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在诺贝尔领奖台上的发言：

拉丁美洲的孤独

马尔克斯

跟随麦哲伦一道进行首次环球航行 的佛罗伦萨航海家安东尼奥，经过我们南美洲之后，写了一篇准确的报道，然而它更像一篇虚构出来的历险记。他这样写道，他看见过肝脐长在背上的猪，还看见过 没有爪的鸟，这种鸟的雌鸟在雄鸟背上孵蛋。此外，还有一种酷似鲣鸟却没有舌头的鸟，它们的喙部像把羹匙。他还写道，还有一种奇怪的动物，它们长着驴头和驴 耳，身体象骆驼，腿象鹿，叫起来却又象马。他写道，当他们把一面镜子放到在巴塔哥尼亚遇见的第一个土著居民眼时，那个身材魁梧的巨人，被自己镜子中的形象 吓得魂不附体。

从这本引人入胜的小册子里，已经隐约可见我们现在小说的萌芽。但是，它远非那个时代的现实中最令人惊奇的证明。西印度 群岛的史学家们，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类似记载。埃尔多拉多这块为人垂涎，但并不存在的国土，长期以来出现在许多地图上，并随着绘图者的想象而不断改变其原 来的位置和形状。那位传奇式阿尔瓦尔，为了寻找长生不老的源泉，在墨西哥进行了为期八年的探查。在一次疯狂的远征中，他的同伴们之间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以 至于出发时的六百人，在到达终点时，仅有五人幸存。在无数个从未被揭开的奥秘中，有这样一个：一天，有一万一千头骡子从库斯科出发，每头牲口驮有一百磅黄 金，去赎回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可最终并没有到达目的地，后来在殖民地时期，在西印度群岛中的卡塔赫纳出售过一些在冲积土壤上饲养的母鸡，在它们的鸡肫里 发现了金粒。我们开国者的这种黄金狂，直到不久前还在我们中间蔓延。就在上个世纪，研究在巴拿马地峡修筑连结两大洋铁路的德国代表团，还做出这样的结论： 只要铁轨不用当地稀有的车铁来制造而是用黄金，那么方案便是可行的。

从西班牙的统治下独立后，我们并未摆脱这种疯癫的状态。曾三次连 任墨西哥独裁者的安东尼奥将军，竟用豪华的葬礼来掩埋他在一次称之为“糕点”战争中被打败的右腿。在厄瓜多尔进行了十六年君主独裁统治的加夫列尔将军，死 后的尸体竟然被穿上大礼服和挂满勋章的铠甲，还安放在总统宝座上让人们守灵。萨尔瓦多特奥索福的独裁者马克西米利亚诺将军，在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使 三万农民丧生，他发明了一种用来测试食物中毒的摆锤，还下令用红纸遮盖街灯，以控制猩红热的传染。修建在特古西加尔巴中心广场的佛朗西斯科纪念碑，实际上 是从巴黎一个旧雕塑制品仓库里买来的奈元帅的塑像。

当代杰出的大诗人，智利的聂鲁达，十一年前，用他精彩的演说使这个地方生辉。那些 有良知的欧洲人，当然也有居心不良的人，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起来自拉美神话般的消息，关注起那个广阔土地上富有幻想的男人和富有历史感的女人，他 们生活节俭的程度可同神话故事相媲美。我们从未得到过片刻的安宁，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总统，凭借火焰中的总统府为工事，同一支正规军对抗，最后英勇战死。 两次令人怀疑，而又永远无法澄清的空中遇难，使一位性格豪爽的总统和一位恢复了民族尊严的民主军人丧生。爆发过五次战争和十六次政变，出现过一个魔鬼式的 独裁者，他以上帝的名义对当代的拉美实行了第一次种族灭绝。与此同时，两千万拉美儿童，未满两周岁就夭折了。这个数字比19xx年以来欧洲出生的人口总数 还要多。困遭迫害而失踪的人数约有十二万，这等于乌默奥全城的

居民不知去向。无数被捕的孕妇，在阿根廷的监狱里分娩，但随后便不知道孩子的下落和身份。实 际上，他们有的被别人偷偷收养，有的被军事当局送进孤儿院。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全大陆有二十万男女英勇牺牲。十多万人死于中美洲三个任意杀人的小国：尼加 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如果这个比例数用之美国，便相当于四年内有一百六十万人暴卒。

智利这个以好客闻名的国家，竟有一百万人外 逃，即占智利人口的百分之十。乌拉圭历来被认为是本大陆最文明的国家，在这个只有二百五十万人口的小国里，每五个公民中便有一人被放逐。19xx年以来， 萨尔瓦多的内战，几乎每二十分钟就迫使一人逃难，如果把拉美所有的流亡者和难民合在一起，便可组成一个比挪威人口还要多的国家。

我甚 至这样认为，正是拉美这个非同寻常的现实，而不仅仅是它的文学表现形式，博得了瑞典学院的重视。这非同寻常的现实并非写在纸上，而是与我们共存的，并且造 成我们每时每刻的大量死亡，同时它也成为永不枯竭的、充满不幸与美好事物的创作源泉。而我这个游浪和思乡的哥伦比亚人，只不过是一个被命运圈定的数码而 已。诗人和乞丐，音乐家和预言家，武士和恶棍，总之，我们，一切隶属于这个非同寻常的现实的人，很少需要求助于想象力。因为对我们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没有 足够的常规手段来让人们相信我们生活的现实。朋友们，这就是我们感到孤独的症结所在。

