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大学答题纸

（20 14 —20 15 学年第 一 学期）

课号： 课程名称： 近代中国八十年 改卷教师： 学号： 136340076 姓 名： 汪伟康 得 分：

辛亥革命的思考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100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这场革命没有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而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让我们认清辛亥革命失败的一面，可以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就像孙中山先生晚年所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后继者只有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探索新的道路，进行艰苦斗争，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不过，如果把辛亥革命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则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研究它的伟大历史意义，具体分析它怎样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其次，辛亥革命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赶跑了一个皇帝，更在于在两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对传统思想作了根本性的颠覆。一是过去被认为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独裁政治，被宣布为罪恶的、黑暗的、“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公开声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是对以往政治是非的一个根本颠覆。二是过去被认为是卑贱的、可以任意生杀予夺的“愚民”、“草民”，被宣布为国家的主人.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辛亥革命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辛亥时期的革命志士们，始终把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他们一方面深信，只要推翻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中国一定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取得“异常之速度”，在短期内“迎头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国家；一方面通过发展经济，努力改善民生，“为人民谋福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了振兴实业，成立实业部，先后颁布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令，使当时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 辛亥革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作出了积极贡献。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革命派曾提出过“反满”的口号。这个口号自然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但其实质还是反对以满族贵族为最高统治者的封建独裁政权，而不是反对满族这个民族。到了清王朝覆亡后，革命派就立即高举民族平等的大旗，强调消除民族畛域、促进民族和睦。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

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辛亥革命为中国共 产 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辛亥革命后10年，中国共 产 党诞生。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内在联系。辛亥革命导致的思想解放，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学说的传播提供了环境和条件；辛亥革命追求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的破灭，促使人们在怀疑和失望中另觅新路，为选择社会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为中国共 产 党的成立准备了阶级基础；中国共 产 党的早期活动家有一部分是积极参加辛亥革命甚至在同盟会时期就担负重要领导责任的、有一部分是受到辛亥革命重大影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也为中国共 产 党的成立准备了干部条件。中国共 产 党所继承的，就是辛亥革命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是为争取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国共 产 党不仅把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辛亥革命的精神遗产，为中华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内容. 反对专制，建立共和，争取人民民主的精神，为救国救民而“舍身取义”的英雄主义精神,从传统爱国思想转化而来的近代爱国主义精神.辛亥志士们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抛头颅、洒热血，置生死安危于不顾，置功名利禄于度外，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他们气壮山河、感动天地的英雄事迹，为中华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内容，是今天仍然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辛亥革命的精神遗产主要表现在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顽强奋斗的爱国情怀，“以浩气赴事功，置死生于度外”的献身精神，关心民生疾苦、立志为百姓谋福祉的高尚品德，顺应时代潮流、放眼世界的博大胸怀。

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难说有完全彻底的。所谓彻底，只能说是基本彻底。自沉阶级革命成功的结果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即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剥削制度的更替，并不需要新旧完全彻底决裂，他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妥协、融合、并存。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尚保存君主制和贵族头衔，此即革命不彻底的明显例子。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远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点上，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是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从民元到民六，其间虽经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但只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并没有使民国中断，更没有像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三次共和国的波折。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第二篇：对辛亥革命教学的思考

换个角度看历史 ——对辛亥革命教学的思考

李树全

在历史教学中，一些老师受已有知识、经验和定势思维的影响，往往根据所谓的“共识”来认识历史。随着历史研究和史学理论的深入发展，一些所谓的“共识”可能需要修正，一些定势思维也可能有悖于历史。摆脱定势思维的桎梏，换个角度看历史，不失为有效教学的一个重要途径。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缔造了亚洲第一共和国，结束了中国两千年君主专制政体，改变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教学中，许多老师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仍受制于定势思维，不敢有所突破。如依旧认为革命前清政府的统治日益腐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依旧认为武昌起义后南方革命党人应该一鼓作气直捣龙庭，没有必要和袁世凯议和，依旧认为清帝退位及其优待条例是对旧势力的妥协等等。近来，读马勇先生的《19xx年中国大革命》、傅国涌先生的《百年辛亥》、雷颐先生的《历史何以至此》、廖大伟先生的《辛亥革命与民初政治转型》等一系列关于辛亥革命的论著，对这段激荡的历史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一、清朝统治完全腐朽了吗？

