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分析的语用学基础

作者：冉永平

1.两门交叉学科

目前话语分析在研究超句现象、研究实际运用的自然语言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认识,但在话语生成、理解以及运用方面还未形成统一的理论格局和研究方法。

话语分析和语用学这两门语言学的分相学科都是本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兴交叉学科,在语言学研究领域中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但它们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方面仍然众说纷纭,而且各自的基本理论尚需充实、完善和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也难以定界,存在两种说法:(1)话语分析属于语用学;(2)话语分析包括语用学。话语分析和语用学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它们的学科交叉性,与语义学、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语体学等学科相互交叉,这就决定了该学科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多样性,需要形成多元化的研究格局。在有关话语分析的论著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专家、学者进行的是交叉性研究,如话语和语法、话语和语义、话语和语用、话语和认知、话语和交际等。然而在语言学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语用学目前也正处于一个横向跨面、纵向深入、研究范围逐渐扩大的发展阶段,与话语分析一样都以实际运用中的语言为研究对象,它们有较多交叉重叠之处。这为帮助我们了解语言现象本身提供了新的视角,补充纯语言形式研究的不足,但二者之间又可以相互借鉴和补充。

2.话语分析与语用学沟通的基础

话语分析的研究课题之一就是探讨语篇结构上彼此独立的句子是如何连接在一起构成语篇的,以及它们之间的衔接关系与意义连贯问题,它注重语篇结构分析。Hatch(1992)指出,衔接指连句成篇的表面形式特征,它包括语用学家Levinson(1983)提出的五种指示标记(人称指示、地点指示、时间指示、社交指示、话语指示)和Halliday和Hason(1976)提出的五种语法衔接关系(参照、替换、省略、连接、词汇搭配)等,而连贯指语篇内的潜在连接功能,通过交际制略因素、方案(script)理论、言语事件结构等表现出来。可以说语篇衔接与连贯往往是多层次的,最上面层是包括语篇和语用学的社会符号层;第二层是包括及物性、逻辑连接、语篇结构等的语义层;第三层是包括结构衔接和主述位结构等在内的结构层;最后一层也是最低层就是词汇层和音系层(胡壮麟,1996)。这说明话语分析最终要超出语篇结构分析,将常规话语分析和语用学分析结合起来,相互弥补,才能理解一个完整的语篇,把握语篇信息及其交际价值。

2.1语境

语用学和话语分析都十分重视语境因素对语言运用、语言理解、语言意义的影响。话语或语篇是交际单位,它和语境之间存在这样的辩证关系:语境决定语篇,语篇体现语境。Hasan(Hasan&Halliday,1985)曾强调语篇和语境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概念,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预测。语篇是语言在某一语境中的具体运用,而语境则是语篇得以产生的环境条件,对语篇起着相应的选择作用,如选择语篇的组织结构、语体风格等,脱离语境也就谈不上话语分析,因为话语分析主要以实际运用的自然语言材料为基础,结合情景语境作超句分析。Brown和Yule(1983)曾讨论了语境在话语中所扮演的角色,将语境分为话语现场、上下文和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并提出两条决定相关语境的原则:局部理解原则,指所涉及的语境因素不应该多于理解某一话语时所需的语境因素;类推原则,指人们可根据过去的经验加以类比,来理解话语。我国著名学者陈平(1991:64—65)指出,话语分析涉及三个方面的语境内容:(1)局部的上下文环境,限于同分析对象前后毗连的语句;(2)话语的微观使用环境,包括语篇主题、目的、当时当地的情景、对话双方的

