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反思

[摘要]：在开放教育教学过程中，多媒体技术的应用有着无可否认的优势，但是有时却忽视了学员自身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考试合格为导向的一味灌输存在很多问题。本文依据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探求一种以学生为中心，强调自主式学习的教学模式，努力培养学以致用的实用性人才。

[关键字]：建构主义；宏微观经济学；反思

学习知识是为了运用知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的实施目的之一，就是要培养既具备理论知识，又能学以致用的人才。如果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了书本上的理论和方法，而不能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亦不能解释基本的经济现象，这样的学习是不能算成功的。本学期我担任了开放教育学院《西方经济学》课程的面授辅导教师，如何在教学过程中顺应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要求，坚持“以生为本”，让学员“学以致用”，是我在学期伊始便思考的问题。

一、建构主义与《西方经济学》教学现状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源自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创立的认知发展理论。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因此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提倡的教学模式应是“以学生为中心，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由教师起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利用情境、协作、案例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达到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的目的。

《西方经济学》课程是财经类本科专业的限选专业理论课，其理论性与实践性都比较强。通过宏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旨在使学生掌握基本经济理论、分析基本经济现象、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但目前在开放教育教学过程中，《西方经济学》的课堂教学模式一般是教师自己在家利用网络资源备课，将经济学中的理论、案例制作到课件上，把本该由学生发现的经济问题、提出的经济现象、查找的经济背景和信息由老师做好，拿到教室播放。这种单机的教学模式与以往的传统教学相比，内容确实丰富了，但其实是增加了老师的备课量，学生依然缺少对经济现象的独立分析能力。 [1]

二、全面认识“导学导考”，以“学以致用”为基本教学目标

“学——导多元互动”教学模式改革已推行了多年，在实践中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审视对于这种教学模式的认识和实践，需要谨防过于狭隘和片面化。钻研教学大纲、历届试题及各种网络资源，这些固然是必要的，但仅停留于此就不行了，必须对“导学导考”有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这种“导学导考”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帮助学生应试，帮助学生整理出考试的重点难点，供学生认真复习准备考试，而应该更深层次地去帮助学生建构一个完整的西方经济学的知识体系，使学生全面学习和掌握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和应用方法，并能学以致用，引导学生将学校里学到的理论知识有效地结合到实际工作中去。

三、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西方经济学》课程要注重把理论学习和实际经济现象结合起来，边学习边分析，使理论为现实所用，以分析加深理论理解。如在讲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可以结合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为何各国所采取了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何降低利率有利于刺激消费？如何降低金融危机对我国居民的影响？教师在整个过程中的作用是点拨，引导学员将理论和现实对应起来，经济现象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引导解决，这样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大力开展案例教学，重视课程实践环节

学生通过教师的讲解，领会了课程体系和重点难点；通过自主学习，对课程内容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从这一层面上看，只能说明学员掌握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但是学员能将所学基本知识、基本原理灵活、正确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吗?这才是更高层次的教学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开放教育教师在教学辅导中要大力开展案例教学，积极依托网络，寻找合适的案例，在课堂上、学习小组中、BBS上讨论，让学生充分发挥。在案例教学中一方面要注意让学生见仁见智，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要注意加强引导，传授学生案例分析的方法，使学生能将基本原理与案例结合起来分析问题。

五、充分利用网络手段，实现实时互动

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学习是开放教育的学习与教学模式中最突出的特征。在学生参差不齐、需求多样的情况下，可以通过BBS,E-MAIL、网上实时教学活动、电话等多种方式，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一对一的教学对话，为学生提供良好的、个性化的教学服务。这样的教学方式既便捷又先进，但从我校的教学实际情况来看，学生咨询较多的似乎是作业答案、复习范围，真正涉及课程实质性内容的不多；有的学生甚至是在教师强调要考核其网上学习记录时才参与网上教学活动的。这时就需要教师发挥导向性作用了，譬如起先可以在BBS、网上实时教学活动中硬性布置一些问题，安排案例讨论，以后逐步培养学生主动搜集资料、

主动提问、主动讨论的学习习惯。如此循序渐进，学生将会逐渐转变网络学习的初衷。同时教师还应注意信息反馈的及时性，要经常到BBS、邮箱中看看，及时地答复学生。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网络学习的热情，促进网络教学手段的有效运用，实现实时互动。

