中国古代文化

从历史渊源上说，道教是从古代的鬼魂崇拜发展而来的，但它又不仅仅是鬼魂崇拜，而是渗杂了秦汉时期的神仙信仰和黄老道术而成的。故道教的主要思想渊源有三：一是中国古代的鬼魂崇拜；二是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三是秦汉时期的黄老道。

一、道教的创立及其历史发展

创立时间：道教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独立宗教，是在东汉时期。东汉顺帝年间，沛国丰人张陵学道于鹤鸣山，依据《太平经》造作道书24篇，自称出于太上老君的口授，并依据巴蜀地区少数民族地民间信 34

仰，创立了道派。因入道均须交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五斗米道主要是教人诲过奉道、以符水咒语治病。此派教徒尊张陵为天师，故又称“天师道”。

太平道——东汉时期道教的一个教派。此派由巨鹿人张角创立。太平道的基本思想是以黄老道和《太平经》的学说为中心，主要信仰咒术和内省治病。

道教在魏晋时期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东晋时葛洪从神仙方术角度发展了道教。创立了道教的丹鼎一系。其代表性著作是《抱朴子》。《抱朴子》分内外二篇。内篇言神仙方药、鬼神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去祸，属道教。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抱朴子》是儒道并举之书。在神仙方药上，葛洪崇尚金丹轻举，讲究药物养生，认为世人通过修炼吞丹而得道后，可不死而登仙。

南北朝时，道教的最大发展是北魏寇谦之改革“五斗米道”，创立“北天师道”。寇谦之原系北魏嵩岳道士。自称太上老君授予天师之位，命其改革、整顿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税钱，及男女合气之术”，而改为“专以礼拜求度为首，而加以服食闭炼”。寇谦之的改革，使道教由原来的民间宗教变成官方宗教。加之他确实革除了道教某些弊病，并制定了许多新的科仪，因此“自是道业大行”。

唐宋后，南北天师道与上清、灵宝等道派逐渐合流，形成了讲究符录为主的“正一道”。正一道崇拜鬼神，注重符篆。以画符念咒，驱鬼降妖、祈福禳灾为宗旨。与别的道派不同，信仰“正一道”的道士可以结婚。

唐宋之后道教的另一大派系是“全真教”，。“全真教”与正一教相反，反对符篆，排斥咒术，而倡儒释道三教合一，注重“识心见性”的内修真功。它在宋元时期是道教中势力和影响最大的一个派系，其思想深受儒家和佛教的影响，进入明清后衰落。

二、道教的信仰特征和基本教义

1、道教的基本信仰是“道”。道是宇宙万物之本原，同时又是灵而有性的神异之物。道教信仰的最高神——三清尊神，也是道的人格化。

三清尊神——元始天尊（象征洪元），灵宝天尊（象征混元），道德天尊（象征太初）。

2、道教的最终目标是得道成仙。道教认为，通过修道，使人返本还原，与道合一，就可以成为神仙。道教所说的神仙，不但指灵魂常在，而且指肉体永生。因此，长生久视、全性葆真就成为道教的一个基本教义。

3、道教修炼的方法

丹鼎派、全真教认为：通过内修、炼养，便可以达到长生久视的目的；

符录派、正一道则诊断符录咒语、科仪斋醮要可以禳灾求福、祛病延年。

具体修炼的方法有一系列的道功、道术。

道功——指修性养神的内养功夫，如清静、寡欲、息虑、坐忘、守一、抱朴、养性、存思等。 道术——指修命固本的具体方法，如吐纳、导引、服气、胎息、辟谷、神丹、药饵服食、符录斋醮等。

三、道教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

1、道教与古代科学

中国古代科学中不少学科（如化学、医学）与道教关系十分密切。

1）道教与化学：为了得道成仙，道教徒们采用的一种重要的修行方法就是服食丹药。为了制作丹药，道教徒们写了许多炼造金丹的书，做了话多炼丹的实验，正是这些炼丹理论和实践，翻开了中国古代化学史重要的一页。

2）道教与古代医学、药物学：道教炼丹家往往兼攻医学和药物学。南天师道代表人物陶景弘对药物学造诣颇深。他所著的《神农本草经集注》等，对中国古代医学和药物学的发展都有重大的贡献。隋唐之际的著名道士孙思邈也精于医药，著有《备急千金方》。对于药方之制作方法、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等都有详细的记载，对于今天的药物学和中医学治疗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2、道教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

仅就小说一系言，从六朝至于宋明，许多作品都深受教道的影响。如六朝的志怪小说，其中不少作品是专为道教而作的。六朝以后，以神仙道教为题材的传奇，小说很多。如唐代的《枕中记》，宋代汇编成书的《太平广记》、明代的《四游记》。唐诗中李白写了不少与道教有关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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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道教对于中国古代民俗的影响尤为广泛。有些影响至令延续。例如： 对城隍、土地、灶君之崇拜和祭祀，几乎遍及全国各民族，各地区乃至各家各户。门神、灶马、桃符、等，均出自道教。

第三节 佛教的中国化与中国化佛教

佛教自传入中国后，由于受到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及传统文化的影响，逐步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隋唐后，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进一步演化为中国化的佛教。

一、佛教的基本教义与佛法之东传

1佛法的基本思想：可以用四个字加以概括，即“苦集灭道”。在佛教中也称“四谛”，谛者，真实不虚之义。“四谛”即佛教的四个最基本的道理或真理。

苦——所谓苦”，亦即“人生皆苦”、“一切皆苦”。除了生、老、病、死诸苦外，还有“求不得苦”（即欲望得不到满足之痛苦）、“爱别离苦”（即生离死别之苦）、“怨憎会苦”（即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与自己意气不投者一块相处之苦恼）、及“五取蕴苦”（由于把五蕴和合之假身执着为真实之存在所造成的种种痛苦）。

