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研究过程综述：

在本此活动中，我们怀着对纳兰词的热情对纳兰容若及其一生展开了研究，在钦服于他的人格美丽的同时，也在纳兰词的凄婉哀啭里回到了那个时代，繁华似锦，陌上花开。

活动刚开始，我们分配好了任务，有些组员对纳兰词不太了解，便由其他组员带领着借书，阅读，交流，认真讨论交流，一点一点走进一个传奇人物的迷离一生。

组员们接触的书也各有不同，有组员看白落梅的《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她凭一支素比，写尽秋水文章，百态人生。还有梦江南的《一生一代一双人》，取自纳兰词中一句“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当初我看到这本书的名字，顿觉一阵兰草之清风拂来，也应了他那句“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研究过程中，由于我们的带动，班上掀起了一股纳兰热潮，一次课前演讲中，以为同学讲到：“纳兰容若这一生专一而多情，只爱过三个女人”，这句话虽引起同学们的笑声，但确实道尽了我们研究的精髓，纳兰这个人，我们并不关注他写词的技巧，不时有感而发，随兴之作，也是千古美谈，千古名句，这技巧当然毋庸置疑，象征，借代，虚实结合，动静，堪比南唐后主，连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是对容若赞不绝口的。所以我们并不想太深究这词的技巧，毕竟这还是可“工”的，而那纳兰词中的“性情”，却是浑然天成，取决于他人的灵魂，就算再学究的词学家也无法真正描绘出这缘由来。所以，研究纳兰容若，还不如在他唯美动人的情感经历中看到一个风流才子的灵魂。

渐渐的当所有人真心对纳兰这个人感到敬畏甚至真爱时，同学们也越来越觉得这月影下的人儿可望不可即了，纳兰就像站在远方历史的幽暗处，后人总想解开面纱，却总是不得其正解。所以，在这次研究中我们对其了解不深入也是自然。

个人研究小结：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云：“纳兰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纳兰性德，后改名纳兰容若，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以至于后人喜爱如斯。古人评古之伤心之人，唯秦观与小山也，但纳兰作为中国词史在清朝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哀婉已尽，到了哀而不伤的境界，却是悲痛至极，已经脱离了伤心之人。品读纳兰，我们应该抱着一个诚挚的心，走进清朝，走进纳兰家族，走进纳兰的生活，走进那个已经破碎的心灵。

纳兰于三十一岁抱病离世，留世的词较多，大多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本出身满洲正黄旗，父亲位极人臣的他可谓一身顺遂，得中进士，常伴君出行，这样看来纳兰似乎不该有什么愁，可容若之词观其饮水，词中十之八九皆是苦叹之作，何也？世人都认为是此人之性情所致，千山万水，都离不开一个情字，正如那李重光，南唐后主，愁苦之音亦已华贵出之。我们研究性学习小组满怀热情开始了研究，阅读了有关纳兰生平的书籍，慢慢的掀开了那层面纱，原来，纳兰一直站在灯火阑珊处。

纳兰的情从最浅层讲，即是慕友之情，历史上的纳兰是有一个好友，名顾贞观。张任政于《纳兰性德年谱自序》中说道：“先生笃友谊。生平挚友如顾贞观等，虚己纳交，竭至诚，倾肺腑。”可见其重友之情。在纳兰看到顾贞观所写书信后。泣下数行曰：“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当以身任之。”其词金缕曲中说：“绝塞生还吴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闲事。知我这，梁汾耳。”当然，其对才女的珍视之情，也十分厚重，在三十岁时，还曾写信给好友，请求为自己引荐江南苏州才女江婉。当然这是后话。“重来日，梧桐叶雨，却话秋池”，纳兰收好友来信后的喜悦溢于言表。

另一种情便是兴亡之叹，纳兰并不是爱国将士，一等侍卫并不是他的志趣所在。但又不得不说他比所有人都要通透，当然也不能说他会预见他死后二十年后纳兰家族的败亡和清朝的腐败。他见识超越，每见家人的骄奢淫逸，见朝堂的污浊，也写出了：“东风回首尽成非，不道兴亡命也，岂人为？”

