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和《楚辞》有什么异同之处

中国传统的诗歌创作，广而言之，中国传统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两种风格样式，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经》和《楚辞》都是我国先秦时代最重要的诗歌著作。它们一个代表现实主义，一个代表浪漫主义，对我国后世诗歌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们虽然都因同出于华夏文化之源而有许多共同点，但也由于各自产生时代、地域等的不同以及作者身份、地位和阅历等的差异，彼此间又在创作精神、思想内容、语言形式、传统道德观念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别。分析和比较这些异同和差别，这对于更好地认识、了解这两部作品的性质和特点是不无意义的。

一、形成的时代及地域。

《诗经》成书于春秋时期，它收录了殷商至春秋中叶大约600多年的305篇诗歌作品。这305篇又大致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其中占绝大多数的风，即“十五国风”共计160篇，因为这160篇“风”多为诗官采诗于民间，因此，《诗经》可以大致认为是“平民文学”，即不是某个特定的文人卿士（或者说职业诗人）的作品。

《楚辞》则不同，《楚辞》所收录的作品，均为一些有名有姓的专职作家所作，诸如屈原、宋玉、景差、唐勒等，都为一代诗赋大家，且在文史上留名。楚辞形成较晚，以屈原为宗，也应到战国后期。

就地域来说，诗经以北方为主的广大地区，而楚辞仅限于南方楚地，它的产生与发展与楚地的地域特色——诸如语言、风俗等密不可分，与现在的粤语音乐一样，纯属一种地区文化。

二、表现手法。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就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 “比”，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诗经》主要采用四言诗和隔句用韵，但亦富于变化，其中有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的句式，显得灵活多样，读来错落有致。章法上具有重章叠句和反复咏唱的特点，大量使用了叠字、双声、叠韵词语，加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音乐性。《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工于描写，勾划出许多生动的细节。

楚辞的特点，作为一种诗体，楚辞的想象力丰富。楚地巫风盛行，祭祀时往往以巫觋扮演诸神，表演一些神话传说故事，以娱乐神人。这些都培育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使作品带有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如《离骚》、《九歌》等均是如此。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楚辞的语句参差，富有变化，常用语助词“兮”、“些”等。并且结构一般比较宏大，篇幅一般比较长。

此外，在表现手法上，楚辞继承了诗经得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也把发挥应用达到极致。辞家们往往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许多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它们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主，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这些都已不再是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了。这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传统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综观以上各点，诗经与楚辞在艺术手法上是迥异的，但这种差别又不是互相游离的。楚辞之于诗经，可以说是一次开拓、一次诗歌革命，它在诗经的基础上创新，诗经是中国传统诗歌的唯一源流。

三、内容。

《诗经》涉猎面很广，有男嗔女怨的婚恋诗，以《南风·关雎》为代表；有写奴隶辛劳的怨刺诗，如《魏风·伐檀》和《魏风·硕鼠》姊妹篇；又有幽怨反侧的思妇诗，如名篇《王风·于役》；又有表达士大夫爱国意识的忧患诗，诸如《王风·黍离》、《小雅·节南山》和《小雅·雨无正》等等，几乎各个方面都有涉及。概括的说来，《诗经》所反映的是各阶层的人，特别是平民（包括奴隶、服役者这样的下层劳动者）真实的生活和情感。

《楚辞》为文人士大夫所作，表达的多为士大夫阶层对现实的情感流露，多为抒情言志，如屈原的《离骚》，如司马迁所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即屈原遭逐之后，苦闷之情的表述；又如《天问》，简直就是作者“忧心愁悴，彷徨山泽，??仰天叹息，??呵而问之”（王逸语）。需要说明的是，即便如此，楚辞中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操与诗经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四、风格。一个是现实主义风格，一个是浪漫主义风格。

《诗经》可看作是“平民文学”，因此，《诗经》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平淡、自然与“写实”。上升到一个高度，便是所谓的诗歌现实主义传统。《诗经》产生于中原史官文化背景下，《楚辞》产生于楚地巫官文化背下。

 

第二篇：诗经楚辞之比较

《詩經》《楚辭》之比較

這個學期我們學了《左傳》和《戰國策》的部分篇章，他們均是先輩們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産。

