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精神研究

1 问题的提出

战斗精神的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课题，说它古老是因为古已有之，说它崭新是因为在新世纪新阶段这一问题又被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内涵。新时期条件下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使高技术战争极大地改变了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但并没有改变人是战争胜负决定因素的定律。正如恩格斯在《德国战争短评》中指出：“··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美军在总结近几场高技术战争时反复强调：“士兵和指挥人员的本领、勇气、性格、坚持力、创造性及意志力等精神因素总是起决定性作用（唐开敏，2005）。”世界各国也都为赢得未来信息化局部战争的胜利而在纷纷抓紧做好战斗精神的准备工作。当前，我国的安全环境不容乐观，东海、南海岛屿争端、中印领土争端以及国家内政问题不时受西方一些国家的无理干涉。中国军人应当时刻保持高度的忧患意识和高昂的战斗精神，牢记自身使命职责。军事斗争准备是当前我军最大、最现实、最紧迫的任务。军事斗争准备，既有物资准备，又有精神准备，从一定意义上讲，精神准备更重要、更迫切、更根本。新时期信息

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本职仍然是精神力量支撑下的物质力量的较量，要想在未来战场上克敌制胜，一方面，需要重视武器装备建设，另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现阶段部队官兵在战斗精神方面的教育，以此来弥补我军物质技术上的差距。

要从我军实际出发,着眼军事斗争准备和未来军事斗争需要，进一步增强培育战斗精神的紧迫感，就需要不断探索战斗精神的实质内涵，积极掌握强化战斗精神的有效途径。什么是战斗精神？未来作战需要什么样的战斗精神？等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鉴于此，本研究试图通过科学测量来探寻部队战斗精神的内容，通过全面了解我国陆军野战部队士兵战斗精神现状，比较分析其特点，进而有的放矢的提出发展培育对策，旨在探索新时期条件下强化我军战斗精神的有效途径和科学方法，并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参考。

1．1 文献综述

1.1.1 战斗精神的概念

（1）定义

对战斗精神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综合说；认为战斗精神是由军人的信念、情感、意志、行为等融合并

升华的一种内在力量，是战争领域中的各种精神现象和军队在战争中的各种精神品质等要素的综合（彭怀东，2004）。二是传统说；认为战斗精神就是我军在几十年血与火的考验中所体现的不怕艰难困苦、不破流血牺牲、敢打必胜、前赴后继的精神（玉奎，2004）。三是层次说；认为从战略层次来说，战斗精神是对作战准备规律的揭示，为作战准备中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从战术层次来说；它又是部队官兵的实践问题，即作战个体的实践活动（顾伯冲，2004）。四是狭义说；这种观点是相对于综合说和层次说而言的，认为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就是战斗精神最核心的内涵（高一勋，2003）。

目前，无论是理论研究或是部队实践，对战斗精神还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定义，但总的看，在以下几个方面是存在共识的；一是总体归属上认识一致。普遍认为，战斗精神是战斗领域的精神现象，属于意识领域的范畴，是战争中精神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构成要素上大体统一。普遍认为，战斗精神是军人的信念、情感、意志和能力的综合体现，是军队总的精神面貌和气质特征的集中体现。基本要素包括理想信念。军心士气、战斗作风、心理情感、意志毅力和价值倾向等内容。三是在本职特征上看法趋同。普遍认为，爱国主义是战斗精神不竭的力量源泉；革命英雄主义是战斗精神的更本标志；

科学创新是战斗精神的最新体现；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是战斗精神的本质核心。

我国研究者刘振忠（2005）将战斗精神的定义归纳为：军人在军事斗争和执行各项任务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精神状态，他包括战斗欲望、战斗热情、战斗作风、战斗意志、道德情操、胜利信心、组织纪律性等方面，是一支部队，一名军人政治信仰、思想觉悟、道德素养、生理和心理素质的综合反映。

（2）战斗精神与士气、凝聚力的区别

提到战斗精神必然会与士气、凝聚力等相联系。但战斗精神与二者虽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也存在一定的区别，不可一概而论。

