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综述

20xx年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以问题来看，集中于文学接受传播史、文体研究、家族和文人群体的考察三个主要方面，在文献研究上也有不小的成果，缺陷在于文献的细读仍然做得不够。

魏晋文学研究，其趋向基本与上一年相同，又有所深入：文学接受传播史备受重视；政治、思潮、家族等社会因素对文学的互动影响也愈来愈被关注；从前常遭忽略的一些小作家和文学现象，现在也逐渐被挖掘出来。

王玫《建安文学在宋代的接受与传播》(1)从接受学角度进行研究。文章认为，宋代社会文化状况从读者对建安文学的接受活动中得到反映；宋代读者更注重从道德评判角度接受建安文本，对建安文学创作形态的接受具备一定的审美因素，但难与功业进取观念认同；南宋时慷慨之音得有较大回响。

王晓毅《“竹林七贤”考》(2)通过检索《大正藏》的相关译名、实地考察遗址并综合分析文献资料后得出结论：东汉至西晋时期汉译佛经中的释迦牟尼说法处“竹林”，多译为“竹园”，与“竹林七贤”无涉。河内山阳为魏晋达官贵人的庄园别墅区，确有竹林。

徐公持《潘岳早期任职及徙官考辨》(3)是本年度的重要论文，主要根据《闲居赋序》中“八徙官”等叙述，对潘岳早期任职问题作了考辨。

张金耀的《金谷游宴人物考》(4)对元康六年的金谷文人集会活动，细致爬梳了有关资料，对游宴的参与人物进行深入考证。

姜剑云《“三张”父名问题新解》⑸通过对史料的考辨，认为太康诗人“三张”之父乃张牧，排除了史传中“张收”之异说。此外重要的考证性文章有：杨合林《左思杂考》⑹、袁行霈《陶诗析疑》(7)。吴正岚《论孙吴士风的变迁对陆机出处的影响》(8)认为陆机入洛后趋利求进的行为是受陆氏家族重立功立事传统的影响。毛庆《西晋文学：陆机、潘岳、左思三“疑案”实议》(9)对三位太康作家的一些争议性问题做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认为陆机入洛前后的乐府诗的艺术成就相差悬殊，不能一以概之。而潘岳《闲居赋》并非矫情枉饰之作，符合潘岳当时当地特定的心理。本文还认为左思诗风不是豪放，而是“疏野”。建安风骨之全面继承者是刘琨而不是左思。跃进《陆机创作之“繁”》⑽指出陆机之“繁”表现在三方面：著作之繁，文情之繁，词藻之繁，并作了简要的辨析。

陶渊明研究作为长盛不衰的热点，在本年度继续涌现出大量论文，其中大多是对陶渊明的作品内涵、人格特征等作某些阐释和辨析，其中较值得注意的有张可礼的《陶渊明诗文内容三要义》⑾和向彪的《晋宋易代及陶渊明晚年的心态》⑿等。徐声扬《关于陶渊明从庚子到乙巳年间的行踪考》⒀通过对几首陶诗的剖析，对陶渊明这段行踪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关于陶渊明与佛教关系的讨论，王启涛《陶渊明与佛教关系新证》⒁从语言词汇角度入手，分析《桃花源记》的写作风格，与同时代及前后佛典作比较；丁永忠《陶诗佛音笺释(一)》⒂则对其作品所涉及的佛教典故、术语及物事等作笺释。邓小军《陶渊明与庐山佛教之关系》⒃则列举了陶渊明以诗文与慧远、刘遗民等进行思想交流和辩驳的事实。从陶渊明的家族身世角度审视对其创作的影响，杨合林的《陶氏家族传统的建构与传承——从陶渊明〈命子〉诗谈起》⒄认为陶渊明的家庭传统观念对其价值选择和人生归依有重要影响。张映梦《陶之家世对陶渊明性格形成的影响》⒅讨论了其曾祖父陶侃和外祖父孟嘉对陶渊明性格形成的影响。曹虹《陶渊明〈归去来辞〉与韩国汉文学》⒆介绍了韩国汉文学家对陶的接受和效法，主要通过集字做诗、以诗来表达读后感、依韵赓和等三种途径。从接受美学角度研究的有李剑峰的《隋唐五代陶渊明接受史概论》⒇。关于陶渊明研究史的整理近年较多，如钟优民《陶渊明研究资料新编》(21)、李华《20世纪陶诗风格研究重要成果概说》(22)等等。

文论方面，潘世东《试论〈人物志〉对〈典论·论文〉的影响》(23)、刘文勇《曹魏政治与〈典论·论文〉》(24)从各自角度分别论述了魏晋文论所受的影响。此外还有冷卫国的《论建安时期的赋学批评》(25)。佛教与东晋文学的关系愈来愈受重视，尤其是东晋高僧慧远和当时士人的交往，有不少文章论及。曹虹在《慧远及其庐山教团文学论》(26)集中考察了慧远法师弟子群的游山、法集与文咏活动等情况，认为这个群体倾向于将哲理的体悟和审美的感受结合起来。齐文榜《第一位自觉咏唱山水的诗人》(27)认为慧远是中国山水诗史上第一位自觉咏唱山水的诗人。

从魏晋玄学角度论其与文学的关系，这方面的文章有高华平《“言意之辩”与魏晋文学理论的新成就》(28)和彭玉平《魏晋清谈与论体文之关系》(29)等。前者认为魏晋玄学“言意之辩”促使当时的文学理论产生了真正的文学本体论或本质论，这才是魏晋文学走向自觉的真正标志。后者以清谈与论体文的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为研究视角，分析并论证了清谈与著论同时并起的文化现象和基本特征及两者的渗透和促进，重估其价值和地位。

