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36岁最易发生婚外情

女性30多岁时，恰逢“七年之痒”，婚姻中的激情早已被平淡的生活取代，面临外界诱惑，女性很可能情不自禁。

女人36岁最易背叛婚姻

有人说“修行500年，才能换来一世的夫妻缘，”所以婚姻弥足珍贵。可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却挡不住外界诱惑，发生了婚外情。最近，西方一项涉及全球多个国家的调查显示，与男性婚外情发生率相比，女性婚外情正在加速上升。

研究发现，女性发生婚外情的危险年龄是30岁后，高峰年龄是36岁—40岁。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女性婚外情行为比例远远低于西方国家，如美国高达66%，法国不忠的妻子竟高达87%。伴侣突然忙碌起来、下班不准时回家，手机不离手，这些都可能是婚外情的预兆。

对此，专家分析，女性30多岁时，恰逢“七年之痒”，婚姻中的激情早已被平淡的生活取代，面临外界诱惑，女性很可能情不自禁。同时，这个时期，家庭生活较清闲富裕，孩子也不再像以前那么费心，女性成熟的气质会吸引一些男性。从理论上说，当然应该竭力避免婚外情的发生，因为它不仅可能导致夫妻感情的破裂、婚姻家庭的解体、而且会给孩子的成长和社会秩序造成一定的危害。

发生婚外情后，有一部分夫妻经过坦诚沟通后，能重新走到一起。但修复婚姻的前提必须是婚外情已经完全结束，出轨的一方应真心诚意地道歉和改正。

日前，英国《赫芬顿邮报》为我们总结了最容易让中年女性背叛家庭的几点原因，帮中年夫妇防患于未然。

自信心增加。

经历了生活和事业的考验，40多岁的女性对自己的能力、气质等都更加自信，交际圈子更广，有了结识更多男性的机会，无意间增加了出轨的概率。

为孩子操心少。

孩子一天天长大，自理能力变强，终于不用像照顾婴幼儿一样时刻操心了，因此，中年女性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自由时间，也有机会潇洒、放松一下了。

激素改变。

到了40岁，女性体内的睾丸激素比例增加，雌性激素和催产素相对减少，这使得女性的性冲动增加，而且更加注重自己的性需求是否满足，而不是一味迎合丈夫。

对同一性伴侣产生厌倦。

和同一个伴侣生活了数十年，无论男女，都会觉得性生活很乏味，甚至非常厌烦。此时，换一个伴侣，有一种“偷欢”的快感，让人难挡诱惑。

在家中不受重视。

家庭生活中，女性通常承担着一些琐碎的家务事，如做饭、洗衣等，这会让她得不到成就感和满足感，因而开始向往家庭以外的“花花世界”。

希望永葆青春。

每个女人都清楚，完美的性爱会让自己更加性感美丽。如果家中的丈夫不理解和欣赏自己，她们只能另觅知音。

对出轨的丈夫“以牙还牙”。

如果丈夫曾经出轨或者欺骗过她，女性在自己有了能力或机会后，也许会做同样的事情来寻找平衡。

因此，专家特别提醒，维系夫妻感情是一辈子的事，中年丈夫要多关心、赞美妻子，让她们在家庭生活中得到快乐和满足感。

调查称近半数日本女性称有过外遇

近日，由日本产经新闻社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有49%的日本女性承认有过外遇经历，而目前正在经历外遇的人占到5.9%。

这项调查是在今年1月14日至24日期间实施的，有329名女性参与了回答。

调查显示，发生外遇的环境最多的是“偶然遇到了自己以前的恋人”，其次是“在旅游或出差途中遇到了帅哥”，还有“单位男上司实在太迷人”等。

至于发生外遇的理由，有的日本女性认为“一个男人满足不了自己”，也有女性认为：“男人可以花天酒地，我们女人为什么不能？”

而同一调查显示，日本男性承认有过外遇的比例为51%。

 

第二篇：《情人》中女人与女人的爱情

《情人》中女人与女人的爱情

——杜拉斯的独特范式（与海外作家严歌苓笔法的对比） 法国评论家米雷尔说：“处于统治地位的叙事观念，宁取叙事形式的幻象以抵制文本。这种叙事观念采取简化文本手段无非是要求意义的表达让人觉得适当而欣悦。”读者一般都会像这句话中所说，在遇到传统叙事与简单文本的时候觉得欣悦，因为好读。但又为何，在读者们遇到杜拉斯这种特别文字也会前赴后继？

这种“畅销”难免有浮夸的成分，总有读者带着“情结”去阅读，所以此文就旨在在与海外作家严歌苓笔法作对比的时候，分析杜拉斯独特范式的优缺点。

一、女人

《情人》中的女人是杜拉斯自己。《情人》是自传体小说。自传体小说是从主人公自述生平经历和事迹角度写成的一种传记体小说。这种小说是在作者亲身经历的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运用小说的艺术方法和表达技巧经过虚构、想象、加工而成，它一方面不同于一般的自传和回忆录，另一方面又必须以作者或自述主人公为原型。简单得说，就是小说中带有自己经历的味道。这种文体不全真，不全虚。情感真，而呈现方式不是纯粹写日记。