正如李煜一生钟情于周皇后一样，纳兰一生中有三位影响其一生的女性，一是表妹雪梅，这在历史中缺少鲜明的史料，但大多研究纳兰的学者都确信确有其人。表妹和纳兰青梅竹马，是走进纳兰心中的第一缕阳光，青春时期的爱情纳兰深陷其中，直到表妹被选入宫中为妃，纳兰一直深爱着表妹，痛心的思念，也使其在这一期间患上寒疾。其词在写对表妹的情时，一直是凄婉难耐：“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能和纳兰举案齐眉的就是那历史上公认的卢氏，卢氏十八岁于纳兰成婚，两人琴瑟和鸣，可谓给了失去表妹心中痛苦的纳兰最大的慰藉。在纳兰开始忘却过去了时候，卢氏却于二十二岁时难产而亡。一直站在纳兰身后的卢氏给了纳兰莫大的鼓励，她的死让纳兰陷入了更深的痛苦之中。在纳兰的词中，有很大部分是悼念卢氏的，如沁园春中有：“重寻碧落茫茫，料短发，朝来定有霜，便人间天上，尘缘未断。”此篇历来为人称道，可与苏轼的悼妇之词江城子相媲美。纳兰还有一首更有名的词《长相思》，写尽了当时远在塞外的自己对家中娇妻的思念之情，更有甚者写到：“相看好处却无言”，满是对妻子的欣赏怜爱之情，这也就造成的卢氏死亡后纳兰的悲痛之境界。纳兰之词之所以能打动人心，在于其将想象与现实打成一片，善用辞藻，抒情时内心真诚，描景时善于抓住物之本质，尽是想到花漏红雨雕栏之词，巧妙至极，让人倍生惆怅。至于第三位女性，便是那江婉，字御蝉，著有选梦词，她出现在纳兰的生命已是纳兰灯枯之时，也不便多说。

世人都说，纳兰就是将他那颗炙热的内心捧给世人。我们在研究纳兰词时，确实触摸到了其柔软的内心。纳兰词，非有这三种情而不能为，但他在尘世里走了一遭，又不耐浮尘，可谓绝世佳公子也！

 

第二篇：近现代词学史上的纳兰词研究

第7卷 第6期 大 连 民 族 学 院 学 报 Vol.7 No.6 20xx年11月 JOURNAL OF 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Nov. 2005

近现代词学史上的纳兰词研究

陈水云

（武汉大学 中文系，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近现代的纳兰词研究，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期。它既有传统学术的特色，又有过渡期新变的特征，已实现了研究重心由作者生平向作品文本的重大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王国维、梁启超的纳兰词研究，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研究观念上，都对五四以后的纳兰词研究产生了较深刻的影响。这一时期纳兰词研究的丰收期是从1919～19xx年的30年。 关键词：纳兰性德；词学；研究史；近现代；综述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5X（2005）06-0044-05

新时期以来，纳兰性德是清词研究的热门领域，有的学者甚至呼吁建立一种专门研究纳兰性德的学问——“纳兰学”。笔者曾撰有《近25年来纳兰词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xx年第4期），《五十年来港台地区纳兰性德词研究述评》（《民族文学研究》20xx年第3期），对19xx年以后海峡两岸纳兰词的研究情况作了系统的整理和回顾。但后代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前人认识基础上的，要弄清当代学者对纳兰词研究的成就及历史贡献，非得对近现代纳兰词的研究情况进行全面的回顾和系统的整理不可。过去也有学者撰写过《清代至民国时期的纳兰性德研究述评》（《阴山学刊》19xx年第3期），但论述过于简略，有些问题尚未展开，实有重新论述的必要。

六年金梁外史（周之琦）选《饮水词》一卷本、光绪六年许迈孙娱园刻《纳兰词》五卷补遗一卷本，各种抄刻本竟多达6种。这一重刻重印纳兰词热潮的出现，是乾隆末年以来袁枚性灵诗派影响日深，词坛上常州词派对性灵、情感呼唤的结果。