关系等;(3)话语的宏观使用环境,指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这三方面的语境因素都会影响话语的组织、生成和理解。目前为话语分析提供了一定理论基础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又将语篇语境因素分为三大类:(1)语场,指话题以及与之有关的活动;(2)语式,指话语活动所选择的渠道,口头的或书面的;(3)语旨,指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话语在特定语境中的交际目的。这三种因素又与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有着密切联系。总之,影响话语分析的语境内涵十分丰富。语境在话语分析中具有无可否认的重要作用。话语分析注重语篇的衔接机制(cohesivemechanism),外照应(exophoricreferences)把语篇和情景联系起来,反映了语篇对情景的依赖程度,语篇的外照应项目越多,语篇对情景的依赖性就越强。话语分析关注的不是孤立于语篇语境之外的句子,而是语境之中句子之间或话语之间存在的模式和规律性,这与脱离语境研究句子的传统语言学截然不同。同样,意义连贯(coherence)也必须依赖语境。语篇所表达的意义可分为两种:直示意义和隐示意义。前者即语篇的表层意义,通过分析意义单位较容易把握,但后者往往需要结合语境,进行语用分析,超出语篇的直示意义,才能领悟其深层次的隐示意义。语境更是语用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语用学研究的基础,它和言语行为的相互作用构成语用学的中心内容。语境与言语活动的参与者、言语行为,尤其与正确理解会话含义有着密切联系。因此,许多学者都通过语境给语用学下定义,如“语用学是利用语境来推断意义的语言学分支学科”(Fa-sold,1993:119);“语用学研究在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特别是研究在不同的语言交际环境下如何理解语言和运用语言”(何自然,1988:3),等等。尽管人们对语用学同对话语分析一样存在不同的理解,但各种定义都强调语境因素的重要性,把话语和语境作为语用学研究的客体,把话语产生和理解的主体,即说话人和听话人作为研究的对象,综合研究语境、话语、说话人、听话人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意义。可以说对语言进行的任何语用研究都须将语言置于一定语境研究之中进行,离开语境研究的语用学就不能称为语用学。近年来给语用学界带来较大影响的关联理论特别强调语境信息在话语理解中的重要作用,听话人为了理解话语往往需要刻意追求最佳的语境效果,使话语和语境之间获得最佳关联(optimalrelevance),才能正确理解说话人的交际意图。

2.2语言功能

话语分析和语用学都将语言置于具体的使用环境,强调对语言功能的研究,但各有侧重。话语分析将语篇视为语义单位,体现一定的话语功能(discoursefunction),研究话语功能通常强调研究话语信息分布和组篇的种种手段,也即研究话语的衔接和连贯、信息流的控制策略、话轮、话语信息的主次、信息结构等,并以邻近语对、话轮系统、插入顺序、成次范畴化机制等结构原则的控制和调节为主要目标。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对话语分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强调对语言社会功能的研究,关注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三大纯理功能是如何在语言系统中得到体现并受社会因素制约的,同时还强调口语和书面语的主题结构和信息结构。Halliday与Hasan(1976)提出的衔接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向人们展示了语篇内部不同成分所具有的各种语义关系、语义关系的体现方式以及这些成分的相互衔接与作用。然而,他们过多地强调了衔接的重要性,即重点研究衔接纽带、衔接链等形式标记上,并认为衔接程度的强弱与连贯程度的强弱成正比,从而忽略了语篇话题、背景知识、语境等其他因素对意义连贯的作用,也就削弱了衔接理论对语言功能的解释能力。因此,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话语分析也应该吸收语用学的一些合理部分,如会话含义理论、言语行为理论、关联理论等。语用学则是根据语境来分析话语的交际功能和语用价值。语用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功能主义的研究,是功能主义理论的一种实践(何兆熊,1991)。它以语言功能为依据,从功能的角度去解释话语形式、话语价值等,涉及说话人、听话人、语境、言语行为等因素,运用语用原则对具体的语言事实展开功能主义的研究。语用学中可接受的话语并不一定完全表现为语法上和语义上都合格的句子,而语法上和语义上都合格的句子如果与语境不协调,无论其本身如何正确也是不可接受的。会话含意、间接言语行为的功能是目前语用学对功能研究的重点。此外,语用学还较重视对语言形式的功能研究,如时体形式的语用功能、情态助动词的语用