六、组建适宜的学习小组，指导其有效开展活动

按照建构主义理论，个体不仅通过直接经验进行学习，还通过观察或听取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事情而学习。所以学生非常重视与教师的直接接触，以及与同学身处一室的集体学习方式，学生需要来自同学的学习支持，即主要通过与同学的沟通交流获得基本的归属感、团体感，并在学习上相互促进。因此组建学习小组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宏微观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我也运用了这种方法。组建学习小组的关键在于不能流于形式。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采取正确的方式来划分学习小组，千万不能贪图省事，按照学号直接划分，也不宜由学生自由组合。应结合学生所从事的工作以及专长来划分学习小组，譬如将有经济学理论基础，即有过财经类专科学习经历的学员分配到不同的学习小组，这样在小组讨论中这些学生就会起到很好的榜样作用，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增强大家的感性认识。其次，教师应指导学习小组有效开展活动。鉴于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和学生业余学习的实际情况，我认为学习小组的活动不宜过于频繁，以每学期三次为宜，但是每次活动必须有实际效果。教师的任务，不仅仅是布置小组活动的内容，而应进行具体的指导和总结。

学以致用是人才培养的目标。对于《西方经济学》这门理论性与实践性都比较强的课程而言，尤其需要在教学实践中贯彻这一点，通过案例教学、网络教学、学习小组等多种手段使学生掌握经济学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学会运用经济理论分析和解决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1] 何克抗.《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建构主义学习环境》[J].教育传播与技术，20xx年3月

[2] 梁小民.《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xx年12月第二版

[3] 张建伟.《从传统教学观到建构性教学观》[J].教育理论与实践，20xx年9月

[4] 吴卫东.《教师的反思能力结构及其培养研究》[J].教育研究，20xx年12月

 

第二篇：反思经济学专题

反思经济学专题

失败的经济学教育

文／郭玉闪

张五常曾经撰文哀叹价格理论要失传了，他这话可不是说没有人教价格理论了；事实上已经有几十年了，经济学都被认为是帝国主义，不但发达，而且还经常侵略到别人地盘，诸如政治学，社会学，法律等等。再看看中国的大学，与经济学相关的几乎都是人满为患，热闹的很。

不过学的人多，未必说明懂的人就多，也未必说明经济学教育在中国就成功了。如张五常所说的，作为经济学基础的价格理论就越来越没有人懂了。理论日趋复杂，可是离世事也愈远，而作为传统经济学理论核心的价格理论也真的快失传了。

在中国，经济学教育的问题更为严重。几乎所有中国的学生，接触的第一个系统的经济理论，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而马的经济学，尽管还含有一些李嘉图的底子，基本上是为他的政治理论服务的，在真实世界的经济运行规律解释上存在着重大误差。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是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价格的真实构成，可是，这种对价格的本体论式的追问，其实是完全走错了方向。从对经济运行的理解判断，仅仅是柳传志曾经说过的“拧毛巾”的说法都要比马克思高明。

比“什么决定价格”更高明的问题是“价格决定什么”，这是张五常的老师、A.Alchian问的问题了，而回答后一个问题的答案，也是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更为高明的西方经济学传统了。这个传统远有亚当斯密，近有马歇尔、弗里德曼、科斯、张五常。只是在二十多年的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里，这个传统几乎没有得到体现。

我们的现代经济学教育传统，其实是凯恩思传统。凯恩思所开辟的宏观经济学流派，说到底无非是一种国家干预思路。当然，这对于从小到大都被灌输“问题是改变世界”的中国学生来说，是容易接受的。二十多年的经济学教育，我们拥有了一大批所谓专业经济学家，个个娴熟于政策建言，娴熟于用宏观经济学的方法来改变经济。受过宏观经济学教育的一个好处是，即使对实际经济允许懵懵懂懂，即使没有一天和实际的经济现象打过交道，依然可以有板有眼的对经济指手画脚，而且最重要的是，由于二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教育，我们培养出了一大批受众，他们同样熟悉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同样接受宏观经济学所教导的各种各样干预经济的手段。这些合在一起庞大无比的受众和经济学家几乎主导了在经济政策上的主要话语权，从而也在实质上影响了实体经济的运行环境，使之变得更加复杂、恶劣和艰辛。

宏观经济学吸引人的地方是，似乎每一个学过的人，都可以立即运用那么几条简单的曲线（比如IS、LM曲线、菲利普斯曲线等等），在分寸之间驰骋于经济世界，魔术般的调整实际经济按曲线变动的方向调整。可惜，很难想象这样奇迹般的力量可以那么简单的被人人掌握、人人运用；即使真有这么多的超人存在，只怕一个最简单的世界也会被折腾的面目全非。