《左傳》是我國第壹部敍事詳細的王政的歷史著作。它所記載的歷史年代大致和春秋相當，同起於西元前722年，但訖年比春秋晚28年，即止於西元前453年。她比較系統詳細的記述了春秋時代各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壹些事件，在壹定程度上真實的反映了那個時代的面貌，是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很有價值的歷史文獻。

《戰國策》是壹部記錄戰國時期縱橫家思想和活動的著作，是壹部分國記述戰國事蹟的史料彙編，屬於國別體雜史。其書名原有《國策》、《國事》、《短長》、《事語》等不同名稱。漢成帝時劉向對它重新加以整理，並定名為《戰國策》。《戰國策》雜記東西周及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中山諸國之事。其時代上接春秋，下至秦並六國，約二百四十年（前460-前220）。書名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它的作者不可考，有人疑出于蒯通。大概是秦漢間人雜采各國史料編纂而成。後來劉向重加整理，定名爲《戰國策》，遂相沿至今（壹九七三年底，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中出土大批帛書，其中壹部分，經文物考古工作者整理研究，共二十七章，三百二十五萬行，壹萬壹千多字，定名爲《戰國縱橫家書》。其中十壹章內容見于《戰國策》和《史記》，文字大體相同。另十六章，是佚書。這部大約編成于秦漢之際，類似後來劉向重編許多縱橫家言爲《戰國策》所根據的壹種被埋沒的縱橫家言的輯本。其中佚書爲司馬遷、劉向所未見，爲戰國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

左轉和戰國策的不同之處主要在於性質，語言特色，人物塑造，結構等幾個方面。壹是性質方面。

《左傳》全稱《春秋左氏傳》，原名《左氏春秋》，漢朝時又名《春秋左氏》、《左氏》。漢朝以後才多稱《左傳》。它與《公羊傳》、《谷梁傳》合稱“春秋三傳”。 左轉是我國第壹部敍事詳細的完整的歷史著作，關于作者和成書年代比較可信的說法是魯國史官左丘明所作，後來經過許多人增益。《左傳》是編年體史書。

《戰國策》是壹部戰國時代的史料彙編，流傳到現在的本子是經西漢劉向整理過的十二國，共三十三篇，書名亦爲劉向所擬定。

二是語言特色方面。

1簡潔精煉的語言

《左傳》長于敘事，善于用簡潔的語言記敘紛繁複雜的曆史事件，其語言的簡潔、精煉令人叫絕。如《左傳?莊公十年》中對齊魯長勺之戰的記述，全文才寥寥二百余字，然而卻是言約而意足，寫得縱橫開阖，波瀾曲折。第壹，它全面地敘述了壹個曆史事件—齊魯“長勺之戰”，包括事件的開端、發展、高潮和結局;第二，它生動地描繪了曹判這個人物形象 —介紹了他的思想、膽識和才幹，也刻畫了他的舉止言談和音容笑貌;第三，它對戰略戰術問題進行了議論—提出了“壹鼓作氣”、“敵疲我打”等精辟的理論，並結合事實作了簡要生動的闡述，令人爲之歎服。如此豐富的內涵容納在尺幅之中，實在是非常難得，可見作者落墨精當，運筆閑熟，匠力頗深。

再以《左傳》中對齊連稱、管至父之亂的敘述爲例，這是壹篇簡約的敘事文，描繪的是齊國壹場內亂，牽涉到整個齊國的政局。齊襄公是壹個政令無常、荒淫暴虐的國君，他同自己的妹妹私通，妹妹嫁給魯桓公以後，仍回娘家同齊襄公幽會。公元前679年，魯桓公夫婦同到齊國，齊襄公竟命令公子彭生把魯桓公暗殺了以滿足自己的私欲，魯國人死了國君當然不肯罷休，齊襄公無奈，殺死公子彭生作犧牲品，平息了風波。不久，齊襄公也在政變中被人殺了，直到齊桓公從苔回到齊國，自立爲君，齊國的政局才穩定下來。而文章所述，正是齊襄公被殺這壹關鍵性事件。對這樣壹個內容龐雜、頭緒紛繁的曆史事件，《左傳》的描寫只用

