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历史评价

洋务运动历史评价

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 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 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第一代军阀集团。

观点

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

其他

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

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意义

最后,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如 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

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

宗旨

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 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 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第一代军阀集团。

观点

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

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

其他

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意义

最后,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如 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井。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 作用

洋务派经营的近代工业企业,是以不改变封建生产关系为前提的。所办企业,具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因此,洋务派要在中国兴办近代工业企业和筹办海防,都不得不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因而也就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洋务派也就加速了自身的买办化。这样的企业不仅无法避免自身遭到破产的命运,而且严重地阻碍和压制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

过程

办“洋务”30年间,中国被迫开辟的通商口岸,由1860年前的7个增加到1894年的34个,外国的进口额,也由1864年的5100余万两,激增为1894年的1亿6千余万两。进口货物中,80年代前鸦片占首位,80年代后棉织品跃居第一,鸦片退居第二,但绝对数仍一直上升。出口的货物,80年代前主要是茶和丝,80年代后棉花和大豆逐步增长。中国被迫加速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成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因此,洋务运动的过程,就是中外反动派进一步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化逐步加深的过程,也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

结果

虽然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同一个过程中艰难地成长起来的,这主要是受中国近代经济规律制约的结果,对洋务派来说是事与愿违的。但是,洋务运动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随着近代工业的兴建,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出现了,在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里,也造就了一批掌握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企业的利润,还吸引了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了刺激作用。

 

第二篇:洋务运动的评价

洋务运动的评价

“洋务运动以适应时代潮流的变革开始,以应该变革而不去采取变革措施因而违反时代潮流而结束。” ——夏东元 《洋务运动发展论》

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最早启动。

首先,洋务派面对新的形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最早的现代化思想。在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运动期间,“中体西用”的思想成为洋务派的理论纲领。

在这一理论中,洋务派把中学和西学的关系称之为“体”与“用”的关系,或称之为“道”与“器”的关系,“本”与“末”的关系,“主”与“辅”的关系,进而肯定两者的相对价值,即中学具有精神价值,西学具有物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一直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重大课题

然而应当指出,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实已是一革命性的态度。毫无疑问,“中体西用”思想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理论,它使中国人迈出了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脚步。 其次,洋务运动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机器生产,实现了中国从手工业制造转入机器生产的起步。美国比较现代化学者布莱克指出,在人类历史中,有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一次革命性转变发生在100万年前,原始生命经过亿万年的进化以后,出现了人类;第二次革命性转变是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而第三次革命性转变则是近几个世纪正在经历中的事,全世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⑥。社会学者、历史学者一般把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转变理解为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就成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相当自足的社会体系,生产主要靠人力。中国自古有较多的科技发明,并长期在世界占领先地位,但自14世纪后科学技术一直处于僵滞、停顿的状态,以致没有出现像西方那样的科学革命,科技也未能大量用到生产上。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心价值系统,重天人合一,重社会秩序与人伦规范。在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外部世界的挑战,而是源自内部的传统危机,但历史总是依照自身逻辑消解和克服这些危机,进入又一轮王朝循环。然而自19世纪上半叶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素与西方世界的霸权威胁及文明示范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的历史走向。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内部一批掌握实权的官僚,觉悟到中国对西方有不能不学之处,而所要学的即是西方之技术。于是,在奕诉、曾国藩、李鸿章等重臣的倡导和主持下,洋务运动应时兴起。

1861年初,清政府宣布设立总理衙门和北洋与南洋两位通商大臣,是洋务运动的先声,然后以派员采购外洋船炮并自行仿造为开路,随之在各地建立起一批机器局、船政局、枪炮厂等军事工业。70年代洋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洋务派在继续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又着手兴办民用工业。

洋务企业尽管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机械化的程度还很低,各企业内部仍大量使用手工劳动,但它们毕竟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机器和工艺,在生产技术方面发生了空前的大变革,使中国破天荒出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曙光。再则,无论是军事工业还是民用工业,其主导产业为钢铁、矿产、铁路和棉纺织业,即当时所谓“机器矿路”。这是符合工业发展本身的规律的。

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属于社会生产力。新的生产力输入中国之后,必然会逐渐引起一切社会关系的变化。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⑨。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企业中,已较普遍地采用了雇佣劳动,大部分工人都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他们的工资大体上是按照技术高低而决定的。总之,洋务运动使中国迈出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第一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从此真正开始。

二 持续30多年的洋务运动,又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首先,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推动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在洋务派“借法自强”的口号里,包含着保卫民族利益、争取社会进步的核心。 洋务运动带来了现代生产力和大工业生产方式,从而刺激和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中国社会进一步出现了各种体现民族主义的思想和主张。70年代以后,洋务派虽也创办了一些工商企业,但数量甚少,经营不力,发展缓慢,社会效益也十分有限,难以与外国资本相抗衡。许多洋务知识分子对这种状况日益不满,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这是中国人与现代社会接轨的思想动

其次,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及管理经验。万事开头难,如果没有洋务运动的开路,在古老的中国要出现这些现代军事和民用企业、电讯交通等,不知要推迟多少年,而推迟的结果就很难保证不会出现像朝鲜那样由外国侵略者越俎代庖、“不变亦变”而“权操诸人”的悲惨局面。

洋务派创办现代企业,由于事属创举,一开始的规模又较大,平时毫无基础,因而在经营管理方面走了不少弯路,但也从中吸取了不少经验教训事实上,洋务派也正是在逐步摸索中接受了一些教训和积累了一些经验,并在后来经营的企业中有所改进。如开平煤矿之所以办得较有成绩,这同它“摒除官场习气”,改善经营管理是分不开的。洋务派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对稍后现代民族资本的成长是大有补益的。

洋务事业是不同于传统的新生事物,它是与从西方引进的科技文化等新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洋务派感到,办这些新事业除了需要大量的资金外,还需要大量的人才。洋务运动中锻炼和培养出来的科技人才,为稍后现代民族资本的发生准备了一定的条件。质价值;更进而肯定两者的功用,即中学用来“治心身”,西学用来“应世事”。在这里,中学和西学的地位虽略有高低之分,如强调中学是“本”、“体”,而西学只是“末”、“用”,但同时这两者又被强调是相补相救,不可偏废的。说到底,就是他们企图要以军火武器和科学技术的“西用”,来达到维护古老的封建王朝这个“中体”的目的。显然,这一思想体现了落后的生产关系与先进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体现了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之间的矛盾。从哲学上看,这种两分法是谬误的,因为它是一种既肯定新价值又不否定传统价值的相对主义。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统治阶级为了谋求封建国家的“富强”而进行的改革运动,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倾向。洋务派是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其内容虽然十分广泛,但核心一直是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陆海军的军事活动。

洋务派对清朝军队进行武器和训练的革新,与顽固派的愚昧守旧态度相比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中国军事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重创日本海军,阻止了日本侵略军的长驱直入。洋务运动中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防力量,起到了“御侮”的作用。

洋务运动的主观目的,虽然不是旨在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但它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客观上却冲破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桎梏,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进程。洋务运动不仅使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而且间接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洋务派企业为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并且孕育了新的阶级力量,这些都在客观上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总之,洋务运动处于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它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又有消极的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