集——要获得解脱，首先必须弄清造成痛苦的原因，这就是“集”，“集”的本意是“招聚”或“集合”，意味“招致”苦难的原因。原始佛教认为，造成人生痛苦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烦恼”，而“烦恼”之最大者是贪、真、痴“三毒”。或叫在大根本烦恼。

灭——在原始道教看来，人生本身就是一个“苦海”，“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些“岸”也就是佛教所说的“涅般”或者“入灭”，即“四谛”中的第三谛“灭”。

道——要摆脱痛苦，必须掌握脱离痛苦的方法，此即是“道谛”。“道”者，道路、途径之谓也，亦即方法。佛教认为，只要依照佛法修行，就能出生死苦海，到涅般彼岸，进入一种“常乐我净”的境界。

2、佛教的修行方法

最主要的有“八正道”、“三十七道品”等。后来这些修行方法又被概括为戒、定、慧“三学”。 汉明帝，既公元67年，佛教正式传入中国。

二、佛教的中国化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1、佛都东传之初，中国人用传统的宗教观念去理解和接受佛教，、结果把佛教变成神仙方术的一种。

2、东汉末年，随着佛教的进一步传入和流布，佛经的翻译日渐增多，逐渐形成安译和支译两大系统。安译属小乘佛教，重修炼精神的禅法。支译属大乘佛教。

3、魏晋时，玄学与佛学合流，形成“六家七宗”。六家七宗又可概括为三个个主要派别，即心无、即色、本无。

心无派——即心无宗，其主要思想是从破除“心执”的角度去谈空，认为只要“心中无物”，即是空，至于外境外物的空与不空，可以不去管它。

即色派——包括识含、幻化、缘会、即色四宗。这四宗的思想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从否定外境外法的角度去谈空，认为一切外境外法本身就是缘会，，幻化而有，并非实有，因而都是空的。

本无派——包括本无宗和本无异宗。此二宗都以“本无”谈空，带有浓厚的玄学色彩。

4、进入南北朝后，中国佛教思想的主流逐渐转向佛性理论。

南北朝弘扬佛性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慧远、梁武帝和竺道生。 慧远和梁武帝的佛性说，都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的“灵魂不死”或“神不灭”的思想基础之上的。慧远以“法性”谈佛性，而些“法性”既是永恒不灭的精神，又是无所不在的“法身”，是把印度佛性理论与中国传统的“神不灭”的思想融合在一起的典型代表。竺道生大力提倡和弘扬的“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理论和“顿悟成佛”思想，则深受中国传统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的影响。这一教义自南北朝后成为中国佛学的主流。

5、隋唐二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期，也是中国佛教的成熟期。这时期的佛教学说，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一种佛性理论，但其思想内容却出现了一种倾向，即注重心性。可以说，隋唐时期的佛教学说的最大特点，是把佛性心性化，或者换个角度说，是把儒家的心性佛教化。作为中土佛教之代表的禅宗，更是全抛印度佛教之源头而直探心海。至此，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已发展为中国化的佛教。

三、中国化佛教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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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佛教与中国哲学

自魏晋后，中国古代哲学就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如魏晋之玄学，先是作为般若学传播的媒介，进而与般若学交融汇合，最后为般若学所取代。隋唐二代，佛学则成为当时社会势力极大的一个思想潮流。至于宋明理学，在思维模式、修行方法等方面，受到佛教影响也十分明显。可以说，如果不懂得佛教的本体论论思维模式和“明心见性”的修行方法，对于理学就难于理解。

2、中国古代文化之冠冕——诗、书、画都打下了佛教的深刻印痕。以诗为例，从魏晋的玄言诗，到南北朝的山水诗，从唐诗到宋词，无一不受佛教教的深刻影响。中国古代的小说，其源即出自佛教之变文。是中国古代的诗、书、画，都很注重“境界”，而诗人“境界”与佛教的“禅机”多有相通之处。

3、流传于蒙藏等地的藏传佛教和流传于西南地区的南传小乘佛教，这两种佛教流派对于该地区的古代文化和社会生活也曾产生过极其广泛的影响。

第四节 三教交融与儒学的宗教功能

儒学不是一种宗教，它是一种具有强烈入世精神和深厚的人文传统的人文传统的理性主义学说。儒学在中国长期占统治地位，才使中国未曾出现过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有过的宗教全面统治时代。但这并不等于说儒学不具有任何宗教色彩和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的宗教功能。

1、传统儒学的宗教色彩（在天道观及修行方法上带有相当浓厚的宗教色彩）

1）从思想渊源来说，儒家学说是夏、商、周三代思想的继续，而在夏商周三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天神”观念。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贡献是“人”的发现。他注重人事，对鬼神敬而远之。但是，并不意味着孔子已经抛弃了“天”。实际上，孔子没有完全抛弃或打倒“天”，整个儒家学说都没有完全抛弃“天”的外壳。“天道”仍是儒家学说的最高范畴。所以说，儒家学说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宗教色彩。

2）董仲舒在“天人感应”理论下把“天”进一步神化、人格化，儒家的“天”又被宗教化了。董仲舒还把世间的一切，包括政治制度、伦理纲常等等，统统归结于“天”，把先秦儒家所建立的一整套正在逐步脱离宗教的政治、伦理学说，又重新神学化、宗教化了。

3）此外，传统儒学的宗教色彩还大量地表现在修养理论上。宗教式的主观内省，是儒家的一种重要的修行方法。孔子：吾日三省吾身。是通过内省内以上达天道的道路。

儒家修行方法的宗教色彩还表现在“慎独”的修行理论中。所谓慎独，即在只身独外、无人知晓时，也必须十分谨慎地使自己的行为举止符道德准则。这种修行理论在相当程度上事有“上帝临汝，无二汝心”的宗教色彩。