了280個字，即以出場人物而論，也多至16位，但作者卻能執簡馭繁，寫得有條不紊，令後人稱頌。

2省略手法的妙用

《左傳》的作者惜墨如金，爲了使語言簡潔、明快，在不影響語意表達的情況下，大量地運用了省略手法。省略的方法多種多樣，既有承前者、倚後者，又有居中省;省略的內容也各式各樣，既有句子成份的省略，如主、謂、賓的省略，又有整個句子的省略。 《左傳》巧妙地運用了省略手法，作極省儉、極精粹的筆墨，托出了極豐富的內容。 3節縮修辭手法的運用

《左傳》落墨精當，爲了節省筆墨，使語言簡明，大量地運用了節縮這壹修辭手法，把壹些音節過多的詞語加以刪節、壓縮或歸並，達到言簡意豐之目的。在(左傳》中，節縮修辭方法多種多樣，不僅有詞語的節縮，而且有書名、地名、年號、姓名等的節縮。

爲了使文字簡潔精煉，《左傳》除了運用節縮修辭手法外，還運用了借代等修辭手法。 《左傳》的史學價值和藝術價值，自古以來爲人們所公認，就其語言、語法修辭價值來講，也是壹座巨大的寶庫。《左傳》以高度的藝術性奠定了其在中國文學中的重要地位。

《左傳》它在語言上的突出特點是:簡煉而准確，含蓄而暢達，曲折盡情，生動傳神，極富表現力。

首先，它的敘述語言，委婉含蓄，簡煉生動。無論是《城淮之戰》，《齊晉鞌之戰》，《長勺之戰》等大段的戰鬥過程的記述，還是晉靈公不君、燭之武退秦師等人物事件的敘述，都逼真地傳達事情的意態。如莊公十年的長勺之戰，“乃入見”，表現了曹判無所畏懼、毅然入見的神態;“公將鼓之”，“公將馳之”，兩個“將”字，表現出魯莊公那種急于求成而又缺少謀略的心理;“下視其轍”，“登轼而望之”，壹“下”壹“登”，壹“視”壹“望”，狀寫身體動作和觀察動作是何等准確!又如傅公三十年寫燭之武夜間出城見秦伯的情景，只用“夜縫而出”四字，就把出城的時間、方式和臨戰前的劍拔弩張的氣氛寫了出來，詞簡而精，事簡而明，令人拍案叫絕。

其次，《左傳》的人物語言之美，還表現在行人辭令方面。應對辭令之美，更是至今交口稱譽。這些辭令表面上溫文爾雅，從容謙恭。實則棉裏藏針，外柔內剛，委婉盡情。唐人劉知幾說:“尋《左氏》載諸大夫辭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征近代則循環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壹時，琢潤色，獨成壹手。”作者對這些口頭語言進行精心地潤色加工，使之成爲精妙絕倫的語言珍品。如嘻公三十年燭之武對秦君的壹段說辭:

夜縫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害也。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胭秦，將焉取之?網秦以利晉，唯君圖之。?”

燭之武在這段異常精彩的外交辭令裏.，從五個方面說秦:壹，亡鄭于秦無益;二，亡鄭 于秦有害;三，舍鄭于秦有益;四，曆史證明晉不可靠，言而無信;五，警惕晉的無厭野心。他 緊緊抓住秦晉矛盾，論析形勢，曉之利害，掌握分寸，婉轉陳辭，而又字挾風雷，使秦穆公心悅誠服。

總之，《左傳》寫行人辭令，往往能從中反映出人的性格及其所屬國家或政治集團的地 位、實力。這些人大都思路敏捷，能言善辯，但各自又有獨特的風采。有的針鋒相對，辭鋒 逼人;有的委婉陳辭，曲折致意;有的據理力爭，侃侃而談;有的不卑不亢，似柔實剛。《左 傳》行人辭令之美，文辭之妙，受到後代人的極力推崇。

總的說來，《左傳》的文辭很簡括，筆意很繁複。無論敘述語言和人物語言，都是隨物

賦形，逼真逼肖的，運筆靈活，變幻萬千。正如清代馮李弊《讀左危言》所說:“凡聲情意態，緩則緩之，急則急之，喜怒曲直，莫不逼肖。”

第壹是富于文采。《左傳》也是以文采著稱的，但兩者相比照，可以看到《戰國策》的語言更爲明快流暢，縱咨多變，委曲盡情。無論敘事還是說理，《戰國策》都常常使用鋪排和誇張的手法，絢麗多姿的辭藻，呈現酣暢淋漓的氣勢。在這裏，語言不僅是作用于理智、說明事實和道理的工具，也是直接作用于感情以打動人的手段。如《蘇秦始將連橫》、《莊辛說楚襄王》等篇，都是顯著的例子。

