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误国”——文官制度对明朝的影响 读《万历十五年》

化学系 扎西 10121570154

文官制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中国西汉时的官吏任免制度，而经过隋唐时代科举制度的兴起，以及后来的改革，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从录用到赏罚到考核等等，已经相当成熟。而西方国家直至1870年英政府颁布的正式确立公开竞争考试制度的枢密令，才正式建立文官制度。那么我们的文官制度比起西方来说可谓十分早熟，然而同我们国家的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我们“早熟”却导致了我们“晚熟”。

那么，我们的文官制度和西方近代文官制度有何不同呢，我觉得主要以下几点。一是国外的文官制度或者之前的类似制度，即使以君主的意志为主，但是它运行的凭借，文官们奉行的最高准则仍是法律，而我们的帝国“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这在明朝尤为显著。

二是西方近代的文官制度中明确有政党之争，而我们的帝国的文官中间尽管存在着各个党派，各种小团体，却没有人敢公然承认。于是乎暗地里的勾心斗角，为

了达到参劾首辅的目的而精心策划“攻击”计划，这一切的政治游戏都让我感叹西方政治斗争之“单纯”、之“小儿科”，以至于有小说家杜撰中国一个不懂政事的孩子也能凭所看戏曲而引导俄罗斯的政变。

三是君主的确立，西方国家选择君主往往不那么“认真”，或许他们在乎的只是有一个贵族的象征给与他们精神的力量和政治的决策。所以他们甚至可以从外国请回一个君主。而明代皇位的传承则需严格按照正统来，为此而引发的祸患自然不少。中国的皇帝是“天人”，是顺应天命来管理这个国家的，所以皇帝的集权和专制或许也比西方君主多。这应该也是君主立宪无法在中国推行的原因。

西方的文官制度与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的差别是不小的，甚至细微到文官的封赏。有功之臣都会得到相应的爵位，然而中国古代的文官们所追求的不光是封妻荫子，他们同样需要皇帝对他们的祖先加以表彰（这或许源于我们的文化对“根”的依赖）。就是这一细微的差别也很能说明这两种制度的差别，既然我们的官员有追求的是这些，那么或者有以道德标榜自己为百姓谋福利为君主分忧愁的，但也不得不存在“讪君卖直”的，或者空口大话打出口号的，这种思想，这种

习气，不仅在明朝，不仅在古代，甚至在现代也会存在，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罢了。

那么，文官制度到了明朝又有什么特点呢？众所周知的第一点，明朝没有宰相之职，所谓的文渊阁首辅，无论在地位上还是职权上，都无法和宰相相比。也只有张居正这样的铁手腕才能有那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气势。其他许多首辅实际上只是充当皇帝和文官之间的和事佬，这在申时行身上尤为显著，首辅是文官的代表，也是皇帝的“帮凶”。所以历代首辅一般都由皇帝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的老师担任，这样首辅们可以凭借这一层特殊的关系扮演好这个角色，使得许多政策得以在皇帝那里通过。这样的政策确实有其优越性，然而首付处于这样的位置未免还是很尴尬。

第二，明朝的俸禄出奇地低，这导致了文官们的双重性格暴露无遗，那就是他们既希望物质上得到满足，又渴望精神上得到力量，也就是被标榜上清廉、忠诚等美德。更由于我们的帝国十分庞大，制度的施行十分不便，所以贪污腐败与讪君卖直才在明朝衍变得如此剧烈。

第三，似乎已经成了明朝皇帝们的习惯，他们不信任文臣，也不信任武将，甚至不信任自己的家人，却唯

独十分信任太监，所以有郑和七下西洋，有正德皇帝和太监们的“胡作非为”，有天启年间阉党横行，有崇祯皇帝阵前换将让太监们去担任主管监管守城。所以才有东厂、西厂、锦衣卫，这一段段传说。本朝的太监们作为皇帝的代表，作为皇帝的亲信，他们也不全都是仅以阿谀见宠、不学无术的无能之辈。“仅凭皇帝的宠信被擢升为御前的司礼太监，在本朝的历史上虽非绝无仅有，但也屈指可数”。特别是秉笔太监，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他们一旦弄起权来，只有为祸更烈，而宦官与文官之间的无休止的争斗也使得本朝政治风云涌动。