本时期值得关注的文章还有钱志熙《评徐公持的〈魏晋文学史〉》(30)、刘志伟《题材选择与魏晋诗赋文体演进》(31)、吴承学、何志军《诗可以群——从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形态考察其文学观念》(32)等。

20xx年的南北朝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诗品》、《文心雕龙》、文体脉络、文人群体和文风的关系等方面，其中钟嵘《诗品》“滋味”说、文体分析、文人群体研究这三个问题引起了普遍的关注。

《诗品》研究，刘跃进《一桩未了的学术公案——对钟嵘〈诗品〉“滋味”说理论来源的一个推测》(33)一文以“滋味”说为中心，考察了钟嵘《诗品》和印度《舞论》在使用这一概念时的相近性，认为《德国所藏敦煌吐鲁番出土梵文文献》中的《诗律考辨》为我们解读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在此基础上得出初步的推论：《舞论》中的一些重要观点是钟嵘《诗品》“滋味”说理论来源之一。胡大雷《〈诗品〉：着眼于艺术效果的诗歌批评——兼答清水凯夫〈诗品是否以“滋味说”为中心〉》(34)具体梳理了“滋味”说的理论结构，认为钟嵘《诗品》理论基础是对前人诗歌理论实施的新阐释，钟嵘对其当代诗风的提倡与抨击都是从艺术效果来展开的，这是“滋味说”的现实基础。

20xx年的《文心雕龙》研究考据和义理并进，在考据方面，贾树新《〈文龙雕龙〉撰成年代再考》(35)从奉朝请起家时间与撰成年代的关系，沈约“贵盛”与撰成年代的关系、历史称谓与撰成年代的关系等三个方面进一步考证《文心雕龙》撰成于萧梁之初。力之《〈文心雕龙〉不提陶渊明乃因渊明入宋辨》(36)一文具体分析了各家对《文心雕龙》没有提及陶渊明的论述，中肯得出《文心雕龙》没有提到陶渊明是因为渊明乃是入宋作家的结论。义理方面，童庆炳《〈文心雕龙〉“因内符外”说》(37)解析了《文龙雕龙·体性》篇所提出的理论范畴——“体”和“性”的意义结构，认为“体性”篇全力论证的“因内符外”或“表里必符”的观念，是对“文如其人”传统的发挥。虞蓉《〈文心雕龙〉“论文叙笔”的“文用”标准》(38)认为“文用”是《文心雕龙》“论文叙笔”的分类标准，并在“文用”的基础上讨论了“论文叙笔”的次第。毕庶春《论外史内史论合一——〈文心雕龙〉与文学史刍论》

(39)、马庆洲《阅时取证 比采而推——简论刘勰五言起源说及其对文学史研究的启示》(40)、李长徽《刘勰乐府论探析》(41)则几乎同时注意到了《文心雕龙》的“文学史”特点。

《文选》方面，本年度论文较少，热点仍然是《文选》选录标准问题，有刘晟《〈文选〉徐悱作品选录管窥》(42)、尤炜《再论〈文选〉的选文范围》43可以参考。

文体研究领域，贾奋然《论齐梁古今文体之争》(44)指出齐梁古今文体之争不限于以萧纲与裴子野分别为代表的古体、今体文学集团之间的冲突，它是贯穿于整个齐梁时代，几乎进入到每个批评家视野中的文体形态和文体观念冲突，这促进了古体向近体的进化。胡大雷《宫体诗与南朝乐府》(45)探讨了自东晋以来文士逐渐接受南朝乐府和逐渐建立起“侧艳之

词”传统问题，认为直到陈隋时，宫体诗才与南朝乐府相融和，形成自创流行曲与自创辞的结合来吟咏女色的创作样态。〔韩国〕金昌庆《论咏史诗在汉魏六朝的出现与发展》(46)从班固式的“史传”及左思、陶渊明式“抒怀”两种咏史诗体式的递变入手展开论述咏史诗在汉魏六朝的出现和发展，见出咏史诗由“述史”转向“抒怀”的发展轨迹。韩高年《南朝赋的诗化倾向的文体学思考》(47)从文体学视角入手，指出到了南朝，赋的审美功能进一步提升，表现出对情韵的空前强调和语言技巧的刻意追求，赋的骈偶倾向的理性化与赋的律化的全面展开等现象，表明赋的诗化进一步加剧。

文人群体研究在20xx年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周唯一《彭城刘氏诗群在齐梁诗坛之创作与影响》(48)以彭城刘氏诗群这一文学史上长期为人忽视的齐梁家族文学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探析了这一家族文学群体的崛起、群体的文学理论主张、诗歌创作概况及其对当时诗坛的影响。在文学理论领域，杨清之《论六朝文人聚谈对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49)从纵贯六朝的文人聚谈现象切入，认为文人聚谈不但直接影响到文学理论专著的问世，更促进文学理论的生成。

文人个体研究方面，本年度的热点是谢灵运、沈约、庾信。宋红《谢灵运年谱考辨》(50)就谢灵运生平事迹研究中所涉及的谢灵运袭封时间、谢灵运从弟谢晦与宋文所率讨伐大军对阵时间、谢灵运与王弘之诸人出千秋亭饮酒一事的可靠性、关于“随州从事”的辨析四个方面的问题作了考辨。李雁《谢灵运作品杂考》(51)具体考证了谢灵运的《撰征赋》、《谢封康乐侯表》、《从游京口北固应诏》的写作时间以及相关的问题。