功能、条件句和否定句的语用功能,以及预示语列、插入语列等会话结构的语用功能。这些语用学研究的功能往往在话语分析考察的范围之外。

3.话语的语用学分析

话语分析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就是连贯性话语,研究话语的生成、理解及话语模式等问题,主要通过语言使用者和语境的联系,分析语篇句子序列的主位结构、信息结构、语篇结构等。话语或语篇从生成、传递、接收到理解是一个信息交流过程,它进入交际之后形成语义层和语用层,然而目前话语分析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比较拘泥于宏观和微观语篇结构和语义层分析,忽略语篇与认知结构、人际修辞、交际策略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话语生成,尤其是在话语理解中的作用。话语分析以语篇结构、语义分析为主往往是不够的,还必须结合语境进行语用分析。语用学的某些研究成果对话语分析会有一定的补充作用。Brown和Yule(1983:26)指出,话语分析包括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但主要是从语用学的观点来进行研究。“最有希望为话语分析提供理论基础的就是语用学”(陈平,1991:7)。

3.1关联理论

在西方语用学界引起极大关注的关联理论(RelevanceTheory)(Sperber&Wilson,1986)是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提出来的一种交际理论,对语言交际过程作出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指出真正的语言交际是一个认知过程,而不是编码→解码这样的简单过程,主要研究信息交流的推理过程,尤其是语言交际的话语解释原则;同时,关联理论把语言交际活动当作一个有目的、有意图的活动,一个语言交际活动涉及说话人的两种意图:(1)信息意图(informationinten-tion);(2)交际意图(communicativeintention)。它还指出,话语理解的标准是人类认知假设,人类认识事物时总是遵循关联原则,即根据与之有关联的信息来认识事物。说话人要考虑在一定语境条件下使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才能产生最佳语境效果;而受话人在进行话语理解时要推导如何理解该表达形式才最符合最佳语境效果。该理论认为交际中语言表达和说话人意图之间的分离是根据认知过程来弥合的,而不是靠符号规则弥合的;在话语理解时,尤其是遇到诸如歧义等现象时,听话人可以采用关联原则,从若干可能的语义表达中去选择具有最佳语境效果的那一种表达,作为对说话人话语意图的解释。她们还认为隐喻、反语等语言现象纯属语体问题。关联理论与认知科学结合起来,更真实地反映了人的语言能力,它不是将语篇研究置于符号研究之下,不去考察符号系统的编码与解码问题,因而它不试图发现形式层面(代码)与内容层面之间是如何在符号本体中结合并在语境中体现的。所以,关联理论在话语理解方面具有潜在的解释能力,对语篇连贯作出了新的解释,比从语言表层形式探讨语篇连贯的话语分析有说服力。话语或语篇理解其实就是利用推理机制,对语言的表面意义和隐含的深层次信息加以综合,寻找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选择其中最佳关联的一种解释而获得的。Blakemore(1987)就曾尝试运用关联理论去说明语篇中的连接与连贯问题。

3.2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的基本前提就是言中有行,认为人类交际的基本单位不是句子,而是一定的行为,如提问、断言、描述、解释、道歉、祝贺、命令等,而且在日常交往中人们时刻都在以言行事,因而它不热衷于语言的潜在系统和句法结构,它关心的是人们怎样以言行事、以言能行何事以及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等。言语行为理论从行为入手研究语言,注重语言的动态特征,超越了诸如语音、语素、句法、句义等传统的研究领域。从句法或逻辑-语义的角度分析语言,只能解决“言之所述”,而从语用学的角度看待语言,则可以解决“言之所为”,甚至涉及“言后之果”。以言语行为理论为基础的话语分析能把言语行为理论对句子的研究延伸到对语篇结构的研究中去,一个或几个较小单位的言语行为组成较大单位的言语行为,由较大单位的语言形式来体现,这样一个语言交流事件可分成由不同抽象层上的言语行为组成。Sinclair&Coulthard(1975),Labov&Fanshel(1977)等曾都对言语行为理论青睐过,他们试图建立有效的话语分析模式。我国语言学界著名学者胡壮

