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读后感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

在繁忙的大学生活中，我很少静下来读一本书，尤其是一本政治经济或者思想哲学的书目。然而这次咋图书馆里，借阅了这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突然发现，静下来读一些自己本来不感兴趣，毫无涉猎的文字，也是一种对生活的提升，尽管并没有读完就写下这篇读后感，但所能感受到的是一个历史人物对学术认真的研究与总结的态度。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梁启超先生所写，这部著作主要对明末清初的学术界代表人物以及清代的学术先救成绩做了系统性的介绍和总结，这部著作是梁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影响深远，是研究晚清学术史的重要著作。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光绪举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 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年轻时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更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

一、中国最早把西方史学与中国传统学术结合起来的学者之一，曾倡

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他学问渊博，贯通新旧中西。他的文章极其动人。严复称“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梁启超评说自己的文章“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梁启超讲义的语言平和亲切，他的博识和敏捷思维以及引用的典故都让原本枯燥的历史活跃起来了。梁启超指出清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只可惜当时它的效用并没能尽量发挥；另外，其中还有一个支流，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他以现代的理念研究传统学术史，总结近三百年来的学术成果、学术体系形成的过程和各个名学者的成就，凝聚着他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对现实世界的体验反思，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思索。这不仅表现在他以清学为宋明理学的全面反动为理论基础来疏理清代学术史，还表现在他对西学传入和传统国学未曾讨论过的自然科学的关注。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梁启超先生在各大学任教期间关于明朝末年至中华民国初年中国学术思想的变迁史演讲的讲义。后来被整理成书。这本书介绍了清代学术理路与乾嘉汉学的具体成就，详细论述了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清初各学派的建设和主要学者及其成就、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等问题。

与他的其他著述一样，这部学术史也是怀着一腔热血写就的。梁启超以现代的理念研究传统学术史，总结近三百年来的学术成果与学

术体系的过程，也凝聚着他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对现实世界的体验反思，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思索。这不仅表现在他以清学为宋明理学的全面反动为理论基础来疏理清代学术史，还表现在他对西学传入和传统国学未曾讨论过的自然科学的关注。梁启超认为，明末至清季这三百年学术史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相似，具有启蒙意义。其间，他以担当时代文化启蒙先锋为己任的心路也历历可见。他评述说，这三百年学术界所指向的路，是对于从前很有特色而且有进步的，只可惜未能贯彻其全部精神，“以后凭藉这点成绩扩充蜕变，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的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

梁启超先生的这本书，共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着意于介绍明末清初的学术前辈，对前辈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范畴都进行了分类，将同一时期或者是同一领域的前辈放在一起，在对比中来了解前辈的思想异同和学术地位，后半部分是对清代学者对旧学整理成果的综述，共分为四讲。我所读的主要是前半部分关于人物的综述。

首先，第一部分，反动与先驱。这一讲是对这个时代学术特征的综述，首先是三百年前的学术综述，在六朝隋唐物质文化极大发展得前提下，以及隋唐以来印度佛教各派教理的输入，是的儒家的道学和佛教的禅宗，成为宋元明清思想界的全部代表。梁先生认为：近三百年的这个时代的学术潮流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王阳明王学的兴盛后又极衰，后世形成了王学继承者与反王学者之战，在此基础上，侧重客观的学术方法应运而生。

第二部分，清代学术的变迁与思想政治影响。这个部分由三个小部分构成，回答了三个问题。首先，学术思潮的变迁的动力问题，一方面，由于其学术思潮有自身成熟的发展过程，要依次经历启蒙，全盛，蜕变，衰落四个阶段。另一方面，环境的变迁也对其有着深远的影响。其次，为什么同为使用学问，科学在这一时期衰落，而考证学一路发展。这是因为清朝有八股制度，这种制度是科学不兴起的一个原因，另外耶稣会内部的分裂使得传教事业遭到禁锢，是中国学术界失去接近欧洲的机会，使得科学得不到发展。然而，咸丰同治年间，清朝遭到最大厄运，洪杨起义的打击等等原因。使得考证学成为清朝学术的正统。