解释世界的理论应该是简单的，但是真实世界要远为复杂和难以掌控。并且，简单的理论要能成为改变世界的根据，就必须首先要经过真实世界的证伪。不经历这一步检验的理

论，再简单、再优美，也是一味“毒药”，而经历过证伪检验的理论，也未必说就永远正确，事实上，用张五常的描述，它也依然是“可能错的理论”，需要继续用更多的复杂现象来检验。

承认简单的理论必须能扛的住复杂世界的“蹂躏”，意味着我们不仅仅要学会解释世界的简单理论，而且要有对复杂世界的充分了解和掌握。这种调查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传统，虽然经科斯大肆鼓吹，经张五常、周其仁诸位在中文世界拼命努力解释推广，至今仍是践者寥寥。主要的困难是了解真实世界非常困难，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默默的调查，这种代价不是那些一心想着立即在一个全国性的大舞台上尽情改造世界的人们所愿意付出的。

相反，在改造世界的热情中，我们的经济学教育传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国际干预经济热情的信徒；多年的教育积累使得这些信徒充斥在政府、学校、社会各个地方；这种教育传统流播所及，人们变得轻率，易于未经调查遽下判断，易于置身事外对经济运行指手画脚，而与此同时，真实的经济过程被抛在一边，这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都陷入危险。

国家总是强大的，但是中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不得不寻求在经济上进行市场化改革说明，即使国家可以用强大的力量对所有的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通通化私为公，终有一天，在起码的效率压力下，依然需要回到用“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经济发展的轨道上。在经济解释上，“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传统要远比看的见手的国家干预传统来得强大。 只是，即使“看不见的手”经济理论传统在现实中不断扩大胜利战果，在我们的经济学课堂里，干预主义的经济学教育依然在不断继续。我们知道，世界可能的样子总是要受限于人们之中普遍存在的观念，这使得我们有理由担忧，如果中国的经济学课堂不逐步的引入对复杂经济现象的仔细考察、对理论解释力的证伪检验、对“看不见的手”的尊重等等传统，那我们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强劲是无法乐观的。

价格理论快要失传了

文／张五常

经济学的发展在走下坡！十多年前我就这样说。当时持这观点的有布坎南（J.Buchanan）、高斯（R.A.Coase）、雅伦（W.R.Allen）等人；不肯定的有巴赛尔（Y.Barzel）、艾智仁

（A.A.Alchian）；认为后生可畏的有赫舒拉发（J.Hirshleifer）。今天，这些人都一致同意“走下坡”这个说法。

但为什么经济学会走下坡呢？这个问题就不容易有一致的答案了。高斯认为今天的后起之秀多用数学，以致没有内容。佛利民也认为数学是用得太过分。艾智仁及巴赛尔认为博弈理论过于普及，而这理论其实有没有可取之处还不知道。贝加（G.Becker）、H.Demsetz等人则认为博弈理论是走错了路，是不应该鼓励的。

上述对经济学发展起码有所保留或摇头叹息的人中，最年轻的是我，而我是六十三岁了。那是说，老一辈的与年轻一辈的，对经济学的看法截然不同。这个现象可能是经济学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最近在西雅图与巴赛尔相聚，谈到经济学的发展，我对他说经济学走下坡，可能不是因

为数学用得太多，而是后一辈的似乎不懂价格理论。他想了一阵，同意了。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基础。一个从事经济研究的人，什么其他理论都可以不懂，但不能不懂价格理论。另一方面，只要你能对价格理论（是指Price Theory，不是指Microeconomics）掌握得通透，其他的任何理论都可以变化出来。

今天经济学研究院的必需读物，与四十年前的完全两样。古典经济学的论着，我作学生时必读的有史密斯、李嘉图及米尔的三本巨着。今天的学生，读过此三书的机会是零。古典经济学完全没有数学，而错漏的地方颇多。但这些论着是为真实世界而下笔，对经济问题的处理有一套不可忽略的办法，是价格理论的出发点。漠视了这些前贤之见，处理经济问题就会脱离现实了。

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我作学生时必读的有Marshall、Wicksteed、Fisher、Knight、Robinson等人的作品，而今天的研究生，读过的机会是近于零。这些读物，虽然比较旧而错的地方有的是，但提供了价格理论的架构基础。可能我有点老糊涂，但我就是不明白，若没有拜读过马歇尔（Marshall），怎可以知道价格理论的本质？