麟教授等也研究过言语行为与语篇连贯性问题,例如他指出“书面语篇和口语语篇一样,可以表达语用意义,贾谊的《过秦论》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从整体上说都属表述性的言语行为,但其施为性言语行为当是劝告,前者是从秦王朝的分崩离析中吸取教训,后者是要人警惕萧墙之祸,共同抵御日寇侵略”(1994:192)。这为我们进行语篇或话语研究提供了方向性指导。功能关系是语篇连贯的本质所在。语篇中的意义连贯可以通过语境中话语所表示的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acts)来实现,传递某种言外功能(illocutionaryfunction),话语分析似乎都未涉及这些,而语用学中的言语行为理论却可对此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补充,尤其是会话分析,能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此外,言语行为理论注意到了句子在特定的言语环境中所具的话语语力(force),例如,“咱们等着瞧吧”,在某一特定语境中可能体现“威胁”、“警告”等话语语力,因此,它不同于句子的话面意义,可以说话语语力是一种具有社会、心理效应的特殊交际意义(顾曰国,1994)。这可以很好地补充话语分析或语篇分析的不足。总之,话语分析或话语语言学只有纳入言语行为理论和语用学的观点才可能继续发展,话语或语篇不是句子的序列,而是言语行为的序列(Wunder-lich,1976)。

3.3会话含义

Grice的合作原则及其会话含义理论不但适用于口语研究,而且也可以用于书面语研究。在许多话语分析或语篇分析学者看来,语言交际双方传递的意义都在语篇之中,所以正确对待语篇、分析语篇,便可捕捉说话人或作者所传递的各种信息。但是交际中违反合作原则的离格现象随处可见,说话人/作者向听话人/读者传递信息时,常常不是直接了当,而是间接地、留有余地让对方去想象、思考或推断,从而领悟话语传递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然而,正是这些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才使语言交际变得生动、丰富多彩。语用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对话语或语篇中的语义表达和实际传递的交际意图之间的分离现象,如歧义、会话含义、一语多用、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等作出解释,然而从语篇结构、语义特征出发的话语分析却难以沟通话语表面不合作现象与会话含义之间的联系。语用学通过对“合作原则”、“礼貌原则”等原则以及它们遭受破坏的现象的分析,对会话含义作出了比从分析模式或结构入手的话语分析更具说服力的解释。目前的话语分析对语篇中的类似现象还显得无能为力,不能对如何发现和确定间接言语行为的会话含义作出解释,因为话语分析或语篇分析主要对语言和语境之间的正常关系感兴趣,而不注意那些偏离常规的现象。而语用学却十分重视研究语言的特殊用法,它依赖语言外的情景因素来解释内部衔接机制不健全的语篇。因此,语用学和话语分析之间可以相互补充,弥补各自的不足之处,进行话语-语用分析。此外,话语分析或语篇分析对交际中话语角色(discourseroles)的转换问题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参与交际的任何一方与话语信息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话语角色,它可以区分交际参与者是在发现信息、接受信息或是代表某一方在传递信息,其中说话者、作者、传递者或代言者与听话者、读者、接受者、旁听者或观众之间的角色是经常转换的。同时,社会角色,即交际中双方或多方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它们对话语或语篇生成与理解的作用,也是话语分析或语篇分析应该考察的。而语用学在这方面以及对话语修辞、人际修辞等的重视与探讨有助于补充和深化话语分析对诸如话轮系统、邻近语对、语篇连贯等的研究。同时,语言适应论(accommodation)和交际中的协同性(negotiation)都能更好地补充话语分析或语篇语言学对话语生成与理解的描述、解释。

4.结束语

本文试析了语用学与话语分析或语篇分析之间的联系,探讨了语用学对话语分析可以进行补充的基础和具体问题,旨在促进两者之间的交叉、互补性研究,从而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语言运用、语言功能,更好地说明交际中的话语生成与理解、语言交际与人际关系、语篇信息与语用价值之间的关系等。当然,这需要各位专家学者的努力与合作,共同尝试,才可能沟通语用学与话语分析或语篇语言学之间的联系,实现话语-语用分析。

 