第三部分，阳明学派的余波。这一部分是对阳明学派继承者的介绍，阳明后人对杨明学惊醒了修正，使得其继续得以发展。并且介绍了梁启超对三位学者的敬佩之心。

第四部分，清代经学之建设。清儒的经学和汉儒宋儒的根本都不同，清儒的经学其实是理学，梁先生将顾炎武先生推至清学的开山之祖，也是对他极为推崇的。

梁启超先生还介绍了一位学术人，令我印象深刻，他是万历年间的朱之瑜，他是王阳明，黄宗羲的同乡，他一生无意做官，明朝灭亡后，他随南明转战各地，后与冯京第到达日本，在日本居住了七年，日本宰相德川光国，请他到日本东京。朱之瑜以他光明伟岸的人格，平淡朴实的学问，在日本有极其广的影响。朱之瑜的学风，主张实践，排斥谈玄，他的学问是以实用为标准，

这本书内容涵盖面极广，文章共有十六目，内容涉及对不同时期学术趋势的分析，如阳明学派、经学、史学、程朱学、实践实用主义等，对清初诸大师，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的研究，还有对先前忽略的方以智、费密、陈确等人的表彰，当然，最有分量的莫过于最后四目中对清代学者整理旧学总成绩的专题探讨。

梁启超先生将进化论引入学术史的研究领域，研究的触角把清代学术发展史视为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我想这应该是我们现在弘扬的“大历史观”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因为这样，梁启超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远胜于前人。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方法和学理根据，对于那三百年的学术史，先生的态度是“总而言之，这三百年学术界所指向的路，我认为是不错的——是对于从前很有特色而且有进步的，只可惜全部精神未能贯彻。以后凭借这点成绩扩充蜕变，在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的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这回研究的微意”。

我想对待学术研究，能够摆脱门户之见的绊羁，敢于推翻自己的论证，重新正确而冷静地审视自己所亲历的学术史，这样的客观而冷静，才是一个杰出的史学家所必须的品质。我想，这也是值得我们当代学者们反思与借鉴的地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成就我们的学术史学。

 

第二篇：中国近代哲学史读书报告

《中国近代哲学史》读书报告

“众人之宰，自名曰我”（龚自珍）

龚自珍能写出“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这样的句子，我觉得是和西方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天赋人权思想是同样伟大的，他们都是从封建思想对人的自我的扼制中把人解救出来，发现了一直被压制的自我。龚自珍从哲学的角度高度推崇“自我”，他把“众人”与“圣人”对立起来，把作为“众人之宰”的“我”与“道”“极”对立起来。他说天地是人造的，人才是世界的主宰，并不存在一个比人更高一级的“天”，这就是对人的自我的高度肯定，从而从哲学的高度发现了人的自我，要解放人的自我。

“三世说”（康有为）

康有为的“三世说”，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并以为这是人类历史进化的普遍规律，这里所包含的进化思想是和当时的思想主流相同的，但康有为硬要从孔子的故纸堆里找一个观点来契合进化论的观点，有一种很大的不自信和中体西用的影子，好像西方什么先进的思想都能从中国古籍中找到源头，这种刻意的解释实在没有必要，当然康有为需要借助圣人的名声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就是代圣人言吧，我觉得这种划分未必合理，我们完全可以另辟一套科学的划分标准。

“实测内籀”（严复）

严复认为真正的科学方法在于内籀（即归纳）而非外籀（即演绎），归纳就是要观察获得的知识材料，概括出一般原理来。严复从“实测内籀”之学出发，对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学术——旧学进行了猛烈批判。他说，“西学”由于注重“实测内籀”，因而形成了“翔实”而“有用”的特点。相反，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八股、辞章考据，宋明道学等“旧学”，脱离实际，思想僵化，根本就不能发现真理，发展知识，是“无用”和“无实”的。严复提倡的这种“实测内籀”逻辑思想还是产生了很积极的影响，可以说自严复以后，中国人不再忽视形式逻辑。