第二，《戰國策》描寫人物的性格和活動，更加具體細致，也就更顯得生動活潑。《左傳》描寫人物，大抵是簡筆的勾勒。

著名的《荊柯刺秦王》壹篇，更是精彩紛呈，激動人心。易水送別的壹節這樣描寫：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築，荊轲和而歌，爲變徽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壹去兮不複還。”複爲羽聲慷慨，士皆瞋目，發盡上指冠。于是荊轲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這段描寫力極強。文章大師司馬遷作《史記?刺客列傳》，對有關荊轲的部分，也大量抄錄了《戰國策》的原文。“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美名，也由此傳聞天下。

第三，《戰國策》所記的策士說辭，常常引用生動的寓言故事，這也是以文學手段幫助說理。這些寓言，形象鮮明，寓意深刻，又淺顯易懂，獨立地看，也是中國文學寶庫中璀璨的明珠。諸如“鹬蚌相爭，漁翁得利”、“畫蛇添足”、“狐假虎威”、“亡羊補牢”、“南轅北轍”等，曆來家喻戶曉。由于《戰國策》在相當程度上背離了中國古代的正統思想，常常受到嚴厲的批評。但以曆史的眼光來看，它正是體現了戰國時代活躍的思想氛圍。它對語言藝術的重視，在這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文學史上更具有承上啓下的作用。秦漢的政論散文、漢代的辭賦，都受到《戰國策》辭采華麗、鋪排誇張的風格的影響；司馬遷的《史記》描繪人物形象，也是在《戰國策》的基礎上更爲向前發展。

《戰國策》的主要傾向代表了戰國縱橫遊士的思想，內容不再受舊道德觀念的束縛，想說什麽就說什麽，對“孝”、“廉”、“信”這些道德觀念作了大膽的否定。這與《左傳》以儒家爲主的思想顯然不同。

③在風格上，《戰國策》的文風馳騁縱橫，馳說雲湧，充分表現了高才秀士的奇策異智；而《左傳》是曲折的曆史記事或委婉的外交辭令，風格委婉曲折。

《左傳》雖是曆史著作，但與《尚書》《春秋》有所不同，它“情韻並美，文彩照耀”，是先秦時期最具文學色彩的曆史散文《左傳》記載了很多文采斐然的辭令，這些辭令的共同特點是委婉巧妙，典雅從容，在彬彬有禮的外表下包藏著鋒芒。即使是敵國交戰，在兵戎相見之際，也不失溫文爾雅之態。例如齊晉鞌之戰前夕齊侯與晉人的壹段對話中，齊侯的態度極爲強硬，晉國也不示弱，但雙方的辭令卻又委婉謙恭，盡力表現出文雅安詳的風度，使人難以相信這是面臨壹場妳死我活的戰鬥。在論辯方式上，《左傳》中的辭令又往往援引典章，依禮而論，用道義的力量使人折服，也有些辭令直率有力，以鞭辟入理的分析見長。《左傳》雖以細密婉曲著稱，但又不尚鋪陳，不事誇張，無論記事記言，都能言簡意赅，韻味悠深。 《左傳》的辭令委婉巧妙，典雅從容，在彬彬有禮的外表下包藏著鋒芒。

左傳中的主要是行人問答和大夫辭令，包括出使他國轉對之詞和向國君谏說之詞等。這類文字“文典而美”，“語博而奧”，簡潔精練，委屈達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

1戰國策的語言更爲明快流暢，縱咨多變，委屈盡情，無論是敘事還是說理，戰國策常常采用鋪排和誇張的手法，絢麗多姿的辭藻，呈現酣暢淋漓的氣勢。如《莊辛說楚襄王》等。 2戰國策描寫人物的性格和活動更加具體細致，更顯得生動活潑。而左傳描寫人物大抵是簡筆勾勒。如《齊策》寫馮谖，壹開始描寫他三次彈铗而歌，有意索取更高的物質待遇的奇特