几年前我问过几个专于金融财务学的年青学者，有没有读过费沙（I.Fisher）的《利息理论》。他们都说没有，因为是过时了。胡说八道！这些后起之秀本领再大，也不可能有费沙十分之一的功力。今天不能，永远也不能！（费沙名着的第一段只有一句——“收入是一连串的事件”——不知他们想过没有？）

转谈我这一辈的“新”的价格理论吧。高手如佛利民、史德拉、艾智仁等的论着，作学生时我不仅读过，而他们书中的每一条问题我都了如指掌。今天的年青经济学者，对这些大师的价格理论作品大都不大了了。几年前遇到一位很有天分的中国年青经济学者，在英国的一间名大学拿得博士的。我问他有没有读过佛利民的《价格理论》一书，他说没有，因为是过时了！没有读过佛老该书的第五章多次，怎可以知道成本与竞争的关系呢？当然，你可以无师自通，自己发明，但何必自创人家已经说过的？虚心地拜读，读之再三，不是会节省很多时间吗？

其实，价格理论开始失传，我早应在十多年前就察觉到。那时替香港中学的高级会考出经济试题，我问：什么是价格？（What is price?）中学教师及同事们无不哗然，认为我不应该那样问。可能他们认为我问得太浅吧，但今天的经济学博士大部分应该答不出来。这个“浅”题目是艾智仁三十多年前出博士试题时常问的，我当时只答一句就过了关：价格是消费者在边际上愿意付出的最高代价。

在加大考博士口试时，赫舒拉发问：为什么需求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我答：因为人的行为就是那样。赫氏当时是考理论的代表人，听到我那样答了一句，道：你在理论上下过功夫，我不用再问了。这一问一答后来在加大传为佳话。

有实用性的价格理论，永远都是那样“浅”。问得浅，答得也浅，困难就是要明白重点所在，而这个“明白”是要花很长的时日才可以掌握到的。

当年老师雅伦对我说：世界很复杂；后来老友佛利民对我说：世界很简单。这二者看来是各走极端的看法，其实是同一回事。雅老是说复杂的世事，不容易解释；佛老是说若有可取的解释，必定是简单不过。这二者加起来是说，复杂的世界以复杂的理论解释，其成功机会近于零；复杂的世界是要以简单的理论才有机会解释的。

价格理论之所以是经济理论不可或缺的基础，是因为一旦掌握得通透，简单之极。问题是这“通透”来得不易：概念要懂得透，重点要拿得准，引用时要来得活。要达到这样的水平，我们要由浅入深，由深转复杂，然后再回到深，又再到浅。我自己来来回回几次后，三十年来就只懂得用浅的，而忘记了深的或复杂的了。

今天经济学的后起之秀所写的文章，我一看其理论就觉得复杂无比，不想再读下去。这使我意识到，价格理论快要失传了。

经济学需要变革

文/ 科斯

今天我要谈谈经济学为什么将发生变革。我谈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不仅认为经济学将变革，而且我认为应该（ought to）变革。我也会谈到密苏里大学将要起到的作用。这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欣喜的看到在座诸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今天我要做的不是一个通常的演讲，只是谈谈我的看法，但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宣战”（battle cry）。这个词表示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即我何以认为经济学会变革。

经济学停滞不前让人震惊，也令人沮丧。虽然这仍然是亚当·斯密创造的学科。有相同的框架和问题。当然，时至今日我们取得了一些进步，修正了一些错误，聚焦了所讨论的议题，不过还是有人可以基于斯密提出问题。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是好事；而从另一些方面来看，则不其然。但我们可以从讨论斯密开始。

亚当·斯密是一个伟人，他可能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但经济学的变化与我们在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或生物学中的发现极为不同。牛顿是一个伟人。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今天你不会在物理学演讲上讲牛顿，或在化学讲座上讲拉瓦锡，或在生物学演讲上讲达尔文。达尔文也是一个伟人，但我们已经不再认可他关于遗传和进化的观点了。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变化至今还在持续。

事情的起源要说到我在学商科之前，一段短暂学习化学的经历。那时候的化学和现在的不一样。克里克称旧的化学是一些过时的食谱。我记忆中的化学证实克里克所言非虚。今天你无法讲授一门化学内容是人们50年前相信的东西。而如果你学习生物学，显然生物课也不会如此，克里克和沃森发现DNA以来，生物学完全被改变了。