这一时期关于纳兰词的议论也是特别地多，归结当时词坛对纳兰词的评价大约有以下几种情况：有的从言情的角度看纳兰词，认为纳兰性德的最大特点是“深于情”

[1](p.3415)[2](p.526)

，说纳兰词有如寡妇夜哭，“缠绵幽咽，不能终听”

。有的从词风的角度看纳兰词，认为纳兰词风是“清

微淡远”[3](p.3114)，“幽艳哀断”[4](p.197)。有的还注意到纳兰词的用律，认为“国朝词人最工律法者，群推纳兰容若、顾梁汾、周稚圭三家。”[5](p.2865)或谓：“容若长调多不协律，小令则格高韵远，极缠绵婉约之致，能使残唐坠绪，绝而复续。”[4](p.39)以上从词情、词风、词律等方面讨论了纳兰词的特点，可说是对纳兰词做了比较周全的分析。但是，决定纳兰词在清词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原因，绝不只是这么简单。有的学者从纳兰性德对词统传承的角度考察，认为纳兰词的意义是使南唐北宋令曲断而复续，“容若长调多不协律，小令则格高韵远，极缠绵婉约之致，能使南唐坠绪绝而复续。第其品格，殆叔原、方回之亚乎？”

[6](p.523)

一、晚清纳兰词研究的简略回顾

在纳兰性德刚刚去逝的时候，他的师友徐乾学、陈维崧、顾贞观、韩菼、严绳孙、张玉书、梁佩兰等，在墓志铭、碑诔、哀辞里对他的词发表过比较简略的看法，然后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再也难见人们对纳兰词发表意见。究其原因，我想一方面与纳兰之父明珠罢相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也与雍、乾以来文坛盛行的浙派词风有关，浙派推崇字雕句琢、格调醇雅的南宋词风，和纳兰性德标榜北宋直出机杼的性灵作派相扞格。

但在嘉庆以后，纳兰词却又突然间流行起来，先后有杨芳灿抄本、袁通选（小仓山房刻本）《饮水词钞》二卷本、道光十二年汪元治辑（结铁网斋刻）《纳兰词》五卷本、道光二十五年张祥河刻《饮水诗词集》本、道光二十收稿日期：2005 - 09 - 02.

有的学者则认为纳兰词在清词史上卓立群芳，乃在

其自树一帜。或云：“国朝词人辈出，然工为南唐五季语者，无若纳兰相国（明珠）子容若侍卫。所著《饮水词》，于迦陵、小长芦二家外，别立一帜。”[7](p.2793)或说：“倚声之学，唯国朝为盛。文人才子，磊落间起。词坛月旦，

作者简介：陈水云（1964-），男，湖北广济人，武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 研究方向：清代词学.

第6期 陈水云：近现代词学史上的纳兰词研究 45 咸推朱、陈二家为最。同时能与之角立者，其惟成容若先生乎？”[8](p.518)他们还通过对纳兰性德与陈维崧、朱彝尊的比较，试图发掘出纳兰词异于其他两大家的创作个性：“陈词天才艳发，辞锋横溢，盖出入北宋欧苏诸大家。朱词高秀超诣，绮密精严，则又与南宋白石诸家为近。而先生之词则真《花间》也。”[8](p.518)“国朝诗人而兼擅倚声者，首推竹垞、迦陵，后此则樊榭而已。然读三家之词，终觉才情横溢，般演太多，与黄叔旸（按，应该是张炎）质实清空之论，往往不洽。盖其胸中积轴，未尽陶熔，借词发挥，唯恐不极其致，可以为词家大观，其实非词家正轨也。……（纳兰性德）词则卓然冠乎诸公之上，非其学胜也，其天趣胜也。”[9](p.520)“国初才人辈出，秀水以高逸胜，阳羡以豪宕胜，均出入南北两宋间。同时纳兰容若先生则独为南唐主、玉田生嗣响。”[10](p.521)说他的词“以天趣胜”，近于《花间》，为南唐后主之嗣响，皆能切中纳兰词之审美特征。但这些批评都比较随意，感性色彩太浓，表现出批评者的主观好恶，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真正把纳兰词研究推向深入是在西方科学的研究方法引进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之后的事。

