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

在学习了中国教育名家思想这堂课后，我了解到许多之前自己从未见识过的教育名家，每位大家都有自己对教育的独特思想，他们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些教育思想不断流传下来，不仅是对历史的的记录，还激励我们也为现在以及将来的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篇文章，我结合上课的内容和课外的资料，对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做了简单的总结。

蔡元培，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xx年至19xx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xx年至19xx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他早年参加反清朝帝制的斗争，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

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19xx年3月28日组织、发起“护国救党运动”，揭开4.12屠杀序幕。19xx年至19xx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

蔡先生教育模式新颖，不拘一格，认为教育是国家兴旺之根本，是国家富强之根基。教育思想灵活，兼容并包，不因学术争议而排斥，广泛吸收各家所长。“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他主张教育应注重学生，反对呆板僵化。他还提倡美育、健康教育、人格教育等新的教育观念。

（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高等教育思想

他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的第一次演讲，就明确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次年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又强调：“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他认为，大学各种学术派别“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直到晚年，他总结一生办教育的经验时还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他还对“学”与“术”作了严格区分。他说：“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医学，非但研求学理，并且讲适用，都是术。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础，两者并进始可。”他主张“以学为基本，术为支干，不可不求其相应”。根据“学术并进相应”思想，他主张学科沟通与融合，反对拘泥保守的课程与学习观。

蔡元培以上述思想为指导，对旧北京大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首先，聘请有学术造诣的各派人员到北大任教，到校不久就聘请了《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到北大任文科学长，请在学术上有突出造诣的胡适、马叙伦、李仲接（四光）、任鸿隽、马寅初等到北大任教。以后，李大钊、鲁迅也在北大兼课。还留用了有业务专长但思想保守甚至反动的人，像积极拥护袁世凯但学术上与章太炎齐名的

古文经学家刘师培、以复辟为己任蓄留长辫子但又精通英语把《四书》译成英文的辜鸿铭。其次，将工科调北洋大学，努力把北大办成以研究高深学问、培养高级综合型人才为中心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再次，改革系科、专业、课程和教法。打破文、理、法三科界限，变科为系，取消学长制，改设系主任；改年级制为选科制；组织各种学术团体，开设各种学术讲座，鼓励学生专精与博涉相结合。

（二）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思想

这是蔡元培针对封建传统教育无视学生特点，违反其身心发展的自然法则，束缚其个性发展而提出的教育主张。他说：“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他反对注入式教学，提倡发挥儿童个性，要学生自动、自学、自助，教师的责任只是在学生感到困难时，去帮助他们。按照尚自然、展个性原则的要求，他特别提倡要研究教育科学，尤其是要用实验方法研究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和教材教法以及学习欧美新教育思想等。

“尚自然、展个性”是蔡元培针对封建教育无视学生的特点，违反自然，压抑、禁铟、束缚个性而提出的教育主张。

蔡元培认为教育要顺应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实际，指出“守成法”与“尚自然”、“求划一”与“展个性”是新旧教育的分水岭。为此，提倡教育科学的实验研究要摈弃注入式教学方法，强调用启发式进行教学，特别是学生自动、自学、自己研究的方法。

（四）教育独立的思想

蔡元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张是教育独立。所谓教育独立是指教育超然于政党、超然于教会，主张教育脱离政党、脱离教会而独立，要求把教育事业完全交给教育家办理。这一思想是当时在教育界盛行的教育独立思潮中最具积极意义的主张。这一主张对于弘扬教育的内在价值无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大学教育思想在蔡元培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其主要思想为：（1）大学的性质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2）大学办学原则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3）大学学科的设置应沟通文理、废科设系。（4）实行教授治校。

为实现教育的真正独立，蔡元培设计了教育经费独立、教育行政独立、教育独立于宗教的具体措施，其中关于教育行政独立的方案是：分全国为若干个大学区，每区设立大学一所，区内的高等专门教育，中、小学教育，社会教育，文化学术事宜均由该大学校组织办理。大学的事务，由大学教授组成的教育委员会主持，校长由教育委员会选举产生。各大学区大学的校长组成高等教育会议，处理各大学区间的事务。教育部只负责处理经高等教育会议议决而与中央政府发生关系的事务，及教育统计报告等，不干涉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会议认可。这一设想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实施“大学区制”的框架基础。

（五）五育并举的思想

提出背景：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时提出来的。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规定资产阶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只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xx年2月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

1.军国民教育

清末由国外传出，蔡元培认为，他并不是一种理想社会的教育，然而在中国，却是“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主要原因：

