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期末研究设计

姜鑫

10924081

一、研究课题：政府公共政策与饥荒——以19xx年代非洲饥荒为例

二、课题论证：

（一）课题说明：

本文意图验证，政府公共政策是否是导致饥荒的主要原因。

本文研究的议题是饥荒的发生与扩大，但文章并非试图给出一个全面的解释饥荒发生的框架，只是通过案例和实证分析，探究政府公共政策这一因素是否为导致饥荒的主要原因。

所谓政府的“公共政策”局限于政府所采取的针对饥荒地区和受灾人群的政策；而对饥荒则主要讨论其严重程度。这些在下文的变量说明中会有具体的阐释。

（二）课题重点

本文一大重点在于破除对饥荒的许多迷思，避免因为概念混淆和习惯思维而把饥荒的理解狭义化，从而在实证分析中遗漏关键的变量而单纯关注粮食供给等因素。

饥荒（Famine）、饥饿（Hunger）与挨饿（Starvation）之间的歧义往往并不被广大学者所明晰，但在本文中将这些词语区别开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里我引用Sen（1981）的定义，饥饿指一种人体的生理状态，是一种用卡路里值来衡量的人体营养状况标准；挨饿是一种生存状态，指由于无法获得食物而导致饥饿的情况；而饥荒则是一种特定事件，指由于某些原因所导致的饥饿大面积发生的灾害。

之所以明确定义是本文的关键，就在于所要讨论的各种诱发饥荒的因素之间往往存在着相互干扰的可能，而忽视这些干扰则可能会导致我们夸大单一因素的影响。例如医疗条件：一般我们会将饥荒等同于挨饿，即归结为粮食缺乏，但是一些疾病（例如绦虫病等寄生虫疾病，这些疾病往往伴随着饥荒的发生而传播）却能导致人体即便正常量摄入饮食也会感到饥饿；另外人们也经常将饥荒的发生单纯归结于粮食不足，而本文的目的之一就是论证政策失当——而非粮食供给不足——也是饥荒发生的一大重要原因。

因此本文的首要任务在于澄清饥荒发生是一个多因素作用的结果。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变量：

2

本文的研究方法结合了案例比较和计量分析。前者从微观的角度指出哪些因素可能影响饥荒的发生和扩大，后者从宏观检验这些因素中哪些作用更加关键并揭示其普遍性。

首先我需要对过去的饥荒案例做一比较，以求得到一幅现实的饥荒发生以及政府采取救济政策的图景。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有助于我们具体地发掘出，在饥荒之前和之中发生了哪些可能激发饥荒的因素，而比较则有助于我们发掘在不同的饥荒案例中，这些因素是否都有所体现，还是存在着或然的可能。我相信现实的观察可以破除一些“饥荒必然由某种因素导致”的迷思，也可以拓宽人们对饥荒影响因素的理解。

案例比较得出的若干影响因素将在实证分析中得到检验。实证将采取计量的方法，因为计量回归能够客观地将各个混杂在一起的因素分离开来，直观地展现各因素的作用方向和作用程度。我将饥荒的严重程度作为因变量，将其他从文献综述和案例比较中得出的，可能减缓或者扩大饥荒的因素作为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其中政治因素为主要要考察的自变量，其他如医疗、粮产等因素则作为控制变量，用以排除干扰。具体的设计在下文会论及。

（四）学术创新和现实意义：

饥荒的问题是与人类历史相伴随的，最早的饥荒记载可以上溯到人类最古老的几大文明。但是迄今为止，饥荒灾害仍然无法彻底解决，甚至对于饥荒发生的原因和政策如何发生效力学界和政策界也始终莫衷一是。

在学术层面上，既往的研究主要是描述性地阐述饥荒的过程和赈灾政策绩效，或者通过比较来论证为什么某次饥荒能得到有效遏制。但是系统地对饥荒的影响因素进行逐一检验的研究并不多见。

而在方法上，有关饥荒的论述涉及了经济制度、财政投入、公共政策等诸多学科领域，但是正如下文将会谈到的，既往的研究方法主要集中于田野调查，或是具体案例的政策、绩效比较等等。而本文所采取的计量方法虽然在既往饥荒研究中也有所涉及，但主要是通过时间序列来分析一国饥荒在不同时间段的变化（具体见下文）。这种研究的结果可能会因为一国特有的因素而具有相当大的解释局限性，例如不同气候条件、政权状态下的国家的经验并不能借用到他国；而用平面计量对多国进行回归，则能够找到具有相对普遍性，在不同环境中均具有