的发挥，称纳兰性德是“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王国维对纳兰性德为什么有那么高的评价呢？是因为纳兰性德的词独得“意境之深”。所谓“意境”，就是“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12](p.121)，即要求言情写景真切自然。所以说纳兰性德“独有得意境之深者”，也是因为他的词做到了言情真切自然而已。《人间词话》第124则云：“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笔写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同时朱、陈、王、顾诸家，便有文胜史之弊。”朱、陈、王、顾诸家，是指清初词人朱彝尊、陈维崧、王士祯、顾贞观，所谓“文胜史”是指他们创作中美妙的文辞淹没了深刻的思想内容。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为中国词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杰作，表征着传统词学即将发生变革，词学研究的新时代即将到来。他从纯审美立场对纳兰性德作出了全新的评价，但《人间词话》发表在有保守倾向的《国粹学报》上，这一观点在当时未能产生较大的反响。在当时词坛有较大影响的是以朱祖谋为代表的“彊村派”，其主要成员是夏敬观、张仲炘、冯煦、沈曾植、郑文焯、况周颐等，他们以论词绝句的形式评价纳兰词，颇多独得之见。如云：“湖海流传饮水词，情深笔眇自多奇。千年骨髓秦淮海，除却斯人哪得知。”（姚锡钧）“回肠荡魄成容若，小令重翻邈不群。自折哀弦吟楚些，真禁空谷蕙兰焚。”（冯煦）“兰锜贵，肯作称家儿。解道红罗亭上语，人间宁独小山词。冷暖自家知。”（朱祖谋）其中，以况周颐对纳兰性德用力最勤，评价亦最公允，推纳兰性德为清初第一词手。他说：“容若承平少年，乌衣公子，天分绝高，适承元明词敝甚，欲推尊斯道，一洗雕虫篆刻之讥。独惜享年不永，力量未充，未能胜起衰之任。其所为词，纯任性灵，纤尘不染，甘受和，白受采，进于沉着浑至何难矣。”

[13]

二、清末民初纳兰词研究向现代的转型

1904～19xx年是中国词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19xx年王鹏运卒于苏州，19xx年朱祖谋从广东北返，次年正式定居苏州，南北词学中心已由京师易帜苏、沪。这时，梁启超继续在日本呼吁文学改良运动，在上海则有王国维从哲学研究转向词曲研究。他们都是接受过西方文化洗礼的新型知识分子，对文学问题的看法已不是传统意义上“温柔敦厚”的文艺观，而是把文学看作为审美的“对象”，或是把文学视作为改良社会、唤醒民众的“工具”，这些文学观念对他们的词学研究特别是纳兰词的研究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王国维是在19xx年开始填词的，两年后便在《教育世界》杂志刊出《人间词》甲乙稿，在托名樊志厚的《人间词乙稿序》里，他对纳兰性德的词作了相当高的评价：“纳兰侍卫以天赋之才，崛起于方兴之族。其所为词，悲凉顽艳，独有得于意境之深，可谓豪杰之士，奋乎百世之

[11](p.225)下者矣。”在清初众多词人中，纳兰性德与朱彝尊、

一方面，他肯定了纳兰性德对清初词坛有“一洗雕虫

篆刻之讥”的意义，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对纳兰性德“惜享年不永，力量未充，未能胜起衰之任”的遗憾，从清词发展史的角度阐述纳兰词的意义，的确是高人一着。

这时，研究纳兰词卓有成就者当推梁启超。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曾助其长女梁令娴编成《艺蘅馆词选》一书（1909），其中选录纳兰词达19首，在入选的清人词中是最多的，可见他对纳兰词的推重之意。19xx年，他撰《清代学术概论》，论清代的学术成就，兼及文学（包括词）。在总体上讲，他对清词的评价不是很高，但就具体作家而言，却以纳兰性德列为清词第一人，对清初甚有影响的朱彝尊、陈维崧却只字不提。他推重纳兰性德，则是因为纳兰性德词情感真挚而出之以凄惋，与梁启超论词主张作者