而你现在学习经济学的话，你仍然可以用1890年出版的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或者你也可以用萨缪尔森19xx年第一版的《经济学》。事实上经济学的议题没有变化。这是我想说的。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科学家不会主动接受自己的研究领域的变化，除非他们对旧观念不满。这就引出了所谓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

所有这些显示出经济学家是自满的。事实如此。他们怡然自得。你去参加美国经济学会的会议就是去看成百上千个洋洋自得的经济学家。现在有了这一现象的原因。他们发觉经济学有用并且乐于使用它。这是真的。经济学真的很有用。基于不同问题而发展出来的概念被用于解释一系列范围宽泛的问题。机会成本、供需框架、边际成本、边际收益、利润最大化——这些都是有用的概念，不仅对经济学问题而且对其他问题都是有用的。

当然经验研究也非常有用。我可以举NBER的杰出工作为例，但这并不能改变人们的眼光。人们并不会因此就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经济系统。举例而言，税率上升，税收会发生什么变化？有可能升也可能降，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甚至可能不变。NBER的工作就是告诉人们当税率上升时，税收会升还是降。但人们知道这研究是关于升或降的，而不会改变其对经济系统如何运行的看法。它给了你有用的信息，并且是带有令人激动的方案的信息。

而我们现在要推进的不仅仅是此类经验研究。我们需要经验研究，但我们还需要点别的：能切实改变我们看问题的方法的经验研究。

我们可以预见这种自满会导向何处。我们研究一下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说法，他们会怎样描述呢？我将提到几位重要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经济学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思考方式，而非教条。希克斯认为这是一门学科，而非科学。罗宾斯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即研究目的与选择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的。贝克尔用经济学作为一种视角。实际上他们说的是

经济学是一袋工具，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当然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导致的结果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名义上是用这些工具来分析其它领域。我了解些经济学与法学，在研究法律体系上，毫无疑问这些工具大有用武之地——而且已经发挥了功效。我想所有这些表明了为什么经济学家如此快乐。他们有这些工具，而工具又非常有用，不仅改进了经济学而且也为其它学科做出了贡献。

现在确有不少关于经济学形式主义的抱怨——简洁但是枯燥等——但也经常在经济学讨论中听到缺乏真实。当然这些都是对的，但如果你像凯恩斯一样把它当成一种思维方式的话，会更加自然。仅是思维，你就不太可能对经验研究有兴趣，这样形式主义就顺理成章了。 这中间除了什么问题呢？经济学家如此行为出错了吗？我跟大家说说英国经济学家Ely Devons吧。有一次在会上，他说：“让我们像一下一个经济学家要研究马，他会怎么做？他会开始研究，并思考如果我是马我会怎么做？然后他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就能得出结论。”这离描述经济学家对马感兴趣的情形非常接近，当然我们对马并不感兴趣。Devons涉及了问题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我认为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缺乏真实。

我认为重要问题是经济学家不研究经济系统的运行。也就是说，他们不认为是在研究一个有着多重内部关系的系统。这就像一个生物学家研究血液循环却不研究人体。这是一个非常骇人听闻的想法，但不会指给你任何出路。你无法以感性的方式来讨论血液循环。而这恰恰是经济学上发生的事情。实际上经济系统极端复杂。有大企业也有小企业，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和高度专业话的企业，纵向一体化的企业＆那些独居产业链一环的企业；还有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部门——所有这些一起运转形成了整个系统。但是一个部分如何影响其它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实际运行——这些都被忽略了。没有将系统当成研究主题是失败的。 如今，这些看起来像什么？毫无疑问很复杂，也需要我们花很长的时间去开始研究系统，正如我希望的那样。这研究可能要100年，可能要200年，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开始。 希望上述介绍不至让你感到惊讶，我认为发展一项敏锐分析的关键是比较重新安排带来的产出和其产生的交易费用的大小。如果有额外产出，而通过重新安排能带来更高的生活标准，获得的价值超过交易费用，就应该重新安排。由此可得，交易费用降越多，就会有更多的重新安排，而经济系统也会更有生产力。在我看来，交易费用是经济系统生产率依赖的一个因素。