曹道衡《关于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的几个问题》(52)指出杨衒之的祖籍为平川(今河北遵化)，他奉朝请在永安二年，任抚军府司马在武定五年八月前。杨衒之在思想上并不反佛，而是反对王公贵族的奢靡。〔韩国〕姜必任《庾信对北朝文化环境的接受》(53)分析了宇文氏的民族政策、学术政策和文学政策给庾信的影响，并从胡乐入华、北朝射猎讲武、北朝人学陶以及北方对山水的审美观念三个角度考察了庾信六言诗、边塞诗和山水田园诗。陈庆元、林怡《齐梁佚诗存目考》(54)从各种史籍、类书、佛道典籍等对齐梁佚诗作全面详考，并勾沉了部分诗题，以供研究者参考，是本年度比较重要的文献整理成果。

魏晋南北朝小说方面，李剑国《干宝考》(55)在葛兆光、作者本人、日本小南一郎对干宝事迹研究的基础上，作了更加详实的考证与研究。该文考证了干宝身世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包括籍贯、家世、仕历、《搜神记》著作过程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考知干宝祖籍汝南新蔡，约汉末祖上避乱徙居吴郡海盐。永嘉五年为佐著作郎，建武元年擢著作郎，领修国史，在著作凡十年。咸和初补山阴令，迁始安太守。咸康元年王导请为司徒府右长史。二年三月卒官，葬海盐西南40里金牛山南。《搜神记》创作始于建武元年，约在司徒府成书。此外，李剑国《早期小说观与小说概念的科学界定》(56)对“小说”一词的散见于典籍中的历来论述重新加以系统性地梳理，指出《汉书·艺文志》也即《七略》对小说的专论“首次确立了小说的独立的文体地位”，是“汉代小说观的典型概括，成为小说理论的经典”，桓潭《新论》较之《汉书·艺文志》大大肯定了小说的伦理功能，而徐干在《中论·务本篇》中对小说的提及间接反映了徐干认为小说具有娱乐和审美功能。该文认为中国小说史上战国至六朝时期的早期小说观念，并不是一个文学性文体概念，甚至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文体概念，只能说是一个准文体概念。它只是一般性揭示了“小说”、“道听途说”、“丛残小语”的特性，而缺乏对文体要素的明确规定。该文指出科学界定小说概念，应遵循叙事原则、虚构原则、形象原则和体制原则，符合这四个原则才能被界定为小说，否则均应被排除在外。

李道和《女鸟故事的民俗文化渊源》(57)通过用推理、分析的手法对六朝志怪小说中所出现的女鸟形象进行缜密严谨的逻辑推理与考证，认为鸟与女，衣与妻有对等关系，衣与魂有粘附关系，女巫与女鸟有传承关系。作者从这种分析中得出结论：中国古代俗信中的女鸟

形象，是从女巫(经由简翟和姜嫄)逐渐演变而来的，这些女鸟都可以或鸟或人，都有浴水偶合的情事，都有母系传承的特征，这类女鸟故事实际上是世界上最早的“天鹅处女”型故事。它在高禖祠祀、水次祓除、求雨雩祭及招魂、巫蛊等一系列礼俗文化背景中逐渐凸现出来。

“这是我讲文学史的最大观点”——试述钱穆关于魏晋文学观念自觉的阐释 下载

19xx年?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概观

19xx年度公开发表的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论文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过去评价较高、较受研究者青睐的建安文学、正始文学以及陶渊明、谢灵运、鲍照、庾信等少数杰出作家，本年度研究的兴趣不如过去高，且缺少重要突破。与之相反，过去评价不高，甚至常常成为批判对象的诸如永明文学、《昭明文选》等，却激发了研究者的兴趣，给予了系统的研究和重新评价，较引人注意。另一特点是研究方法较过去有新的变化，既吸收了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的精华，又充分注意到现代研究方法的某些长处，拓展了研究领域。现依次评述如下。

一、魏晋诗文研究

关于建安文学，较有新意的论文不多。王克明《谈〈龟虽寿〉、〈短歌行〉的生命意识》〔1〕从人类心理活动的特性中探讨了曹操《龟虽寿》《短歌行》这两首诗所包蕴的生命意识，既不是以“死的努力”追求生命的完美与归结，也不是用狂放玩世的方式寻求生命的自我扩张；既不象教徒们追寻虚幻的胜境，也不象“局外人”持以没落的冷漠，而是脚踏实地，面对现实，正视“天”道，注重“人力”，把一切放在脚下，摆在眼前，通过自身最积极有效的努力，去充实生命的内容，丰富生命的意义。这正是两诗生命意识的意义所在。这个分析言之成理。

黄永年《〈曹子建集〉二题》〔2〕论明嘉靖郭方程本《曹子建集》，并评述了其他明刻的优劣、渊源，并以《七步诗》为例，客观地评价了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的成绩。丁书在《七步诗》下除钞录《诗纪》的《七步诗》题下小注外，还在“煮豆然豆箕”四句下注引《文选?任彦异行状》李注所引《世说》的异文，并从今本《世说新语》《初学记》《太平御览》中找到“煮豆然豆箕“四句的出处，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利用《太平广记》补辑《死牛诗》。遗憾的是，逯钦立先生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在凡例及引用书目中概不及丁书，事实上丁书所辑也未能利用，故《文选》注《初学记》《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的材料未能披览。赵幼文《曹植集校注》曾利用丁书辑校，但丁书所用的几部古注类书及《太平广记》中《死牛诗》，赵书也未征引，且未有任何评说。

