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悲愤诗》 蔡邕可谓汉末大儒，无论文学还是音律的造诣都是很高，在当时，都是有很大名气的。最后为王允所杀，实在是过为可惜，这也是其女蔡文姬今后生活流离的起始。

文姬名琰，少读诗书，文辞惧佳。只是生活的时代战乱纷飞，致使其颠沛流离，居于胡虏。《胡笳十八拍》便是她在匈奴居住时所作，其文深得蔡邕遗风，在当时，流传甚广。 相比较而言，她的《悲愤诗》并没有如《胡笳十八拍》那样流传广远。但也是一篇极能表现蔡文姬文采和风格的佳作。

汉诗不像近体诗那样讲究文辞韵脚，更多的是体现事情的本质。没有奇特的夸张，也没有华丽的辞藻。有的只是平淡朴实的语言，有的只是那超现实的协作手法。

“人生几何时，怀复终岁年”的感叹中的深刻哲理，比之“白发三千丈”与“落花时节又缝君”，虽无前者夸张但是表义相同，虽与后者同为写实，却浅显易懂。再读“登高远眺望”，此一句便又让我想起“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千古名句。还有那些对胡疆边塞的描述，比之后世的边塞诗歌却又大有不同。雪花并没有大如席，风也不能把吹绿杨柳，但平实朴素的措辞，也同样表达出了边塞的另一翻景象。

古典诗歌中，往往都是写实居多，托物言志的手法也都是在平实中表现，暂且不讨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否夸张，也不说《燕歌行》（曹丕）的写法所开创的纪元。只说“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所体现的强烈情感，有前文对景物的描写，配上此句，只一个“茕茕”一个“孤”就足够体现清冷；而一句“怛咤糜肝肺”便把所有的情感喷发。 而在描写别离送归时，又是一句很简单的“马为立踟躇，车为不转辙”，也同样很精彩的体现了归来之前母子相别的哀怨，同样催人断肠，感人肺腑。

“悠悠一千里，何时复交会”的词句，更是极为精彩的体现了情。这不是简单的爱情亲情，而是发自内心的表达，使人读了泪眼弥漫的告白。血浓于水，是凄凄惨淡，更是恒古经典。

《悲愤诗》名为“悲愤”实为伤感自己。于国之情，于己之情，共同交错。悲世态之凄凉，愤乱臣之无道；悲自己命运多舛，愤自己生活之颠沛。蔡琰是可泣的，因为她的才华，也因为她的生活；但是她同时也是可歌的，因为她的才华，也因为他的生活。 当不幸一次又一次的袭来，忧伤并不能占据她的全部。同样的，人比黄花瘦；同样的，凄凄惨惨戚戚；甚至同样的文才同样的生世。可以说，她与李清照一样，《悲愤诗》与《声声慢》一样。一样的经典，一样的感人，一样的，倾国倾城。

 

第二篇：论文：蔡文姬《悲愤诗》中被俘女人的怒吼

彼苍者何辜 乃遭此厄祸

—蔡琰《悲愤诗》中被掳女人的怒吼

张本一

“ 蔡文姬，能辨琴” ,幼少时读《三字经》就知道蔡文姬这个名字。蔡文姬，名琰，字文姬，陈留圉（音宇。今河南杞县）人。生卒年不详，后世有专家考证，大约生活于公元177年到254年之间。是东汉文学家﹑音乐家﹑书法家﹑著名学者蔡邕的女儿 。博学能文，又懂得音律。六岁时﹐听她父亲弹琴﹐弹断了一根弦﹐她就听出哪根断了。十六岁时﹐嫁于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母家。汉末天下丧乱，她为乱兵所掳，展转流落南匈奴，成为胡人左贤王的妻子，生有二子。十二年后被曹操用金璧把她赎回，改嫁同郡董祀。重嫁后，因“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 (《后汉书·董祀妻传》)。一是五言体，一是骚体，另有《胡笳十八拍》一篇，但不见于《传》，因此, 历来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后人伪讬。但一般认为五言《悲愤诗》比较可信。

蔡琰的五言《悲愤诗》共108句，分三大段。开头40句为第一大段，写遭祸被掳的原因和被掳入关途中的苦难。中间40句为第二大段，叙在南匈奴的生活和听到被赎消息后悲喜交集以及和儿子分別时的惨痛。最后28句为第三大段，表述归途和到家后所见所感。

第一大段又分三个层次。先从董卓之乱写起：“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弒，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內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