毋庸置疑，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近代历史确实不堪回首，伴随着一系列侵华战争和不平等条约而来的是国家主权被无数次分割，民族危机不断深化。作为中国主权象征的清政府，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xx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王朝面临着更加深刻的统治危机。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开始主动寻求变革，以摆脱危机。 19xx年，清政府宣布实施“新政”，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任命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又增加袁世凯）为参予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从19xx年到19xx年，清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谕，内容涉及训练新兵、奖励实业、废除科举，兴办新学、派留学生出国、改革官制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政府在19xx年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制。对此，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这样评价：“19xx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必须把它（科举废除）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就意识形态层面而言，可以说这种评价是恰当的，因为“废科举”则意味着“帝制”失去了“四书五经”所构筑的意识形态的庇护。清末“新政”使古老的封建专制制度发生了一些变化，“新政”的某些措施在客观上有利于民主革命思想和文化的传播（如兴学堂），客观上有利于民族资本的发展（如奖励工商），壮大了民族资产阶级队伍，为中国社会变革积蓄了力量，促进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为了加快政治改革进程，19xx年12月，清政府派五名大臣出国考察各国宪政。五大臣出洋考察时，国内工、商、学、报各届到码头欢送。考察团每到海外一国，均受到当地华侨的欢迎，足见当时人们对政治变革的殷切希望。五大臣出洋考察也引起国际舆论的普遍关注，各国对五大臣的访问十分欢迎。五大臣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游历了14个国家，考查内容涉及议会、行政、军事、法律、学校、工厂、银行等等各个方面，范围非常广泛，为清政府实施宪政做准备。 19xx年9月1日，清政府接受考察大臣建议，下诏“仿行宪政”。清政府在《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中称：“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1），表

明了立宪决心。此后，清政府多次召集会议，制定章程，仿照西方样式，对中央和地方官制进行局部改革。 19xx年，清政府下令成立资政院。资政院是正式议会的预备机构，为将来成立正式国会做准备。同时令各地筹备建立资议局，作为地方议会的预备组织。同时又派出三位大臣赴英、德、日等国考察宪法。预备立宪的步伐在稳步推进。 19xx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尽管《钦定宪法大纲》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它的颁布具有重要意义。《钦定宪法大纲》虽然仍然确认“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但它毕竟第一次以成文“宪法”的方式将皇帝从来不受任何约束的无限权力有限化，第一次规定皇帝必须在这个宪法的框架内进行活动，第一次将司法权和行政权分离，这无疑是对先前君主一元权力架构的颠覆，也是对“朕即国家”、“朕即法律”意识的否定。《钦定宪法大纲》还第一次用“宪法”的形式确认了臣民的“权力”，对于有着浓厚“臣民”观念的国家来说，是空前的进步。《钦定宪法大纲》规定“预备立宪”期为九年，对每一年应该做什么有着明确、具体、清晰的规定。应该讲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是有计划、有步骤的，是认真的。如果按照这个步骤一步步推动立宪进程，到19xx年正式立宪之际，中国恐怕会是另一种情形了。 19xx年，除新疆外，全国22个省份建立了资议局。虽然各省资议局不具备独立的立法权或司法权，但它对各省督抚权力有一定的约束。资议局“议员”积极参政议政，为民众、特别是为资产阶级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大开方便之门，为民主政治做了一些准备。 19xx年，在各地立宪党人的强烈要求下，在各地督抚的“请求”下，清政府顺应大势，同意将“预备立宪”期缩短为五年，定于19xx年召开正式国会。立宪步伐加快。 19xx年，清政府颁布《内阁官制》及《内阁办事暂行章程》，第一届内阁宣告成立。可以看出，清政府在它统治的最后十年，并非浑浑噩噩、碌碌无为。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清政府还是很想有所作为的，并且也确实在紧锣密鼓的“做一些实事”，力图革新政治。从其政治路线安排图看，其方向是要使中国走上一条君主立宪道路。这样既可以避免王朝覆灭，也顺应了时代潮流。 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民主政治做了一定的准备。只不过后来“皇族内阁”的建立，使人们开始怀疑清廷立宪的真实动机，清政府也把立宪党人推向自己的对立面。再加上保路运动的高涨和随后而来的武昌起义的爆发，彻底打乱了这一进程。 渐进的政治变革能最大限度的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日本也是在明治维新开始后的第21后才制订了自己的第一部宪法，完成了立宪。所以说，清政府“预备立宪”是一个为政治变革做准备的过程，简单地用“腐朽”来说明清政府最后的十年统治，恐怕是站不住脚，是对历史的“机械”认识。

