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经济发展和增长理论综述

摘要：

关键词：（略）

一、前言

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制度和经济发展与制度的起源、制度变迁与创新、国家制度供给一起被称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四大支柱”，而且，在很大意义上，制度的起源、变迁与创新、供给与需求都与经济发展和增长相关。从结论上说，有效率的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无效率的制度会抑制甚至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

二、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回瞻

1.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制度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没有抽象的生产，也没有离开制度的生产力及其发展。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组织和运行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生产关系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个持续一定时间跨度的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提供了一个相应发展的制度“空间”，这对许多经济学家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和发展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

2.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流派的论述

（1）模型派

他们认为：社会经济的增长或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配置、叠加和质变的结果。他们将各种增长要素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确定函数关系，建立各种经济增长模型，解释经济现象。最著名的有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以及卡尔多、罗宾逊、帕西内蒂等人倡导的剑桥经济增长模型。

（2）结构派

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既是一国经济量和能力的增长与扩张过程，也是一国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主要有刘易斯等的“二元结构论” ；纳克斯的“贫困循环论” ；由“投资不可分性”而产生的罗丹的“大推进论” ；钱纳里等人主张的“发展型式”理论；以及“两缺口理论” ，以及“平衡与不平衡增长”的理论等等。在这一流派中，已经隐含着制度这一因素和背景。

（3）阶段派

代表人物是罗斯托，他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准备条件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不难看出，制度背景的框架越来越明显。

（4）因素派或起源派

这一流派中，丹尼森将经济增长的因素划分成为两大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

丹尼森在19xx年出版的《为什么增长率不同：战后几个西方的经验》中利用了因素分析方法。习惯称为丹尼森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引发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各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通过模型进行计算，但是，是什么原因（因素）将这些因素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第二个问题：将应该计算的因素计算之后，仍然存在“剩余”或“余值”，即所谓“剩余溢出”，那么，这些“余值”应该归入到哪个因素？

而库兹涅茨强调需求结构的高改变率对现代经济增长中生产结构的高转换率影响巨大。它会引起创造新产品的技术高新与发明，促进新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最终促进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速度。

（5）新增长理论派

主要有罗默的“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式” ；卢卡斯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 ；鲍依德的“动态联合体资本增长模式” ；阿温杨的“创新与有限度的边干边学模式”等等。这

（6）劳动分工演进派

杨小凯为代表的这一学派首先指出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先天不足，即，将社会的产业结构或分工状态当作固定不变的因素，然后研究资源在其中的最优配置，然后构建了分工演进模式解释经济增长。

（7）“反增长”或“零增长”派

以米多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经济增长和发展付出的代价太大，因此主张反增长或增长价值怀疑论；米多斯将人口增长、粮食供给、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等5大因素连接成为一个“反馈回路”，建立了“世界末日模型”。为了避免世界末日来临，就必须使主要的经济增长因素实现“零增长”，因此，该理论被称为“增长极限论”或“零增长论”。

三、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论点

1.诺斯的观点

（1）制度和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与经济发展有创造性贡献的是诺斯。他关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核心论点简明扼要，即，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最重要。

诺斯指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会、法律规则，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方式的规则，而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规则，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

（2）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国家并非“中立”的，国家决定产权结构，而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的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的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新、裁定和行使代价都极为昂贵，因此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的提供产权保护与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以维护经济增长和发展，并最终对造成经济的增长、发展、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3）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的特征有三个：

第一，意识形态是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环境，减少了“试错”成本。

第二，意识形态会通常与个人观察世界时对公平、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有时会在相互对立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中作出选择。例如，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评价等。

第三，当人们原有的观念或经验与意识形态不符时，他们就会试图改变其意识形态，来发展一套更加适合其观念或经验的新的理性选择。

因此，意识形态是影响制度安排和经济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2.国际经济增长中心的最新研究表明：

（1）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维持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率两大难题，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基本制度框架，例如，寻租。

（2）制度安排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首先，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塑造力以及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划而扩展了人类的选择，即经济发展的目标。其次，制度“矫正价格”的努力成效，即对经济发展的基本的和长期贡献。