陈维崧本来并称清初三大家，但在王国维看来纳兰性德的成就远非陈、朱两家所能比；还有，晚清谭献曾说蒋鹿潭、成容若、项莲生三人在清代词坛可谓“分鼎三足”，然而王国维认为：“《水云楼词》，小令颇有境界，长调惟存气格。《忆云词》，精实有余，超逸不足，皆不足与容若比。”

[11](p.230)

他后来在《人间词话》里还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

46 大 连 民 族 学 院 学 报 第7卷

从19xx年至19xx年的10年间，词学研究基本上形成了体制外派与体制内派的两支研究队伍，这两支研究队伍分别推出了一批学术份量厚重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表明传统词学批评已跨入现代学术研究阶段，虽然传统点评、书札、序跋、词话的写作方式仍然存在，但长篇论文写作已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研究手段的变革和理论表述的推进，带动了纳兰性德研究的新开拓，相关的成果逐渐地多了起来，代表性成果主要有：《纳兰容若》（西谛）、《纳兰容若》（滕固）、《清代第一词家纳兰性德之略传及其著作》（陈诠）、《关于纳兰词》（赵景深）、《纳兰性德》（罗慕华）、《纳兰成德传》（素痴）、《纳兰容若评传》（徐裕昆）等等。总体上看，这些论文多是泛论纳兰性德之身世与性情的矛盾，很少分析《饮水词》艺术风格及其形成之原因。其中滕固《纳兰性德》（《小说月报》十七卷号外）一文，结合纳兰性德其人谈其词，揭示了《饮水词》中忆内、悼亡、友情的各种情感内涵，是一篇分析纳兰性德及其情感内涵的代表性论文。徐裕昆《纳兰容若评传》（《光华大学半月刊》二卷十期）一文的价值，在分析了纳兰性德词“哀感顽艳”之成因，是离情、悼亡、生诀这三个方面因素。归结起来，就是以纳兰性德之性情，他是断不能接受环境之安排。所以，他虽然少年骤贵，处境优裕，却与其性情是格格不入的，词中有“哀感顽艳”之风格亦在所必然。罗慕华《纳兰性德》（《晨报》19xx年10月8~17日）一文，分析了纳兰性德性格与词的关系及词的艺术表达技巧，其中谈到纳兰性德是一个文人，而且是一个“才子型”的文人，他的性格可以“多情善怨”四字概括之，这决定着他的“少有少年得志的气慨”，“每日却都是慷慨悲歌”，缺点则是“未免有些女性气”。罗慕华还指出纳兰性德也是一个有独立个性、富于创造精神的作家，他是“以口写心，清新秀俊，自然超逸，情词共胜，无懈可击。”这样从性情气质和艺术创新的角度分析纳兰词，在当时是很有学术新意的。

上述分析已较清末民初仅及纳兰词之“真”要深刻得多，已完全走出了传统词话的路数，当然这些论述还是比较表面化的，还有许多问题尚待深入探讨，这一任务是由三四十年代的学者完成的。在三四十年代，不论是“体制内派”，还是“体制外派”，对纳兰性德的评价都很高。在各种不同形式的文学史里，只要论及清词的，必然会谈到纳兰性德的词，如胡云翼《中国词史略》、王易《词曲史》、吴梅《词学通论》、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各种报刊还发表有10多篇关于纳兰性德的专题论文，出版了不同版本的《纳兰性德词》，一些重要的选本亦多选有数量可观的纳兰词，其中成就最高者当推苏雪林的《关于清