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 这一层的意思是说，汉末宦官外戚擅权，皇帝成为傀儡，董卓又专权乱了纲常朝政。他一心密谋杀君夺位，首先杀害了汉朝的许多朝臣。然后又焚烧洛阳宗庙宫室，逼迫朝廷西迁旧都长安。挟持幼主以扩张自己的势力。国内诸侯联盟发动正义之师，希望共同起兵讨伐董卓。董卓部下李傕、郭汜出兵函谷关东下平原，他们来势凶猛盔甲在阳光下闪着金光。平原地区的人软弱不强，抵抗不了来犯的北方胡羌。胡羌乱兵践踏了野外的庄稼，围攻了城池，乱兵所到之处残害的百姓家破人亡。胡羌﹐“胡”是古代汉族对北方外族的通称。“羌”是东汉时居住在今甘肃东部一带的外族。董卓、李傕等军中颇多羌族士兵。

这第一层是写诗人蒙难的历史背景，概括了从汉灵帝六年（189年）至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这三四年的动乱情况，诗中所写，均有史可证。中平六年汉灵帝死，大将军何进等密令董卓带兵进京（洛阳），以威胁太后，剪除宦官。何进谋泄身死，董卓拥兵劫持少帝和陈留王刘协，进驻洛阳，杀死少帝刘辩,立刘协为帝（即汉献帝）。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春，关东各地诸侯以袁绍为盟主，发兵讨伐董卓。董卓自知力量不抵, 便将洛阳焚烧,掠夺殆尽，并劫持汉献帝及群臣百姓迁都长安。从此酿成了长期军阀混战。蔡琰认为，汉末朝廷失权，董卓作乱，是混战和苦难的根源，也是造成她自已一生悲惨遭遇的原因，因此一开头就加以指斥。说明诗人悲愤的是国难，并非一人一家之不幸。

第二层是“斩截无孑遗” 以下8句：“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

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 乱军疯狂砍杀不留一人，死人骸骨相抵交叉。马边悬挂着男人的头颅，马后捆绑着抢来的妇女。在漫长的路上驱马西进入函谷关，西进的道路险峻遥远，所以行走十分艰难。被掳掠的人回头望望故乡，两眼黑黑迷茫不请，肝脾早已伤透如同烂泥。

这第二层写出了以董卓为首的一群穷凶极恶豺狼所进行的野蛮屠杀与疯狂掠夺。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董卓）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至于奸乱宫女公主其凶逆如此。” 诗中所写的卓众东下，杀人如麻，以至积尸盈野、白骨相撑以及“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 的惨象，是这场浩劫的实录。“载妇女”三字，把诗人自已的遭遇暗暗引入。汉献帝初平三年春，董卓部将李傕、郭汜大掠陈留、颖川诸县，他们部队中又杂有胡羌兵，蔡琰就是此次被掳的。

“所掠有万计”以下16句是第三层：“所掠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倶，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敢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 这第三层细述诗人在俘虏营中的生活。这些成千上万的俘虏，贼兵不让他们住在一起，即使骨肉之间偶然相遇，也不敢说一句话。只要他们有一点的不如意，马上就说“杀死俘虏不要客气。正当刀刃有空闲，我辈本来

就不想让你们活下去！” 这时难到还会有谁把姓命顾惜，最不能忍受的是他们辱骂的恶语。有时他们顺手举起棍棒毒打，连骂带打交并齐下。白天嚎哭着被迫走路，夜里无奈地悲哀坐泣。想死死不成，想活却没有一点希望。于是诗人含着满腔的悲愤，只好呼天而问：“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老天啊！我们有什么罪过？让我们遭此恶祸！在东汉王朝毁灭的动乱过程中，诗人和数以万计的平民，特別是妇女，在野蛮的铁蹄践踏下过非人的生活，她们在风霜雨雪中被吆喝着驱赶着前行，她们在屠刀的威逼下没有做人的尊严，她们拼死也无法保全自已做人的清白和贞洁，她们无奈地被蹂躏，无辜地沦落为鄙贱。于是诗人含着的悲愤，呼天而问，老天啊！我们有什么罪过要遭此厄运？“彼苍者”两句是被侮辱被蹂躏妇女的怒吼，是对悲剧制者的血泪控诉！

第二大段是“边荒与华异” 以下40句，主要描写在边地思念骨肉之亲的痛苦以及迎归別子时不忍弃子、去留两难的悲愤。这是全诗的主题部分。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 边地荒蛮和中原不一样，人性粗俗不讲道德礼仪。这两句高度概括了诗人被掳失身的屈辱生活，在难言，不便言之处，仅用“少义理”三字概括，暗含着她被侮辱被蹂躏的无数伤心亊。

“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 这6句说边地环境恶劣， 住的地方长时间盖滿霜雪，北风不分春夏长时间的刮着。每当北风翩翩卷起我的衣裳，

萧萧风声震入我的耳朵，就会激起我对父母的思念，这样的哀怨和叹息不能止息。用“霜雪”、“胡风”，略言边地之苦，以引起思念父母的哀叹，增强了酸楚的悲剧气氛。

“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 每当有客人从外到来，听到后我很高兴，急忙忙迎上去打听家的消息，却被告知说不是乡人邻里。希望转为失望，忽喜忽悲，波澜起伏。 “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 两句，诗的意脉忽又转折，想不到平时所盼望的亊情意外的实现了，亲人来接我回家去，真是喜出望外。