3

指导意义的变量结果。这与时间序列的方法具有较大不同。

与一般的学术研究不同，饥荒问题具有极强的实践色彩，因为其关系到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但是在学术界存在着几种对饥荒的不同解读（下文的文献综述会做一阐述），而几种方法指向不同的解决方案。因此我们有必要澄清，到底是哪一或哪些因素是导致饥荒的主导因素，从而可以避免在饥荒发生时浪费资源用于不必要的解决方案。

特别是，饥荒学者往往集中讨论哪些因素导致粮食的短缺，但这里就存在一个巨大的迷思：饥荒的发生一定肇始于粮食短缺吗？正如一些文献中指出的，在很多饥荒案例中粮食并没减产反而增加了，特别是从长周期来看人均粮食一直在稳步上升，但饥荒从没有消失的迹象（Martin1997）。在另一些论述中学者们关注于哪些政策更加有效，但是政策对饥荒的遏制一定是积极的吗？这些通过案例分析和比较往往难以得出正确结论，因为诸多因素混杂在一起人们不容易从其中分辨出哪一因素起到了主要作用，甚至无法看清哪些因素起到的作用是积极的。

而计量的方法则有助于我们回答以上的三个问题：1哪些因素的影响是积极的（系数为正或负）；2其影响是否具有普遍性（t值）；3其影响的程度如何（系数值）。而只有在认清了各个因素的实际作用，实践中才可能有的放矢地做出正确决策，将有限资源用在刀刃上。从这一点来看，本文的方法和分析对象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现实意义。

三、文献综述和理论、方法选择：

对于饥荒的解释有来自不同学科的多种视角。这里需要说明，因为我们所关注的是饥荒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影响因素，因此对于自然科学特别是来自农业、生物技术等学科的解释不在我们的研究范畴，我们主要还是集中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综述。

按照对饥荒原因的不同观点进行划分，则最古老，也是最为经典的对饥荒的解释，是一种被称为FAD的理论——即可获得的食物短缺导致饥荒的产生，从最早亚当斯密提出的食物短缺理论，到后来古典马尔萨斯学说所谓人口几何增长而粮食代数增长的矛盾。（范子英，2006）这种观点对饥荒的解释是：短时间，局部地区粮食产出的巨大下降会导致大范围的饥荒(Brown and Eckholm, 1974 )。

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的是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他用福利经济学的分析框

4

架拓展了单纯以供、需为核心的饥荒研究，他提出饥荒的真正原因不是食物的绝对短缺，分配问题，即部分人群获取食物权利（Entitlement）的丧失。而导致这种丧失的包括市场失灵、政府政策误导等等（森, 2001；德雷兹和森，2006）。换句话说，FAD观点关注的是Crop Failure，而权利观点则关注于Market Failure。

在Sen提出权利理论之后，FAD学者们修正了自己原先的观点。他们承认了Sen的理论贡献，例如Stephen（2001）和Martin（1997）都认为，Sen的观点是对FAD理论的扩展；但与此同时FAD学者仍然坚持，Sen的学说是FAD理论的一部分，所谓权利失败包括获取权利的失败和交换权利的失败，但这些都是以既有的粮食总量减少为前提的，即是以FAD为基础的。（范子英、孟令杰，2006）正是由于粮食短缺及其信息不对称的影响才造成了物价飞涨，投机行为和为应对不确定而增长的需求（Cutler, 1984）。

而在研究方法上，饥荒研究则更称得上百花齐放。主流的饥荒研究使用的是经济学的方法，包括古典的供需方法，或者以森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的方法。还有一部分学者从经济战略的角度探讨饥荒发生的可能，例如Wei和Tao（2001）对中国建国初期经济战略的讨论，指出大跃进所造成的贫富分化和城乡差别是后来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林毅夫（1992）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三年饥荒的解释也具有一定得参考价值，即如何设置分配和所有制机制对饥荒的解决有重要影响。以上研究成果，特别是例如贫富差距和制度安排等要素对后面的模型设计中都有所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70年代以后兴起了一种专门针对灾害预防和赈灾的“灾害经济学”，其研究重点放在灾害和经济的链状反应上，即灾害和灾害的连锁反应会导致经济链失常，而后者会催生新一环的灾害表现。这种方法对我们所要探讨的影响饥荒的社会因素有直接的帮助（陈文科，2000）。

