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单元 日本明治维补充资料

一、日本时代年表

日本の先土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 日本の古代 绳文时代 【约中国先秦】 弥生时代（纪元前3世纪 - 3世纪）【约两汉】 古坟时代（3世纪后半、4世纪初 - 7世纪前半、8世纪初）【约魏晋南北朝】 飞鸟时代（6世纪终末 - 710年） 【约隋唐前期】 奈良时代（710年 - 784年） 【唐代】 平安时代（794年 - 1184年）【唐五代、宋】

日本の中世

镰仓时代（1192年 - 1334年）【宋元】

南北朝时代（1334年 - 1392年） 【元明，注：日本历史上的南北朝只是宫廷政变后，原来的天皇又跑到京都旁边不远的地方另立了朝廷，时间很短】

室町时代（1392年 - 1573年) （戦国时代） 【明，注：其间日本的征夷大将军被明朝册封为“日本国王”】

日本の近世

安土桃山时代（1573年 - 1598年）【明，即所谓“织丰时代”，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时期】

江户时代（1603年 - 1868年）【明末、清】

日本の近代-现代 明治（1868年 - 19xx年）【同治朝、光绪朝、宣统朝】 大正（19xx年 - 19xx年） 【北洋军阀时期】 昭和（19xx年 - 19xx年） 【国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

平成（19xx年 - ） 【第三代领导人至今】

二、日本的“幕府政治”时期

公元1192年到1867年，日本历史上是实行军事封建统治的“幕府政治”时期，经历三大幕府的统治。

镰仓幕府（1192～1333年）：12世纪前后，日本武士集团逐渐形成分别以源氏和平氏为中心的关东、关西两大集团。皇室和贵族依靠他们进行政治斗争，两大集团自己也因争权夺利而互相斗争。12世纪后半期，关西武士集团平氏取得优势，当权20多年。1185年，关东武士集团首领源赖朝打败平氏，取得对中央政权的控制。第二年，他在镰仓（在本州岛南岸，临相模湾）建立幕府，1192年，又从朝廷取得征夷大将军的称号，成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幕府依靠武士作为统治的支柱。武士对将军宣誓效忠，缴纳贡物，并服兵役；幕府保护武士的家传土地所有权，对有功者赐给土地和官职，派武士到地方上去担任“守护”，夺取实权。幕府自己设置官吏，分别掌握行政、军事、司法权力，还派人到首都京都监视朝廷。幕府实际上是朝廷之外的政府，在首都的中央政府名存实亡。由于源赖朝的幕府设在镰仓，故源赖朝创立的幕府统治又称为镰仓幕府。镰仓幕府统治日本一百多年（1192～1333年），1333年灭亡。

室町幕府（1338～1573年）：天皇政权掌握实权没有几年，由于武士首领足利尊氏叛乱，天皇被迫南逃；足利在京都扶立了一个傀儡天皇，日本历史上出现了南北两个天皇的局面。足利家族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时，力量壮大，在京都的室町建立幕府新址，并在1392年合并了南北朝，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室町幕府（1338～1573年）。

德川幕府（1603～1867年）：1573年，织田信长的军队灭亡了室町幕府，织田信长死后，其部将丰臣秀吉掌握了政权，但丰臣秀吉没有设立幕府，而是利用天皇的朝廷行使权力。丰臣秀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没有取得胜利，不久去世。1603年，丰臣秀吉的部将德川家康打败竞争对手，取得征夷大将军称号，在江户开设幕府，开始德川幕府（也称“江户幕府”，1603～1867年）对日本260多年的统治，共经历了15代将军。

三、武士道精神

日本的文化主体是输入中国文化和经中国输入的，带有中国文化的印度文化。但是，日本有选择地将其“日本化”。中国文化以“仁”为核心,日本文化以“忠”为核心。日本取了“义礼智信，忠诚孝悌”，唯独忽略中国人奉之为首的“仁”。在古代，中日两国社会顺序都是“士农工商”，但是中国是“文士”，日本却是“武士”。

日本武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在日本历史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最早的武士是在大化改新之后，作为封建贵族庄园的护从而出现的。后来武士不断壮大，开始介入政治。它本身分化出将军、大名、家臣、足轻、乡士等20多个等级，成为日本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势力。