2、宋明理说具有一定宗教功能

由于南北朝后儒、释、道三教的不断融汇，由于儒家大量地吸收了佛、道二教的有关思维方法和思想内容，宋明理学（包括心学）把佛、道二教的许多思想内在化了，从而使自己的学说具有一定的宗教功能。

1）作为宋明理学理论纲骨的“心学”说，其最高范畴“天理”“天道”“本心”、“良知”等，思想蕴涵上，吸取了隋唐佛教的“佛性”论，从而使宋儒之“心性义理之学”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儒学化的佛性理论。

2）其次，由于宋明理学把心性本体化，其修行方法了逐渐地由修心养性转向禅宗式的注重证悟的“明心见性”。

3）此外，从思想内容上说，宋明理学家千言万语，无非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此“灭欲”说无疑具有强烈的宗教禁欲主义倾向。而理学家们所极力提倡的主观内省、“主静”、“居敬”、“半日读书，半日坐禅”等，更具有浓厚的宗教式面壁修行的色彩。

第十四章 中国古代哲学

在西方文化中，宗教外于核心的地位，然而在中国文化中，宗教的基本功能是由哲学来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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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哲学的思想资源和思想传

在3000年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其中影响最在的，有四大思想资源和思想传统：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中国佛学和宋明理学。

一、原始儒家

1）代表人物：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荀子。

2）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乐经不传，是为五经）《论语》《孟子》《荀子》和《礼记》中的《中庸》、《大学》等

3）原始儒学精神：首先是创造性的生命精神，是人对宇宙的一种根源感。儒家精神是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也就是伟大寓于平凡、理想寓于现实的精神。

二、原始道教

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

经典：《老子》、《庄子》

思想：道家和儒家最终都强调个人与无限宇宙的契合无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与儒家努力尽自己的社会人伦义务不同和社会责任、积极入世、恪守礼教的主张不同，道家通过否定的方法，否定知识、名教、否定一切外在形式的束缚，包括儒家仁义的束缚，以化解人生之忧。道家追求的自由是精神的超脱解放，不是指放纵形体的情欲。

三、中国佛教哲学

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主要有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

与道教相近，佛教智慧也用否定、遮拨的方法，破除人们对宇宙一切表层世界或似是而非的知识系统的执着，获得精神上的某种自由、解脱。佛教启迪人们空掉一切钻研追逐、攀援、偏执，破开自己的囚笼，直悟生命的本性、本真。

四、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或称道学）是儒道释三大资源与传统在宋明时期的新的综合。它以儒学为主干，融摄佛道的智慧，建立了以理气论、心性论为中心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整个宋明理学将道德提高为本体，重建了人的哲学。理学家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人”的精神境界。宋明理学对培养气节操守，重视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奋立志等建立主体意志结构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把道德自律、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人优于自然等方面，提扬到本体论的高度，空前地树立了人的道德主体的庄严伟大。

第二节 中国哲学的宇宙观念和人生境界

一、创化的宇宙，创造的人生

中国哲学的宇宙观，是生生不已、大化流行的宇宙观。肯定变易是这个世界最根本的事实，一切事物莫不在变易之中，而宇宙是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

对宇宙创化流衍的信念，实际也就是对人的创造能力的信念。在宇宙精神的咸召下，人类可以创造富有日新之盛德大业，能够日新其德，日新其业，开物成务，创造美好的世界。

总之，使人格向上发展，不离开现实世界又要超越现实世界的种种限制，培养真善美统一的理想人格，是中国哲学的真谛。

二、天人之际，性命之源

在天人关系上，中国哲学有“天人合一”的主张，也有“天人交胜”的主张。天人关系问题，是人在宇宙之位置的问题。人在宇宙中的位置问题，也即是人生之意义问题。

中国哲学家把人看作是“最为天下贵”者。所以，众多讲天人合一的思想家，都把人在宇宙中的卓越地位加以彰显。

三、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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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说是中国人生哲学的一大特色。

境界——这里所说的界境，是中国哲学家追示求的理想人格之极至的一种精神状态、精神天地。

第三节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一、逻辑分析辩证综合

中国哲学各家各派有着各不相同的思维方式。一般来说，中国哲学家欣赏整体动态、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逻辑分析的传统。

孔子兼重学思，强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儒家中比较推崇“名辨”即逻辑之学的，是荀子及其后学。荀子主张形式逻辑的类推原则，倾向于对事物及其类别的丰富性加以研究，有实证分析的认知倾向。

后期墨家比较重视分析方法，墨家严格地确立了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程序和规则。

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缺点是分析方法的薄弱。

由于我们民族久远以来的生存方式及汉字语言等各方面的获得性遗传的缘故，我国传统思维方式特别发达的是辩证思维和直觉体悟。

二、直觉体悟

《周易》借助于具体的形象符号，启发人们把握事物的抽象意义，崇尚一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思维方式。

中国儒释道三家都主张直觉地把握宇宙人生之根据和全体。儒家的道德直觉、道家的艺术直觉、佛家豸宗教直觉，都把主客体当下冥合的高峰体验推到及至。中国哲学认为，对于宇宙本体，不能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认知方法，而只能靠直觉、顿悟加以把握。

道家认为：心灵的虚寂状态最容易引发直觉思维。因此，人们要尽可能地摆脱欲望，烦恼的困扰，保持心境的平和、宁静。而要使起直觉思维真实呈现，则离不开默思冥想的“玄览”。

儒家孔子的“默而识之”，孟子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等都是扬弃知觉思虑，直接用身心体验宇宙终极的实在，达到对道德本体契合的一种境界或方法。