尽管如此，如我们从新制度经济学中学到的，交易费用又依赖于法律系统的运行（包括产权制度、产权执行的强度、预见法律判决的能力等等）。而这又依赖于政治系统，依赖于教育系统，而且与其它的社会系统紧密相连。结果是经济学家必须得到法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其它人的帮助，方能理解交易费用到底是什么。这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反面。我们应该邀请其它领域的实践者帮助我们来理解经济系统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交易费用的水平当然也受到技术因素的影响，一个例子是今天被广泛讨论的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交易费用及产业组织的影响。交易费用中的大部分是搜集信息的费用。而自从网络事实上降低了获取信息的成本后，也就降低了交易费用。结果是人们可以预想网络带来的巨变，更容易获得信息，因此也降低了做生意的交易费用。

今年1月份《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描绘了这一切。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范里安教授写的。文中提到：“从来没有伴随新经济的新经济学。当然的确有不少讨论报酬递增、网络效应、转换成本等等的言论，但这些并非新概念，它们早已是积累了数十年的经济学文献的一部分了。进一步说，尽管这些想法很重要，但不是伟大的想法。它们对解释特定的现象有用，但解释力有限。那些伟大的想法需要回溯经济学文献，当你找到19xx年一篇叫做《企业的性质》的文章时，你找到宝了”有意思的是19xx年的文章现在成了网络经济学文献的一部分。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交易费用下降：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容我继续引述该文。“新经济提倡寻找这个激动人心的想法（交易费用）。网络的一个结

果是让交流变得便宜。这降低了交易费用并会改变公司的边界。结论是公司会显著变小并外包，削减不必要的功能，而且越来越依靠网络进行交流来替代内部的备忘录。”但是，范里安教授对此还是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尽管网络降低了企业间的交易费用，它也同样降低了企业内部的交流费用，这使得大的组织更容易形成和运营。

但还有其它因素需要考虑。你能更便捷更便宜地进行交易，你就能摆脱无效率的运营。摆脱使你无法减少核心业务成本的处境。而这可能会带来更好的业务，更大的产出，以及更大的企业。所以很难讲企业会变大还是变小。一些变成了小企业，因为人们可以找到并掌控它们。但另外一些企业变大了，因为它们能整合更多有效的业务。而且事实情况比这些更为复杂，因为不同的运营模式的成本也在变化，而且不是以同一种方式变化，是以在不同业务之间会有转换的需求。另外，一些降低了成本的商业活动会带来更多产出，但这中间的一些产品是另一些业务的投入，这就导致成本发生变化。所以我们得到的是一整套会影响产出的互相关联的变化。由此，当我们研究经济系统时，我们就永远不会用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去处理问题了。以上只是一个你一旦要处理真实世界的经济系统时、必须要面对的复杂情形的例子。

不幸的是，我们缺乏足够的数据来进行必要的操作。否则我们就能说明什么是可能的，会发生什么。但要说明会发生什么依赖于可获得的资料。而这是密苏里大学要做的工作了。密苏里大学的合同与组织研究所（CORI）的任务是收集能让我们将虚无的想法形成具体形式的信息。有些事情必须要做，而这个研究所将推进这些事情。CORI收集的合同很有用，因为合同是一个企业与另外一个企业，或者一个组织与其消费者发生关系的主要手段。实际上，合同是经济系统的神经中枢。当然研究合同要和研究企业在修改和解释合同条款时的行为结合起来。

当然这一任务必须完成，而且将在此完成。我妒忌你们。在我这个岁数，生命已经是一种负担，如果我不坚信在此将要完成的事业是未来经济学的重中之重，我就不会站在这里。经济学将会变革。而这一变革的部分功绩将归于密苏里大学CORI将完成的事业。谢谢大家。

编注：

本文为科斯20xx年在密苏里大学合同与组织研究所CORI的演讲

中国经济学家不应急功近利

文／陈默

经济学从来都是充满争议的学科。有人夸张地说，询问10个经济学家会得到11个答案。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询问经济学家呢？这是因为在真正的经济学家那里可以得到分析经济领域问题的科学思维方法，这是学术的价值与威信。如果，一个学者，不单是经济学家，说明不了这样的科学思维方法与过程，而只是明了地提出对问题的看法和意见，那他的意见就与一般公众利益团体、政党组织的作用无异。

在高速发展与转型中的中国，意见的差异是可以想象的大，而出人意料的是，现在有人对学术界提供公共参考意见的能力也产生了怀疑，关于中国经济学家的争议就是其中一例。

自20xx年8月的“郎顾之争” 以来，“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就成为受指责的对象，在