武士道是日本神道教的主要内容。它原是日本封建武士的道德规范。武士道起源于日本镰仓幕府，后经江户时代吸收儒家和佛家的思想而形成。最初，它还是倡导忠诚、信义、廉耻、尚武、名誉的。但武士道作为封建幕府时代政治的产物，它吸收的是儒教和佛教的某些表面的东西而不是它的真谛，儒家的“士道”讲究君臣之义，有“君臣义合”、“父子天合”的人伦观念，但是日本“武士道”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 强调“毫不留念的死，毫不顾忌的死，毫不犹豫的死”！

为推行侵略扩张的政策，日本需要用武士道去激励士气，巩固军队，也需要用武士道去禁锢和统一国民的思想，为此，他们开足宣传工具的马力，打着“拯救日本”的幌子，强行灌输“皇国论”、“大和魂”、“为天皇尽忠”等思想。 武士道本来就是武士争雄天下，崇尚杀戮的非人道伦理观，把军刀当作勇敢与地位的象征。特别是“武士道，就是对死的觉悟”，这种思维方式与狭隘民族主义和扩张政策相结合，就把非人性和反人道发挥到极端，变为虐杀狂和自虐狂。

一般国家都会以猛兽，猛禽比喻武士、英雄。但在日本是以樱花来比喻武士的。因为樱花的特性很符合武士的特点：首先，单个的樱花并不美丽，但成片的樱花聚在一起就很漂亮。这和日本武士的集团精神是很相似的。二其次是日本人认为樱花最美的时候并非是盛开的时候，而是凋谢的时候，樱花花期不长，但凋谢有个特点，就是一夜之间满山的樱花全部凋谢，没有一朵花留恋枝头。这是日本武士崇尚的精神境界，在片刻的耀眼的美丽中达到自己人生的顶峰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之后豪无留恋的结束自己的生命。

武士道精神的典型行为――切腹。永祚元年(西元989年)，大盗藤原义在被捕前，将腹部一字割开，然后用刀尖挑出内脏扔向官军，据说这是剖腹的最早来源。至于为什么选择剖腹作为武士最崇高的死亡方式，现在普遍认为，古代许多的国家和民族，均主张人的灵魂是宿于肚腹中的；因此，武士便在有必要将自己的灵魂向外展示的时候，采取剖腹以示众人的方法和仪式。

四、“脱亚入欧”论

公元7、8世纪，日本曾模仿中国唐朝都城长安建造起奈良；19世纪中叶，随着日本封闭的国门被美国人用炮舰打开，日本人也首次接触到西方工业革命的先进成果，从此，日本走上了学习西方的“脱亚入欧”之路。

福泽谕吉与“脱亚入欧”

福泽谕吉是明治时期第一个提出“脱亚入欧”口号的人，其理论核心就是倡导“全面西化”。 福泽谕吉生于日本一个下级武士家庭，早年曾经游历西洋，面对西方社会先进的生产力，“始惊”、“次醉”、“终狂”。回国后的福泽谕吉著书立说，向日本社会宣传文明开化，先后出版了《劝学篇》和《文明论之概略》，主张国家不论大小，应一律平等，不能恃强凌弱，意图通过宣传文明开化，使日本摆脱列强欺辱，实现富国强兵和国家独立。

1860年，福泽谕吉随幕府官员乘船访问美国。当这些腰佩武士刀、脚踏草鞋的日本使节走进饭店时，立刻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日本，只有那些非常富有的人才舍得买一寸见方的绒毡做钱包或烟盒，而美国人竟然把整块绒毡铺在地上，穿着皮鞋在上面走来走去。两年后，福泽谕吉再次随团远赴欧洲，周游了法英荷俄葡等国。由于听说外国食宿不便，他们随船带了几百箱大米和几十个铁丝灯笼。可到了巴黎一看，他们住的旅馆是五层楼，无数汽灯将室内外照得亮如白昼，饭厅里摆满了山珍海味??百闻不如一见，通过考察医院、银行、邮政、兵制、议会等，福泽谕吉深刻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发达，深感日本以前的制度非变不可。