士气对于组织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个术语涉及面很广，可见于军事、工业、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而战斗精神则特指在军事层面上的精神现象。在同处于军事领域中的士气与战斗精神内涵又存有微妙的差别。战斗精神是战争中精神力量的主体，相对于军事战斗中它的概念要比士气更为丰富细腻，它是一支部队、一名军人政治信仰、思想觉悟、道德素养，生理和心理素质的综合反映（唐开敏，2005）.而士气定义主要层面有：它是一种精神力量、一种需求满足或倾向于满足的状态、一种组织认同感和团体效能感（李春苗，2006）。我国台湾学者颜志龙认为士

气是一种基于团队关系的潜在精神力量。（Psychological Forces）;另一些研究者将士气定义为个体的感觉、决心、工作热情和动机，如美国陆军（Army）（1983）在其《领导者野战手册》中这样定义士气；士气是个体的心理的、情感的和精神上的状态，它指的是一个人对快乐、希望、自信、感激、无价值、悲哀、不被认可或抑郁的感觉；Baynes(1967)认为士气是一个群体的成员从事组织规定活动的积极性和持久性；Thomas W.Britt（2004）等人认为士气是动机和能量的反应，而不是一种情绪或情感。战斗精神则包括认知、情感、意志这三个最基本的心理因素。军人对战争有关问题的认识，包括对战争性质的认识、对本次战役和战斗重要性认识、对自身战斗作用的认识，以及共同的理想信念等，是战斗精神形成的基础。同时，军人情感的表现形式是多元的，构成战斗精神的军人情感，最直接和最显著的就是军人的爱和恨，即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和对敌人的仇恨，这就是战斗精神形成的内在动力。

战斗精神和凝聚力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李春苗，2006）。Carron（2000）将团队凝聚力定义为“为了团队目标的有效达成，并保证成员情绪需要满足的一种动态过程，这种过程反映为团队成员愿意留在团队中并保持团结的趋势。”战斗精神是官兵在军队团体内的精神支柱，是把部队战斗力诸要素凝聚起来、转化为

现实战斗力的“粘合剂”与“倍增器”，是一支部队英勇克敌的力量源泉，它对部队凝聚力能够起到促进、增强作用。同时，一支部队凝聚力的增强也会无形中强化其战斗精神，二者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

1.1.2 战斗精神的演变

从广义上说，人类原始的征服、掠夺、复仇等精神欲望，就是战斗精神的雏形。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也是人类战胜自然、改造自然，与自身和外界不息斗争的一部战斗精神史。从狭义上说，战斗精神是军事活动实践的产物，是自有军队以来军人的一种精神实践活动。战斗精神作为军队总的精神面貌和气质特征的集中体现，是在敌我对抗中动员起来的一切思想、情感、意志、斗志、决心、信心、作风、气节等精神因素的凝结与升华。昂扬的战斗精神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我国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兵法大国闻名于世，在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兵学典籍中，有许多关于战斗精神的重要论述，其中不少思想直至今日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我国古代非常重视“气”的培养，古代所说的“气”实际上就是英勇顽强、敢打必胜的战斗精神。《尉缭子·战威》说“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孙子兵法·军争》中就提出“治气”问题，指出：“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故善用兵者，

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随着军事实践活动的发展，对精神力量的重视也进一步深入。明代何良臣撰写的《阵纪》是一部比较集中体现激发战斗精神的兵书。何良臣非常重视精神胆气的发现和培养。到了近代，孙中山在《军人精神教育》中提出“革命精神”，即“其生也为革命而生，其死也为革命而死（林超平，2005），”并在《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中定义为军人之精神。无产阶级军队的战斗精神既有对古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军队战斗精神的继承，更有其产生的独特条件和背景。它来源于无产阶级军事斗争实践的长期积累及思想的长期熏陶，是在长期斗争革命实践中锻造和磨练出来的。高技术战争出现以后，“唯武器论”的观点一度回潮，崇“高”媚“高”的气氛甚嚣尘上，人的因素、勇敢精神受到贬低，但这观点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站不住脚的。美国军队对此的看法值得品味，就海湾战争美国国防部给国会的报告中指出：“尽管技术是美国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海湾战争中，有什么气的因素显示了重要意义？首屈一指的是人。”是“青年男、女士兵在战场上表现的勇敢牺牲精神（刘振忠，2005）。”