再次，尽管技术创新会推动经济发展，但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依赖于促进创新、界定产权和契约关系或分担外在风险的各种制度安排。

（3）从制度的供给与需求方面研究，制度创新需求产生于经济中无效率的增多、技术变化、市场特征以及确立个人与集团维护自身利益方式的立法秩序；而制度供给依赖于立法秩序、制度设计成本及寻找可选择目标的知识基础。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确立以立法秩序为核心的制度环境，塑造市场力量以驱动创新。

（4）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根本问题是缺乏发展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如法律和秩序、稳定的道德、产权的界定、人力资本的供给、公共品的提供、支配交易和分担风险的法规等。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如何使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制订一套公开、透明的规则体系，防止寻租、以权谋私和欺诈行为，为市场经济运作制造出公平合理的制度环境，才是实现市场经济顺利转型并高效运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四、简单的评述及问题

1.诺斯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框架，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应用现代产权理论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使制度研究和分析更加成熟，对经济学发展做出了贡献。

2.新制度经济学派方法的应用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许多原来对制度不以为然的经济学家广泛地吸收和利用了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分析方法，普遍认为，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只关注资本积累、技术引进、资金筹集、产业结构优化、就业的改善等等纯经济方面的因素，而更加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或阻碍作用上。

3.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研究的范围内，大大扩大了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视野，而研究对象也由以前的以资本主义发展中小国家或地区为主转向发展中的大国。

4.几个应当深入研讨的问题

（1）在许多人看来，制度仍然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如何将制度因素进一步量化。

（2）既然制度变迁在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怎样才能加快制度变迁的步伐，促进经济的发展。

（3）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的获取已经非常容易，那么，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

论基石之一的交易费用的地位是否会动摇。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许多观点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接受，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上述这些问题仍然困扰着新制度经济学派及其追随者，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C诺斯，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

[2][美]科斯、诺斯等：《财产、产权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

[3]国际经济增长中心V奥斯特罗姆和D菲尼，H皮希特编，王诚等译：《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选择》，商务印书馆，1992

[4]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5]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林业发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xx

[6]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7]李悦：《产业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8]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9]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M]，商务印书馆，1985

 

第二篇：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文献综述

李新帜（中国人民大学20xx级本科信用管理班）

摘要：本文主要综述自国内外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文献。文献表明根据研究方法和调查数据的不同，其结论往往会不同。 关键字：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不平等。

一、 前言

经济增长指的是指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经济增长率的高低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实力增长速度的标志。收入分配指的是企业对一定时期内的生产要素所带来的利益总额在企业内外各利益主体之间分割的过程，而收入分配不平等指的是各利益主体之间收益不均，趋于两极。本文的目的是简要综述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的各理论文献。

二、 正文

Kuznets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按照经济增长水平的高低划分为不同阶段：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迅速扩大；中间一个时期经济增长速度稳定，收入分配不平等保持短暂的稳定；后期经济进入成熟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逐渐缩小，即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系服从倒U形曲线。他认为在收入水平较低的阶段,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相伴随; 然而当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 经济增长有助于缓解收入分配不平等。倒U型假说在理论上得到了Lewis（1954）两部门劳动力转移模型的论证，并经由Fei and Ranis（1964）发展成为严密的逻辑体系，S.Robinson(1976) 所得出的经典结论又为这一假说提供了数学推导依据。

Kuznets倒U型假说对于经济社会作出了一个美好的阐释, 从长期来看, 经济总是会回归到收入分配公平、和谐的地步。库兹涅茨的思想激发了大量经济学者对倒U型假说进行统计检验，这些统计检验可以分为两类(Kanbur，20xx)：一类是利用一些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纵向检验，如Fishlow（1972）利用发展中国家时间序列数据，结果支持倒U假设的前半部分；Ram（1991）利用1947-1988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时间序列数据，结果拒绝倒U假说；Nielson和Alderson（1997）对1929 -1992美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数据进行了研究，没有发现倒U曲线形式，反而发现正U曲线拟合数据较好；Acemoglu （20xx）发现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并不支持倒U假说。另一类是利用多个国家的截面或面板数据进行横向检验，如Adelman和Morris（1973）、Paukert（1973）、Ahluwalia（1976）、Braulke（1983）、Barro（20xx，20xx）、和Chambers（20xx）等检验的结果均支持倒 U 假说。实证结果既依赖于具体的国家类型，也依赖于数据选取的时间段；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检验的结果，大多数都拒绝倒 U 假说；利用多国数据检验的，其中绝大多数都支持倒 U假说。