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一文，称“为今日计，我国不应犹豫等待邻国之开明而共同振兴亚细亚，不如脱离其行列与西方文明之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法，亦不能因其为邻国而给予特别关照，唯有按西洋人对待彼等之法处理之。”

“脱亚入欧”口号一经提出，便被日本政府奉为圭臬，成为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列岛上下喊得最响亮的口号。

“求知识于世界”

与当时其他国家一样，国门一旦打开，日本迅速沦为了西方列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开港仅半年，日本黄金就外流了100万两，国内经济萧条，民怨四起。

明治维新后，新政权提出“求知识于世界”，派遣“欧美使节团”出访列强。这个代表团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正使，内阁重臣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和山口尚芳等人为副使，使团成员几乎囊括了明治政府的所有要害部门。这个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试图修改幕府末期以来对外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二是考察、研究“欧美诸洲开化最盛之国体，诸种法律、规则等实务”。此外，还要综合研究各国陆海军的律法、海关、军械等一切“可予我国有益之事”。

1871年12月，岩仓使团离开横滨，前往美国，一路颠簸，于次年1月15日抵达旧金山。随后沿铁路东进，在美国广袤的国土上穿行了40多天，才在2月25日到达华盛顿。由于日、美双方在修改条约的问题上各执一词，岩仓使团在废约问题上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只得悻悻然离开了美国，跨海到欧洲去试着碰碰运气。在随后一年多时间里，使团又先后游历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等国，但各国对于日本人提出的修约要求也一口回绝。 虽然岩仓使团的修约任务没有取得进展，但在学习欧美先进制度方面，却获益良多。在当时的“文明中枢国”英国，岩仓使团参观了法院、监狱、学校、贸易公司、工厂、造船厂、钢铁厂；他们仔细观摩了造纸器械、毛织品、丝织品、银器、玻璃等；连煤矿、盐场以及古寺古

城等也不漏过。他们每到一地，都看见当地设有大小工厂，黑烟冲天。这使他们认识到英国富强的原因是大力发展工业和海外贸易。于是，大久保利通一回到国内，就以英国为范本，提出了《有关殖产兴业的建议》。

岩仓使团在刚刚完成统一的德国的收获是最大的。这个收获不仅是他们参观了克虏伯工厂和西门子电机制造厂以及兵营、大学、博物馆等，更重要的是他们找到了其所需要的国家发展模式。1873年3月，刚刚完成统一重任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接见了来访的日本使团。在招待宴会上，俾斯麦告诉日本人：如今世界各国，虽然都说要以礼仪相交，但那毕竟是表面文章，背地里实际上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这番话让日本使团顿有醍醐灌顶之感。他们不仅认同了俾斯麦的强权政治说，同时也醉心于德国的发展模式，那就是由国家来主导工业发展。

“脱亚入欧”的最终完成

如同千年前模仿唐朝长安建造奈良一样，明治时期，日本人在东京银座建起了西化一条街。这里仿照欧美街市，盖起两层楼的洋式砖瓦房，街道上电车穿梭，夜幕降临时煤气灯就会点亮。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后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在日俄战争后的十多年间，又进行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电力产业革命”，即“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经济上完成了“脱亚入欧”。一战后，日本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身份，与新老帝国主义国家英、法、美等共同主持和参与了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从而在政治上完成了“脱亚入欧”。

 

第二篇：日本历史与文化

学院：法政学院 专业：法学一班 姓名：王丹 学号：2012010676 比较中国改革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