⑴从国外环境看来，我国处于“邻强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

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

⑵就国内情况而言，要打破军人成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的局面，就“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否则无以平均其势力”。可见，蔡元培主张军国民教育，是为了对外实行自卫，对内反对军人的强权统治，这在当时是进步的。

2.实利主义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被蔡元培认为是富国的手段，他认为世界的竞争不仅仅是在武力，尤其是在财力。因此加强科学技术教育，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国家 富强才能够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下来。

3.公民道德教育

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是仅有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还不够，必须“教之以公民道德”。“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

4.世界观的教育

世界观的教育为蔡元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首创的，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它认为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进行世界观教育就在于培养人对现象世界持超然态度，对实体世界则抱积极进取态度，蔡元培的世界观教育，是建立在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这个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下，然而，他要求人们遵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不要被束缚于某一学说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打破几千年思想专制统治的解放作用。

5．美育教育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史上提倡美育的“唯一的中坚任务”。他认为美育教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使人们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所必经的桥梁。美育教育的重要性源于其特点，从他看来，人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存在的障碍不外两种意识，一是人我之差别、二是幸福之营求。“有人我，则于现象中有种种之界画，而与实体违。有营求则当其未遂，为无己之痛苦。及其既隧，为过量之要索，循于现象之中，而与实体隔。”因此，仕人我之见，泯营求之念便是从现象世界走向实体世界的关键，而美感教育的特性恰恰就在于此，他说在现象世界，人人都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不过这种情感随着人的离合、生死、祸福，利害等现象而改变，但美感教育，使人“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人进入这种境界则“已接触于实体世界观念矣”，后来在《以美育代替宗教说》一文中，他把美感教育这种特性说得更加明确：“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之我见，利己损人之私念，以渐消沮者也。”正因为美育具有陶冶人的感情，使人的道德品质高尚纯洁的特性。因此蔡元培认为：“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

以上的五种教育，蔡元培认为尽管各自的作用不同，然而均是“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所必需的，是统一的整体所缺一不可的，同时他又指出，这五种教育并不是平分秋色，没有重点的，而必须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根本，“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

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思想，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美诸者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的。但是，他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又把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于超轶于政治两类，认为军国民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实利主义教于隶属于政治，而其他的超

轶于政治，这种划分不科学。其次，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现世的幸福，而是为了达到那个“不可名言”，如果“不得不强为之名”则“或谓之道，或谓之太极，或谓之黑暗之意识，或谓之无识之意志”的实体世界。此外，他在阐述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等问题时，也存在超阶级、超现实、牵强附会等弊病。

蔡元培对近代与现代中国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他不仅为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大学教育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如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注重发展学生个性，主张“沟通文理”，以及“依靠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的专家实行民主治校”等等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上了老师的课程以及在课外看了对蔡先生生平的各种介绍，心里是对先生充满崇敬之情。蔡先生的许多教育思想在当时都对中国的教育起到无限大的积极作用。时至今日，还是有许多思想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有人也说，为什么中国的大师都是出在民国时期，我想，这和许许多多像蔡先生这样重视教育的人士是分不开的吧，正是这些教育思想做的指导作用，对各类人才的包容，才让人才得以展示他们的才能。对于现今的教育，我想，蔡先生的思想会给与我们许多启发，这样才能有更多创造性的人才出现，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力量。

 

第二篇：对于蔡元培先生教育思想的一些理解

中国教育名家思想之北大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先生在清同治丁卯年（1868年）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19xx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等。19xx年1月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不久，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而辞职，再赴德、法等国学习和考察。在留学期间，主张勤工俭学。19xx年回国，19xx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xx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提到蔡元培，人人都会肃然起敬。恐怕没有人不会不知道，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治学主张。那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是开一代的新风的。蔡元培既是一名民主革命家，也是一名科学家，但是更加是一名教育家。可以说，蔡元培是开创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

早年的他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而德国的教育是主张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的，这已经它已经成为全世界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蔡元培先生就深受这种学术自由思想的影响。这给他后来进行的教育实践提供了很好的思想基础。

蔡元培早年留学德国、法国，可以说是比较早的接受西方新思想的学者。而在德、法的大学却都是十分主张学校的自由自主的，所以蔡元培先生受到了德、法的大学的教育思想的影响也就不难想到。

他提倡大学的实质是进行高深学问的研究的阵地。不错的，大学，非有高楼，且有大师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大学。大学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场所，是进行先进的文化传播的源泉，是进行科学研究的的发源地。