佛家更是强调一种精神性的自得和内心的体验彻见心性之本源。禅宗的顿悟成佛，排除语言文字，逻辑思维，主体直接契入客体，与客体融合为一。

三、知行动态统合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家特别重视的问题之一。它所涵盖的是理论与实践理性的统一。中国哲学家偏重于践形尽性，履行实践。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兴趣不在于建构理论体系，而在于言行一致，知行统一。在朱熹、王阳明和王夫之的知行观中，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哲学家的行为方式是理想与理性的统一，价值与事实统一，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

第十五章 中国文化的类型和特点

第一节 中国文化的伦理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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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农业经济格局、宗法民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生存系统，与这个系统相适应，孕育了伦理类型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称为“德性文化”。它是一种德智统一、以德摄智的文化。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它十分注重二者之间和谐与统一，几乎到了有一种伦理关系的地步。把天地看作父母，把百姓看作是兄弟，把万物看作是朋友。也就是说，把人伦观念，贯彻到天地万物之中，这正典型地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伦理型特点。

中国文化伦理型特征，主要源于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制度的完善及其长期影响：

与世界各国不同，中国是在血缘纽带解体不充分地情况下，步入阶级社会的，从而形成了独特宗法制度。与之相联系，血亲意识，即所谓“六亲”、“九族”的观念继续构杨社会意识的轴心，而且其形态愈益精密化。经过历代统治者及其士人的加工改造，宗法制度下的血亲意识的转化为法律条文，更主要的是形成宗法式的伦理道德，长久地左右着人们的社会心理：

在社会心理方面，中国人向来对血缘关系格外注重，其语言表现是亲属称谓系统的庞杂精细。与此相联系，中国人往往怀有浓烈的“孝亲”情感，在中国文化传统内，孝道被视为一切道德规范的核心和母体，忠君、敬长、尊上等等，者是孝道延伸。正是孝亲的意识，使得绝大多数炎黄子孙不致成为“六亲不认”“无君无父”的宗教狂徒。从这个竟义说，纲常伦理观念淡化了宗教精神对国民意识渗透。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正是由于在尽孝、尽忠这两大伦理观念上有所修正，汉译佛典甚至伪造《父母恩重经》，阐发孝道，宣扬忠君，这才获得民众的理解，得以顺利发展。

作为社会心理状况的理论升华，伦理道德学说成为中华学术的首要重心。

伦理型文化积极意义：

1）在中国文化系统里，强调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伦理型文化对包括君主在内的统治者也可以形成道德制约和严格要求。这种道德制约在缺乏分权制古代中国，所发挥的社会调节功能不可低估。

2）伦理型文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还能鼓舞人们自觉地维护正义，忠于国家民族，抵御外来侵略，保持高风亮节。

第二节 中国文化的特点

伦理型是中国文化的总体特征，同时还包括以下的特点

一、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只有中国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种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表现在它的同化力、融合力、延续力和凝聚力诸方面。

1）同化力，是指外域文化进入中国后，大都逐步中国化，融入中国文化而成为其一部分。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佛教文化的传入和中国化。

2）融合力，是指中国文化并非单纯的汉民族文化或黄河流域的文化，而是在汉民族文化基础上善于有机在吸收中国境内各民族及不同地域的文化——如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西域文化等，形成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化。

3）中国文化的同化力，是其无与伦比的生命延续力的内在基础。在被称为人类原生形态的“母文化”的各种文化中，唯有中国文化一种，历经数千年，持续至今而未曾中断。表现出无比的延续力。

中国强健的生命延续力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东亚大陆特殊地理环境提供了相对隔绝的状态，是其缘由 之一。而中国文化长期以来明显的先进性多次“同化”经武力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反复演出“征服者被征服”的戏剧，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4）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还表现在它具有历久弥坚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具体表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 40

认同感和超地域、超国界的文化群体归属感。

二、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

农业文化——整个文化的物质基础的主导方面和支配力量是在自然经济轨道上运行的文化。

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主体——农民，世世代代，年复一年地从事简单再生产，成为国家赋役的基本承担者。这就铸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农业型物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具一格的“实用——经验理性”，如重农、尚农的社会共识，重实际而黜玄想的务实精神，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包含循环与恒久意识的变易观念，等等。

三、以宗法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

由于氏族社会解体极不充分，使氏族社会的宗法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大量积淀下来。另外，由于长期的自然经济的延续，村社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细胞，而这些村社会又包含家庭宗族志邻里乡党两大网络，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了社会，进而构成了国家。这种社会结构给宗法制度、宗法思想的迁延、流播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在宗法观下，个人是被重重包围在群体之中，每个人要考虑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个人权力显得不那么重要。正是由于传统文化重家庭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因而总是强调个人在群体中的义务和责任，而忽略了个人在社会中的权利，也就使得“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样道德平等意识仅仅成为一种理想，而“法制”在这样的系统之内也没有用武之地，这正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二重性。

四、尊君重民相反想成的政治文化

形成原因：长期运作于中国农业自然经济，是一种少有的商品交换、彼此孤立的经济。这种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极度分散的社会，需要高高在上的集权政治加以统合，以抗御外敌和自然灾害，而人格化的统合力量则来自专制君主。因此，国不堪二的尊君传统乃是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农业宗法社会的正常运转，又要仰赖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的安居乐业，如此方能为朝廷提供赋役，保障社会 所需的基本生活资料，社稷国家方得何全，否则便有覆灭崩溃的危险。因此，民为邦本的思起传统也是农业宗法社会必然产物。尊君和重民相反而又相成，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体两翼。