一、实行改革的内部条件不同。 首先看到，19世纪中叶，在中日两国封建社会的内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的先进地区——江南和东南沿海一带同日本比较发达的畿内地区相比，其经济的发展是处于较高水平的。然而，对于一个幅员广阔的中国来说，这些发展无论在水平上还是在地域上，都是极其有限的。在广大的内陆地区，自然经济只受到较小的冲击，甚至有些地方原封不动。加上统治阶级禁止大规模商品经济的发展，抑制工商，从而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在整体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日本向近代社会转变是相对较易的。 其次看看国内革命形势方面。19世纪中叶，日本仍处于诸藩割据的局面。国门被打开后，维新志士为推翻腐朽的幕府统治，提出“尊王攘夷”的政治口号，这符合日本民族渴望由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来结束割据分裂局面的社会心理要求，符合在列强侵略的刺激下日益高涨起来的爱国广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符合千百年来形成的奉王政为正宗的传统道德舆论，有极大的号召力和鼓动力。而中国自太平天国失败以来，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戊戍变法前，中国从未出现过日本维新前夕的动荡局面，广大群众没有革命的要求和行动。孙中山说：从乙末到庚子，“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那期间，不仅戊戍变法是昙花一现，就连广州起义也遭失败，且不得国人同情 。证明维新思潮还未深入人心，全国规模的运动条件仍未成熟。

再来看看文化传统及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方面。中日两国也有很大的差异。郭沫若在分析中日两国的近代改革一败一成的原因时认为，两国在固有文化的负担上的差异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他指出：“中国固有文化的负担太重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至少有3000年，所以对过去的文化怀着一种憧憬，对新的文化发生抵触，往往视欧美为夷狄之邦。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日本虽有它的固有文化，有中国传来的文化，但细的说来，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特别是由于日本在历史上曾有过大规模吸收中国文化，以促进本国文化发展的经验，日本人把移植外来文化视为当然的事情，只要能够适应形势，任何需要的东西都可以从海外引进，既无顾虑也不以为耻。因此，当日本在19世纪中期开始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威胁时，能够以这些国家为榜样，顺利地实现了本国的社会变革，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二、改革的社会基础不同。由于中日两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都不高，民族资产阶级弱小，所以两国维新运动的基础，均主要是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力量。19世纪30年代起，一些经济实力较强，政治影响较大的西南强藩，就已开始在“幕藩体制”下成功地进行了“藩政改革?。他们顺应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引进西方先进生产和军事技术，积极扩大对外贸易，促进了藩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长。日本维新志士，是藩政改革核心力量。由于日本实行门阀制，被压迫阶级以及统治阶级的下层向上流动的渠道被堵塞了，他们无法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各藩大名又时刻伺机推翻将军幕府，有的恃着经济力量雄厚，公开与幕府对抗。特别是”天保改革“中幕府改革的失败和藩政改革的成功，更使各大名纷纷效法西南四藩，倒幕维新成为大势所趋。这就为维新志士进行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便他们有所凭借，并且在地方上得到富农、豪商的支持，训练军队，建立倒幕基础。而大批下层武士，由于幕府末期财政状况恶化，上司经常克扣傣禄 ，生活无着，不少人沦为浪人，他们就更成为倒幕运动的骨干力量了。 在中国，土地自由买卖，只要有财富便可挤身于地主阶级之列；科举制度

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升官的道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士人等都把维护封建制度视为他们的共同的根本利益。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具有一种特殊的凝聚力，很难分化出与中央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在中央慈禧大权独揽，在地方上，各实力派在关键时刻无一例外效忠朝廷。维新派没有强大的地方政权和豪商富农作后盾，更无可能和机会有据点去独立地创建训练军队，势力薄弱，焉能不败？