因此，如果说这些困难尚且造成我们这些了解困难 实质的人感觉迟钝，那就不难理解，世界这一边有理智、有才干的人们，由于醉心于欣赏自己的文化，便不可能正确有效地理解我们拉美了。同样可以理解的是，他 们用衡量自己的尺度来衡量我们，而忘却了生活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并不是平等的；他们忘却了追求平等对我们——如同他们所经历过的一样——是艰巨和残酷的。用 他人的模式来解释我们的生活现实，只能使我们显得更加陌生，只能使我们越发不自由，只能使我们越发感以孤独。假如可尊敬的欧洲乐于用他们的历史来对照我们 的今天，那么他们的理解力也许会增加一些。如果欧洲人能够记得伦敦曾经需要三百年时间才建成它的城墙，又用另外三百年才有了一位大主教；如果他们能够记 得，在埃特鲁里亚，在一位国王确立罗马在历史上的地位之前，它曾经在蒙昧的黑暗里挣扎了两千年之久；如果他们能够记得今天用酥香的奶酷和精确的钟表使我们 感到快乐的、热爱和平的瑞士人，在十六世纪时曾像野蛮的大兵一样血洗欧洲，那么他们的理解力也许会提高一些。就是在文艺复兴的高潮时期，一万二千名由东罗 马帝国圈养的德国雇佣军，还对罗马烧杀抢掠，用刀子捅死了八千个当地居民。

我并不想把托尼阿的幻想加以实体化，五十三年前托马斯·曼 曾在这个大厅里赞扬过这位主人公统一纯洁的北方和热情的南方的梦想。但是，我相信那些思想敏锐的欧洲人，那些也在为更人道、更正义的伟大国家而奋斗的欧洲 人，只要认真地修正自己看待我们的方式，便能够从远方帮助我们。对渴望在世界之林享有一席之地的人民的支持，如果不变成真正的具体行动。而仅仅声援我们的 幻想，那是丝毫也不能减少我们的孤独感的。

拉美不愿意，也没有理由成为任他人摆布的棋子。她除了希望自己保持在西半球的独立自主地 位，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尽管航海技术的进步大大缩短了我们美洲和欧洲之间在地理上的距离，然而我们双方在文化上的距离却扩大了。为什么可以允许我们 在文学上保持特色，却疑团满腹地拒绝我们在社会变革方面要求的独立自主呢？为什么认为，先进的欧洲人在其国内努力追求的社会正义，不能以不同的方式，在不 同的条件下，也成为拉美的目标呢？不，我们历史上无所顾忌的暴力和过分的痛苦，是世代的不公正和无止无休的

苦难的恶果，而不是什么远离我们家园三千海里之 外的地方策划出来的预谋。可是，不少欧洲领导人和思想家却相信这种策划，他们犯了和他们祖辈同样的幼稚病，忘记了他们祖辈年轻时代进取向上的狂热，似乎以 为除了任凭世界两大主宰者的摆布之外就没有其它生路。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孤独的严重程度。

虽然如此，面对压迫、掠夺和歧视，我们的回 答是生活下去，任何洪水猛兽、瘟疫、饥饿、动乱，甚至数百年的战争，都不能削弱生命战胜死亡的优势。这种优势还在发展，还在加速：每年的出生者要比死亡者 多七千四百万，新出生的人口相当于纽约每年人口增长的七倍，而他们大部分出生在并不富裕的国家里，其中当然包括拉美。相反地，那些最繁荣的国家却积蓄了足 够摧毁不仅数百倍于当今存在的人类，而且可以消灭存在于这个倒霉世界上的任何生物的破坏力。

也是在象今天这样一个场合里，我的导师福 克纳在这个大厅里说过：“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他在三十二年前拒绝接受这一世界灾难的说法，如今它仅仅是纯属科学判断上的一种可能。假若我未能充 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便感到不配占据他曾占据的这一讲坛。面对这个出人意外，从人类史看似乎是乌托邦式的现实，我们作为寓言的创造者，想念这一切是可能的； 我们感到有权利相信：着手创造一种与这种乌托邦相反的现实还为时不晚，到那时，任何人无权决定他人的生活或者死亡的方式；到那时，爱情将成为千真万确的现 实，幸福将成为可能；到那时，那些命中注定成为百年孤独的家族，将最终得到在地球上永远生存的第二次机会。

 

第二篇：诺贝尔文学奖演讲

诺贝尔奖演讲---2012莫言

我说两句演讲稿之外的话，两个小时以前，我们瑞典学院的常务秘书，他的夫人生了一个小女孩，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的开端，我相信在座的懂中文也懂外文的人，会把我刚才的话转译给大家，我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的演讲题目是《讲故事的人》。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xx年，卒于19xx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 1

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深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 2

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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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 4

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 5

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xx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 6

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 7

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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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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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 10

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xx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 11

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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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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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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