虞德懋《曹植谢灵运诗歌薮脉比较》〔3〕提出这样一种看法：中古文学以诗歌为其主潮流，刘宋为界，形成汉魏之际与晋宋之交两大转变高潮。曹植、谢灵运的诗歌创作是促进这两大转变的中心环节。其原因在于，曹谢对传统文化持两重态度，既恪守，又别肇异端，由此铸成的诗歌意象，律动自由解放的哲学诗魂。从中古诗歌发展脉络的纵向线索及中古整个文化背景下考察曹谢诗歌的特质及其文化意蕴，确有独特的视角。

正始、两晋文学有三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郭熹微《从竹林七贤看魏晋之际名士的政治

心态》〔4〕，二是仪平策《王弼玄学与中国美学》〔5〕，三是葛晓音《东晋玄学自然观向山水审美观的转化——兼探支遁注〈逍遥游〉新义》〔6〕。郭文认为，竹林七贤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玄学的影响，相互间有着错综的交往，但却不是一个目标一致的政治集团。他们在政治心态上有着较大的差异。山涛、王戎基本上遵守了传统上不同类型的士大夫的处世哲学。而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一批玄学名士，则成为与传统的官方统治思想对立的新思想的代表，他们激烈地对旧传统进行理性的批判，力图寻求理想的社会模式。然而，魏晋之际对传统的批判并没有使中国文化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向秀在政治上、思想上对专制王权的屈服和妥协，则表现了玄学思潮向旧传统的复归。仪文虽然谈的是玄学与美学的关系，但与文学思潮的变迁关系密切。中古美学的逻辑起点，国内大体有两种看法，一说是东汉王充，一说是建安曹丕。此文则以为玄学理性为中古美学的逻辑起点。作为玄学思潮首要人物的王弼在其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王弼玄学对中古美学影响最深刻的一点莫过于思维结构、思维方式的转变。从“玄象以尽意”到“得意在忘象”，奠定了中国写意美学的深厚基础。其次，王弼玄学崇尚非感性、非有形的“大美”，属于在思维结构形式上的更新与重建，也成为古代审美理想形态发生变易的一种历史契机。王弼的这种大美(壮美)理想由“任自然之气”必然趋于“致至柔之和”，从而成为中古以后优美形态不断浮升的滥觞。再次，以整合儒道为己任的王弼玄学，在情理关系上建立起新的范式，一方面重“情”，另一方面，又以“性其情”的理论取代了儒家“以理节情”的观念，将“情”从有限的伦理世界引向了无限的心性境界。葛文主要探讨东晋玄学自然观向山水审美观的转化。作者考察了玄言诗从郭璞的道家之言向佛理转化的过程，认为支遁《逍遥论》所标新理，是由道家之言转向佛理的关键。其新义是承认以物的“至足”为逍遥的前提，达到“以适为得”、“快然自得”的境界，从而推动了山水游赏的风气。在佛理化的玄言的催化下，山水诗逐渐臻于独立，并具有了区别于以前所有写景诗的全新意义。这样，“自然”作为一个抽象的哲学理念便转入了审美范畴。

此外，李建中《“声无哀乐”新解——试论嵇康音乐心理学思想》〔7〕从心理学的角度，重新阐释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嵇康强调主体自身情感状态在音乐鉴赏中的能动作用，同时也看重音乐本身的诸种感觉要素，从而揭示了“心”(鉴赏主体)与“声”(艺术作品)之间“异质同构的对应关系。本文认为，嵇康的这些主张超越了儒家乐论夸大音乐教化作用与忽视音乐艺术形式的双重局限，在深潜的心理层次找到了“心”与“声”的连结点，对后来的艺术理论产生了较大影响。傅至柔《太康文学思想述评》〔8〕以陆机《文赋》作为探讨太康文学思想的中心内容，重点发掘了三方面不为人注意而确具价值的文学思想史料，即：(一)对文辞、声律的探讨，是《文赋》的重要内容，也是构成太康文学思想的主要方面。(二)尚“情”的思潮。“诗缘情而绮靡”，鲜明地把“情”作为诗歌的特征。朱自清先生对此作出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对传统的“言志”主张的反抗而第一次铸成的新语。本文认为，实际上早在陆机写作《文赋》之前，张华论文已十分重视“情”的作用。陆云《与兄平原书》说：“往日论文，先辞后情，尚势而不取悦泽。尝忆兄道张公父子论文，实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可见陆机兄弟早先都是主张先辞后情的，后受张华的启发，转而主张先情后辞，所谓“先迷后能从善矣”。张华论文的具体主张，今已不存，仅从陆云的转述中粗知大概，他对二陆“尚情”的文学主张是深有影响的。(三)陆云《与兄平原书》中表现出清省、自然的美学观点以及对出语、警句的要求也是太康文学思想的重要内容。曹道衡《论袁宏的创作及其〈后汉纪〉》〔9〕结合东晋的历史背景探讨了袁宏早年写作《咏古诗》和后来作《后汉纪》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思想，认为袁宏《后汉纪》也是一部发愤著书的代表。

晋宋之交的作家，陶渊明与谢灵运依然是研究的热点。只是习惯上把陶渊明视为晋代作家(实际卒于刘宋元嘉四年)，而谢灵运则归于刘宋作家(实际只比陶渊明晚死六年，元嘉十年被杀)，因此这部分只叙及陶渊明研究情况。