中国的民本主义与西方的民本主义的区别

1、 产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是同维护封建统治的宗教神学相对立的人性论和人

道主义。由费尔巴哈提出的“人本主义”，是指抽去人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把人仅

看作一种生物学存在的旧唯物主义哲学观点。

2、 中国的民本主义植根于尚农、重农的社会心理的深层结构中，它与重农主义相为表里。孟子

对民本主义作了系统的发挥。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主义同君主专制主义

的关系是双重的。

五、摆脱神学独断的生活信念

1、摆脱神学独断的原因

1）同世界上任何民族一样，在中国的远古时代，也产生过原始的宗教以及对天命鬼神的绝对崇拜。但在殷周之际，中国人的宗教观产生了重要的变化，这就是西周开始的疑“天”思潮以及“敬德保民”的思想观念。在西周人的观念中，从宗法中产生道德，而道德成为维系整个社会的根本纽带。宗法道德观念的确立，使神学独断的观念削弱以至被摆脱了

2）与此相反，在印度以及欧洲，宗教的神或上帝、佛，是最高的信仰，是精神的寄托。而最高的善、生活的目标、人们的行为准则，都是从宗教的神的诫命或启示而来的。西方及印度文化中，道德来源于宗教神启，宗教的神是神圣不要侵犯的。

和欧洲、印度文化中的这种神学独断相比，中国文化显示了它的理性的一面。道德从哪儿来。儒道两家都作了回答。儒家的回答有两派。孟子认为：道德之善，来源于人的本性。荀子认为，礼义道德来源于后天环境对人性的陶冶。这种观点，比孟子更为彻底地摆脱了有神论的道德观。道家则认为“道”产生了天地万物，但又否定有人格、有意志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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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以后的发展，坚持无神论的观点，不仅有科学家、思想家，也有文学家、历史学家，可以说形成了一种无神论的文化传统。如孔子在《论语》中有“子不语怪、力、乱、神”。

4）在世界各国历史上，都有地人类产生、人类文明的起源的看法。例如，广泛流行于欧美的基督教文化，认为文明世界起源于上帝的创造。因此，在基督教文化中，“创造”一词中只属于上帝，而世界的文明来源于上帝的智慧。

与此完全不同的是，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文明的产生有另外的线索。中国古代关于伏羲氏、神农氏和黄帝的传说，大体反映了上古时代的中国文明由渔猎到农业而后又进入更高阶段的进程。古代中国人在对于这个进程的理解上，不是依赖于“神”，而是依赖于“人”，不是依赖于超人的力量，而是依赖于探索和劳动。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自先秦就具有摆脱神学独断的特点，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未出现象欧洲中世纪基督神学占思想统治地位“黑暗时代”。

六、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

中国文化以“人”为核心，它表现在哲学、史学、教育、文学、科学、艺术等各个方面，乐以成德、文以载道，追求人的完善，追求人的理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表现了鲜明的重人文、重人伦的特色。但是，在对于自然界本身的认识和改造方面，却受到忽视。

儒家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例如《论语》有关自然知识的材料占有比较丰富的内容。但其内容都是“利用自然知识以说明政治、道德方面的主张，而不以自然本身的研究为目的”。

儒家这种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16、17世纪近在自然科学在西方得到大踏步发展，而中国去落后了，从文化角度上讲，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而轻自然的倾向，是一个原因。

七、经学优先并笼罩一切文化领域

经学传统——是指中国文化长期以儒家经学为主流，有着一以贯之的传统，形成了独自的特色。在中国古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论他的学习兴趣与研究方向最终怎样，他首要任务就是学习经书。

而在西方，古希腊文化的发展虽然还带有综合性特点，但是已出现明显的学科分支，在数学、几何学、医学、物理学、生物学等方面，几乎都有独立的发展。

中国文化的经学传统，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的影响？

1、首先是是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广泛渗透。儒学在汉代后成为官学，在政治力量的推动下，渗透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各个领域。不论是史学、哲学、教育、科学、艺术、法律，无一不渗透着经学的影响。

2、在经学的影响下，科学未能充分独立。经学是一门笼统的学科，即就五经而言，就包含了人文科学及其某些自然科学。例如，孔子就说过，读诗经，可以增加以鸟兽草木之名的认识。因此可以说，经学本身并不排斥科学，相反，儒学中的理性主义以及某些思辨方法，对自然科学甚至还有启发作用。但问题的关键是，经学以它自成一套的体系，凌驾于一切知识之上，无形中排斥了科学的独立。

3、 经学传统对中国宗教的发展，也产生着一定影响。在世界诸文化中体系中，宗教都占着重要

的地位，而在中国，宗教的影响相对而言就比较薄弱。从历史的事实来看，经学传统对宗教发展的制约则是显而易见的原因。由于以儒学为主体的经学得到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扶植，佛、道二教始终末能居于中国文化的主导位，中国历史上也就从未出现过像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居于国教地位的那种情况。

第十六章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第一节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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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从理论思维的高度审视，所谓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指代表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体现中华民族蓬勃向上精神的那些主要的思想观念。 民族精神——广义地讲，就是指中华民族延续发展，不断前进的精粹思想，是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就其性质而言，它是一种伟大的卓越精神。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它是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

传统——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稳定的组织结构和思想要素的、前后相继的，至今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特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风尚等深层文化的社会心理和行为习惯。

文化传统——就是受特定文化类型中价值系统的影响，经过长期历史积淀而逐渐形成的、全民族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上的难以移易的心理和行为习惯。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思想体系包括：

以人为本 刚健有为 贵和尚中 就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

第二节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

一、天人合一

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就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1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演变：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天人合一远在先秦时期就已经产生；作为一个明确的命题，天人合一是由北宋著名哲学家张载提出来的。

1） 西周时期，天是有意志的人格神，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主载，天人关系其实就是神人关系。

2） 春秋时，郑国大夫子产将天地与人事联系起来，反映出了天与人可以相通、可以按照同样的法则运

作的思想。

3） 战国时期，《易传。文言》里提出了“与天地合其德”的天人合一思想。所谓天地合其德，是指人与

自然界要相互适应，相互协调。

4） 天人合一思想发展到汉代，演变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

5） 两宋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发 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思潮，几乎为各派别的思想家所接受。张