与此同时也有一大批学者坚持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饥荒，例如Sen的很多论述都涉及到了政治体制对饥荒的影响，他认为民主政体、媒体自由有助于促使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赈灾政策，且在防止饥荒方面有更加有效地表现（森，2002）。值得一提的是，荒政研究是我国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其中不乏大量探讨政权与赈灾绩效的研究，例如肖宁（2008）对19xx年代饥荒和国民政府政权的关系，分析了政权分立如何导致赈灾绩效低劣。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

5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政治制度、政权状态对赈灾绩效和饥荒程度的影响。

除此之外，饥荒的研究还涉及到了伦理学（Singer, 1998），其主要探讨穷人的权利和富人、政府救济的操作性问题，这对我们有关政府行为和贫富差距的讨论具有一定启发意义。还有人类学（Rangasami, 1986），探讨饥荒是如何在较为原始的交换体系向现代市场体系转换的过程中发生的，这有助于扩展我们对市场失灵这一概念的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方法大多局限于田野调查和深入细致的访问。这些能够为研究提供宝贵的一手资料，但是并不能形成一个系统的解释饥荒的模型。后者的实现还需要借助计量等实证方法。目前来看，对饥荒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献也不在少数，但其普遍表现出对纵向研究的关注，即使用时间序列和面板的方法，着重于特定地区不同时段的饥荒变化研究。（Lin and Yang, 2000；Phillips, 2002）横向进行多国家多地区比较的研究并不多见。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综述，首先帮助我确定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选择：传统的和修改后的FAD理论始终坚持粮食的短缺在饥荒发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这在Sen论述权利观点时所举的案例面前显得十分无力。因此本文将分析定位在Sen的权利理论基础上，对FAD观点进行一定的检验；而在方法上则广泛采纳Rangasami的意见，将政治、经济和社会学各领域所提出的影响因素分离开来，逐一予以检验，希望借此得到一幅较为全面的解释图景。

具体实证方法上，由于我们所要做的是对影响饥荒的因素做一普遍意义上的分析，不是针对某一国家、气候区或政体，因此将采用平面回归的方法。时间序列和面板方法更多地被用于灾害预防和灾害影响的研究上（Phillips, 2002），但对一国内部、一次饥荒进行深入分析无助于我们得到普遍性的指导结果，因为一个案例可能会因为该国的某些特有因素而对饥荒原因的分析产生误导，例如专门分析孟加拉邦19xx年代的饥荒则会夸大战争进程对饥荒的影响。而进行平面回归，对具有不同特点的多个样本进行分析才可能最大程度上保证无偏性。

四、课题研究框架

文章首先需要对研究对象做一番定义，特别是参照上文的标准规定我们所要研究的饥荒。鉴于既往的定义往往存在上文所说的概念混淆（如Mayer, 1973：饥荒可以被定义为严重的食物短缺并伴随着局部或地区死亡率上升。而

6

Rangasami, 1985就曾专门对既往饥荒的定义进行了大肆批判，特别是作为过程的饥荒只是在最后才表现为死亡率上升，因此不能以此项指标衡量饥荒；他还指出现存的很多定义实际上混淆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同因素），因此文章开始必须提出一个自己的定义：饥荒特指大量饥饿现象的存在（而这种饥饿不一定是由于粮食的短缺），而衡量的标准要采取卡路里方法而非单纯以死亡率来衡量。 其次，文章要通过案例比较来提供一幅直观的图景，让我们从概念上确定可能有哪些因素会导致饥荒的发生，且这些因素是否是必然因素。而为了避免对后文实证分析部分有所误导，因此在这里选取与后文所用（80年代非洲大陆国家）不一样的案例：1973-74年的埃塞俄比亚和19xx年的孟加拉国。