对于学术，蔡元培认为学与术应该分开，教授和学生应该是进行学术研究的主体。并且主张文、理相容相通，反对把文、理分开的教学方法。也就是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 当蔡元培还没有出任北大校长时，北大的教学、治学、管理是很混乱的，原因当然和北大处于动荡的首都北平因而沿袭封建思想太重有很大关系。但是，经过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进而实行包括思想自由、学术自由、教学自由的治学思想之后，北大便由一潭死水，转而展现出了一派生机，呈现出活跃和朝气，并且成为北方的民主思想的摇篮、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新青年的创刊，以及聘请想鲁迅、李大钊、胡适、陈独秀这样的有识之士为北大的教授，讲授各种新思想，最终使得五四运动的产生具有了很深的思想基础。所以才掀起了山鸣海啸般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引发了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

我读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时，深深的为蔡先生那高瞻远瞩的思想，诚挚的热心所感动。虽然是几近百年前的演说，但是至今读来仍然能够感受到这位教育的改革家的气魄。在这篇就任演讲中，针对有人抨击北大腐败，他说“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惧？” 这一句反问句，包含了一个教育改革家变革学校风气的勇气与自信。在演讲中，他对在校的学生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在抱定宗旨中，蔡先生讲大学的性质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也”，每位学生都要珍惜光阴，研究学问，切不可荒废学业，误己误人。在砥砺德行中，蔡先生讲要束身自爱，感己励人，不同流合污，败坏德行，还要遵守学校校训。在敬爱师友中，蔡先生讲，各位同学要相互学习，相互友爱，更要尊敬教员、教授，礼敬有加。所以从此一文中，就能够体现蔡元培先生对于学生的殷切的希望，学生是祖国的未来，蔡先生的语重心长的演讲中饱含了多少的辛酸与期待。再看那些真真切切的词句，每一个字都烙上了发自肺腑的呐喊。

蔡元培先生给大学定的性质很好，也很精准。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也。这个研究高深学问，是个总的要求，是在以学生、教授、教员为主体的研究，是学术的学问的研究，是以自由的氛围为环境的研究。他对于那些行政管理学校的模式认为有碍于学术的研究，主张教授管理学校，学生自治。并且认为学问的研究也不应该排斥异己，主张各取所长，兼容并

包。学术的讨论应该是很活跃的广泛的而不应该是片面的。例如，他一方面聘请了鲁迅、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伊默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另一方面北大教师中又包括了一些学术上有造诣但政治上保守（甚至主张君主制）的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等。他认为大学就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所以应该广揽人才，容纳各种学术、思想，让其自由发展，以博取众长，取得长足的发展。他聘用辜、刘等是因为他们的学问可为人师，是尊重讲学自由和一切学术讨论的自由。筹安会发起人刘师培在北大讲《三礼》、《尚书》、训诂，从没宣讲一句帝制；辜鸿铭拖着长辫教英诗，也从未利用讲台讲复辟帝制。他曾对攻击刘、辜的学生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习惯专制、好同恶异的社会里，蔡先生这种容纳异己的民主作风，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开创了一代新风。他的北大是兼容并包的北大，各种思想、各种声音都可以并存，是一个多元、开放、宽容、民主的大学。真是因为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各种思想都可以在北大的校园里自由的讨论发展，从而可以取其长，补所短，所以才形成了一种生动的学术局面。所以才能够引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断发展前进，进而引起国民思想的全面提高。

有些人曾经对于蔡元培先生的教育目的有狭隘的理解，认为蔡先生是宣传革命思想的革命棋子。这就大大低估了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境界，蔡先生比他们想得更远，走的更远，蔡先生的目光很宏大，他是想要变革中国的文化风气，革新中国的文化面貌，振兴中国的学术文化研究，引领一场新文化的大运动。

蔡元培是主张从高等学府的变革做起，从而自上而下的引起全面的变革，而另外的一名教育家则主张从小学做起，自下而上的引起变革。从下面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出来，二者的思想的差异。在民国元年，蔡元培出任首届教育总长，邀请另一个教育家范濂源为次长，范濂源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先生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后来他自述“把两个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 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之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我认为，蔡元培先生的思想可能比较正确。你想，从小学整顿做起，只能影响小学的教师，而他们这些教师的虽然有了变化但是想进一步的扩大影响速度就比较慢了。相比而言，优先整顿大学，从而使大学的风气为之一改，那没大学培养出的大学生又可以很快的将这种变化带到全国的各地，不管他们以后从事教学还是研究，都可以对基础教育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所以我比较赞同蔡元培先生的思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蔡先生的教育思想的起点之高是在是当时几乎无人企及的。

至今想起蔡元培先生的改革创新精神都还在闪耀着他的光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吾当谨记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