载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在张载看来，世界的本原是太虚之气，人与天地万物都由气构成，气是天人合一的基础。天地犹如父母，人与万物都是天地所生，都由气构成，气的本性也就是人和万物的本性。人民都是我的同胞兄弟，万物都是我的朋友。这种观点，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统一于物质性的气。

天人合一问题，就其理论实质而言，是关于人与自然统一问题，或者说是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问题。

2、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之间的辩证思考。根据这一思想，人不能违背自然，不能超越自然界的承受能力去改造自然、破坏自然。而只能在顺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去利用自然，使之更符合人类的需要。

另一方面，自然界对于人类，也不是一个超越异已的本体，不是宰割人类社会的神秘力量，而是可以认识、可以为我所用的客观对象。

天一合一思想，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由于工业化和无限制地征服自然而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平衡遭破坏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二、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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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 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用中国传统方式来说，就是肯定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中心；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中心。

人本主义思想的确立，不仅有助于人们合理地对待人与神的关系，增强人的主体意识，而且有助于抵制宗教神学。

道德人本主义——这种以道德修养为旨趣的人本主义，可以称为道德人本主义。道德的人本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中国文化总是把人放在一定的伦理政治关系中来考察，把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体道德精神境界的升进，寄托于整体关系的良性互动。

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道德人本主义的思想传统，把道德实践提到至高地位，对于人的精神的开发，对于个体道德自我的建立，有着十分重要意义。它以道 德教育代替宗教信仰，用道德自觉抵制宗教强制，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思想，由于有明显的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轻个体的倾向，只强调个人的义务和道德人格的独立性，而不重视人具的权利和自由，因此与现近代西方面资产阶级人本广义还有质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三、刚健有为

刚健有为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之一，是人们处理天人关系和各种人际关系的总原则，是中国人的积极的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

1）孔子已经提出刚健有为的思想。他十分重视刚的品德。他说“刚毅木讷近仁”。

2）《易传》对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作了概括的经典性的表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健动不止，生生不已，人的活动乃是效法天，故应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对促进社会发展，国家强盛和文化繁荣的重要意义：不仅在我们民族兴旺发达时期起过巨大积极作用。而且在我们民族危难之际，如外族入侵、政权易的手之时，也总是成为激励人们起来进行反侵略反压迫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刚键自强有密切关系，或者说作为刚键自强思想之重要表现，是坚持独立人格的思想。

四、贵和尚中

中西文化的一个重要差异，就是中国文化重和谐与统一，西方文化重分别和对抗，由此形成显然不同的文化传统。

1、 西周末年的史伯是第一个对和谐论进行探讨的思想家。“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2、 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

重和去同的思想，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主张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容纳不同意见，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

在文化价值观方面，提倡在主导思想的规范下，不同派别、不同类型、不同民族之间思想文化的交相的渗透，兼容并包，多样统一。在中国文化中，儒道互补、儒法结合，儒道相融、佛道相通，援阴阳五行入儒，儒佛道三道教合一，以至于对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的容忍和吸收，都是世人皆知的历史事实。

尽管其间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中国文化在各种不同价值系统的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冲击碰撞下，逐步走向融合统一表现了有融乃大的宏伟气魄。

在民族价值观方面 ，中国文化素以礼仪道德平等待人，承认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价值。

太和——即至高无上的和谐，最好的和谐状态。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中——指事物的度，即不偏不倚，既不过度，也不要不及。此外，中也指对待事物的态度，既不狂，也不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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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这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做事不走

极端，着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存小异，保持人际关系和谐，是中国人普遍的行为准则。这对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扩展，对于统一的多民族政权的维护，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

第三节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功能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表现，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发展中，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一、民族凝聚功能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民族凝聚的功能。文化基本精神有着巨大的思想统摄

性，它可以超越地域、阶级、种族、时代的界限，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哺育着第一个中

华儿女，使其凝为一体，同心同德地为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懈地奋斗。

我们民族以和为贵的文化精神，还滋养出了崇尚和谐统一的博大胸怀。坚持和而不同的

矛盾统一观，反对片面求同或乱斗一气，坚持统一，反对分裂。

中国千百年来政治上大一统的局面的形成，实际是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民族精神熏陶

的结果，是它的折射。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还是增强并推动民族凝聚力更新的精神力量。

二、精神激励的功能

文化基本精神代表着民族精神，是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体现，因此，它应该而且必然反映着中国文化的健康的发展方向，能够鼓舞人民前进，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中，都具有激发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伟大作用。

1、中国文化中刚健自强的精神，在两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一直激励着人们奋发向上，不断前进，坚持与内部的恶劣势力和外来的侵略压迫者作不屈不挠的斗争。

2、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精神，激励人们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努力在现实生活中去发现人，实现人的价值。这种价值，首先是道德价值。中国历代都出现许多重修养、重气节、重独立人格的志士仁人，与传统文化精神的薰陶、培育和激励是分不开的。

3、中国文化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精神，还激励人们自觉地维护整体利益，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

三、价值整合功能

整合不同的价值，使其在中华一体的文化格局熔铸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又一功能。

中国古代文化是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下发展起来的。这些特色各异的地域文化，几乎都蕴涵着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都有中华一体的文化认同意识。正是在这种共同精神的烛照下，多元发展的地域文化，逐渐走向融合，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十七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

价值观——是一种评价性的观点，它

既涉及现实世界的意义，也指向理想的境界。具体而言，价值观总是基于历史需要，体现了人的理想，蕴含着一般的评价标准，形成一定的价值取向，外化为具体的行为规范，并作为稳定思维定势，倾向、态度，影响着广义的文化演进过程。