选取这两个案例的原因有三，其一是研究数据较充足，特别是很多田野调查提供了大量细节报道（埃塞俄比亚可参见Hussein, 1976; 孟加拉国资料可参见Alamgir, 1977）；其二是两个案例的对比相对较为典型，即控制变量上有一定的差别：埃塞俄比亚正处于经济衰退期而孟加拉正处于经济繁荣期，因此可以对不同经济周期中的灾荒地区做一番比较，考察哪些因素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都会发生作用；第三，选取案例时还要考虑一些没有被列入控制变量（由于度量手段和数据获取的难度）但可能会影响因变量的因素，对其要尽可能排除，例如科技因素会影响到饥荒的严重程度（对医疗技术，信息传递手段等等），气候变化也会使时间差距较大的案例间出现差异。因此最好选择相同时期的案例，避免时代差异而产生的干扰。

值得一提的是，选取案例时事先并没有从两地赈灾政策的差别出发，甚至不考虑粮食供给、基础设施等自变量的情况，而只是出于1、数据可得性2、不同经济背景3、相同时代等因素，所以案例选取并不会影响到我们对自变量的观察。

案例比较在本文重要性相对较略，只是为了找出可能的影响因素，因此着重于以下几点：

（一）、分析两国基础情况，包括GDP存量，最近三年GDP变量（考察经济周期），政治稳定性（对当时事件回顾，不量化）等等；

（二）、对饥荒做一总结，包括以上述标准衡量的饥荒的情况，主要参考：发生的时间长短，最高峰时饥荒程度，政府采取措施后饥荒程度等等；

（三）、对政府赈灾措施做一回顾，包括争取国际援助，财政拨款，粮食运输，

7

市场调节措施等等，并对当时文章和报道对其评价进行总结；

（四）、分析当时粮食可获得情况，包括粮食总产量（按种类），灾区人均粮产量，外援和进口数量等；

对以上几点的介绍和比较，主要是为了参考饥荒发生时有哪些因素可能对饥荒的缓解或者扩大产生影响。这样得出的比较结果一方面能为我们在下面的实证分析提供变量选取的指导，避免变量遗漏，同时也帮助我们做出原假设，即某一因素的影响是正或是负；另一方面也能为我们最终的结论提供来自案例的论证。

文献回顾和案例比较让我们对既往研究和现实中影响饥荒的因素有了一定的了解，下面简要介绍实证部分的大致结构：

（一）因变量：

饥荒的程度（FAM），吸取既往研究的教训不采用死亡率，而是采取人均卡路里的衡量方法。采用FAO的年度国别指标，低于该值的人口数量与总人口的比值即为营养不良的比率，可以用来测量饥荒的程度。

（二）自变量：

自变量大多是衡量政府作为的指标，不同变量涉及不同方面

IV1：价格指数（PRI），用以反映饥荒时期政府对市场的控制能力，是否能够有效地应对市场失灵和囤积居奇。衡量指标是价格转换指数（工资通胀比消费品物价通胀），预期方向为负，即价格转换指数越低市场控制越好，饥荒程度越低。

IV2：支付现金的救济措施（EMP），采用工程赈灾和发放现金的手段往往能够降低赈灾中的两难问题（平均发放会导致低效率，有针对地发放又会导致腐败和遗漏），因此采用虚拟变量，如果研究文献显示该地使用了支付现金的救济措施则为1，否则为0，预期方向为负。

IV3：新闻公开（FRE），研究显示自由媒体新闻公开有助于加强社会舆论压力，从而促使政府采取更积极的赈灾政策，也能够为政府和市场调节粮价提供更多信息；根据透明国际对各国新闻自由的年度评估指数，预期新闻公开程度与饥荒程度呈反比。

IV4：政治稳定（ISP），政权统一和政策连贯性有助于加强政府赈灾的绩效（反例如达尔富尔）；采用既往学者计算得出的政治稳定指数，预期政治稳定与饥荒程度呈反比。

8

（三）控制变量：

一些可能对饥荒产生影响但又不属于政府赈灾政策范畴的因素，必须同时对其加以考察才能避免因为这些因素的干扰而导致对自变量的回归产生偏差。

CV1：交通情况（ROD），用以反映赈灾的通达能力。这一项更多地是衡量日常政府绩效而不是饥荒时期的赈灾政策，用受灾地区公路里程来衡量，预期方向为负，即交通情况越好，赈灾粮食越容易到达，饥荒程度越低。

