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读书

博与专 比较与鉴别

鲁迅的视野极其开阔，他阅读的范围很广，他主张“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尽量地吸收”①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识。这都属于他所说的随便翻翻之列，但不同时期他又都有自己集中注意的中心。怎样认识和处理这二者的关系呢？他以首先要有广泛的兴趣，不要把眼光盯在一处，局限于狭小的范围，把自己束缚起来。他主张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②他还说：有人“以为这么一来，就‘杂’!‘杂’，现在又算是很坏的形容词。但我以为也有好处”。③人的知识面广阔了，对社会现实就可以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且20世纪人类知识已经向新的综合的或边缘的趋向发展，把自己囿于一偶，往往会走上孤陋寡闻的新学究的道路。他认为专门家之言多“悖”，“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④“博识”是首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在“博”的基础上，“专”才更有深入发展的前景。他告诫青年不要“只看一个人的著作”，这样“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盯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⑤当然，所谓“博览”并不是“开卷有益”或“等量齐观”的同义词，但他主张即使自己不喜欢或不赞成的书也可以拿来翻翻。举例说，鲁迅在文艺上是喜爱果戈理、契诃夫等现实主义作家和拜伦、裴多菲等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的，但他同时也搜集和阅读其它艺术流派的作品。因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艺术现象，这种艺术流派的存在和流行就值得注意。他主张“博识”，赞成“随便翻翻”，都是把开阔视野放在重要的地位；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以我为主，进行选择、吸收或改造，为发展新文化创造条件。

但在种类繁多、观点不同的众多的书籍中，不但有“毫无益处的”，还有毒品或麻醉品。究竟怎样才能鉴别书籍的真伪或优劣？鲁迅主张不要迷信“专门家”或“导师”，又要求“自己有主意”，这个“主意”怎么拿呢？他从自己的经验

中提供了一个鉴别真伪的有效方法，就是“比较”。他说“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⑥像识别“真金”和硫化铜一样，错误的东西是经不起事实和实践的检验的，在比较中就可以识得什么是真金；而“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一举两得了”。⑦为了比较，他强调要敢于接触不同观点、甚至反面的书籍，看看为自己不赞成或反对的人和事究竟是怎样活动的；这有助于对社会现实的全面深入的了解。他说：“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倘有机会遇见，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恶之状，也可以翻一翻；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用一样的办法”。⑧他说：“自然，我们看书，倘看反对的东西，总不如看同派的东西的舒服，爽快，有益；但倘是一个战斗者，我以为，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倒是必须更多的去解剖当面的敌人的”。⑨错误的或反动的书籍在存在是客观现实，要战胜它和消除它的消极影响，只有了解它并用正确的东西引导读者进行比较才是有效的办法。鲁迅相信真理和相信读者，他认为从比较中显示出来的真金才是经得起检验的。他编《伪自由书》、《准风月谈》时后面附录了有关的别人的文章，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比较。基于同样看法，他也很欣赏古籍《嵇康集》中附有别人的赠答和论难的编法，因为这样便于读者进行比较，看看他比别人“高下如何，他为什么要说那些话”。⑩总之，都可以通过认真的比较得到正确的辨别，而进行这种比较的必要前提就是博览。

鲁迅并不反对专门家，而且是热心引导青年人走向“专”的道路。他对青年们说：“先行泛览，然后决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以文学研究为例，他指出：“倘要看看文艺呢，则先看几种名家的选本，从中觉得谁的作品自己最爱看，然后再看这一个作者的专集，然后再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详细，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这里指的是走向“专”的途径和方法，他引导青年先看名家的选本，是因为这只是入门，接着还必须看专集及有关资料。即使在“专：”的范围内，他也是要求达到全面深厚的标准的，强调论文必须读全书或全集以及有关的社会历史资料，不能只根据“选本”或“摘句”来立论。他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删夷枝叶的人，定得不到花果”。因此他主张必须“自己放出眼光”，

看“较多的作品”。鲁迅的这些关于博与专，比较与鉴别的意见，是他自己宝贵经验的结晶，至今仍有很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观察·思索·联系实际