性爲，接著又展開了壹系列的描述，把壹位有膽識有策略有手段，同時也恃才傲物，多辭善辯的“奇士’風采，表現的淋漓盡致。還有《荊轲刺秦王》等。

3戰國策所記的策士說辭常常引用生動的寓言故事，這些寓言故事形象鮮明，寓意深刻，又淺顯易懂。如“鹬蚌相爭，漁翁得利”，“畫蛇添足”，“狐假虎威”，“南轅北轍”等，曆來家喻戶曉。

4很少用道德禮儀去說服人，往往無所顧忌地分析形勢，指陳利害，甚至不惜張大其辭，危言聳聽。

1,塑造了姿態各異的人物形象,

(1),刻畫方法，以虛構與想象的描寫來表現人物。

(2)以波瀾起伏的情節，個性話的語言和傳神形態進行描寫。

(3)人物描寫相對集中描寫同壹個人物。

2,辯麗橫肆的語言藝術,表現

:(1)話辭(人物語言)輔長揚麗,氣勢充沛。

a,行文中的誇張，鋪陳，綜合運用排比，對偶等修飾手法增強文章氣勢。

b,引類譬喻

c,運用寓言故事。

《左傳》雖以細密婉曲著稱，但又不尚鋪陳，不事誇張，無論記事記言，都能言簡意赅，韻味悠深。

三是人物塑造方面。

《左傳》重在塑造仁厚純正的政治家形象，而《戰國策》則爲那些追求個人功名富貴的利己主義者立傳《戰國策》人物塑造：是我國古代文學史上的壹部國別史著作，記述了春秋之後，楚漢相爭之前的曆史事件。作者劉向在記述如此紛亂的曆史時期時充分發揮了他的整理才能，將全書按國別劃分爲東周、西周、秦、楚、齊、趙、魏、韓、燕、宋、衛、中山十二國，共三十三篇，條分縷析地記述了各國之間的複雜關系及名人轶事。在諸侯割據的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方面都展開了錯綜複雜的鬥爭，想要擴充勢力，獨霸壹方，脫穎而出，號令群雄。于是，大批機智、敏銳、才華橫溢、巧舌如簧的縱橫家，應運而生，他們足智多謀，深思遠慮，舌燦蓮花，雄辯滔滔，對天下大勢有自己獨特的見解，能洞燭人心，說服對方于無形之中。馮谖、魯仲連、唐雎、觸龍、鄒忌、聶政??

這些著名的能言善辯之士活躍于戰國時期的政治、軍事舞台，在壹定程度上影響了當時的政治格局和各諸侯國的盛衰興亡。作者劉向對這些人物形象進行了栩栩如生、入木三分的精確描繪，他在人物塑造上取得的藝術成就是《戰國策》跨越千年曆史成爲文學史上永恒經典的重要原因。現就《戰國策》塑造人物的藝術手法談幾點拙見。

壹、用精雕細刻人物的手法對人物的行動、言論進行描繪

《戰國策》壹向重視對人物本身行動、言論的細膩描繪。《戰國策?趙策》記敘趙威後接見齊國使者的壹次談話，文章之奇，在于通篇只是記言，既無壹句人她重視民心向背的政治遠見。

二、巧用人物對話和獨白揭示人物的內心活動

通過人物的獨白和對話揭示人物內心活動的手法是本書的特色之壹。

三、通過起伏跌宕的故事情節塑造人物形象“情節是人物性格的曆史。”《戰國策》的許多篇章情節更爲曲折，故事更爲完整，人物形象更豐滿。《戰國策?齊策四》記敘馮谖在孟嘗君門下作客由微而著的經曆，贊揚了策士馮谖重視民心的遠見卓識和政治鬥爭中的果斷善謀。文章最成功之處，就是通過曲折多致、引人入勝且富于戲劇性的情節，來刻畫人物的性格特征，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四、運用對比方法，充實和豐滿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

總之，《戰國策》通過多種多樣的藝術手法，刻畫出生動逼真、豐滿多姿的人物形象，除了

策士以外，它還廣泛描寫了當時社會中各種各樣的人物，上自國君、太後，下至平民百姓，乃至公子王孫、武將謀臣等，都能准確地表現出人物的個性特點。這些人物刻畫手法使得《戰國策》在先秦曆史散文中成爲最富文采的壹部著作，也使它成爲後世文學的典範。 。

