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罕言利与命与义

《论语?子罕》中“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一段文字，历来不少注释家解读为：孔子很少言利、赞同天命、赞许仁德。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解》曰：“罕，少也。”并注引程颐语曰：“计利则害义，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其意谓孔子很少言及“利与命与仁”相关之事。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孔子向来是非常关注“利与命与仁”之关系的，《论语》中就多有论及。例如：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此为言利与道之关系。纵观《论语》全书二十篇，一万五千馀言，始终贯穿着一个十分明确的思想：教人处理好“利”与“仁”、“利”与“义”、“利”与“德”等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正是伦理哲学的基本问题。在《论语》中，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对“利”与“义”、“利”与“仁”、“利”与“德”等的相互关系，曾进行过多次探讨与辩论，也有过多次正面的阐述，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孔子和先秦儒家在“利”、“义”、“命”、“仁”、“德”之间的关系上所坚持的以“仁”、“义”、“德”制“利”的基本主张与立场。全书直接或间接谈论“利”的达10馀处；运用“命”字21处，其中含“天命”、“命运”语义的有10馀处；运用“仁”字109处，其中含“仁德”意义的达105处。由此可见，说孔子很少言“利与命与仁”之说，是毫无根据的。那种将“子罕言利”作为根据，断定孔子与先秦儒家只重“命”、“仁”、“义”，而排斥“利”的观点，这是与孔子和先秦儒家思想的实际相悖的不科学的结论。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中，就特别强调：“《论语》言仁最多，言命亦不少，并皆郑重言之。”故“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者之意，并非是孔子甚少论及“利、命、仁”三者之本义。

二、“子罕言利与命与义”的几种解释

1、清末维新变法领袖人物康有为，在《论语注》中对“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语作了新的考证和注解。他重新考证后，对此语作如是解：“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达。”他注此语曰：“罕，希也。”

2、今人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将此句译为：“孔子很少（主动）谈到功利、命运和仁德。”

3、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对此句重新标点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他译之为：“孔子很少讲利。许命，许仁。”他还在“记”中说：“《论语》一书极少讲‘利’。但屡次讲‘命’，讲‘仁’最多，超过百次以上。但多数注疏均释作少讲利和命和仁，与原书不合。”“为什么不讲‘利’？主要恐怕是当时氏族遗风尚存，商业、交易并不发达（战国时便大不一样），‘利’的观念从而也尚未普遍流行，并不一定是孔子坚决排斥‘利’的观念，如后世理学家所强调。??”

4、杨叔子认为，《论语?子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过去一般解释为，孔子很少讲利、讲命、讲仁。这不全对。很少讲利是对的，很少讲命勉强可通，很少讲仁就绝对不通了。 以上所有“注”与“释”，均有一个共同点：孔子讲“利”是比较少的，但是，孔子并不决意排斥“利”。

三、历代字书、辞书中对“罕”字的注音释义

（一）罕（ｈ?ｎ，三声）１、罕，捕鸟用的长柄小网。２、罕，少；稀少。 ３、罕，旌旗。 ４、罕，姓

（二）罕（ｈàｎ，四声）１、罕，古县名。今甘肃省临夏县东北。２、罕，郡名。今甘肃省临夏县附近地区。

四、我的观点

此句中的“子罕”，我以为应释为人名“子罕”，即“宋子罕”。当时以“子罕”为名者，据《春秋左传》、《孔子家语》等典籍记载，仅有“宋子罕”、“郑子罕”两个人。《论语》中“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这句话，是说“宋子罕”言及“利与命与仁”之关系，总是结合起