“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 自己有幸可以解脫回去，可面对的是抛弃儿子的诀别。天性中母子心连着心，心想着分别后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从今后不管是死是活，我们母子将永远天各一方 ，我怎忍心与儿子辞別？这又由喜而悲，于是诗人陷入痛苦与矛盾之中。

“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儿子跑上前抱住了我的脖子，问：“母亲啊，您要到哪里去？有人告诉我母亲将要离去，难道说走后还能回来吗？阿母您一贯善良仁慈，今天您为什么变得这么无情？我还没有长大成人，为什么您就不想想我的心情！” 见儿子这样苦苦哀求，我的五脏崩裂一样沉痛，恍恍惚惚如痴如狂。哭泣着用手抚摩着我的儿子，当要出发时我多次返回去犹豫不决。“別子”这一段描写，感情真挚，最为动人。特别是儿子劝母亲留下几句话，句句剌痛

了母亲的心。号泣抚摩其子，欲行不前。在去留两难中，表现出抒情主人公的复杂矛盾心情。

“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別。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 还有同时被掳掠来的同伴们，赶来相送与我告別。她们羨慕只有我一人能回去，哀叫声哭喊声伤痛欲绝。马儿为此悲哀地立着不走，车儿为此悲哀的轮子不转。围观的人都跟着抽噎，过路人也为此感动低泣。这几句是叙说同辈送別的哀痛。“同时辈”应指与蔡琰一起被掳，同时流落在南匈奴的人，其中大多数为妇女。她们羡慕我能返回故乡，哀叹自己的命运，故号啕痛哭。作者描绘出马不肯行，车不转辙，连观者和路人目睹此情无不悲泣流涕的场面。不言而喻，当亊人的痛苦，要甚于旁观者十倍、百倍。此种衬托手法，更加突出了诗人悲痛欲绝的心境。

第三大段，从“去去割情恋” 到最后，共28句，叙述归途及归后的遭遇。“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腹出子，胸臆为摧败。” 离开了﹐走啊走，割断了母子依依不舍的感情，疾速行走一天比一天遥远。漫长的道路阻隔啊，何时我们母子再能交相会面？想想从我腹中生出的儿啊，我心中撕裂一样疼痛。这首六句写归途：割断情恋，别子而去，上路疾行，日行日远，但情恋何尝能割断？“念我腹出子，胸臆为摧败” 两句，以念子作收，隨作一顿。

“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从橫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

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 到家后发现家人早已死绝，甚至没有剩下一个姑表亲戚。“中外”，指中表亲。舅父的子女为内兄弟，姑母的子女为外兄弟。归汉到家并非能全家团圆，家人死尽，连个中表亲都没有，以此状写诗人的孤苦无依。接叙乱后荒凉：城郭变成山林，庭院长滿荊棘艾草，白骨纵橫，尸骸相撑，分不清谁是谁，也没人掩埋。特别是“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 两句，把乱后的荒凉，通过阴森恐怖气氛的渲染，表现得十分透足。“茕茕对孤景” 句，遥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 两句，孤身独影对亲人死尽，显得更悽惨。“登高远眺望, 魂神忽飞逝”两句，又以念子暗收，遥应“念我出腹子, 胸臆为摧败” 两句，把念子之情表现得回环往复。从这里可以看出别子是诗人最强烈、最突出的悲痛。

“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 奄奄一息好像寿命将尽，旁人相继劝说宽慰。挣扎着睁开眼睛又勉强活了下去，虽然没有死可又有什么意思呢？这四句，叙述诗人在忧苦煎熬之下，自己感到已快到生命的尽头，虽勉强生活下去，也失去生活的乐趣。

“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厉。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 把命运寄托于再嫁的丈夫董祀，尽心竭力自我勉励努力生活下去。自从乱离后成为鄙贱之人，常常怕丈夫废婚抛弃。这四句叙述重嫁董祀之后，虽用尽心力，勉励自己活下去，但自己经过一番流离之后，已经成为被人轻视的女人，常常耽心被新人抛弃，这反映了加在妇女身上的精神枷锁及自我轻贱的女性心态。

最后两句：“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 人生能有多少时间，怀着忧伤一年又一年。这两句是全诗的结尾，但 不是悲愤的结束，诗人悲剧性生崖无法解脫，悲愤无时不在，没有终极。