三、双方领导维新的人物能力不同。明治维新领导人大多参预了藩政改革，于50、60年代比较巩固地掌握了藩内实权，他们受过比较长期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戊戍维新的领导人，却缺乏政治实践锻炼。他们成长于书斋，维新前都未从事过际的社会管理工作。日本维新派精明强干，长于韬略，是一批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们目标坚定，百折不挠，富于大无畏牺牲精神。中国维新派疏于政务，黯于世事，对中国国情、政治斗争残酷性、封建顽固势力反动性、顽固性的认识都不深刻。思想准备上的不充分导致了行动上软弱、妥协，一旦遇到阻力，即惊慌失措，步步退让。政变后，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一筹莫展。他们的个人遭遇，也相对少坎坷，斗争勇气和决心较之日本维新派差距甚大。除谭嗣同、唐才常少数人敢与封建势力一决雌雄外，康有为哭天抹泪急着跳海，梁启超仓皇出逃，严复、黄遵宪一时噤若寒蝉，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 明治维新中，维新派注意灵活运用政策，集中矛头对准幕府，团结争取社会上各种势力，以减轻维新阻力。在中国，维新运动初期，洋务派包括李鸿章在内，无不争相趋附。但维新派痛恨李鸿章签订不平等条约，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一系力加排斥，致使李鸿章改投顽固派，成为变法阻力。帝党是个人数不多的小集团，除光绪外，成员中权力较大的只有光绪师傅，军机大臣翁同龢。在处理翁同龢问题上，维新派不但不努力挫败后党阴谋，反而利用光绪思想日渐激进，同翁产生了一定程度矛盾促成了翁的被革职。其实，在维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中，翁、李和王朝内部的洋务派分子、其它非后党的官僚分子，是可以起到缓冲矛盾，甚而牵制削弱顽固派作用的。可是维新派没有看到这一点，至于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这暴露了戊戍人物缺乏雄才大略。李鸿章视他们为“书院经生、市井讼生之流，不足畏也”。就连同情他们的费行简，也批评谭嗣同“博辩喜事，滥交寡识，初非任事才”，林旭之辈“皆温雅词章这士，更鲜老谋”。另外，日本维新领导人一旦上台，便控制实权；中国维新派尽管曾得过几个军机章京的头衔，但从未真正夺到过政权。 此外明治天皇与光绪帝个人条件也不同。尽管都是无权皇帝，但明治天皇在维新派权臣辅弼下，励精图治，很好地发挥了他的统治才能。光绪虽有抱负，但长居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是个不折不扣的傀儡，动摇不了慈禧的实权。兼以性格软弱，“每日章疏，上阅后皆封送园中”，百日维新间，光绪帝曾去西太后处“请安驻跸“12次。下诏变法后，新任命二品以上官员须去西太后前”谢恩“。 三、变法受到的阻力不同。由于日本实行禁止土地买卖的领主制，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很容易解体，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幕藩领主阶级的统治也会随之而发生动摇。更因为日本民族看到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所受到的屈辱，决心要摆脱国门打开后面临的民族危机。所以，明治维新时，主要阻力来自于幕府。而幕府由于广大人民反对以及各藩的离心，已摇摇欲坠。在中国，如前在社会基础一点中论述到的，中国的封建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它虽已十分腐朽，但依然能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产生强大的阻力，封建顽固势力上有清朝政府的各级官僚，下有大量的地主、绅士、僧尼、道士和满洲旗民，还有众多的八股士人，力量十分强大。诚如梁启超所说：“盈朝都是守旧之人”，“改革党人乃个人成分奋螳臂而与这争，犹如孤身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可得乎？” 中国的维新派由于对国情了解不够，对变法深刻性、广泛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盲目全套照搬明治维新的方案，使整个变法过程明显地操之过急。 首先，他们只是简单地用诏令交旧有官僚机构去招待办理推行新政，但所派之人大多为顽固派。在各地督抚中，大多数官员不是彼此观望，借故斤就是反对。许多诏令徒有具文，未能确切实施，没有产生社会力量。

这一方面是由于“督抚皆西后所用，皇上无用舍之权”，另一方面又说明变法无强有力措施和准备。其次，在有些总是上处理过于简单，没有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后果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预防。废八股断绝了醉心科举士大夫进仕之途，招致反对而无措施。八月三十一日下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旧衙，未能妥善安置好裁汰出路，急于求成。“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感”。其他裁绿营、准令旗人自谋生计等无不招致守旧势力敌视。再次，变法速度过快，涉及面过大。短短103天中，接连颁布了涉及到政治、财政、军事、文教、社会等方面除旧布新上谕100多条，片面追求数量，一哄而起，满足于颁布，没有对新政实施作出可*安排，采取积极措施，没有发布一项，实施一项、巩固一项，不能循序渐进，明显地操之过急。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而中国戊戍变法之失败的缘由来了。在表面上很相近的历史条件中，日本先发动全国人民，自下而上地进行革命，然后再自上而下地实行改革，成为东方向西方学习的成功典范。而中国的维新派由于阶级局限性，不敢发动人民群众，没有经过革命的洗礼，依托旧政权进行改良主义的改革，在中国当时具体的社会环境下是不可能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