二、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吗？

20世纪初，当清政府主导的立宪运动日渐高涨之际，也是革命党人武装起义不断发生之时。 19xx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这标志着革命力量的一次大集结，中国革命有了统一的领导。同盟会成立后，策划和组织近十次武装起义，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19xx年，同盟会发动萍浏醴起义，坚持一月有余，但最终失败。19xx年，同盟会在两广等地先后发动了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等，均告失败。 19xx年，同盟会策划了钦州起义、河口起义等，也宣告失败。 19xx年，广州黄花岗起义爆发，黄兴亲自指挥。革命党人舍生忘死，“碧血横飞”，但还是失败了。 同时期，还有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发动的一些起义，如皖浙起义等，也失败了。 革命党人发动的这些武装起义，在一定程

度上打击了清政府统治，扩大了革命党的影响，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但从当时的情形看，这些起义的规模比较小，没有民众广泛的响应，持续时间普遍比较短，起事地域主要集中在两广、云南等边远地区，很难对全国产生较大影响，也没有对清政府统治构成太大威胁和猛烈冲击。就是当19xx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党人也没有预料到后来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孙中山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对形势也没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并没有立即回国领导革命。 所以，很难说从19xx年到19xx年期间，革命形势一直高涨。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金观涛教授在其《观念史研究》一书对这个期间“革命”一词和“立宪”一词的使用数量进行过统计：“‘革命’一词在19xx年……使用达2800余次。这是因为19xx年11月，革命派创办《民报》，由章太炎主编，这份以宣扬革命为宗旨的刊物中，大量使用‘革命’一词。19xx年革命派和立宪派进行大论战，‘革命’一词的使用在这一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继19xx年‘革命’一词的使用突然下降到1600次左右，19xx年又减至700余次，到19xx年更减至100余次，呈锐减趋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近十年。令人惊异的是，即使19xx年辛亥革命发生时，‘革命’的使用次数仍很少。”“19xx年‘立宪’一词的使用由19xx年的400次左右急遽增加到近2000多次，直追‘革命’的2800余次；在辛亥革命前一年，19xx年‘立宪’使用约800多次，远多于同年‘革命’的500多次。也就是说，该统计现象再一次证明革命和改革之间存在着互相取代的关系。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19xx年为辛亥革命爆发的年头，清王朝终于被推翻，但这一年‘革命’出现200多次，只有‘立宪’400余次的一半左右。这意味着支配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并不一定是革命观念。”透过金观涛教授的《观念史研究》一书的统计，对当时中国的形势可窥见一斑，如果还要说当时的革命形势不断高涨，恐怕不符合历史的原貌。所以，马勇先生在《19xx年中国大革命》一书中用“革命与改良赛跑”来形容这一时期的历史：当清政府主导的立宪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革命的声音就会相对减弱；当“皇族内阁”成立，清政府的立宪走进死胡同后，革命声音就会重新高涨。20世纪初的中国在“立宪”和“革命”两条道路上徘徊，探寻着中国的方向和道路，这应该是当时的实际情况。认为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形势不断高涨，有历史被简单化之嫌。 真正推动全国形势发生巨大变化、革命浪潮激荡全国的是19xx年的“保路运动”。 19xx年5月9日，清政府宣布全国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对先前已经投入铁路建设的民间资金，充作铁路股本，不发还本息。这一措施严重侵犯各地商民利益，引发大规模抗议浪潮，湖南、湖北、四川、广东等地商民纷纷集会、游行，甚至连一些地方督抚也同情商民，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面对社会各界强烈的反对浪潮，清政府没有及时停止和修正这一政策，而是强力推行，终于激起民变，一些地方出现暴动。清政府把最广大民众推向自己的对立面，也就宣告了这个政权必将终结。 面对各地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清政府调集湖北新军镇压。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湖北传来了武昌起义的枪声。

三、南北议和真没有必要吗？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重新启用袁世凯，并派北洋军进行镇压。在袁世凯的指挥下，北洋军以迅雷之势，夺取汉口、汉阳，对南方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但袁世凯随即命令北洋军停止了进攻，向湖北军政府提出和谈。湖北方面开始和袁世凯接触，尝试通过谈判解决南北纷争。 武昌起义后，全国先后有14个省宣布独立，脱离清廷，清政府统治已呈土崩瓦解之势。特别是19xx年底，宣布独立的各省召开联席会议，商讨建国大业。19xx年，中华民国