首先应叙及是在湖南常德市桃源县召开的全国陶渊明学术讨论会。会议论及到这样几方

面问题：(一)关于陶渊明的仕与隐问题。有人认为，陶渊明一生中曾五次出仕，其基本动因或真实原因都是为家贫、为口腹。所谓“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纯为理想而仕，仅初次任江州祭酒。为口腹，非为理想而仕，表面上好象贬低了陶渊明的人品，实际上更能真实地揭示出他求仕的复杂心态，也更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有人认为，陶渊明的归隐，过去论者多强调外因，忽视了内因。《感士不遇赋》说：“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之非兮，常傲然以称情”。这“称情”二字，便是陶渊明归隐的主要原因。“称情”及“适性”的提出，体现了一种全新的人生理想，是魏晋思想的重要标志。(二)陶渊明与阮籍的比较研究，阮籍生当魏晋易代之际，陶渊明生当晋宋易之际，两人的经历也有相近之处。对二人作比较研究确实会有不少新的发现。比如说，阮籍被视为曹魏集团的人，如果他不倒向司马氏，就会自取灭亡。陶渊明是大司马陶侃的后代，晋宋易代对他的影响似不象魏晋易代之于阮籍那样直接，对他来说，更多的是感情上的纠葛。尽管如此，他俩对易代过程中斗争之残酷、手段之阴险都有深切体验或了解。阮籍三仕三隐，不过他声名太大，以至后来想引退也成为不可能。而陶五仕五隐，又没有什么声名，所以他不必象阮籍那样终日提心吊胆地度日，以至终身归隐，在田园里得到精神自由。阮籍主张任自然，同时维护真名教。陶渊明继承阮籍风范，反映在诗歌创作上，咏唱高志、壮节的诗，咏叹忧生、不遇的诗，怨愤易代、寻求自由解放的诗，成为他们创作的重要内容。(三)关于《桃花园诗并记》。就其思想内容而言，有人认为，它既不是老子“小国寡民”的具体描述，不是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理论社会的形象化，也不是原始社会的缩影写照，而是陶渊明心灵的创造，是以理想化的“乐园”反衬丑恶和反人道的现实，既是批判，也是理想。还有人认为，“桃花园”的理想社会与欧洲十六世纪的“乌托邦”虽然都是理想社会的形象化，但有本质的差异，不能划等号。再就其创作原型而言，有人以为不是在北方的弘农上洛，而是在武陵山区，并用大量的方志史料及典籍加以论证〔10〕。

在报刊上发表的论文，有这样几个内容较值得注意：(一)诗人的人格评价。兰一斐《陶渊明的人格美》〔11〕认为陶渊明的人生价值、道德修养目标、处世方式、品格节操追求构成其内涵丰富的人格魅力，在宏阔的人文视野和具体琐屑的生存实践中，兼具现实性与超越性，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以“仁”为核心的文化精神，具有近于东方人格“原型”的特征。

(二)诗人的自然观评价。曾学远《陶渊明的误区》〔12〕认为陶渊明极力挣脱世俗礼教的束缚，追求独立的人格，内心深处却否定人类智慧，向往归依自然。其结果，使自己不能运用人类独有的聪明才智，掌握先进的生产方式，改造自然，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同时也不能从自然中直观自身，欣赏自己的本质力量，从而获得审美的愉悦和精神的自由。诗人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已经在无知无觉无欲无私的天地间泯灭殆尽，实际成了自然的奴隶。这其实是陶渊明的悲剧。(三)诗人的美学思想。韩进廉《陶渊明的美学思想及其渊源》〔13〕认为可以用“写真抒愤”来概括诗人的美学思想。真，就是自然；自然界真的事物均由元气构成。真离不开气，这种看法汉代以来已有不少思想家论及。抒愤的美学思想，明显受到司马迁的影响。(四)诗人与玄言诗风的关系。孙若风《陶渊明与玄言诗》〔14〕认为陶渊明既受到玄风的浸染，又对玄言诗有所改革。陶诗面目大不同于玄言诗鼎盛时期的孙绰等人，但这是玄言诗自身的嬗变。就主要精神而言，陶渊明仍可说是玄言诗人。上述论文，或对传统的看法提出异议，或又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评价陶诗的价值，都是有意义的探讨。但总的来看，缺少深度，没有较大的拓展。看来，陶渊明研究若不改变以往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若不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学术风尚作深切的考辨，若不从特定的区域，家族环境论述，要想突破原有的研究框架，难度很大。