公众对医疗、教育、住房改革制度的指责中，被认为是改革方案建议者的掌握话语权的经济学精英也首当其冲。

同时，另一个方面的指责接踵而来。20xx年10月底，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和武汉大学经济学家邹恒甫分别发表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和“国内经济学家大多不入流”的评论，似乎为公众的置疑提供了学术注解。

面对这样的争议，中国经济学家当然不会无动于衷，这是一个学术界与全社会不能不面对、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现在，时间渐淡了当时争论的火药味，真正的反思已经开始。 对于这两种不同的批评，中国经济学家最在意的可能还是后者。因为不同意见可以讨论但提出意见的能力却不容怀疑，这是学者安身立命的基础。

现在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这两种不同方面的批评之见已经反映出一套内在的因果逻辑：正是因为中国经济学家热衷于担当某些政策的建议者和代言人，影响了一些学者本来的学术研究和价值中立，许多很有意义的工作因为急于付之于实践而没有研究深入，许多本来有潜质的学者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坚持而变的激动，因此，学者建议的效果打了折扣，原来公众对学者能力形成的信任也在逐渐淡化。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中国经济学家就不必讳疾忌医，在经济学家中同样存在他们喜欢讨论的的越位、错位与缺位问题。一味的路径依赖并不是好事，已经退热了的中国经济学家现在处于十字路口，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去实现自身定位和研究风格的转变将显得尤为必要与不易。

经济学家的越位、错位与缺位

经济学在80年代后期成为中国的显学，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多能在经济学家中找到对应的提议者与支持者。虽然他们在改革决策的过程中所起的实际作用或许有限，但这样的路径也已经成为中国许多经济学家的学术生涯发展模式。

在经济学家及其他社会学科中，研究者有鲜明的意识取向和思想阵营并不奇怪。由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考察资料的有限性、训练传承的原因，实际上大部分经济学家也只能从某一个角度建构自己的理论并发表主张，因而为不同社会群体所看重。但经济学家必须避免政治取向和经济资源导向对于学术研究的干预和影响，坚持“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是每一门学问受到尊重的前提。

中国几千年来“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源远流长，经济学作为经世济民之学，策论“货与帝王家”不失为某些中国经济学家的学术追求；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要解释世界还要改造实际，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在我们这里也有市场，在政策智囊担当过入幕之宾，提出的意见受到国际经济机构的认可，参加过若干次里程碑式的会议，都成为中国经济学家重要的学术资历。一旦形成了知遇之恩，政策意见上就不能不共进退，动摇不得，或许他们当时的意见是真诚的，也是有益的，但通过这样发挥学术影响力的途径显然与真正学术的独立性有违。

作为一个政治经济体制发育还不完善的社会，中国公共意见平台的缺乏与社会对于公共意见的关注和渴望同样强烈，学者的严格定位产生一定程度的模糊，面临多重的选择与诱惑，自我实现也决不只在学术工作一途了。国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利益出现多元化，分化所形成的多种利益集团就需要有各自的经济学、法律和社会学代言人，经济学在政府之外有了新的发挥空间，经济学家学以致用，成为利益集团的战略顾问和精神导师。而一旦成为其中一员，他们提出意见的公正性多少会有些偏差，在一系列没有多少学术价值的所谓“学者之间的观点交锋”中，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就过深地卷入了就事论事式的辩论，而缺少了严肃的学术研究。没有深入研究的学者意见很难真正说服公众，这样的

社会与学界生态，会使真正的学术工作开展受到制约，无益于我们认识的进步。

诚然，任何思想意见都具有存在的价值，无论出自社会公众还是经济学家，但是学者需要考察的是怎样让一种假设经受实证的检验，从而具有在该领域思维内的指导意义，这是学术标准令人信服之处，也是科学结果具有社会公信力的来源，从这一点说，科学发现本身是一种乐趣，我们只有离功利远一点，才能离真知近一步。

如果不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探求真知就是社会赋予学者的主要任务。功利决不只指物质利益方面的好处，对一个有能力的人物而言，他的意见影响力、社会知名度乃至政治抱负都对他的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今天，中国经济学家应该走出充当政策谋士与经济利益代言人的错位与越位，回归学术研究的本来定位，弥补学术研究上的缺位，致力于通过真正的学术思想长久地影响社会。