《悲愤诗》全篇贯穿着“悲愤”的情绪，诗人作为一个弱女子，生在乱世，她精神上受到了双重打击，一是作为汉人，被胡人所掳；二是作为女人﹐被嫁给胡人为妻。在封建礼教的歧视下，归汉后，她并没有挺起腰杆做人，而且还为在流离中失节于胡人怕受鄙视而担忧。失身于胡人是因国乱造成的，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不幸，与女子本身的道徳节操无关，可是诗人却要终身承受着由此带来的不贞的屈辱。

然而﹐诗人蔡琰是很坚强的﹐若是一般女子恐怕早已一死了亊﹐而她忍受着身心屈辱却坚强地存活着﹐这样地活着比死还难受。她又是明晓大义的﹐在处于归汉与弃子两难之地时﹐她为了民族的尊严﹐为了向往已久的自由和人格﹐也为了匈汉的关系，她选择了放弃母子之情而返乡。这在她来说还有什么比舍弃亲生儿子更伤心更悲痛呢﹖她又是很勇敢的﹐她敢于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写成《悲愤诗》﹐把个人痛苦﹐人民痛苦﹐异域生活感受﹐母子分离的撕心裂肺熔于一炉﹐揭露了军阀混战的罪恶﹐胡兵的残暴﹐反映了广大人民妻离子散被奴役被侮辱的悲惨生活﹐从而展现了东汉末年混乱的社会面貌﹐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时隔快两千年了﹐我们今天读起来还辛酸落泪﹐激起滿腔的爱国热忱﹐要为国家出力报效﹐维护民族的尊严。这就是蔡琰《悲愤诗》感人的艺术魅力。蔡琰是可歌可泣的，是值得尊

重的。她以亲身的经历，凭自己文学才华写就的《悲愤诗》，是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瑰宝。蔡琰的《悲愤诗》在艺术上有几点突出成就：

首先﹐叙亊与抒情完美统一。《悲愤诗》是叙事诗﹐但它是诗人通过自叙不幸遭遇﹐以追怀悲愤之作。诗人写诗的目的﹐决定了她叙亊以抒发感情为依归﹐叙亊与抒情融为一体。叙亊以时间先后为序﹐抒情以悲愤为主旨。如第一大段﹐叙述诗人蒙难的历史背景﹐先写动乱的根源﹐“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 ﹐次写胡兵入关抢杀掳掠﹐“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 ﹐继写出关路途艰苦受辱﹐“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 ﹐虽然是叙亊，但句句是血，字字是泪，含着“悲愤”﹐悲世态之凄凉﹐愤乱臣贼子之无道；悲自己命之多舛，愤自已生活之颠沛。蔡琰以她的才华，也因为她的生活经历，把中平六年至初平三年这三四年的动乱情况写入诗中，真实而生动，有史诗般的文艺效果。

其次，详略得当，重点突出。诗人长于细节描写和抽象概括，当详之处极力铺陈，如俘虏营中的生活和别子的场面，描写得细膩入微，如同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当略之处，一笔带过，如“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 两句，就是高度概括。仅用“少义理”三字概括，“以少总多”，暗含着她被侮辱被蹂躏多少伤心亊。诗人的伤心亊太多了，仅写入诗中的就有被掳﹑打骂﹑受辱﹑念父母﹑別子﹑悲叹亲人丧尽﹑重嫁后的怀忧等七八种之多﹐但最使她痛心的是別子。作者突出了这一重点﹐用回环往复的手法﹐前后有三四次念子的艺术描写。别子前，从略叙边地之苦，引出

“感时念父母，已为念子作影。” (《古诗赏析》) 正面描写別子场面，写得声泪俱下。同辈送行又翻出“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 一层﹐可见难以割舍的情恋，是因別子而发。至“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 又暗收念子。从这里可以看出別子是诗人最强烈﹑最集中﹑最突出的悲痛，从中可以看到一颗伟大母亲的心在跳动。诗人的情感在这方面挖掘得最深，因此也最为动人，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匠心之所在。

其三，语言浑朴，明白晓畅。《悲愤诗》语言浑朴，具有明白晓畅的特点，无雕琢斧凿之迹。某些人物的语言，逼真传神，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如贼兵骂俘虏的几句话，“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恶言恶语，与人物身分吻合，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形象鲜明生动，活画出贼兵一副狰狞的嘴脸。再如文姬别子时，儿子说的几句话，酷似儿童的语气，似乎可以看到儿子抱着母亲脖子说话的神态，天真﹑活泼`﹑幼稚和对母亲的依恋，跃然纸上，这在以前的诗歌中是罕见的。

总之，蔡琰的《悲愤诗》在文学艺术上成就是很高的，它既深受乐府叙亊诗的影响，又揉进了文人抒情诗的写法，具有《悲愤诗》如此强烈感染力的作品是不多见的。作品是诗人用鲜血和生命写出来的，是建安时代文人创作中最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佳作。它与《孔雀东南飞》，堪称建安时期叙亊诗的双璧，开创了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先河。

20xx年 七夕 于安阳宗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