我军当前的战斗精神教育相比国外有着悠久的优秀历史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尽管提出有关战斗精神的内容较早，但对此尚缺乏系统而清晰的概念、理论研究，新时代的要求和当前严峻形

势的考验，部队加大加深了对战斗精神的研究和教育问题。外军与之相近的概念如“军心士气”、“军种核心价值观”等，虽发展历史不长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学术研究延伸至军事心理的各个层面，有关该问题的研究已进行的比较广泛深入。当前我国的“战斗精神”研究从总体上看，主要侧重与战斗精神地位作用的阐述、定义内涵的解释。方法途径的探究和面临问题的分析上，研究基本还处于初始阶段。

1.1.3 国外有关战斗精神的研究

高技术条件下的心理战的理论研究，是当前中外军事理论研究共同关注的问题。新时期条件下，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个军事强国正广泛应用信息技术，不断提高本国军队的心理攻防能力。由于在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上存在差异，考察外军战斗精神研究的时候，很难找到一个与我军“战斗精神（Fighting Spirit）”完全相同的表述形式。通过对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对比分析，外军所谓的“军心士气(Military Morale)”、“战斗准备（Combat Readiness）”、“职业道德(Professional Ethics)”、“团队凝聚力（Group Cohesion）”、“军种核心价值观（Service Core Values）”等都与我军提倡的“战斗精神”存在关联，可惜助这些内容来了解国外对“战斗精神”的研究。如：美国强调“军种核心价值观”（Service Core Values），认为它们是军人的信仰、准则和理想的高度概括，是

其职业能力的具体反映，是每个军人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以色列和美国是最早对军队士气进行研究的，美军在一战和二战时就成立的士气的组织和研究机构，70年代开始对士气进行系统的测量，80年代中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如何在平时培育部队士气，其中最为人知的工作是对“单位人员配备系统（Unit Manning System）的研究（Frederick,1991）。以色列也是最早对士气进行测量的国家，其军事学家编制了著名的战斗准备士气问卷（CRMQ）(梁宇红 金志成，2007)。俄国虽有“战斗精神”一词，且与我军“战斗精神”的概念基本吻合，但条令文件、文章讲话中并不固定使用该表述，而是常用“军心士气”、“精神道德建设”、“永恒的高尚品质”等表示近似内容。日本军队尊崇“大和魂”、“武士道精神”和“自卫宫精神”。印度军队主张树立“克制、自尊、守纪的集体精神”和胜不骄败不馁的思想，要求军队必须“能为印度的自由、幸福和繁荣死而无怨”等（杨宇杰等，2005）。除在军事上对士气的定义与测量外，外军更注重对士气影响因素的研究。个体和群体因素都会影响军事单位的士气，个体因素如个体健康状况、食物、睡眠及个体心理需求的满足等；群体因素的研究较多，一些研究者认为群体成员间相似的宗教信仰、种族、阶层、出生地域、甚至相似的人格等都有助于发展群体士气（Grinker,1945）。然而也有一些研究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

人种、婚否、居住区域等变量与士气相关不显著，对士气有决定性影响的是领导和群体内部的动力（林超平，2005）。传统观点认为，群体成员的熟悉对士气有正向的贡献作用，士兵相处的时间越长，共同经验越多，集体认同感和群体士气就越高（Frederick J，1991）。然而Uzi ben-Shaiom等人对20xx年阿以冲突中以军战斗单位的士气研究的结果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还有研究者试图用社会动力学的一些理论解释这种直接群体“迅速信任”的重要机能（吴友明，2004）。对于凝聚力与士气的研究中，Paul T. Bartone(2002)等人通过对挪威海军军官学校的学生强化训练前后进行研究的结果显示，外部压力、成员的熟悉性、个人毅力等都对凝聚力和士气都有正向影响作用，其中外部威胁对提升群体士气的作用最大（张予鲁，2006）。Fred A. Mael等人（1993）还考察了60个轻型步兵排的领导团队的凝聚力与它们的凝聚力、认同、工作投入、工作动机有显著地相关关系。另外，很多研究也证明了领导与战士之间的良好关系对士气有正向作用（罗建明 徐安鑫，2005）James Grifith（2002）用多层分析法考察了美军驻扎在美国和欧洲的104个连队的凝聚力、士气与战士的健康、压力、认同，战斗准备的关系，发现不论从个体层次上还是群体层次上分析，领导的工作支持和情感支持能够建立战士对组织的认同，减少离开组织的可能。

