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把我们连根拔起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老愚 2009-04-30

为了迎接建国六十周年，北京市政府决定拓展天安门一条街，据第十二期《凤凰周刊》报道，此番拆迁将使九条胡同的七百余户居民彻底远离长安街。他们离开后，双向十车道的构想将成为现实。采用新型路面材料的道路，使长安街路面的抗碾压能力得到全面提升，那样的话，在大阅兵中，显示国威与军威的重型武器运载车将顺畅地通过神州第一街。

长安街最初仅有3、8公里，当时只有六米的宽度。在大跃进的19xx年，复兴门与建国门全线贯通，十里（公里）长街横空出世。据第十七期《瞭望东方周刊》报道，从19xx年拆除长安左右门开始，在体现“首都风貌”的思路下，双塔寺、牌楼等一批古迹先后被消灭。19xx年定下长安街100米的宽度，在19xx年变成120米，原因是为了向苏联老大哥看齐。 “消失的胡同，越来越多的公共建筑，不间断的综合整治和大修??决定长安街和城市风格样式的似乎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凤凰周刊》的专题报道指出，被官方定位为行政中心的长安街，事实上并未完成自己的使命，该街及其延长线上，最大的却是商务类建筑。最著名的要算东方广场。“即使是这条街道上的商业建筑，也在体量和气势上努力摆出一种非民间的体制化的姿态。”所以，“长安街强烈的政治色彩，只是一种想象和感受”，“理论上，长安街已经不存在变成一条集中行政机构的街道的可能性，相比长安街给人留下的强烈政治印象，这才更是现实的政治。”

长安街无疑是展现国家形象的载体，但这种形象与民众无缘。这是一条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扭结在一起并展示力量的长卷，是一条没有民众与民间力量的街道。这是一个让人紧张的去处；卫兵、枪与摄像头塑造着它的威严。正如它的名字所示，执政者有能力实现一条街道的“长安”目标，问题是，在权力之外的僻街陋巷，“长安”二字何时才能得到落实？ 国家威仪一点点挤压民众，权力力大无比，正是这个国家的现实写照。或许可以套用昆德拉的话说，权力在此，生活在别处。

北京有一个长安街，各地有无数的小长安街，宽阔、威严、雄壮，奢侈得令人生疑，各个行政级别治下的市镇乃至村庄，都有自己显示尊严与力量的庞大建筑物。权力为自己开道，人民靠边站，甚至连靠边站的资格也没有。广场、景观大道、工业园区成为主体，骑在大地身上，炫耀着无所不能的力量，其尺度愈大，民宅就愈小。官员富商们的车愈奔驰，民众们的三轮车愈无藏身之地。民穷国瘦，强的永远是权商阶层。

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在《书屋》第三期发表文章称，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毁坏了人的灵性，他认为必须进行别样的选择，重建生活。消费主义潮流在中国的泛滥，完全是复制美国模式的结果，这种靠不断扩张满足人的欲望的方式，在造就权贵阶层的同时，留下了无穷的祸害：对土地的蚕食，将农民连根拔起，使其成为城市流民或贫民。他们倾其一生也未必能过上安定富足的日子，每个人都被迫按照成功模式，焦虑着、堕落着走完自己的一生。

对生活于城市的人们，他们所赖以生存的水、空气、阳光和安静，已经不复存在。在发展的主题下，隆起了森林般的混凝土囚笼，人们聚集于某一个特定的区域，无奈地做着生活与环境的奴隶。所谓发展，就是被置换的过程。每日发生的“置换反应”， 使国土上最优美的地段成为权贵阶层的后花园，山水灵秀之处安放着他们的别墅，城市的黄金地带有他们的豪宅大院，他们享受着老百姓终其一生也难以想象的大尺度景观，掌控着庞大资产，挥霍着宝贵的生活资源。已故思想家何家栋先生说过，改革前十年是掠夺生活资料，后十年是瓜分生产资料。在接下来的十年，我以为就是权贵阶层抖威风的十年。他们高高在上，奢靡无耻，放纵享乐，塑造着中国的基本社会面貌。

资源枯竭，劳动者难以谋生。44个城市被官方确定为资源枯竭城市，118个城市面临资源枯竭。4月15日出版的《新周刊》，列举了中国景德镇、宜兴、信宜等稀缺资源枯竭城市的现状，指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是一个大问题。这些没有未来的城市怎么办呢？第十七期《瞭望东方周刊》介绍了煤都阜新、铜都大冶等城市的做法。制定产业转型的计划容易，生活其间的老百姓想从困境之坑里爬出来却非易事。被国家和企业掏干宝藏后，留给他们的是破碎的荒原。