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历史发展中，通过 对天人、群已、义利、理欲等关系的规定，逐渐展示了自己价值观念，并在儒、道、墨、法、佛诸派的价值原则中取得自觉的形态。以儒家的价值原则为主导，不同的价值观念相拒而又相融。

通常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而轻个体、重义轻利、重道累器的特点，这主要是儒家的价值取向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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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天人关系上的不同价值取向

天人关系某种意义上构成一种价值关系，而天人之辨则成为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逻辑起点。

一、人文取向与人道原则

人是否应当超越自然状态？作为价值观的天人之辨，首先必须对此作出回答。

1、儒家认为：

自然是一种前文明的状态，人应当通过自然的人文化，以达到文明境界。自然的人化意味着化天性为德性（形成道德品格）。儒家辨析天人关系，总是兼及个体，与注重群体的文明化相应，儒家一再强调个体也应当由自然的天性提升为人化的德性。

儒家以“仁”作为人道原则，首先要求对人加经尊重和关切。一切以人的利益为转移，在神学的形式下，人依然处于价值关怀的中心。

2、墨家

在天人关系上，墨家的看法与儒家固然存在着不少差异，但也有相近的一面。墨家对自然状态与人文形态作了区分。通过人的活动，人超越了自然状态中的动物，建立起文明的社会生活。这里内在地蕴含着化自然为人文的要求。如何使文明社会 的秩序得以稳定？墨家提出了“兼爱”的原则。兼受观念所体现的，同样也是一种人道原则。

在注重人道原则这方面儒墨的区别：儒家强调的“仁”，是以孝悌为本，它更多地受到宗法血缘关系的制约；墨家的“兼爱”原则，则超越了宗法关系，它所体现的人道原则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更普遍的内涵。

3、佛家

儒墨所揭示的人道主义原则，在佛教那里也得到了某种回应。在论证成佛根据时，佛教常常强调人道胜于天道。人尽管也是宇宙中的一员，但其地位去高于其他的存在。佛都提出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道义，渗入了某种深切的人道观念。

4、在宋明理学那里，人道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理学家首先强调“天地之性人为贵”。

二、无以人灭天

在天人关系上，各家的主张：

1、在天人关系上，儒墨将自然（天）视为前文明状态，强调自然应当人文化，也就是说，自然只有在人化之后，才能获得其价值。

2、而道家认为：自然本身便是一种完美的存在，而无需经过人化的过程。

3、儒家一再认为人与禽兽之分作了严格辨析，要求由野而文；道家则将“同与禽兽”视为“至德之世”。表现了不同的价值趋向。

4、广义的天人之辨还涉及天性和德性的关系问题。儒家孟子一派认为德性即是天性的内容，荀子一派则认为德性是天性的的改造。相对于儒家注重天性的改造，道家更强调对天性的顺导。

三、力命之辨与人的自由

天人之辨内在地关联着力命关系问题。“天”的超验化，便表现为“命”。命其涵义大致接近于必然性。与命相对的“力”，一般泛指主体的力量和权能。作为天人辨的展开，力命之辨所涉及的，乃是人的自由问题。

1、儒家：主体和力量和权能首先表现于道德实践的过程。作为超越了自然状态的存在，人具有选择行为的能力，并能自觉地坚持和贯彻道德原则。儒家肯定了道德实践过程中的自主权能，这构成了儒家文化的主流，其历史影响极为深远。不过，儒家对主体权能的理解，往往与天命的观念纠缠在一起。人的活动超越道德领域，就会受天命的限制。从社会范围看，一定时代的政治理想能否实现，最终决定于超验的“命”。

2、道家：与主张“无以人灭天”相应，道家将“无为”规定为主体在世的原则。无为，既是对违逆自然的否定，又意味着接受既成的境遇。道家的天命观：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服从超验的天，成为主体的最终选择。

3、较之儒道对天命的设定，墨家和法家将注重之点更多地放在主体的力量上。对主体力量高度信任。 46

从价值观各自特点看，儒道徘徊于外在天命与主体自由之间，并表现出某种宿命的趋向；墨法则从不同的角度拒斥了“命”的观念，并对主体力量与权能作了较多的肯定。

第二节 群已关系的定位

天人之辨主要在主体（人）与外部自然关系上展开了传统的价值观念，由天人之际转向社会本身，便涉及到了群已关系。

一、修已以安人——儒家在群已关系上的定位

一方面，自我的实现是成人的前提；另一方面，主体又不能停留于成已，而应由已及人。正是在成就他人的过程中，自我的德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完成。

群体认同的更深刻含义，是一种责任意识，作为主体，自我不仅以个体的方式存在，而且总是群体中的一员，并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正是在这种意识的孕育下，逐渐形成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价值传统，它对拒斥自我中心主义强化民族的凝聚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对个体生命与个性自由的关注——道家在群已关系上的定位

相对于儒家，道家对个体予以了更多的关注。与自然状态的理想化相应，道家所理解的人，首先并非以群体的形式出现，而是表现为一个一个的自我，从这一基本前提出发，道家将自我认同提到突出的地位。与儒家注重于德性的完善有所不同，道家对个体生命存在表现出更多的关注。不过，道家过份地强调自我认同，多少弱化了群体认同，他们强调保身全生，固然肯定了个体的生命价值，但对个体承担的社会责任却不免有所忽视。，很难避免自我与社会的对抗。

三、群体原则的强化——墨法两家在群已关系上的定位

儒家主张由成已而兼善天下，道家从自我走向个体逍遥。

1、墨家对群体予以了更多的关注。墨家的尚同思想，含有群体沟通之意。墨家虽然注意到了个体的社会认同，但将社会认同理解为服从最高意志，则又弱化了个体的自我认为和独立人格，在上同而不下比的原则下，个体的价值被淹没在统一的意志中。