二、南北朝诗文研究

元嘉文学，历来以鲍照、颜延之、谢灵运为代表，鲍照尤为近现代学者所重视。但本年度却缺乏有深度的论文。关于颜延之，陈书录《论颜延之对偶诗对初唐律诗的影响》〔15〕

从诗体演进的角度评价颜延之的文学贡献，有新意。颜延之诗歌最主要特征是文字和用典上的对偶。其的名对、联绵对、双声对等诗歌语言的对称美，对齐梁新体诗的发展，乃至对初唐诗歌的定型化，都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卫军英《颜延之与陶渊明关系考辨》〔16〕对颜、陶二人的交往进行细致辨析，对传统的说法，认为颜延之是陶渊明晚年的知交提出质疑，认为两人在思想方法、人生态度、创作风尚等方面俨然不同。关于谢灵运的研究，较值得注意的是三个方面的内容：(一)谢氏家族及诗人的政治悲剧。陈伟强《从刘宋王朝和谢氏家族的关系看谢灵运的政治悲剧》〔17〕从东晋士族门阀政治向刘宋皇权政治过渡的概况、士族政权的特质、刘宋立国的士族政策、谢灵运的生活道路等方面着眼，分析了谢灵运政治悲剧的根本原因及意义，认为灵运之死，对刘宋皇朝有三重意义：一是继“三凶”而后再起杀鸡警猴之效，二是借宣布灵运之罪，铲除有潜在反叛力量的谢家子弟，三是世家大族的政治影响力一再减弱，南朝遂进一步脱离门阀政治的形态。(二)关于谢灵运的比较研究。刘思刚《“狂人”谢灵运与庄子的“价值转换”》〔18〕比较了谢灵运与庄子思想之间的相通之处，认为灵运的“狂人”性格正是自庄子“价值转换”而来，追求独立人格与精神自由的人生价值观念，反对以儒家的仁义礼法为代表的传统世俗观念，任性而为，狂放不羁，愤世嫉俗，粪土权贵，所以难于见容于世，这是灵运被杀的主要原因。谢灵运的反抗及悲剧，从根本上说，是其不拘于俗、追求自由的“异端”价值观念与传统世俗价值观念的不能相容的尖锐矛盾导致的。沈洪保《谢灵运二题》〔19〕以《郡东山望溟海》《登上戍石鼓山》《游南亭》《石门岩上宿》从斤竹涧越岭溪行》《初发石首城》《道路忆山中》等诗为例说明谢灵运大量袭用屈原赋中的诗句，实际是在屈赋中寻找共鸣，是为了渲泄自己的凄怆怨愤之情，是为了排遣人生的忧嗟，是为了求得精神上的慰籍。王定璋《谢灵运与“大历十才子”》〔20〕论及了谢灵运的影响，并从唐代“大历十才子”的创作反观谢灵运诗的特点，研究的视角有所变化。(三)对灵运的山水诗。这历来是研究者感兴趣的题目，但要突破原有的水平难度较大。新创刊的《中国诗学》第1辑刊载的两篇论文颇见思致。管雄《说“兴会标举”——论谢灵运的山水诗之一》从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灵运之兴会标举”一句入手，细致辨析了这句话与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每览昔人兴感之由”、《世说新语、轻诋》注引《支遁传》“每标举会宗，而不留心象喻”、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图写情兴”、《颜氏家训?文章》“标举兴会、发引性灵”等语的异同，认为“兴会”与“怨”相关联；“标举”亦即高举，向往“得意忘言”的精神境界。他通过山水自然美的观赏，直接吸取它的特质，在山水诗创作中揭示它的内蕴，联系人们变动不拘的心态和纷纭莫测的世事，加以改造和揉和，使眼中之景与心中之意，相互凑泊，使具体与抽象，交织在一起，因而形成一种新的意境，这便是所谓“兴会标举”的结晶，是诗艺的较高境界。另一篇是胡大雷的《谢灵运山水诗的情景与其内心矛盾及中国古代的四季观念》，该文把谢灵运山水诗中所描绘的山水自然景物按诗中所注明了的春、夏、秋、冬分类逐一考察，发现传统的悲欢意识在诗人笔下全然消失，代之以欣欣向荣的景色和欢欣的气氛。这说明诗人注意到自然界四季景物本身固有的意味——作为生命运行的生生不已、欢快活跃，这一点对于山水诗来说是至重关要的，因为山水诗形成的条件之一即是自然四季景物摆脱道德象征和情感比附，还原自然的本来面目。这样，自然山水在诗中才具有某种独立意味。诗人要恰如其分地表现出自己内心的冲动，很自然就会把四季中的自然山水景物描摹刻划成生生不已充满活力的生命实体。这就使得谢灵运山水诗中的四季景物摆脱了道德象征与情感比附的意味。理解了这一点，就会认识到谢灵运山水诗并非“酷不入情”，也会认识到谢灵运山水诗激动人心的原因并不在于单纯的山水景物，而是蕴含在山水自然景物之中的其自身的意味。

永明文学，我国学术界基本上把它视为形式主义的同义词而被抛向一边。而在一衣带水的日本，这个课题始终是他们研究六朝文学的中心问题之一。有鉴于此，刘跃进在这年中连续发表《中国古代文人创作态势的形成——从古诗十九首到南朝文学谈起》〔21〕《论竟陵八