经济学家要摆脱意识形态方面的急功近利

不能否认，中国改革的每一次重要的突破，经济学界都付出了心血。也正是因为于此，回头看看，中国经济学家若干年来的研究工作，很大程度上主要研究的是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其中许多甚至还不是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工作，而是现实经济问题在操作上的推荐、说服、辩护与推广普及工作。

经济学有纯理论研究，如一般均衡理论、博弈论，当然也有从现实问题切入的，或是跨学科的理论研究，中国需要纯理论研究，也需要关于现实问题的实证研究。但无论那种研究的出发点和结果，都应当或多或少具有理论上的创新性，体现了在这以领域认识上的思维进步，研究的结论或者扩大了理论解释的范围，或者增强了解释能力、弥补原有理论的缺陷，或者发展出新理论，这样的成果才能够被作为一个学者的学术成果视之。那些基于现实问题的理论说明与辩护文章，那些引证与支持其中一方观点的文献综合作品，即便影响再大传播再广，也只具有社会公共生活上的意义，它体现的只是作者积累的认识水平而非创造能力，很难成为衡量作者学术水平的标准。

或许是由于我们这个社会曾经处于而且现在仍然还处在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启蒙阶段，经济转型方向的争论阶段，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学家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这样的工作，甚至成为其中一些人的主要业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阶段的宿命，也是一些学人的无奈！不但是在中国，其实任何社会在转型时期都大抵如此，社会氛围浮躁，很难出真正的学问家，这似乎是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缺憾。

经济思想是判断水平高下的标准，但中国学人不能只具有很好的经济思想。其实，中国经济学家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不多，并不是关键，由于语言文化、历史渊源的原因不必刻意追求，国际主流经济学未必一定是衡量一切学术成果价值的指标。但中国经济学家起码需要做到一点，就是让他们国内的学生、听众以及关注这一领域的社会公众普遍地认识到他们的工作，按照公认的学术标准来看待的确是属于学术性质的，具有理智思维上而不只是情感立场上的意义。

张五常说过“哲理上，经济与自然科学没有两样，不是表达感情的学问。”经济学领域的讨论与结论，虽然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而同社会公众、公共政策息息相关，但至少在学术讲坛上不能出现类似议会讲坛的党派意见辩论。虽然后者在今天的中国也许更为缺乏，但一个志在学术的严谨学者是不应该去越俎代庖，主动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于此的。韦伯先生早就定义过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职业分野，前着需要更多的冷静与理智，后者需要更多的激情与意志。现代社会出现这样的细分无疑是有益而必要的，将有助于全社会思维的健全与互补。

今天，中国社会已经有了相当的发育和进步，现在，社会公众也许还不能清楚地分辨

出二者的分别，但已经意识到并提出了这样做的必要，对于长期在一个职业取向模糊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课题，也是作为一个职业学术群体，在未来为维护自身职业公信力与存在价值需要作出的选择。

中国的快速进步，已经在要求这个时代的学人务必与时俱进，满足于担当某个经济学理论流派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中的传教士、信仰者、传播者和维护者角色，显然不够，这或许是一个合格教师的要求，但不应成为一个学者的追求。随着新一代学人的成长，随着中国经济学与世界的交流，我们在理论储备与分析工具掌握方面已经同当年不可同日而语，在中国产生出有学术影响的（而不是社会影响力）真正经济学家，这是后辈学生对老师的期待，也是社会公众对这个学术群体的要求。

佛里德曼教授曾经说过，如果有人能够解释清楚中国的经济问题，就可以得诺贝尔奖了。如果中国经济学家在这方面果真是无所作为，不能拿出受到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具有普便解释意义的理论成果，那只能有两个解释：第一是因为中国经济学家自身职业定位的模糊、错位，没有在这方面进行真正的研究努力；第二就是，的确应证了某些人士的观点，中国经济学家的真实研究能力与学术水平不足以承担这样的任务。

是继续做一个经济政策的建言人，经济观点的辩护士，还是致力于成为经济学术（其中也不乏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理论概括）的发展者、创新者，中国经济学家似乎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面对一个研究素材无比丰富的国度，在一个可以产生巨匠也期待产生巨匠的时代，中国经济学家或者象80年代中国曾经出现过的文化热一样，喧嚣一时而归于沉寂，留下90年代经济学热“只有思想，缺乏学术”的遗憾与怀旧；或者面向未来，摆脱意识形态方面的急功近利（当下热议的物质利益等道德层面指责也许还不是最主要因素），归位于扎实的经济学实证研究，用真正的学术作品来产生真正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