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在对待和谈问题上，南方阵营意见和步调极不一致。南方阵营中有大量的立宪派和旧官僚，掌握着相当的实权，他们主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最初反对和谈，主张武装推翻清廷。19xx年11月25日，孙中山回国之初，曾表示：“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但孙中山毕竟没有实力做后盾，并不能真正控制住形势。在内外交困和重重压力之下，孙中山也只能同意和谈，并发表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造成共和，即举袁作大总统。 武昌起义后，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列强宣布“严守中立”，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并且停止向清廷支付业已谈妥的贷款。为了维护在华利益，列强在宣布“严守中立”的同时，向南北方施加压力，极力促成南北方停战议和。列强表示“中国目前的战争如果继续进行，不仅使该国本身，而且也使外国人的重要利益和安全，容易遭到严重的危险”，因此“吁请双方代表团注意，必须尽快达成一项协议，以便停止目前的冲突”（2）。列强还进一步表示，“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能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够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3）。在中国这场大革命中，南、北双方都迫切需要争取列强的经济和外交支持。袁世凯自己曾说:“洎入都后，筹计饷需，蒐简军需，无一不形匮绌。借款屡议，迄无所成。”致使“军事至今迄无起色”，“奉职无状”（3）。南方革命阵营更是捉肘见襟，十分窘迫，多次向列强商谈借款未果。可以说，列强的态度对南北方产生了重要影响。 所以，从当时的情形看，南方革命党根本就没有力量进行“北伐”；袁世凯也没有确信的把握打败南方，武装统一中国；欧美列强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考虑，也反对南北之间大打出手。由此可见，内战为当各种政治力量所不容。通过谈判解决南北争端，实现国家和平，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在各方努力下，19xx年12月，南北方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开始进行和谈。南方提出清帝退位、选举总统、建立共和政府等条件。在谈判中，拥有优势军事力量的袁世凯，放弃凭借武力统一中国的想法，也放弃了自己原先一直坚持的君主立宪主张，赞同共和，向南方革命党人做出必要妥协。而南方革命党人也做出了让步，没有坚持过去多年所说的“驱逐鞑虏”的政治立场，而以比较妥协、比较柔性的立场尊重大清国的历史，尊重一个王朝为国家为未来作出的牺牲，在商榷清帝退位条件和文件时，尽量关照清廷统治者的感受和尊严，没有得寸进尺，步步紧逼，更没有进行清算，同意给予清帝和皇室的优待条例。 正是由于各方必要的让步和妥协，南北双方最终达成协议，清帝退位，共和建立，中国避免了一场大规模内战。 辛亥革命从一个武装暴动转化为一场和平的权力交接，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各大政治势力以大局为重、以国家民族根本利益为重的结果。各派政治势力不论拥有怎样的力量，他们都没有执意诉诸武力，而是坚持谈判协商，阻止了战争的扩大或者延续，使广大人民免受战火蹂躏。这其中，我们能领略到孙中山的襟怀坦荡、大公无私、光明磊落，也应看到袁世凯勇于担当、顺势而为、郑重承诺，还有清廷的主动退让、理性抉择、顾全大局。所有这些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理解，成为我们这个饱受战乱之灾的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历史财富。纵观中国近代政治斗争，何曾不是你死我活？何曾有过这样的情形？辛亥革命中的各方，在某种程度上都为这一事件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正如马勇先生讲的，我们“还一直抱怨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遗憾孙中山等南方革命党人当年为什么不一鼓作气直捣龙庭”，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带着温情和敬意去“正面肯定辛亥参与各方政治势力是怎样出于民族大义、人民至上的原则，有坚持有妥协，避免战争减少战争。”现代政治

就是一个妥协的协商过程，南北议和留给近代中国的最大启示，就是通过妥协，实现共赢双赢，最大限度维护国家根本利益。

四、优待条例仅仅是妥协吗？

19xx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标志着在中国已经存在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为共和制度的建立最终铺平了道路。在清帝宣布退位的同一天，颁布了《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优待皇室条件》，对退位的皇帝、皇族有一些诸如保留皇帝尊号、民国政府提供抚养经费等优抚措施。可能是鉴于清政府以往的“种种劣迹”的缘故吧，很多人对于这个皇室“优待条件”很不以为然，对于清帝退位这一有着非常意义的历史事件，往往带着一种“情绪”，用“妥协”、“不彻底”来评价之，认为这是对旧势力的妥协，是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表现，是这场革命的重大“遗憾”，而没有去深切关注这一事件的深远意义和影响。我们不妨仔细阅读一下清帝退位诏书。