应当有“感均顽艳”的词心相一致。19xx年，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他对诗歌的表情方式进行了分类研究，其思想的核心就是主张任何表情方式都必须以有出诸内心的真情为基础，把古典诗歌的表情方式分为六种——“奔迸的”、“回荡的”、“蕴藉的”、“象征的”、“浪漫派的”、“写实派的”，他认为“回荡的表情法”最适宜用来填词，而运用此类方法成功的有李煜、宋徽宗、辛弃疾、柳永和周邦彦，在清代顾贞观和纳兰性德是其典范，特别是纳兰性德运用得最为娴熟。他认为：“清代大词家固然很多，但头两把交椅，却被前后两位旗人——成若容、郑叔问占去也。”[14](p.99)

无论是王国维，还是梁启超，都注意到纳兰词言情之“真”，已走出了常州派以温柔敦厚论词的路数，以一种纯粹审美的眼光观照纳兰词，在这一点上周焯（太玄）对纳兰词的分析是有代表性的。他在《倚琴楼词话》里说：纳兰容若所著之《饮水》、《侧帽》词，继响南唐，齐名陈、朱。最擅长小令，字字句句，均系性情语，而悱凉天成，绵缠独到，如有神助。其得天也厚，故虽生长华膴，而不作一秾丽语；其涉世也浅，故不作一寒酸语；不知人间有不幸事，故不作一抑郁语。语语以真性情、真学问出之，故不作酬酢语[15]。他认为纳兰词以小令见长，言辞之间流露出来的都是“性灵”，其原因则在其先天的禀赋（“得天也厚”）、后天的经历（“涉世也浅”）、个性的纯真（“不知人间有不幸事”）。但纳兰性德之最可贵者在他用情之真，不做作，不矫饰，这一点在笼罩着复古模拟之风的清初词坛，显得尤为可贵。“盖惟文人最真，亦惟文人最假，其入世稍深，经历既广，所谓真性情者渐澌灭，而酬酢征逐之事乃多，故其为词非性情语而市井语也。然其阅世至深，则又至真，盖能出世者也。”“作酬酢语而见真性情，吾于古今则未见其人，非不能也，实不能也。然作出世语而真者尚多，作不入世语而真者实少。千余年惟南唐后主及纳兰容若二人而已，学词者，学清真白石梦窗玉田易，学后主容若实难，此其所以可贵也耶！”[15]这一分析直截了当地揭示了纳兰词言情自然真切的特征。

三、1919～19xx年纳兰词研究的重要成就

19xx年的五四文化新运动，给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领袖并没有对纳兰词发表什么宏论，但是他们将西方新的研究方式和研究观念引进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在新的观念和新方法观照下的纳兰词也有了一种全新面貌，也就是说纳兰词的研究走上科学化的道路是从19xx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

第6期 陈水云：近现代词学史上的纳兰词研究 47 代男女两大词人恋史的研究》（《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卷3号）、张任政的《纳兰性德年谱》（《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2卷4期）和李勖的《饮水词笺》（正中书局19xx年版），前两者属于纳兰性德的传记研究，后者属于纳兰性德词的文本研究，真正能体现这一时期理论研究成就的还是大量的研究论文。归纳从1929～19xx年各类研究论文及著述，可以把当时学界对纳兰词的主要学术观点概括如下：

关于纳兰性德的总体评价，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纳兰性德堪称清代词人第一，他的地位要超过当时影响颇大的陈维崧和朱彝尊。如钱基博说：“论清初词家，当推成德为一把手，朱、陈犹不得为上。”[16](p.37)胡云翼说：“性德在清词人中为别树一帜者，其所作词不甚依格律，不重视模拟，不喜用古典，而以俚语写自己情思，纯发乎天籁，语意浑然，像这样的词家，宋以后一人而已。”[17](p.219)罗芳洲也说：“清代是词的复兴时代，也就是词的复古时代，其间能不傍古人，自出机杼者，惟纳兰性德一人而已。”

[18]