外军的战斗精神培育，即精神教育，主要是从履行军队的根本职能出发，以期达成把军队建设成“事业型”军队的目的（唐开敏，2005）。我国学者方亮（2006）通过对外军战斗精神培养的研究，总结出主要有以下几种手段：①院校与部队相结合，注重用教育来灌注战士精神；②军队与社会相结合，注重用环境来熏陶战斗精神；③物质与精神相结合，注重用利益来激发战斗精神；④平时与战时相结合，注重用实践来锻造战斗精神。学者翟振华（2005）还详细撰文指出了外军培育战斗精神分别采取了渗透方式进行精神灌输、借助宗教力量掌控官兵情绪、运用法规制度规范官兵行为、采取福利待遇激发官兵热情、借助社会辅助功能稳定官兵情绪、通过训练强化心理品质培养、强调长官模范行动带兵等。

1.1.4 国内战斗精神的研究

我军所提出的战斗精神是由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军队的宗旨等决定并受制于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宗教信仰、民族习俗等客观因素，具有本国、本民族的鲜明特色（路加模，2005）。在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中，国内军事单位对战斗精神的研究最为广泛，但多从战斗精神的重要性、本质及培育方面进行，宣传教育理论性的文献较多，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⑴战争模式转变对战斗精神培育的研究；普遍认为，新时期

战争形态的转变，令战斗精神的形成、保持和作用发挥难度更大，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挑战也更多。我国研究者张予鲁（2005）对一体化联合作战军人战斗精神培育进行了理论构建，分析了军人战斗精神培育存在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并就如何适应战争形态转变和新的作战样式特点培育战斗精神的对策与途径进行了研究。朱生岭（2005）认为信息化条件下的未来战争，必须注重官兵个体战斗精神的培育，大力培育科学精神，用科学的态度分析作战的特点和规律，善于充分发挥人脑的作用，讲科学与智谋相结合，提高自身的作战能力，超常发挥智能潜能。

⑵有关战斗精神内涵的研究；以往的研究中总结发现顽强的对抗意志、能动的创新精神、协作的团队精神、求实的科学精神进一步扩展了战斗精神的内涵。如周正舒（2005）认为在战斗精神的动力范畴中，军人主题意识处于核心地位。龚伟（2005）分析了战斗精神的心理机制，提出了战斗精神是一种高级心理现象，再起确立和实现过程中，认知、情感、意志及自我意识等个体心理和民族精神等社会心理发挥的指向、推动和制约等重要作用，张春（2005）开创性的运用心理力场理论来探讨战斗精神的模型及其应用，他认为心理力场是人行为的推动力，是战斗精神的源泉。培育战斗精神应从强化官兵的心理力场，寻求内外力场的最大合力着手，加强激励、教育引导、实践磨练、完善制度

等，以满足官兵的需要结构，矫正其心理认知结构与个性心理特征，营造良好的军队组织环境。

⑶战斗精神培育的多角度研究：罗建明（2005）从军队个性与我军个性，历史传统性与时代性，内在精神性与外显物质性，官兵个体性与部队群体性等辩证关系出发，探索强化部队战斗精神的有效途径和科学方法；姚桦（2005）、王献伟（2005）、金俊红等人（2005）分别从士官、各级指挥员、军校学员等方面探讨了战斗精神的培育问题。此外，学者罗健，陈海飞（2004）提出武德与战斗精神在本质上具有相通相融的一致性，高善武德的塑造是培育战斗精神的重要途径。刘正斌、严满伟（2005）研究指出军人信仰是军人精神支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