第二篇：话语研究

话语 语言活动是人类重要的活动之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都离不开语言活动，人文学科的其他学者，如社会学家、哲学家等也注重对语言文化的研究。“话语”已逐渐成为中国学界常用的概念。越来越的的学者逐渐以“话语”来指称、论述或分析某些过去我们习惯中以“概念”、“观念”、“思想”和“思潮”等来命名和思考的一些历史现象，以及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文学现象——文本语言中体现出写作者的写作倾向以及思想情感。

一、话语的起源

话语是特定的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及一定的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的言语活动。“话语”一词的流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语言学转向”巴赫金(M.M. Bakhtin) 贡献突出。在他看来，作为一种言说或“表述”的“话语”，是“活”的而不是“死”的，它的范围小到一个符号、一个词或单独一句话，大到一篇文章、一部作品(即文本)，甚至无形的舆论等等，其真实含义都只能通过社会“交往”与“对话”实践才能获得①，他指出：“实际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在说话和听话，而是在听真实或虚假，善良或丑恶，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等。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②

福柯（Michel Foucault）将“话语”定义为“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在福柯看来，每一种“话语”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它具有特定的实践功能，而“话语实践”又通过话语对象、陈述、概念和策略等可供分析的关系网络在动态运行中反映出来。福柯指出，如果能在对象，各类陈述行为、这些概念和主题选择之间确定某种规律性（次序、对应关系、位置和功能、转换），就已经涉及到话语的形成。③

二、话语研究

19xx年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Z·Harris)在美国“Language”杂志上发表《语言分析》一文并首次使用”discourse analysis“这一术语，这显示出“话语”的源学科是语言学“话语分析本身是现代语言学从研究语言的抽象体系转向研究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形的结果，其理论模型最早在语言学中开花、结果，它们的重点一是对超句结构进行分析，二是对使用中的语言（话语）的功能、变异及其使用情境予以分析，目的在于找出带有相似语境的话语系列并确定其分布规律。”

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者发展处一种截然不同的话语观，在《知识考古学》、《词与物》、《疯狂与文明》、《纪律与惩罚》等著作里，福柯意在通过话语分析来凸显话语的产生于运作过程中存在的意识形态、阶级、性别以及政治、经济等深层权力关系的斗争。[4]福柯的话语理论对西方思想的发展影响甚大，亦是我国学术界话语研究使用较多的理论资源，故对话语理论资源的论述以对福柯话语理论的阐释为中心。

我国关于话语理论的研究在90年代后, 除了一些重要的话语理论的译著, 如华夏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两部重头书——梵 ·迪克的 《作为话语的新闻》和费尔克拉夫的《话语与社会变迁》, 国内学者的论文集、专著开始不断出现, 比如

陈晓明于 19xx年出版的博士论文《解构的踪迹: 历史,话语与主体》从哲学角度对福柯的话语理论进行了分析, 指出话语不单是一个语言学概念, 更主要的是一个多元综合的关于意识形态再生产方式的实践概念[5]； 严锋的《现代话语》从话语实践的角度强调了欲望、 历史、 政治无意识等异质成分在话语中的掺杂; 郜元宝的《母语的陷落——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汉语言文字的基本否定态度》、 《现代汉语——工具论与本体论的交战》、《音本位与字本位》等对现代汉语的语言分析, 关注知识者的书写和言说, 将现代汉语的形成与民族国家、 文学演变、 知识者的命运等诸问题联系在一起思考, 体现出话语分析强调语境、 社会话语实践的特点; 赖黎捷的《话语选择与理论来源: 中国纪录片批评研究 》, 赵淳的《话语实践与文化立场: 西方文论引介研究: 1993- 2007》从文学批评领域对国内引介西方理论话语的实践进行了分析, 指出其中的跨文化冲突与焦虑; 王虹的《戏剧文体分析: 话语分析的方法:dialogue as discourse》, 李美霞的 《话语类型研究》则继续从语言学、 文体学的角度对话语分析理论或分别进行了运用与梳理, 等等。