《戰國策》側重記載戰國時謀臣策士的言行.：（1）《戰國策》，敘事寫人也有很高成就，書中圍繞謀臣策士的遊說活動，描寫了壹大批個性鮮明的人物。往往在壹篇作品中集中筆墨敘寫壹個人的事迹，不但用誇張、渲染、乃至虛構表現人物性格，而且注意揭示其內心世界。《戰國策》敘事記言，都以人物爲綱，書中所記，多爲權謀之士出奇智異策，轉危爲安，因此，奇異曲折的情節與恢奇卓異的人物有機結合在壹起，使作品帶有傳奇色彩。作者在寫人敘事時，不惜筆墨，加以細致入微的描寫。

主要內容：《戰國策》的基本內容是戰國時代謀臣策士縱橫捭阖的鬥爭及其有關的謀議或辭說。它保存不少的縱橫家的著作和言論。春秋以來，長期分裂戰亂，人民無不渴望解甲息兵，恢複和平統壹生活。諸侯中的強大者，都想“並天下，淩萬乘”.所以戰國末年，秦齊二國皆各自稱帝。由于社會變革的影響，“地勢形便”的秦國後起變法以致富強，打破六國均勢局面。從此以後，秦以新興力量向外擴張，企圖蠶食諸侯，統壹海內，引起各國間的複雜矛盾和鬥爭。在這種情況下，諸侯間的勝負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武力，但也決定于謀臣策士的勝算和縱橫勢力的消長。所謂“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那就是說，勝負的最後關鍵並不完全決定于軍事，而更重要的是決定于政治的巧妙運用。這時候，春秋時代所講的禮法信義，不得不變爲權謀谲詐；從容辭令的行人，不得不變爲劇談雄辯的說士。所以《戰國策》中所載壹切攻守和戰之計，鈎心鬥角之事，正是這壹時代政治鬥爭的反映。而其時許多謀臣策士的遊說和議論，也是春秋時代行人辭令的進壹步發展。

《戰國策》所寫的人物是極其複雜的，其中有不少是追求個人功名富貴的利己主義者，例如蘇秦起初本是以“連橫”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乃轉而以“合縱”說燕趙。陳轸先仕秦而後仕楚，既仕楚而又貳于秦，朝秦暮楚，立場不定。但也有排難解紛而無所取的“天下之士”,如魯仲連的義不帝秦。也有意在收買人心、焚券“示義”的馮谖（齊策四），雖然他是爲統治階級效勞，卻也替人民做了壹件好事。也有敢于反抗強暴，蔑視王侯的義俠和高士。如唐且的“布衣之怒”（魏策四），顔斶的直叱“王前”（齊策四）。而後者更反映士的地位的提高和民主思想的擡頭。此外書中還從側面揭露統治階級女性固寵的鬥爭和宮闱的醜行，如鄭袖的讒害魏美人（楚策四）、秦宣太後欲以魏醜夫殉葬（秦策二）表現了她們的陰險與無恥。以上這些雖然只作客觀敘述，但也反映了戰國時代各種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 《戰國策》的文章特點是最長于說事，無論個人陳述或雙方辯論，都喜歡誇張渲染，充分發揮，暢所欲言，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如蘇秦說趙王（趙策二），張儀說秦王，司馬錯論伐蜀（並秦策壹），虞卿斥考緩（趙策三）等，就曆史散文的明白流暢來說，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策士們估計形勢，分析利害，往往細致准確。如蘇秦勸薛公留楚太子，分析它有十個可能的結果（齊策三）；齊索地于楚，而慎子告襄王三計並用（楚策二）。雖然《戰國策》記述事件的後果不盡可靠，但作爲縱橫家論事的本身來看，則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其次是描寫人物的形象極爲生動。特別是燕策中用全力寫刺客荊轲，是壹篇完整的俠義故事。例如易水送別壹段： 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築，荊轲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壹去兮不複還！”複爲慷慨羽聲。士皆瞋目，發盡上指冠。于是荊轲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在壹種悲壯淋漓的氣氛中，把壹個怒發沖冠、沈毅勇決的英雄形象十分鮮明生動地表

現。

第壹，文學性的剪裁和曆史時間的故事情節化。 第二，刻畫人物性格神形畢現，有立體感。 第三，生動的場面描寫和傳神的細節描寫。 第四，擅長敘寫外交辭令，理富文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