那么在本朝，文官们与皇帝之间的具体关系又是什么呢？文官作为一个整体，即使内部有多么的不和谐，但他们始终作为一种个整体，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压制武官，作为一个整体管理全国，作为一个整体对抗宦官，也作为个整体为皇帝服务同时与皇帝周旋。内阁大学士在某种程度上行使丞相职责，这一做法虽有暧昧不明之处，但它终于让文官系统保持了一个整体的状态。而“聪明”的首辅们也该知道将自己保留在这一个整体内。因为“名义上说，文官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则已包罗了本朝出色的人物，成为权力的源

泉”，而“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张居正按照过去的眼光仍然把文官集团当做行政工具，没有给与相应的尊重，就使他陷于孤立的地位，这既导致了他死后的身败名裂，也使得他在任十年的成绩没有继续延续下去。 然而，就像皇帝把文官看做行政工具一样，文官们所需要的也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甚至皇帝的母亲也有意无意地将皇帝看做是一个工具。所以，除了皇帝宠爱的妃子，崇信的太监以及个别较“亲近”的大臣外，大家都忽略了皇帝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绪的人的这么一个事实。所以我倒对万历有些同情。

在立太子这件事上，万历和他的大臣们周旋良久，最终他看清了自己与文官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文官身上的双重性格，他放弃了挣扎，而以另一种方式来报复。他选择了这种消极怠工的温柔报复，既让群臣不知所措，灰心丧气，又让他们找不到理由来“造反”，那么我们对于万历的传统看法真是大错特错了。万里并不是天生骨子里的懒，相反，我认为正是他身体里

的热情，他的不安份，甚至大于常人的不安分使得他在受到文官们的种种阻挠时，才表现的如此极端。他是聪明的，他看懂了这其中的奥妙。然而他是不幸的，他的性格不适合与文官取得平衡，然而也无法像他的叔祖正德那样“离经叛道”，所以他选择了这种自古没有的方式报复文官。这种消极像瘟疫一样渐渐扩散到整个帝国，大量职位的空缺，有理想、能干的人却得不到提拔，这使得文官们失去了信心，而贪污腐败之辈更是趁机出动，大肆掠夺。整个帝国都被“拖”垮了。人都说明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而更确切的说，明亡于万历十五年。

思考：回到我的标题，“书生误国”我指的是文官们照本宣科，过于重视政治斗争，而且在政治斗争中无所不用其极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在明朝，也不仅在中国，它存在于每一段动荡的历史岁月中。

我们的文官制度十分的早熟，也比较的完善，这样的文官制度本身并没有缺陷，因此尽管我们不断地的改朝换代，但这样的文官系统却从未崩塌，所有逆于这样的系统的政权必不能长治久安。这样庞大的帝国，

这样的制度下，即使不利条件下，仅依靠惯性就可以继续存在若干年月。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样早熟，所以我们在政治制度上才晚熟。因为我们足够经营这样的封闭帝国，所以我们觉得没有改的必要，哪怕自然形成的改革的萌芽也会被不自觉扼杀在摇篮里，最后不得不靠别人强迫我们去改变。一切发展美好的事物固然是好的，但是如果不时常吸收，不时常改变，不时常居安思危，就会被别人超越，反而滞后，对国家而言那甚至意味着灭亡。所以，美国才能以仅仅两百多年而超过文明古国，超过工业大国，因为他们不断吸收，不断包容。对于政治制度而言，当然是稳定一点好，成熟一点好，但是如果不寻求改变，不顺应潮流，不看清事实，再好的制度也终将落后。我们的文官制度就是很好的教训。

说明：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根据自己的积累和在文学作品中、影视作品所获而推测叙写的，特别是关于西方的文官制度，或许有错，今后再加学习。

应用化学 扎西

学号 10121570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