总的说来, 国内学术界对话语”( discourse)的运用, 主要在三个领域, 一是语言学领域, 如话语语言学, 这里的”话语”一词, 指的是句子, 语句, 言语或篇章; 一是文艺研究中的叙述学领域,如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一书中, 对叙述学中的“话语”与 “故事”, 叙述学中的“话语”与文体学中的“文体”分别进行了区分; 第三个领域其实是一个多学科的领域。话语分析也出现学科融合的趋势, 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学领域, 开始在符号学、 心理学、 人类学、 社会学、 文学、 言语传播等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中得到越来越多的运用。

三、民间话语

话语是对主题或者目标的谈论方式 , 是“社会化、 历史化的及制度化的构成之产物” 。巴赫金强调，处于“对话”关系中的话语，“无不充盈着社会情态和意识形态内容，无不具有事件性、指向性、意愿性、评价性，并渗透着‘对话的泛音’：与其说是话语的纯粹符号性在这一关系中重要，倒不如说是它的社会性重要??话语将是最敏感的社会变化的标志”[6]。这种注重语言在社会历史环境中的运用所产生的实际意义和功能之“话语”，由于上述种种属性，表现出话语与“意识形态”不可分离的特性。

陈思和在《民间的沉浮》中谈到“民间是与国家相对的一个概念，民间文化形态实在国家权力中心控制范围的边缘区域形成的文化空间。”民间话语作为话语的一个分支，也就不可避免的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民间话语作为民间情绪和利益的表达方式, 反映了特定时代民众的生存状态、权力诉求和社会理想, 对主流话语起着潜在的消解、反抗以及建构作用, 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原始动力。”

中国古代社会百姓作为统治阶级权利的附属品，其表达自己所处生活状态的真实情感的话语常常被湮没在强势的官方话语中，这也表明被统治阶级的平民大众其政治、经济、以及话语都处于被统治地位，受到官方的束缚与挤压。历朝历代民间话语所面对的是官方话语霸权这一基本政治生态环境, 隐讳的话语对抗成为民间话语的主要特点。为对抗现实世界的统治性征服, 民间话语往往通过通过民谣、 民歌、 民间戏曲、 民间信仰等方式出现, 以戏谑、 嘲弄、 否定的姿态, 来表达某种蕴含着真理的内容; 以非严肃的形式, 寄寓了民众严肃的政治思考。

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公民意识的觉醒促进了中国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

过渡。近代思潮作为对小农经济社会的背离, 以及对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回应，开始冲击传统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 促进了封建体制的土崩瓦解和近

代国家的形成。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出现成为民间力量不断壮大和多元发展的肇始, 民主、 自由、 独立、 解放成为民间话语的主题, 对抗成为民间话语的常态。以”救亡“和”启蒙“为先声, 民间话语作为一种积极的政治实践日益凸现出民众的社会主体性地位, 成为近代社会颠覆封建专制体制、 反抗外来压迫和实现民族独立的重要力量。

当代社会, 随着平民大众社会地位的提高和民间力量的增强, 民间话语作为民间利益代表开始进入现实世界并对当局决策和社会变革产生重要影响, 民众的主体范围迅速扩大, 包含了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工、 农、 商、 私营业主、 学 生等各个阶层, 话语主题逐步得到扩展, 涉及政治、经济、温饱民生甚至国际问题, 表达方式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 呈现出”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局面。通过传统方式或现代传媒、 民间宣泄或法律途径, 民间话语得以充分表达。以共同对话取代话语对抗, 以多元阐释取代话语霸权, 用兼容并包取代话语独断, 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舆论取向, 也是当代中国民间话语的主要特点。当代中国民间话语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渗入生活的各个个领域, 并有力的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生活。

陈思和指出“民间的话语特点在其多元性, 既没有一神教的统治也没有启蒙哲学的神圣光环, 宗教、自然、世俗均可成为它的价值取向。它也不排斥政治和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 但是当它用民间独特的语汇去表达它们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消解了它们的本来意义。”这就是指在民间话语对于重新发掘出人类在“ 非官方” 状态下应有的生命热情和文化创造力具有重要指向作用，打破官方的同一种声音，为知识分子提供多元化的创作空间，对于知识分子个人性格的精神家园的构建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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