奉旨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相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於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於前，北方各将亦主张於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刈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对于清帝退位，很多人习惯用“无可奈何”来形容。不能否认，当时清廷已呈瓦解之势，而实现共和又是大势所趋，面对这种形势，清廷确实“无可奈何”。但是，假如这个王朝负隅顽抗，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顽固挣扎，拼死反抗，历史又会怎样？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抱着一种宽容、理解的心态来看清帝退位，我们应该为诏书中“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而感动。这个王朝并没有在最后关头鱼死网破、焦土抗战，而是接受现实，坦然让步，表现了一个王朝应有的宽厚和智慧，体现了这个王朝深明大义，以民族安危、国家前途作为自己的最大利益。傅国涌先生讲“19xx年2月12日，由隆裕太后颁布的这道诏书结束了清朝入关以来二百六十七年的统治，也终结了秦始皇以来周而复始的王朝轮回，没有流血漂橹、尸横遍野，没有连年苦战、民不聊生，以最小的代价，和平完成了政权的更迭，在中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 对于清帝退位，当时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报》这样评价：“天子已退位，清朝统治不复存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国已经正式成为一个共和国。历史上很少见到如此惊人的革命，或许可以说，从来没有过一次规模相等的、在各个阶段中流血这样少的革命。革命的最后阶段是否已经达到目的，这

是未来的秘密。” 对于这样一场不流血的社会变革，为什么我们不能带着些许赞赏与理解呢？难道“彻底消灭”清廷就是最好的结局吗？ 清廷在颁布退位诏书的同时，还颁布了一道懿旨，劝谕臣民：“现将新定国体，无非欲先弭大乱，期保乂安。若拂逆多数之民心，重启

无穷之战祸，则大局决裂，残杀相寻，必演成种族之惨痛。将至九庙震惊，兆民荼毒，后民，务当善体此意，为全局熟权利害，勿得挟虚矫之意气，逞偏激之空言，致国与民两受其害。著民政部、步军统领、姜桂题、冯国璋等严密防范，剀切开导。俾皆晓然于朝廷应天顺人，大公无私之意。至国家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内列阁、府、部、院，外建督、抚、司、道，所以康保群黎，非为一人一家而设。尔京、外大小各官，均宜慨念时艰，慎供职守。应即责成各长官敦切诫劝，勿旷厥官，用副予夙昔爱抚庶民之至意。” 在这封诏书中，清廷希望它原来的“臣工”们，“慎供职守”，尽职尽责，顾全大局，维护稳定，实现国家的平稳过渡，表现了一个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王朝对国家和人民的负责精神，这难道不值得我们给予这个王朝应有的敬意吗？通过一个皇室优待条件，使共和制度尽快确立，和平尽快实现，避免了更多的流血和生灵涂炭，足以称之为中国的“光荣革命”。“读史使人明智”。辛亥革命距离今天已经整整一百年了，回顾这段历史，我们究竟应该从中吸取怎样的智慧和财富，不仅是历史教学必须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简评《辛亥革命教学设计—李树全》

——阅读的边界决定教学的高度

辛亥革命这一课的课标要求为：简述辛亥革命的主要过程，认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的历史意义。此课从模块上看位于政治史模块，属于重大的政治事件，从单元看位于第四单元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求民主的潮流专题，在这单元中主干知识是反侵略求民主的两大内容，辛亥革命突出了中国近代人民求民主潮流这一核心价值。那么究竟怎么在在有限的课时内，如何将其讲清讲透，是对一个老师基本功的考验，也是授课老师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

然而，看了李树全老师的《辛亥革命》的教学设计，真让我由衷的佩服。李树全老师的教学设计，对辛亥革命进行立体化的剖析，以“中国的变化和转型”为焦点，整合课内外资源，综合政治经济思想各个方面的内容，引导学生对“辛亥革命”进行立体思考，显然是运用了整体史观。通看这篇教学设计，实现了用经济讲政治、用思想文化讲政治，以政治中讲政治的完美整合，无不体现了李树全老师的广泛阅读和深度思考。

李树全老师以“乱想中国—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新象中国_辛亥革命中的中国”、“印象中国—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三个形象而又具现实特征的子标题贯穿整个教学设计，新颖而又富有深意。

【导课环节】

师：如果我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共有多少个皇帝？出现过多少个王朝？恐怕没有人能回答。如果我问，中国皇帝制度的结束与近代哪一历史事件有关？同学们能回答吧？

……

生：孙中山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民国，是一个伟人。

生：袁世凯是一个野心家，他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来还复辟了帝制，是个反动人物。