有的人读的书也不算少，如鲁迅所说，他们“从周朝人的文章一直读到明朝人的文章，非常驳杂，脑子给古今各种马队践踏了一通之后，弄得乱七八糟，但蹄迹当然是有些存留的，这就是所谓有所得”。还有一些“潦倒而至于昏瞆的人，凡是好的，他总归得不到”。前者缺乏独立思考能力，读书处于一种完全被动的全盘接受状态；后者则存在着“有色眼镜”的偏见，他只能接受那些与他的得益和偏见一致的东西；这样的态度最多只能做书籍的“俘虏”，是无法从书中真正得到益处的。鲁迅主张“自己有主意”，要充分发挥自己的选择、分析和批判的能力。他强调“自己思索”，不能把自己变成“书橱”；如果“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就无异于“脑子里给别人跑马”，就会导致思想的“硬化”，使读书的效果走向反面。思索并不是一种苦思冥想的内心反省活动，它以社会现实为根据，还必须同时“自己观察”，“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的一部活书”；这也就是联系实际，因此他强调“必须和现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18这其实就是鲁迅自己读书的态度和方法，他从来不盲从书本，而是把书的内容同社会实际联系起来，加以观察和思索。因此他常常能取精用宏，从常见的书籍中得出人们没有看出的精辟的新意。譬如对于《二十四史》他既不像传统学者那样把这些所谓正史视为信史，也不是如“五四”时期某些人把它看成“相斫书”，“独夫的家谱”，而是在同野史和杂说的比较中，在同现实中“古已有之”的许多现象的观察中，经过认真的思考，认为只要善于清除历来史官那种“装腔作势”的涂饰，这些史书是写出了“中国的灵魂”的。他说：“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所以要从书中获得真正的教益和可靠的知识，就必须能够拨开遮掩月光的密叶，使“碎影”成为普照的清辉。对文学作品也是这样，他既充分地肯定了如《儒林外史》的“秉持公心，指摘时弊”，如《红楼梦》的“正因写实，转成新鲜”的杰出成就，也尖锐地指出了许多旧小说的掩盖矛盾、粉饰现实的“瞒”和“骗”

的实质。他强调要“睁了眼看”，就是细心观察历史和社会的实际，认真思索，看这些文艺作品究竟是否正视和反映了现实和人生。只有这样，才能认识文艺作品的价值并从中获得教益。

鲁迅在不断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在“自己观察”、“自己思索”的过程中，面对众说纷纭的各种书籍，也常常感到有许多“纠缠不清的疑问”。到他的后期，在他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以后，经常思索的许多问题就豁然开朗了；思想得到了飞跃，观察也就更加敏锐和深刻。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他更感到联系实际的重要性。他说：“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从鲁迅的大量杂文中可以看到，他确实把“所读的书活起来”了，因此常常能够提示要害，看出实质。例如历来被认为是田园诗人的陶渊明，当有的文章宣扬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泯化一切忧喜”的“静穆”，并且举出陶渊明“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的时候，鲁迅针锋相对地指出：“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而且说明“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浑身是静穆’的”陶渊明的集子是有目共睹的普通书籍，鲁迅之所以能够正确理解它的内容实质，并及时对错误论调给以批驳，就因为他与那些关在“象牙之塔”里死读书的学究们对书的态度不同。他在读书的同时，始终把社会实践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在对待书籍的态度上，我们首先应该向鲁迅学习。(王瑶)

 

第二篇：鲁迅认真勤奋读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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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认真勤奋读书的故事

鲁迅的书桌上刻着一个小小的早字，鲁迅先生小时候因为有一次上学迟到，结果被老师处罚了。知耻而后勇，他感到很惭愧，就在自己的书桌上刻了一个小小的“早”字。应该是表示强调的意思，怕自己还迟到吧。另外，现在像鲁迅先生小时候这样的孩子是越来越少了。还是那句话，知耻而后勇。可是现在的孩子，别说孩子了，成人能做到这句话的又有几个呢？鲁迅的成功，有一个重要的秘诀，就是珍惜时间。鲁迅十二岁在绍兴城读私塾的时候，父亲正患着重病，两个弟弟年纪尚幼，鲁迅不仅经常上当铺，跑药店，还得帮助母亲做家务；为免影响学业，他必须作好精确的时间安排。

此后，鲁迅几乎每天都在挤时间。他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挤，总是有的。」鲁迅读书的兴趣十分广泛，又喜欢写作，他对于民间艺术，特别是传说、绘画，也深切爱好；正因为他广泛涉猎，多方面学习，所以时间对他来说，实在非常重要。他一生多病，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都不好，但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才肯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