大众得面对难以忍受的环境。《新民周刊》第十五期报道，医学专家钟南山院士发现，五十岁以上的广州人，肺都是黑的。当地肺癌患者的数量，在过去三十年间上升了46、5%。这是灰霾作祟——经济最发达的珠三角留给人们的就是这样的遗产。“大量极细微的干尘粒均匀地浮游在空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0千米的空气普遍有混浊现象，使远处光亮物微带黄、红色，使黑暗物微带蓝色”。它的本质是“细离子污染”，具备强烈毒性，这种高浓度的大气污染，可在数天内吞噬许多人的性命。气象学家吴兑总结出一条规律：出现灰霾严重的年份后，相隔七年就会出现肺癌高发期。去年一年，广州的灰霾天气是110天。其实，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四川盆地也毫不逊色。专家说，黄淮海平原灰霾区和长江河谷灰霾区正呈现融合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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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垃圾。建设部20xx年的调查表明，中国有600多座城市被垃圾包围。北京已经被垃圾包围，最新出版的《南都周刊》报道，北京最大的垃圾处理场高安屯，让住在附近的小区居民，终日生活在毒气中，他们必须戴着防毒面具生活。一场马拉松式的捍卫生存权（呼吸权）的斗争看不见一丝曙光。在与垃圾的斗争中，这些市民有的成为垃圾问题专家，有的变成了维权专业户。个体被坚如磐石的体制所矮化。反抗，但成不了气候。因为留给他们的话语空间已经太小。官府成为既得利益者的庇护与同谋，企业帝国在背后支配了一切。这些层出不穷的维权者，在与官府和企业的博弈中，逐渐明白了一个常识：两者是一体的，本应监督企业行为、捍卫公民利益的政府机构，往往就是企业的合伙人。权力绝对私有制的变种——权力合伙人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用钱分享权力。无资本的民众沦为新的社会奴隶。

《南都周刊》曾经有中国式平民富翁的专题，如果说，以前还有奇迹，如今，平民致富的缺口已经被彻底封死。一种新种姓制在大陆成形，穷人的后代只能是穷人。社会阶层间的流动已经凝滞，延续科举制度精神的高考，已经成为权力的性奴。平民的后代即使能考上大学，毕业后也找不到工作，更不用说升迁到显贵阶层。第十五期《南方人物周刊》所做的20xx年大学生就业调查表明，通向未来的大门已经很窄。编者称，“在这权力和人情社会，越是‘苦读’的平民家庭出身的孩子，机会可能越少。许多靠近权力的机关和国有垄断行业里，越来越没有平民和贫苦人家孩子的缘份。父辈的权力和‘人脉’，会以某种方式‘世袭’。”

权力的近亲繁殖，生出“乱伦式”的社会图谱；自己人互相搞，肥水不流外人田。可以打破的只有两条途经，一个是性，一个是赌博。

有优越感的知识分子却把矛头对准了同类，右派后代章诒和的诛心之文《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以及续文《卧底》，在知识界激起巨大回响。“告密”这个主题激活了人们心底最隐秘的创伤。有反对章诒和的人指出，她的父亲章伯钧就是一个告密者（见《新民周刊》李景端文）。而对冯亦代这样在晚年坦白自己告密历史的人，应该表示敬佩。学者李辉觉得，现在还不能断定黄苗子就是告密者，必须“让完整档案说出真相”。他以自己整理剧作家杜高档案为例指出：早在19xx年代就有了检讨和告密的传统了，19xx年胡风事件后，告密就成了“必需”。“大家进入了不断的检举、揭发的恶性循环之中”。如果追溯源头，或许可以说是共 产 党的延安整风运动奠定了告密的制度基础。

学者徐晋如谴责章诒和打穿了人心的“后壁”，会“使得现在已经不再相信知识和美得的普罗大众，更加心安理得地堕落。”他认为聂有对整个民族苦难的清醒认识，所以才不追究告密者的责任。细查起来，知识界恐怕没有几个人是干净的，但问题在于，每个人都可以轻易怪罪于那个制度，从而找到拒绝忏悔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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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专制制度下，每个人都是告密者，重要的是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旅美作家林达刊登在4月16日《南方周末》的文章，可谓言之有理。

我想说，在冯亦代这样的告密者面前，揭发者并无多少道德优势可言，作者无非想区别高贵与卑微，却不料露出自己没落贵族的小尾巴。在苦难面前滋生的“分别心”是不合适的。民众难道应该比“高贵的受难者”多受一些罪吗？

没有告密者，聂照样难逃一劫。同期《书屋》杂志所刊登的已故思想家李慎之先生的检讨足以证明：一个内心不屈服的人是无法见容于那个时代的。自保意识使几乎每个人都成为当局的同谋，统治者能轻易找出叛逆者并施以惩罚。

在19xx年反右运动中，李慎之先生很难过关，被迫写了两万字检讨，在大会上“声泪俱下，泣不成声”地检讨后，才得到“党”和“人民”的饶恕，避免了灭顶之灾。请看他一段发自肺腑的话语吧：“我在这里感谢一切在会上批判我的同志，揭发我的同志，和全体参加对我的斗争的同志。”“我愿意从现在开始，从头改造自己，脱胎换骨，革面洗心，重新做人。”（李慎之先生的儿子勇敢地发表了此检讨书，我们应该对他表示敬意。）

相比之下，我们的知识分子是多么缺乏自我审判的意识。天生的道德优越感，让有些人沉溺于对他人的审判狂欢中而难以自审。

自审者自明，自明者才能度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如有批评，请与作者联系：wh2021@126.com

《杂志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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