2、法家：群体原则在法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强调君权至上，是法家的基本特点。君权的合理性，就在于它代表了整体的利益。体现了整体优先的原则，但又表现出对个体的贬抑。

3、佛家：对群已的定位更为复杂，佛教以出家这修行方式，它所追求的是个人的解脱，表现出一种疏离社会的趋向。从这方面看，佛教淡化了个体的社会责任。但另一方面，佛教又主张自觉地普渡众生。表现出对群体关注的倾向。

中国传统价值系统重群体轻个体的原因：

综上所述，从群已关系上，儒家在肯定“成已”的同时，又较多地强调了对群体的认同；道家则更注重个体的自我认同，二者分别突出了价值观上的群体原则与个体原则。随着中国文化的演进，儒家的群体原则逐渐与墨家的“尚同”观念、法家的“废私”主张等相融合，不断得到强化，并取得了支配的地位。

作为传统价值观的主导方面，群体原则确实包含了一些合理的内容，但它的过分强化，也有负面的作用。在群体观念下，个体的存在价值，个性的多样化发展，个人的正当权利等，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确认。道家虽然提出了个体认同的要求，但其要求一开始便包含着自身的缺陷，因此注定只能是一种微弱的呼声，而难以得到普遍的回应。这样，中国传统价值值系便不可避免地具有重群体、轻个体的特征。

第三节 义利与理欲：价值观的深层次展开

从价值观上看，义利之辨首先关联着道义原则与功利原则，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

一、“义以为上”的道义原则——儒家的义利定位

辨析义利，是儒家的重要特点。根据儒家的观点，义作为当然之则，本身便有至上的性质。“君子义以为上”。儒家往往将义理解为一种无条件的道德命令，并把履行道德规范本身当作行为的目的。当然，儒家并不弃绝利。按儒家之见，利并不是一种绝对的恶，从社会范围上看是如此，就个人而言也是这样， 47

但对利的追求始终必须处于义的制约下。

儒家突出义的普遍制约，反对唯利是求，这对于避免利益冲突的激化，维护社会稳定，确实有积极意义。然而，“以义制利”的要求与“义以为上”的观念相结合，往往又导致了对功利意识的过度压抑。常常容易弱化社会激活力量。

二、墨家的义利定位——功利的取向“义，利也”

和儒家一样，墨家对义十分注重。认为“万事莫贵于义”。但墨家更侧重于义的外在价值。照墨家看来，义之所以为贵，主要就在于它能带来功利的效果。“义，利也”。

较之墨家，法家赋予功利原则更为极端的形式。按照法家的看法，追求功利，是人的本性。人与人之间，以利益为纽带。法家对义则采取更直接地持取消和否定的态度。

义的摒弃，功利原则便成了唯一的范导原则。群主冶国，也要利用人们趋利的本性，以功利作为激励手段。

但是，以功利作为调节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必然导致功利意识的过度膨胀，并使人的价值追求走向歧途。

三、理欲之辨的价值意蕴

义与利的关系往往进而展开为理性要求与感性需要的关系，即所谓理欲关系。

1、儒家：与肯定“义以为上”相联系，儒家更关注理性的要求。儒家追求所谓“孔颜之乐”，它的核心是超越感性的欲求，在理想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但是，儒家的这种价值追求，同时又蕴含着“理”与欲之间的某种紧张。宋明理学更是将二者的关系趋于极端。“存天理，灭人欲”。

2、墨家：墨家崇尚功利原则，而所谓利，往往又被还原为感性要求的满足。在墨家那里，感性原则功利原则是融合为一的。然而，墨家在确认感性原则的同时，对人多方面的精神需要，往往又不免有所忽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造成了“理”与“欲”的紧张。

第四节 人格理想与价值目标

不同的价值目标正是通过人格理想表现为各种具体的形态

一、内圣的追求——儒家的人格理想

人格的完善，是儒家基本的价值追求。儒家注重的是人格的内圣规定。内圣首先表现为善的德性，而善又以广义的仁道精神为其内容。除了仁德之外，人格还包括“知”的规定。内圣在某种意义上即表现为仁与智的统一。

从人格取向看，所谓外王，是指治国平天下的事功。

二、道家的人格理想

相对于儒家之注重“善”，道家更多地赋予理想人格以“真”的品格。其人格典范也被称之为“真人”。人格上的真，首先表现为合于自然，在道家看来，理想人格并不是自然的对立物，相反，他总是融入天地中，与万物为一体。按道家的看法，人格的追求并不表现在以普遍的仁义规范来塑造自我，它的旨趣在于尊重自我的个性，并使之得到真实的流露。

第十八章 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的转变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

一、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

鸦片战争所引起的文化危机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近代的重要契机

二、从开眼看世界到师夷长技

第二节 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艰难历程

一、物质层面的文化变革

二、制度层面的文化变革

三、观念层面文化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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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动因

一、西方文化的冲击

二、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因素

1、经世思想

2、变易思想

3、民本思想

三、文化变革的根本原因

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四节 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一、近代文化论争

内圣外王——内圣，是通过内省修身的功夫完成自我道德人格，其具体步骤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外王，是把自我道德人格由内及外，由近及远地推开来，以达到治人的目的。其具体步骤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是前提，外王是目的。

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第十九章 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新文化

第一节 中国文化发展的新阶段

一、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开辟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阶段

二、探索过程中的失误和曲折

第二节 八十年代“文化热”

一、社会主义改革与八十年代的“文化热”

二、文化研究的巨大成绩

三、文化讨论中的不和谐音调

第三节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方针

和道路

一、从“会通超胜”说到“古今中外法”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指导原则

三、中国文化的认同与适应

四、中国文化的综合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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