CV2：外来援助（AID），由于各种政治经济原因，各国所获得外援有较大差异，而且对缓解饥荒显然有较大影响。用援助款项来衡量外来援助，预期方向为负；

CV3：人均粮食产量（PFS），衡量粮食供给，这也是对传统FAD方法的回应。由于地区粮产量的获得较为困难，而且在一国内部各地粮食产量会在市场上相互影响，因此可以用全国当年人均粮产量来衡量，预期方向为负。

CV4：战争（WAR），战阵的发生不仅会造成政治动荡和财政紧缩，而且会由于粮食向前线征调而导致通胀。这里只是衡量可标识的内外战争，用虚拟变量衡量1为存在战争，0为整体和平，预期方向为正。

CV5：不平等水平（IEQ），贫富差距越大则底层越容易受到灾害的冲击，相对来说饥荒的程度越深。用联合国人居署的基尼系数衡量，预期方向为正。

CV6：医疗投入（HLT），医疗水平越高，营养不良的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患病率越低，饥荒程度也相应较轻。其同样反映了长期政治绩效而非短期赈灾政策，用政府医疗财政衡量，预期方向为负。

CV7：GDP的存量（GDP），反映了国家经济水平，用年度人均GDP衡量，预期较发达国家的饥荒程度越轻，即方向为负。

CV8：GDP的增量（△GDP），反映了一国经济周期性，用年度人均GDP增长衡量，预期繁荣期的饥荒控制能力越强，即方向为负。 变量 衡量 假设 变量性质 来源

饥荒程度

价格指数 人均卡路里 价格转换指数 N 负 DV IV FAO 统计年鉴

9

政治稳定 赈灾计划 新闻公开 交通通达 外来援助 人均粮产量

战争 不平等 医疗水平 GDP存量 GDP变化

（四）数据和方法

政治稳定系数 虚拟变量 新闻自由评估 公路里程 援助款项 人均粮产量 虚拟变量 基尼系数 医疗财政 当年人均GDP 变化率

正 负 负 负 负 负 正 正 负 负 负

IV IV IV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既有研究估算 回顾和文献 透明国际 统计年鉴 FAO和NGOs

FAO 相关文献 HABITAT 统计年鉴 统计年鉴 统计年鉴

我收集了非洲25个国家在80年代饥荒的资料。1之所以挑选80年代的样本而不是当代样本，原因与案例比较部分的解释有一定相似性。首先是现有的回顾和统计数据比较充分，而较为晚近的例如21世纪初非洲的几次饥荒的数据就较为缺乏；其次是80年代的饥荒恰好发生在相同时间的不同国家和地区，这使其具有了两个不可多得的特性：时间相似，避免不同时代技术、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干扰；因为这些非洲国家覆盖了从撒哈拉到南部非洲的几乎所有地区，地形、气候、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和国家所处状态都千差万别，是一个很有参照性的样本集合。我们不能期冀再次发生这样的灾难，因此充分利用这样一组内部特征差异明显的样本，将非常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饥荒的认识，从而指导未来的饥荒预防和赈灾。

1

由于篇幅限制，二十五国若干资料来源无法在这里一一列出。可以参见Drèze, Jean and Sen, Amartya, Hunger and public action,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68, 71, 78, 114, 116等页都对80年代覆盖非洲大陆的饥荒进行了不同侧面的介绍。本文并不会引用他的分析和结论，而只是借用了这几页所列举的大量文献。

10

方法上，我选择用相同时期多国案例进行平面回归，而不是对一国的数据进行长时间段的时间序列分析。回归采用OLS模型，异方差稳定。因为有两个变量为虚拟值，因此含有异方差是情理之中的，也正因如此回归需要加上常数项。对几个连续变量进行指数化之后得到方程如下：

lnFAM= α + β1 PRI + β2 EMP + β3 FRE + β4 ISP + β5 lnROD + β6 lnAID + β7 lnFS + β8 WAR + β9 IEQ + β10 HLT + β11 lnGDP + β12△GDP +μ

回归计划采用插项方法，将几个自变量分别与控制变量组合进行回归，选出其中较为显著的进行第二轮回归，最后得到最终方程。主要的判断标准是t值大小和R-squared的大小。