友》〔22〕、《永明诗歌平议》〔23〕、《永明文人集团述论》〔24〕及《周颙卒年新探》〔25〕等论文，对永明文学作了初步的系统探讨。其基本观点如下：(一)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中国古代诗人已经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创作群体而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开始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努力寻找着自己的基点。毫无疑问，抒情方式由线型向网状的转变并由此而形成的那种低回要眇、意象遥深的美学风貌则是这种历史转变的最显著标志。进入南朝以后，随着文学独立一科、文笔的辨析、四声的发现，中国文学真正步入自觉时代。这是继汉末中国古代诗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创作群体登上历史舞台后的又一次历史性变化。这次转变，使中国古代文学从此摆脱了儒学和玄学的束缚，以更为独立的面貌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从汉末文人集团登上历史舞台到南朝前期文学创作走向独立，前后经历了三百余年。在这三百多年间，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日益严密细微，但同时，中国古代文人的创作倾向却日益向内收敛，逐渐形成了传统的封闭的发展系统。这是永明文学得以发展的历史前提。(二)东晋南朝文化，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门阀士族文化。将近三百年间，以南北士族为主体的文人集团，自始至终左右着江左文化的嬗变。在南齐永明年间，实际上至少有四个文人集团活跃一时。依其先后次序是：王俭集团、萧子良集团、萧嶷集团、萧子隆集团。在这四个文人集团中，以文惠太子萧长懋、竟陵王萧子良为核心，以竟陵八友沈约、谢朓、王融、任昉、范云、萧衍、萧琛、陆倕为中坚的文人集团活动时间最长，参加人数最多，而且影响最大。他们的文化活动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促进南北士族的融合，二是推动文化事业的繁荣，三是引领士族命运的转折。这是永明文学得以产生的文化背景。(三)永明诗歌创作以五言为主，这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来评价。就形式而言，永明诗人的最大贡献是把声律论直接运用到五言诗的创作实践中，使这种风靡诗坛数百年的诗体渐渐趋于规范，遥开唐代律诗的先河。至于说到永明诗歌的内容，应当承认，实在缺少震憾人心的力作。这主要是受到了诗人们的生活经历以及社会风尚的局限，视野比较狭窄，没有发现多少新的题材，所以诗歌内容显得比较薄弱。不过，与元嘉诗歌相比较，永明五言诗在抒情状物方面能够探幽入微，细腻感人，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具体来说，这种灵婉细微的创作特色主要是通过下列三个方面的题材表现出来的：一是宦游他乡，在山水景致中寄寓淡淡的愁情；二是离别酬赠，以委婉细腻的笔触抒写人间的真情；三是睹物兴情，开拓诗歌题材的新领域。永明诗歌创作，既不象东晋玄言诗那样“淡乎寡味”，又与“操调险急”、“倾炫心魄”的元嘉诗歌有所不同。永明诗歌看似平淡，但可以借用沈德潜评谢朓诗的话来说，读过之后，使人“觉笔墨之中，笔墨之外，别有一段深情妙理。”(四)周颙在中国古典律诗发展上占有一席之地，他的《四声切韵》一书较早提出四声之目，是四声的发现者。可惜关于其生卒年史无明文。《南齐书》本传仅云“颙卒官时，会王俭讲《孝经》未毕。”王俭于永明三年领国子祭酒，七年五月卒。据此，陈寅恪先生在《四声三问》中推断周颙卒年“当在永明七年五月王俭薨逝之前，永明三年王俭领国子祭酒及太子少缚之后。”铃木虎雄先生据沈约《与约法师书》中“去冬今岁，人鬼见兮”一句考订周颙卒于永明六年冬。刘跃进《周颙卒年新探》据释僧祐《略成实论记》，周颙《抄成实论序》及《高僧传?慧约传》等材料考订周颅卒年当在永明八年冬天以后、永明末年慧约还都以前这二、三年间。

《文选》学，这是颇富有戏剧性的研究领域。唐代有“文选学”、宋代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说。但是到“五四”时却成了“妖孽”而被打翻在地，几十年来未能翻身。从19xx年到19xx年，近三十年间，“选学”研究论文不足十篇，其在大陆境遇可想而知。19xx年在长春召开了首届《昭明文选》国际学术研讨会，19xx年又召开了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集中讨论了这样几方面问题：(一)《文选》版本。屈守元《跋日本古抄无注三十卷本〈文选〉》〔26〕详细考述了古抄三十卷白文本《文选》出现的时间、传抄的经过及在校勘上的价值等，引起了与会者极大的兴趣。冈村繁《〈文选集注〉与宋明版本的李善注》〔27〕据日本所藏《文选集注》及宋明诸本考定李善注单行本的流传系统，认为李善注系从六臣注

本辑出的传统看法应当修订。兴膳宏《试谈〈文赋〉抄本的系统》〔28〕则细心比勘了《文选》《文镜秘府论》所录《文赋》及唐陆柬之抄本《文赋》的异同，认为陆柬之抄本与《文镜秘府论》录本属于各种《文选》版本以前的本子，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以抄本形式流传时的原始面目。佐竹保子《〈奏弹刘整〉的原貌》〔29〕就《文选》诸本任防作品称呼混乱的情况推断出任防《奏弹刘整》在《文选》流传过程中有很多增添，考订颇为细密。(二)《文选》编者。清水凯夫《从〈文选〉选篇看编纂者的文学观》〔30〕坚持认为《文选》系刘孝绰一人所编。许多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刘孝绰、王筠虽然是主要编者，但是萧统的作用亦不容忽视。两说针锋相对而又都给人以启发。说刘孝绰编，不收其父刘绘文章，不收其舅王融诗歌，令人不解。说王筠编亦有问题。王筠早年读沈约《郊居赋》，深得沈约赏识，引为知音，何以《文选》不录此赋?看来，在没有发现更有力的证据前，还不能轻易否定萧统是《文选》实际主持者的旧说。(三)《文选》分类及所收诗赋研究。王存信《试谈〈文选〉的分类》〔31〕、白承锡《〈四子讲德论〉之体类探索》〔32〕、游志诚《“文选学”之文类评点方法》〔33〕、曹道衡、沈玉成《读〈文选〉札记》〔34〕、陈向春《〈文选〉赋情类的编设与萧统艳情态度的透视》〔35〕、王更生《贾谊赋小考》〔36〕、罗敬之《〈洛神赋〉的创作及其寄托》〔37〕、何沛雄《论〈文选〉》的“畋猎”赋》〔38〕等对《文选》的分类及所收具体作品作了深入的考证。(四)《文选》所体现的文学思想。刘跃进《昭明太子与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39〕把梁代天监十二年至中大通三年作为一个文学史断限，集中考察了这十八年间文学复古思潮形成的历史原因及政治文化背景。陈复兴《江文通〈杂体诗三十首〉与萧统的文学批评》〔40〕把江淹《杂体诗序》与《文选序》作了有趣的比较，认为江淹是《文选》批评系统的开路先驱。顾农《风教与翰藻——萧统的文学趣味和〈文选〉的选文趋向》〔41〕分析了萧统文学思想在照顾文质的同时，较为重视词藻这个特点。(五)李善注及五臣注。王宁、李国英《李善的〈昭明文选注〉与征引的训诂体式》〔42〕认为征引这种训诂体式由李善首创，五臣注所以不及李注就在于它墨守成规，不免浅显和多余。陈延嘉《论〈文选〉五臣注的重大贡献》〔43〕则从词语训释、文意疏通、题解分析等方面提出截然相反的看法。(六)文选学及其新课题。李晖《“文选理”与唐诗》〔44〕从诗歌史的角度论述了《文选》对唐代诗歌的影响。范志新《苏州“选学”述略》〔45〕则具体考察了苏州地区选学发展的情况。吕桂珍《大陆馆藏“选学”善本书录》〔46〕、刘奉文《两部重要的“李注引用书目”研究》〔47〕从目录学的角度对选学善本收藏情况作了初步的探讨。许逸民《再谈“选学”研究的新课题》〔48〕就《文选》研究的重要课题，如编纂《文选集成》等作了阐述。