除了物质一部分，精神上同样使你感到无法排解的悲痛，生死无常，人生如梦，家国之感，悼亡之情，这一些因素，造成了这两位贵族青年的艺术的心境与灵魂。他们都是入世不深的主观的殉情的青年，唯其如此，才能在他们的作品里，表现那一种非老年人非懂得人情世故的人们所能表现的天真和最沉痛的诗句。不用说，他们表现在文学上的精神，是贵族的、浪漫的，但是那种情感，却是最真诚、最有生气而能引起任何人的同情与喜悦。他们缺少社会人生的经验，甚至不了解实际的社会，他们只尽情地把心中所蕴藏着的情感歌唱出来，而成为最美丽的作品。他们没有派别，也无意于声律、于典故、于修辞以及其它的讲求，只是信口信手抒写自己的性灵，所以形式是短小的，词句是浅显的，但在那些作品里，包裹着赤子的天真，活跃的

[22](p.1035)

生命以及缠绵的情感。”刘大杰的分析是非常精辟

的，但当时亦有学者不同意将纳兰德与李煜相提并论：“或谓性德即后主化身，或谓（纳兰）词似《花间》，皆未免言过其实。后主气质浑厚，得自天成；《花间》高丽精英，情深比兴。性德并未能至其境也，若以古人拟之，其词出入东山、小山、淮海之间矣。”[23](p.550)此可又备一说。

关于纳兰性德的词风，过去通常以哀感顽艳统称之，这种把纳兰词多种风格简化的做法显然是不全面的。邓懿说：“自来论词总分婉约与豪放两派，纳兰自然应该是婉约一派的了。但平心而论，这种区分是不公允，并且很勉强的……我们只能说纳兰那首词是婉约是豪放，而不能说饮水词到底是那一类的。”作者认为，纳兰词中题材不一，他有多方面的描写，当然有多种风格，因此，根据纳兰词的创作实际，他把纳兰词的风格概括为秾丽、凄清、热烈、缠绵、感伤恬淡和慷慨六种类型，从而使人们对纳兰词的风格有一种整体上的全新认识。陈适《纳兰容若》（《人间世》三十二期）一文，包括纳兰之身世及其事迹、纳兰词学之渊源、纳兰之交游、纳兰词之本别、纳兰词之世评五个部分，涉及的面较广，但最有学术价值的是对纳兰词学之渊源的论述。他认为论及容若词学的渊源，范围至广，因素极多，非片言所能详说，更亦有所不能叙述处。“然大抵其渊源所自，固不外其环境、个性及其追摹前人之风格而综合构成之。”第一，从自然环境看，容若生长河朔，北地河山云影，寒光风沙，落拓胸中，开自然观物言情的眼舌而发为奇慨。第二，从个性及情感看，容若以其真挚多感的情绪，发而为词，凄惋回肠，不忍卒读。第三，从学习师法对象看，容若最佩服南唐后主，对于两宋，好观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诸家[24]。论述颇为全面。

事实求是地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纳兰词研究的确是上了一个新台阶，无论是话语表述的方式，还是理论分

赵景深《中国文学史新编》还把纳兰性德作为清代第

一位词人来论述，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不但以纳兰性德为清词之首，而且称其为“清代词人之冠”。王亮还认为在清代能真追宋人者，惟纳兰性德一人，纳兰性德可称之为清代二百余年第一大词人[19]。

对纳兰性德词基本特质的认识，民国时期的学者基本认同王国维及况周颐的看法，认为纳兰的魅力所在就是言情的“自然真切”。张任政说：“先生之待人也以真，其所

[20](p.245)

为词，亦正得一真字，此其所以冠一代排余子也。”

罗芳洲说：“饮水词的全部，可以说，全是作者情感的活跃与表现，其词的好处，也就是能把活跃的情感尽量地写出来。”[20]唐圭璋认为纳兰性德的词全以“真”胜：“待人真，作词真，写景真，抒情真，虽力量未充，然以其真，故感人甚深。一种凄惋处，令人不忍卒读者，亦以其词真

[21]也。”刘大杰也说纳兰性德的全部价值就在其一个“真”

字：“我们试着看纳兰性德对于其爱妻的悲悼与对于朋友的信义以及对于一花一草的歌咏，在那里同样充满着对于大宇宙大自然的爱好与同情。他没有做作，没有虚伪，只是实实在在地吐露出自己的声音。这才是真实的诗，美丽的歌，纳兰性德词的价值全部在这地方。”[22](p.1035)