生：清政府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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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重新走进一百年前的那段历史，看看孙中山、袁世凯和清政府在辛亥革命期间，究竟做过什么？当然我更希望同学们通过今天历史学习，进一步思考，20世纪初的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究竟是哪些力量推动了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

这是李树全老师的的导课环节，也可谓是别具匠心，这样的导课既通俗又简洁，了解学生对孙中山、袁世凯、清政府的大体认识，可以对学情进行简单的测评，以了解学生的现有的知识结构，一便更好的实现知识建构。同时提出新的观点和问题，激发学生学习欲望。 第一部分：乱象中国——辛亥革命前的中国

1．天灾与谣言并存：（1）天灾的年代 （2）谣言的时代

2.改良与革命赛跑：（1）改良运动激荡全国 （2）革命形势不断发展

3.政策与民心比拼

乱象中国中揭示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天灾与谣言并存，是“天灾的年代”同时也是“谣言的时代”，设计中渗透着二者的逻辑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并存关系，而是内在的因果关系，认识到这点，就理解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很多乱象。再现“改良运动激荡全国和革命形势不断发展”的历史现状，真是揭示出辛亥革命爆发前的社会现实走向，避免了“必然革命论”，体会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第三个问题是“政策与民心比拼”，而探讨的是清政府“成立皇族内阁和实行铁路国有”问题，这是独具匠心的设计，通过前两个问题铺垫，清政府采用什么措施来应对就成为决定历史发展的关键，揭示的是政策与民心的背离关系，革命就更加势在必行。

第二部分：新象中国——辛亥革命中的中国

1、武昌起义和民国建立

2．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

3．袁氏当国和《临时约法》

在这一部分的设计中，李树全老师抓住教学的灵魂，发掘历史的价值，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思辨的能力，促进其个性发展。在设计中也时刻渗透着辛亥革命的历史价值。

“走向民主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是本科的灵魂与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讲，辛亥革命前，“民主”已经成为中国各主要政治力量的共识。无论是清政府主导、立宪派积极参与的“立宪运动”，还是革命派发动的武装暴动、起义，趋向是一致的，“民主宪政”，只不过是方式不同、形式不同、目的不同而已。而在这一部分的设计中，无不渗透着这种民主趋势。其中在“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这个环节上，花费较多的时间，开展课堂对话和讨论，使学生对当时中国政治形势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从而能客观分析和评价中国当时各派政治力量在这场大革命中的表现，进一步理解“南北议和”的必然性和影响，培养学生独立思维的品质。

第三部分：印象中国——辛亥革命后的中国

1．伟大意义

2．更加混乱

3．辛亥财富

第三部分以开放的形式评价辛亥革命，其中还很好的渗透了评价方法指导。在一般的教学中，教师总是以“辛亥革命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的方式，一分为二的评价，最终的结果不是胜利了就是失败了，不能从各个角度进行开放性的评价。而李树全老师通过这种开放性的评价，形成了成功与失败一体的关系。老师通过“伟大的意义、更加混乱”的正反两面，深入分析辛亥革命，思考辛亥革命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培养学生辨证地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辛亥革命在20世纪中国社会巨变的历史作用，历来是评断不一，而一节富有思考力的课不在于解决所有的问题，而在于引起持久的思考，而辛亥革命这一教学设计恰好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纵观整篇设计，可以看出李树全老师对教材进行了处理，体现了历

史教学用教材教不是教教材，历史教学不是复古，更不是简单陈述，在教学中，李树全老师补充了一些内容，也简化了一些内容，重新建构历史教学，用足用好教材。

总之，这是一节史实性的概念课，李树全老师在教学中，以新课程教学要求，灵活讲解和运用历史概念，从政治文明史观的角度，对辛亥革命这一概念做了立体解剖，特别是要能够把历史概念转化为学生理解的知识结构，并通过教学实践、按照学生学习的逻辑重新构建课堂教学逻辑。

好课首先要有好设计。好的设计，才能在教学中处处发挥历史教育的育人作用，围绕育人宗旨，选择材料组织教学，层层推进，使学生学会独立思考，培育学生的思辨能力，辛亥革命的教学设计无疑是典范。

而且，在李树全老师整个教学设计中，体现了老师扎实的历史功底，无处不渗透着老师的课外阅读。设计中，并没有局限于教材本身，设计走出教材、摆脱桎梏，设计也实现了很多突破，课堂充满新意。从李树全老师的教学设计中，深深体会到：阅读改变观念，思考提升教学，历史教学教学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