以前写女人的小说大多是以第三人称，例如严歌苓的《小姨多鹤》，用第三人称，第三视角去写日本女子竹内多鹤。或是，在用第三人称讲故事的同时，加进第一人称来做交流，例如严歌苓的《扶桑》中带了“我”和女子扶桑的对话。后者虽有作者自己情感的加入，但毕竟在故事叙事时，作者依旧是一个局外人。

严歌苓在《扶桑》的代序中说：“我总是希望我所讲的好听的故事不只是现象；所有现象都能成为读者探向其本质的窗口。所有人物的行为的秘径都只是一条了解此人物的秘径，而条条秘径都该通向一个个深不可测的人格的秘密。”她说得很好，作为一个职业女作家，她通晓读者的内心，也通晓如何写出让读者喜爱的作品。她是在外塑造人物，她赋予人物以情感，而这样难免就有功利心，有刻意。相反，杜拉斯是在表达，表达出那个时候自己的内心，无所谓其他，不追求读者去懂，不追求所谓的“共鸣”。

打个不是完全“异曲同工”的比方，别人告诉你另一个人的故事，与直接给你看那个人的日记，哪一种方式能更长驱直入你的心灵？故事有假，故事间接，日记真实，日记直接。一定是后者更能触动内心。这已经与作家一直去追求的那“共鸣”无关，不是“共鸣”使得读者欢喜，而是那种能撩拨人心弦的显豁的情感。

当然，缺点又怎么没有？传播学中有明示结论与暗示结论的概念。明示结论可使观点鲜明，读者易懂，但易引起反感。不明示结论给读者一种“结论得自于自己”的感觉，可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作者观点的影响。杜拉斯行文就有“暗示”之妙，在能取悦一部分读者的同时，也有让另一部分读者茫然不知所措的风险。所以，从另一方面讲，在我看来，能完全理解杜拉斯心境的人在少数，更多的人是冲着一种情结来阅读的。这个情结从一种畅销的现象渐渐到了各类名人的争相追捧再又到了绕不过的文学经典最后到达一种有品位的象征。这种情结很容易影响人的阅读，让读者无法通过自己的阅读体验，去清晰地找寻一种认知。喧嚣年代，人都有虚荣心、随波逐流之心。多数人看了之后，都会拍手。在那么庞大的阅读、追捧的人群中，我想很有一部分人是在不明情感地欢呼。

二、女人的爱情

《情人》在深度地诉说关系。杜拉斯的行文看似复杂难懂，书中描述的关系数不胜数，但其实她所要描绘的爱情是纯的。其他的各种关系，如“我”和母亲的关系，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我”和小哥哥的关系，大哥哥与小哥哥的关系，“我”和海伦的关系，母亲与殖民地的关系，母亲与土地的关系，白色和有色人种的关系，有钱人和穷苦人的关系，金钱与权力的关系，性欲与交易的关系，分离与永恒的关系，冷酷与炙热的关系??统统在绕着“爱情”转，相互独立着。必然会有影响，但绝不干涉。

打一个并不十分确切的比方，就像地球的各种卫星一样绕着地球转一样，月球它们本身也很复杂，但它的转动在自己的轨道上，和地球的轨道不相重合。

而其他写女人爱情的文章却不然。例如严歌苓的《小姨多鹤》，《扶桑》。严歌苓非常厉害，很会写东西，但她在写女人的爱情时更着重于添加更多更复杂的人物和关系。她有着不俗的想象力，擅长于构思一些突如其来耸人听闻的戏剧冲突，在《小姨多鹤》中往后延伸至小彭与多鹤，小环与张俭，《扶桑》中的大勇与扶桑，爱情关系错综复杂，爱情的“角”杂乱。这就像要把月球的转动拉到地球中来，难免不混乱。而杜拉斯的行文不同，她是在沉稳缓慢地描写那些平凡细碎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在潜移默化间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形成，诉说那些不为人所注意的小细节中蕴涵着怎样的秘密。

自然，严歌苓或者说大多数作家的这种写法也有高于杜拉斯手笔的地方，或者说，也有杜拉斯手笔没有的优点。这样的写法迎合了当下消费文学的需求，符合读者的口味。情节简单好读，惊险刺激，丝毫不逊色于电视台八点档电视剧，自然受大众青睐。新奇的情节自然能吊人口味，地球老是在那儿转有什么意思？有变化了当然就有看头。我想这就又要说到写作的目的了。严歌苓与杜拉斯，刻意与自然。

另外一点，杜拉斯行文看似混乱，细品之后，却觉得精致小巧。她用的是“轮回式”的写作手法，或者说，是叙述的并置。而严歌苓类作者的写作特点却是情节精彩纷呈。后者的作品是在一点点地向前推进，而《情人》是在向后亦是在向前，好似在寻求某种平衡的过程中想停在那个时间轴上不转动。

我想继续用地球与卫星来作比。严歌苓类小说在描写女人爱情时就像是把月球整个的装进了地球里，渐渐渐渐，故事、情节、人物关系越来越纷繁、混乱、复杂，地球也被撑得越来越大。而杜拉斯的行文就像卫星绕着地球在慢慢转动，有一个力一直在拉着它，平衡始终存在着。

杜拉斯这样写出来的东西的确精致，却也不是没有缺点。人们更易理解的一定是更显豁的东西，或者说，更突显出来的更有嚼头的东西。波澜不惊的东西其实更难理解。但，最深的水总是寂静无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