来看，这与孔子的义、利观是完全一致的。

宋子罕（公.元前567—前544年），子罕，名喜，故又称司城子罕或乐喜。子罕少于孔子十六岁，深受孔子赏识。子罕为宋国乐氏之后，乐氏为宋公族，其先人乐父术为宋戴公之后，故后称戴族，子罕为宋戴公六世孙。 从《春秋左传》这一系列记载中，均可以看出宋子罕的确具有不贪私利、公正耿直、爱民如子的高尚品德。襄公二十七年，子罕讥左师，就是针对左师的贪婪之心而发的；襄公二十七年、二十九年，记向戌、叔向对宋子罕的高度评价，则是借他人之口对宋子罕一生所作的客观公允的评价与总结。据《孔子家语》等典籍载录，孔子也曾多次夸赞过宋子罕之才德、品性与为人。这些表现，同《论语?子罕》中所说的“子罕”言及“利与命与义”之义利观，是完全相吻合的。

（一）、《春秋左传》中载“宋子罕”者，共有六处，十馀见：

（二）、《孔子家语》载“宋子罕”者，共两处，四见：

（三）《韩非子?二柄》第七，载宋子罕：

（四）刘向《新序?刺奢》卷六，载宋子罕：

（五）刘向《说苑?君道》卷一，载宋子罕：

（六）《韩诗外传》卷七，载宋子罕：

 

第二篇：名与利

“名”与“利”

相传，清代乾隆帝到江南游历，指着长江上的船流随口问左右：他们都在忙什么？宠臣和珅奏道：“天下熙熙，皆为利至；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臣以为，这些人忙的无非是名利二字”。这不但是其内心世界的独白，也是整个腐朽没落阶级追名逐利哲学的写照，纵观历史，不择手段追名逐利者大有人在，即使身居高位者为了获取更大名利，甚至不惜出卖人格、国格，为后人所唾弃。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就提出“无为”，主张“无为而治”。西晋著名诗人陶渊明的“阡陌交错、鸡犬相闻”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都充分体现了他追求超脱，向往桃源生活的思想。两者的实质都反映出了“与世无争”的名利态度。从古人的“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到近代的仁人志士面对名利诱惑而重气节、重人格，都为广大人民所称颂。在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画家齐白石老人，不畏日本特务的威逼利诱，坚决不给日本占领军作画宣传所谓“大东亚共荣”，引出了一段“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佳话，体现出铮铮铁骨的民族气节。

正所谓“无冥冥之志，无昭昭之明；无碌碌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荀子《劝学篇》）只有弃“燕雀之小志”，才能得“鸿鹄之高翔”。明代爱国将领戚继光立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壮志，在荡平东南沿海倭寇中立下汗马功劳。朱德在北伐时期就是高级将领，但放弃高官厚禄，一心追求共产主义真理，走上了为国为民的革命道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一名名言应成为我们每个共 产 党员的座右铭：“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一个志向远大，气节高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就不会为浮云所遮望眼，不为名僵利索所羁绊，目光远大，胸怀开阔，不为一已之利，一时得失而怨天尤人；而名利心过重者，则一事当前，总打自己算盘，就难免患得患失，郁郁寡欢，怨组织，怨领导，怨他人，甚至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轨出格。由此可见，党员干部只有树立远大的理想追求，才能视名利淡如水，看事业重如山，才能保持昂扬的状态和健康的心态。

那么，作为共 产 党人，应树立什么样的名利观？我感到，就是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的名利观， 这是由党的宗旨、性质和党员的义务所决定的。我们作为党培养了几年，十几年的党员干部，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回想起来，我们也是这样教育我们的部属和下级的。但共 产 党人也

并非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圣人，同样要遇到名利问题。当然，名利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问题在于追求什么样的名利，怎样去追求。邓小平指出：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奉献，不讲个人利益，那就是唯心论。共 产 党人既承认个人利益的存在，但更讲国家的大利、人民的大利，在服从整体利益的前提下讲个人的小利、人民的大利，两者发生矛盾时，共 产 党人要敢于并乐于取其大而舍其小，是既讲利，更讲义。在利与义发生冲突时，共 产 党人是要取义而舍利，甚至要舍生而取义。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共 产 党人，才能保持一名共 产 党人的浩然正气和应有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