北朝文学研究相对来讲比较沉寂。黄祥兴《“辞赋之罪人”与“四六宗臣”——评庾信在赋体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49〕对历史上关于庾信的评价作了辨析，认为所说“辞赋之罪人”是以古赋为标准得出的，“四六宗臣”是就庾信在骈赋中的作用而言的。两种评价貌似不同，实际上却彼此联系，互为因果。骈赋从东汉咏物抒情小赋发展而来，咏物抒情小赋是在汉大赋衰落时兴起，与汉大赋分属不同的审美范畴。这是赋体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庾信作为骈赋的最高成就者，可与古赋作者司马相如分庭抗礼，在赋史上具有极其重要地位。曹道衡《论北齐诗歌的历史地位》〔50〕评述了北齐诗歌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的特色及其在整个诗歌发展史中应占有的地位，线索比较清晰。

三、小说及文论研究

小说研究有三篇文章值得注意：郑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宣佛小说》〔51〕据《弘明集后序》把当时反佛派与崇佛派之间的辩难集中在六个问题上：“一疑经说迂诞，大而无征；二疑人死神灭，无有三世；三疑莫见真佛，无益国治；四疑古无法教，近出汉世；五疑教在戎方，化非华俗；六疑汉魏法微，晋代始盛。”本文认为宣佛小说则主要围绕前三个问题着墨，对后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为中国古典小说走向成熟起了奠基作用。陈文新《魏晋南北朝小说中的仙鬼怪形象及其悲剧意蕴》〔52〕认为仙、鬼、怪是支

撑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并决定其价值的三种主要形象。其悲剧意蕴是渴望从阴间获得慰藉，享受宁静。这是动荡时代的悲剧性渴望。曹道衡《论王琰和他的〈冥祥记〉》〔53〕认为《冥祥记》虽记诞妄迷信之事，但涉及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时，对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往往比较准确，不象其他志怪小说那样任意编造。这就对我们考史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文论研究，《文心雕龙》与《诗品》依然是重点。黄维梁《〈文心雕龙〉与西方文学理论》〔54〕是一篇视野开阔的论文。作者首先回顾了近现代学者用西方观点评述《文心雕龙》的经过，而后比较《文心雕龙》与亚里士多德《诗学》、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六观”说和“新批评”理论、《辨骚》与“实际批评”、以及《文心雕龙》与读者反应说、解构方义、原型论、小说叙事模式等多种文学理论之间的相通相异之处。陈顺智《论〈文心雕龙〉之道的本质特征》〔55〕认为《文心雕龙》的“道”基本上就是以道统儒、兼通内外、富于思辨性的玄学之道。正是此道塑造了《文心雕龙》融合儒、道、佛的思想品格和博大精深、条贯分明的理论体系。类似这样的论文还可以举出不少，总的感觉是新意不多，所以不再评说。《诗品》研究，李伯勋《诗品二题》〔56〕认为钟嵘反对用事，是针对齐梁诗坛的弊病来说的，有补弊救编的作用，对田园诗、山水诗来讲，不宜用事，也揭示出这类诗歌的创作特点。问题是，他把局部性的经验无限扩大，推论出“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这显然与抒写情怀的古典诗歌经常用事的历史事实不相符合，从而暴露了钟嵘立论不周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王发国《〈诗品〉人物事迹考略》〔57〕梳理史实，大致考出了顾迈、戴凯、顾则心、许瑶之等见于《诗品》的作家生平事略，用心较为细致。

此外，本年度还有不少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综合研究论文，如高翔《魏晋南北朝文艺生态学思想概说》〔58〕、王立《从南北文化间的涵化看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潮的嬗变》〔59〕、吴兆路《魏晋南北朝赋的忧思精神》〔60〕、刘琦、徐潜《言意之辨与魏晋南北朝文学思维理论的发展》〔61〕等，也时有新意。限于篇幅，不再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