Benabou(1996)总结了1992—19xx年间对这一问题的13个计量研究，其中9个结论是不平等显著地损害经济增长。然而最近一批学者用不同的数据库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 , 其结论又倾向于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 。

计量研究结论的模棱两可给理论家以很大的想象空间，他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尹恒、龚六堂、邹恒甫（20xx）将机制分类为4种，分别是政治经济机制、教育生育机制、社会稳定性机制和市场规模机制。

1、 政治经济机制。

Persson和Tabellini(1994)使用OLG(overl appinggenerations)模型研究了在财政纯粹进 行再分配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假定寿命为两期的个人只关心自己的消费 , 不关心后代的效用。个人只在年轻时 获得收入 , 它依赖于全社会的平均禀赋或“基本素质”个人禀赋水平。他们研究的不平等体现在个人能力或禀赋上，能力或禀赋越高的人收入也越高。个人储蓄一部分收入用于年老时消费，但其年老时的消费还要受到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的影响，它将储蓄超过平均水平的个人收入转移一部分给储蓄较少的人。在这一结构下他们研究了模型的经济均衡( 给定转移支付率、所有个人的消费—储蓄决策都是最优的)和政治均衡(投票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转移支付率 )。在经济均衡时，他们使用一次齐次的效用函数得到转移支付率越小，增长率就越高的结论。在政治均衡时再分配政策由具有中位数禀赋个人的偏好决定。他们证明若中间投票人的禀赋水平越低 ，转移支付率就越高。综合经济均衡和政治均衡，他们认为收入分配(初始禀赋分布)越不平等，转移支付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低。

Alesina和Rodrik(1994)使用一个劳动和资本作为基本生产要素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在财政支出具有生产性、完全进入生产函数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假 定私人生产需要政府提供诸如法律秩序等公共服务，因此其生产函数中包括资本、劳动和政府生产性支出的总水平，政府的收入来自于资本税。 不平等体现在个人间初始劳动 —资本禀赋比率的差异上。他们首先研究了经济均衡即个人效用最大化时的增长率及其 与税率的关系。由于市场是充分竞争的 ，个人的劳动和资本收入由边际生产率决定，由此可 以确定个人的预算约束：即资本增量为总收入(劳动收入加上资本收入)减除消费 。 个人在预算约束下最大化终生贴现效用，这一简单的动态优化问题可得到个人的消费增长率和资产增长率，它是资本税率的减函数，与个人相对禀赋比例无关，因此个人的积累率均相同，他们的相对要素份额不随时间变化，即收入分配格局是稳定的。接着Aesina 和Rodrik借助政治均衡研究了税率的确定。他们先假设个人是政策决定者，研究他偏好的税率，即人在最优的资本和消费增长率约束下选择税率使效用最大化。他们从这一优化问题得到个人偏好的税率与其相对禀赋比例的函数关系，即个人的劳动份额越大，其偏好的税率就越大。因此，根据中间投票人定理他们也认为财富(收入)分配越不平等(中间投票人的财富越少) ,资本税率就越高，从而经济增长率就越低。

李宏毅和邹恒甫( 1998 ) 在一个典型的政治经济机制里 , 假定财政支出具有消费、完全进入个人效用函数,得出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他们的这一结论并不是偶然的 , Perroti(1993)的政治经济模型也表明，在贫穷的平均主义经济中不会产生任何增长过程，而收入分配很不平等的经济却可能取得较高的初始增长率。

尹恒、龚六堂和邹恒甫(20xx)运用一个政治经济模型研究在财政支出同时具有生产性和消费性，同时进入总生产函数和代表性个人的效用函数时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其结论表明：在经济均衡时增长率与税率呈倒U型关系,随税率增加，经济增长率先升后降; 在政治均衡时，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实际资本税率就越高。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间存在Kuznets的倒 U 型关系。