纳兰词之“真”，源于其用情之“深”，对爱情、友情、亲情的投入，也带来了他无尽的烦恼、苦闷和悲愁。刘大杰通过比较纳兰性德与李煜的异同，进一步分析了纳兰词出现哀愁和凄怨的原因：“他们都是贵族，物质、生活绝无半点缺陷，但是他们的作品里，同样充满了哀愁和凄怨，粗眼看去，似乎是无病呻吟，其实在一个人的生活过程中，

48 大 连 民 族 学 院 学 报 第7卷

读者的广泛接受等方面尚有开拓的空间，特别是纳兰词为什

么能在20世纪受到如此广泛的欢迎，如果单纯从作品的审

美品格方面寻找原因恐怕是说不通的，还应该联系受众的社

会心理和审美趣味去分析，这些方面是要在先进的现代理论

指导下才能推进的。析的深度，对晚清纳兰词研究都有新的拓展和超越，实现了学术研究重心由作者生平向作品文本的转变。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从1919～19xx年的30年，还只是中国学术研究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发韧期，在学术观念及研究方法上尚有亟待提高和改进之处，在作者的思想性情、作品的文本品格、

参考文献：

[1] 谢章铤. 赌棋山庄词话[M]. 唐圭璋. 词话丛编[Z]. 北京：中华书局，1986.

[2] 李慈铭. 越缦堂读书记[A]. 张秉戍. 纳兰词笺注[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3] 李 佳. 左庵词话[M]. 唐圭璋. 词话丛编[Z]. 北京：中华书局，1986.

[4] 谭 献. 箧中词[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

[5] 杜文澜. 憩园词话[M]. 唐圭璋. 词话丛编[Z]. 北京：中华书局，1986.

[6] 周之琦. 饮水词识[A]. 张秉戍. 纳兰词笺注[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7] 丁绍仪. 听秋声馆词话[M]. 唐圭璋. 词话丛编[Z]. 北京：中华书局，1986.

[8] 杨芳灿. 纳兰词序[A]. 张秉戍. 纳兰词笺注[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9] 赵 函. 纳兰词序[A]. 张秉戍. 纳兰词笺注[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10] 汪元浩. 纳兰词跋[A]. 张秉戍. 纳兰词笺注[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11] 王国维. 人间词话[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12] 王国维. 宋元戏曲史[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3] 况周颐. 蕙风词话[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14] 梁启超. 梁启超文全集·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15] 周太玄. 倚琴楼词话[J]. 夏星杂志，1914，（2）.

[16] 钱基博. 现代中国文学史[M]. 长沙：岳麓书社，1986.

[17] 胡云翼. 中国词史略[M]. 上海：上海大陆书局，1933.

[18] 罗芳洲. 饮水词论略[M]. 上海：上海文力出版社，1947.

[19] 王 亮. 谈纳兰性德的词[J]. 新民报，4（24）.

[20] 张任政. 纳兰性德年谱[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21] 唐圭璋. 纳兰性德评传[J]. 中国学报，1944，（1）.

[22] 刘大杰. 中国文学发展史[M]. 台湾中正书局，1980.

[23] 柯绍忞.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三卷）[M]. 济南：齐鲁书社，1996.

[24] 邓 懿. 纳兰词的几种风格[J]. 文学年报，1936，（2）.

The Study on Nalan Xingde’s Ci in Modern Times

CHEN Shui-yun

(Dept.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n Nalan Xingde’s ci in modern times marks a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way of study to modern one. It does not only show the traditional way of study but also the new features of the transitional periods, realizing the important transition from the focus on the life of the poet to the works itself. Wang guowei and Liang qichao’s study on Nalan Xingde’s ci has greatly influenced the study on Nalan Xingde’s ci after the May 4th Movement both in study methods and views. The 30 years from 1919 to 1949 is the most productive in the study of Nalan Xingde’s ci.

Key words: Nalan Xingde; the study on ci; study history; modern; summary

（责任编辑 王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