“道德革命”（梁启超）

梁启超认为中国要建立新国家必先有“新民”，新民是民之自新，“自新”的主要内容就是”新民德“，而要“新民德”就要进行“道德革命”。他认为道德起源于利群，而群是由野蛮而文明进化着的，因此道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群之文野不同，则其所以为利益者不同，而其所以为道德者不同”。梁启超的这种观点对一直以为道德不变的传统观念无疑具有巨大的冲击，就是对当下的社会也有很多实际意义。孔孟生于两千多年前，怎能制定适合今日之道德呢？何止是道德，可我们又有多少人一直被孔孟之道牵着鼻子走呢。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

胡适通过把西方近代实验科学方法与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自己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为核心的方法论，在当时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这种方法论包括“拿证据来”，“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和“历史的态度”三点。“拿证据来”又是后面两个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的前提，记得我以前看到鲁迅讽刺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时颇为不解，其实我对胡适这种实用主义的价值观是颇为赞赏的，而要达到实用的目的，就凡事都必须拿证据来，如果没有证据，我们就该有怀疑一切的态度。所以，求得真相的方法只有一条路：“就是寻求证据”

“俱分进化论”（章太炎）

同我们一直以来认为是真理的达尔文的进化论不同，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进化论都是指进化是积极的，越进化越高级。但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却认为进化并不只是好的方面在进化，而是好与坏和善与恶在共同进化着。他说：“彼不悟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我觉得章太炎能意识到进化的两面性还是颇有见地的，现在我们所说“科技是把双刃剑”其实也同俱分进化论之理，科技愈发达，我们的生活水平愈高，但各种高科技犯罪高科技武器也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危害。但我以为，这并不是科技的原因，不是进化的原因，而是人性没有进化，人若能更好的只利用进化带来的好的一面就好了。

“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王国维）

在感情上，王国维觉得叔本华的非理性主义和唯意志论更可爱；然而作为学问家，他又倾向于相信实证论，因为实证论是同实证科学相联系的。所以他说：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我的理解是这是他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他爱的是一种没有生活欲望的涅盘之境，觉得那样才是最美好。然而现实又不允许这样，所以他只能接受实用主义，因为这才是实在的生活，但它却不是他所所向往的。当然这样理解有点浅，也只能如此了。

“东西文化三类型说”（梁漱溟）

我觉得他这样把东西文化划分为三个类型自有他的道理，但不同的人或许有不同的划分标准。他固然能够自圆其说，找很多理由来解释他的理论，并由这个三类型说衍生出很多观点，但我怀疑他的这个三类型理论是否有牢固的根基，是否经得起推敲，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但总的来说，它能够与众不同的提出自己的理论，并且用它来解决古今中西之争问题，这种精神无论如何是值得钦佩的。我个人不同意他随便就提出一种划分文化的标准。

“科玄论战”

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科玄论战主要是科学派和玄学派的论争，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围绕着科学能否解决一切展开的。科学能解释人生观吗，科学能解释宗教信仰吗？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以为科学是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就人生观来说，马克思主义人生观只有一种，就是共产主义人生观；就信仰来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的存在只是一个历史范畴，必将会消失。我有时候想理性能否解释感性的东西呢，所以我就只能认为非理性的事物都是不合理的，因为我无法解释他们。

“性修不二”（熊十力）

熊十力认为性修不二这一命题和他一贯倡说体用不二的致思如出一辙。在性修不二这一命题中,熊十力持守一项基本观念,即人之性本完善,即所谓“万善具足”,同时,既已完善的人之性即为修学复性的标准和目标。修学是复性的方法和途径,人应该也可以修学复性,而修学并不能增益人之性,即所谓“非是增益本性所无”。基于如上基本思想,熊十力认为性修不二。此段引用别人，实在不懂熊十力。

“人生境界说”（冯友兰）

冯友兰以为，同一宇宙人生，按照人的觉解不同，可以分为四种境界，这就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对于这样一种划分，当然只是一家之言，我个人还是觉得他还是讲得有道理的。我觉得这种境界说暗含了他的一种社会理想，即人人都达到天地境界时会出现的理想世界。但我们很难评判某个人是那种境界的，我觉得重要的不是人在那种境界，二是人始终向更高的境界努力。

“良知坎陷说”（牟宗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