2、 教育—生育机制

教育—生育决策机制。这类文献从个人教育—生育决策角度研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

长的关系。教育—生育决策问题在经济增长的代表性个人模型中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如果把代表性个人视为一个家族，就可以利用这些模型研究家族的初始财富与人力资本投资、生育决策间的关系。Perotti(1996)指出在教育决策方面，由于信贷市场是不完善的，富有的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较高，贫穷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较低。而生育决策是父母对其 人力资本的机会成本和抚养小孩的直接成本权衡的结果。人力资本高的父母抚养子女的机 会成本大，其子女的教育成本也大，从而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小；人力资本低的父母抚养 子女的机会成本小，子女的教育成本也小，其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大。因此不平等的经济中穷人比例大，人力资本投资低，经济中人口出生率高。这样则收入分配不平等与人口出生率正相关、与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负相关。上述理论可引申出如下可供检验的结论：第一，收入分配不平等下降，则人力资本增加、人口出生率下降 ；第二，人力资本增加，人口出生率下降，则经济增长率提高；从而第三，收入分配不平等下降，经济增长率提高。Perotti(1996)检验了这些命题，他发现中产阶级的收入比重越大，人口出生率就越低，经济增长率就越高，而且这一计量分析结论在统计上十分显著。据此他认为从教育—生育决策角度考察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有前途的研究方向。

3、 社会稳定性机制

这方面文献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 可能引发社会冲突、导致产权保护薄弱，从而妨碍经济增长。在一个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社会中，人们有着强烈的冲动在正常的市场活动或者政治渠道之外进行有组织的寻租，从而引起社会不稳定。一些学者建立理论模型研究了社会不稳定影响投资和增长的机制：第一，造成政治、法律环境的不确定；第二，中断正常的市场活动和雇佣关系，直接危害生。在计量检验方面，这派文献一般运用两类指标度量“政治不稳定”：一类根据抗、罢工、政权更替、政治暴力、政变、革命等事件的数量构成社会不稳定指标；另一类指标反映产权保护的力度，它一般用一些国际投资中介机构提供的各种“国家风险指标”衡。计量研究表明“政治不稳定”、 “社会不安全”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呈一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政治动乱、产权保护缺乏与投资和经济增长呈一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4、市场规模机制

Murphy、Shleifer和Vishny (1989)提出了收入分配通过市场规模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 即所谓收入分配的“大推动( big push)”理论。在宏观理论中人们一般运用单一商品假定以抽象掉商品的多样性，用这种方法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 因为经济发展 总是伴随着人们需求结构的变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就是说各种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是不相同的，恩格尔曲线正描述了这种现象。Murphy、Shleifer和Vishny也注意到了农业国工业化的过程中人们需求结构的变化，因此选择了一个十分特殊的效用函数：人们对每种商品的消费有一个限度，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人们偏好于扩大消费品的范围，而不是增加某种商品的消量。利用这种很符合常识的效用函数，他们研究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发展的影 响。在分配不平等的农业国，富人需求的是国外时髦的高档消费品，而穷人的购买力有限,这样对国内生产的工业品需求不足。而工业化要求 充分大的国内市场以使规模收益递增 的生产技术获得盈利性，这样不平等导致国内工 业品的市场狭小，从而制约国内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Keefer和Knack(1995)检验了这一理论，他们用人口 、GDP总额、贸易开放度等度量市场规模的变量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其计量研究没有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市场规模机制提供有力支持。

之后潘成夫（20xx）也提出类似的分类。他将机制分为政治经济机制、社会冲突机制、金融不完全机制、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宏观经济稳定机制和其他可能不利于增长的因素。其中政治经济机制、社会冲突机制和其他可能不利于增长因素和上文中提到的观点有重复，故以下列举其他两类。

1、金融不完全机制

在资本收益递减假设下,新古典经济学得到经济收敛的主要结论,经济收敛的结果是个人财富将趋于一致。其中,经济收敛结果关键地依赖于资本市场完全性,正如Stiglitz(1969) 指出,在资本市场收益递减以及资本市场不完全情况下,个人财富将不会收敛在一个共同的水平, 产出总水平可能决定于经济最初的分配状况。简而言之,个人的发展机会随着财富分配的不同而不同, 穷人在生命中难以得到与富人相同的机会, 例如他们可能无法得到像富人一样好的教育, 或者无法像富人一样能够提供足够的资金以开始高风险、 高回报的风险投资项目, 因而往往难以完全实现其潜力。因此, 在资本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 存在大量穷人或收入分配不平等更大, 经济将大大地低于其潜在的生产能力。从静态上看, 经济的生产可能性区域将更小, 从动态上看, 其经济增长则相对更慢。从 2 0 世纪 xx年代开始, 这种观点已经被GalorandZeira(1993)等经济学家模型化信贷市场不完全在这些模型中起着核心的作用。

信贷市场不完全意味着个人借贷能力受限, 有限借贷能力意味着投资收益率无法达到边际水平。信贷市场不完全一般表现在信息不对称或法律制度的欠缺上, 例如贷款人对贷款的回收可能由于法律强制性而不完全, 或由于破产法对借款者的保护而受阻。由于信贷受限, 个人能否充分实现投资机会取决于其财产或其收入的潜力。穷人的家庭可能倾向于放弃相对较高收益的人力资本投资。在这种情况下, 将财富从富人手中重新分配到穷人手中有利于提高投资的平均生产能力, 通过这个途径降低不平等将提高经济增长率。

2、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宏观经济稳定机制

经济波动是造成资源浪费的重要原因, 而不平等容易使经济产生波动。收入分配不平等越大, 意味着穷人在社会中的占比越大, 而穷人在经济波动中更容易受到伤害。在发生外部冲击的情况下, 穷人将很难有手段( 如借款等办法) 平稳自己的支出。因此, 收入分配不平等将意味着更多人在平稳自身支出方面缺乏手段。信贷受限的人在受到外部冲击时, 支出水平不得不被动适应, 穷人占比越大的经济, 其平稳支出的能力越差, 外部冲击造成的经济 波 动 将 更 大。 Aghion、Banerjee and Piketty( 1999 ) 证明了在信贷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 对投资机会获得的不平等可能对经济产生内生的、 持久的波动。

除了从机制方面来研究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国学者也对库兹涅茨倒 U型假说的进行深入研究，陈宗胜（1994）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倒 U 曲线进行了数学论证，提出了基于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与创新的“阶梯形”倒 U 曲线。郭熙保（20xx）认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来源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将呈现“倒 U”变动趋势。如王小鲁、樊纲(20xx)发现收入差距的变动并不是无条件地随着人均 GDP 水平的逐步提高而先升后降,相反,它是其他许多因素影响的结果。这些因素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或缩小。尹恒等(20xx)认为在中间人初始资本占社会份额以及他们对税率的偏好约束下,当偏好税率小于某一个水平时,社会分配差距越不平等,经济

增长会越快,经济增长是税率的增函数；反之，当偏好税率大于某一个水平时,经济增长就会形成税率的减函数。钱敏泽（20xx）根据二元结构模型,结合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计算方法推导出二元结构分配差距的倒 U 理论模型。

许冰、章上峰(20xx)运用非参数局部多项式估计方法，测度中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倒U曲线函数性态。研究发现：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曲线表现为“过山车”模式，具有三个拐点，目前处于倒U型的左半部分；随着进一步经济增长，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但上升速度减慢。任燕燕、姜明惠（20xx）运用中国 30 个省、 直辖市、 自治区 198 1~20 xx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为收入分配不平等没有阻碍经济增长。

三、 总结

经济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分为两派，一是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利于经济增长，另一派是收入分配不平等会明显阻碍经济增长。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研究方法的差异，其结果往往会不同。所以，迄今仍不能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

参考文献

潘成夫：《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理论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学术论坛》20xx年第10期

任燕燕、姜明惠：《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统计与信息论坛》20xx年第23卷第3期

尹恒、龚六堂、邹恒甫：《当代收入分配理论的新发展》，《经济研究》20xx年第8期

尹恒、龚六堂、邹恒甫：《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回到库兹涅茨假说》，《经济研究》20xx年第4期

许冰、章上峰：《中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倒 U 测度研究》，《20xx年博士生学术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