最后对得出的方程进行解释，并且得到结论：在25个同时期、不同区域饥荒案例中，哪些因素对饥荒具有明显的影响，影响程度如何，是减缓还是扩大了饥荒。

五、预期结论

根据既有文献和我初步对将要分析的案例进行的了解，我所预期的结果如下：

粮食供给、GDP、外来援助等控制变量（也是传统上我们笃信的几个变量）对饥荒程度的影响是有限或者干脆就不显著的，其余几个控制变量的有一定影响，而几个因变量的影响程度明显。因此我的结论是饥荒更多地并非来自粮食短缺或者经济衰退，而是政府政策失当，或者政府不作为（放任粮价和囤粮）的结果。

六、问题和难点

研究主要要面对以下困难：

资料方面，论文的资料寻找是最重要的问题。一方面是资料要尽可能充足：除了FAO和人居署相关文件之外，其他的联合国文件（国家图书馆的国际组织阅览室）和NGO的资料是未来要寻找的主要资料。另一方面则是资料的筛选，饥荒不是一个可以直接测量的变量，而是需要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和访问，因此一些学者、NGO的资料，与政府的统计年鉴相比往往存在出入，这时就要上溯这些资料所用的统计方法，进行挑选甚至必要时做修改。

11

方法方面，一些专业的方法是我们不曾掌握的，而必须在研究中及时补课。突出的如上面说的，从农业和营养学的角度出发对饥荒做的调查，这些调查有时具有更权威的解释力和丰富的资料，为了充分利用这些文献则需要对以上方法有必要的了解。

变量方面，一些特殊的因素其实也会对饥荒产生影响，但是如上面所说由于缺乏资料统计或者找不到合适的度量手段，我们难以将其引入我们的方程。如一些农村的传统习俗，政府动员群众捡拾野菜食用根。虽然影响不大，也并不普遍但是毕竟会产生一定偏差。预期的解决方法有两种，第一是进一步查找文献，找到能将这些难以度量的变量引入方程的办法（例如将捡拾食用根设为虚拟变量，虽然现在看来这将是很不准确的）；另一种则是在解释回归结果时兼顾这些变量对结果进行一定说明修正。

七、参考文献

1，中文专著：

陈文科：《农业灾害经济学原理》，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xx年版。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xx年版。

2．中文论文：

范子英，孟令杰：《对阿马蒂亚· 森的饥荒理论的理解及验证：来自中国的数据》，

《经济研究》20xx年第8期。

肖宁：《政权分立中的灾荒救济》，华中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xx年。

3．译著：

（印）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王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xx年版。 （印）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20xx年版。

（印）让·德雷兹，阿玛蒂亚·森：《饥饿与公共行为》（苏雷译），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xx年版。

4．外文专著：

Brown, L. R and Eckholm, E.P, By Bread Alone, New York: Praeger Press, 1974.

Drèze, Jean and Sen, Amartya, Hunger and public action,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2

Hussein, A.M, ed, Rehab: Drought and Famine In Ethiopia,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frica, 1976.

5．外文论文：

Alamgir, M, Famine 1974: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Starvation in Bangladesh, A

Statistical Annex, Dacca: Bangladesh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77. /Bangladesh+Institute+of+Development+Studies-pdf.html Culter, P, “Famine Forecasting: Price and Peasant Behavior in Northern Ethiopia”,

Oxford, Disasters, Vol.8, 1984.

Lin, Yifu and Yang, Tao, “Food Availability, Entitlements and Chinese Famine of

1959—1961” , Economic Journal, Vol.110, 2000 January.

Martin, Ravallion, “Famines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XXXV, 1997, September.

Mayer, Jean, “Management of Famine Relief”, Science, Vol.188: Food Issue, 1975,

May 9.

Phillips, Cynthia, Time Series Analysis of Famine Early Warning Systems in Mali,

dissertation of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2002.

Rangasami, Amrita, “Famine: The Anthropological Account”, Delhi: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21, 1986, No 36.

Rangasami, Amrita, “'Failure of Exchange Entitlements' Theory of Famine: A

Response”, Delhi: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20, 1985, No 42.

Singer, Peter, “Famine Relief and the Ideal Moral Code”，in Cahn, S. M and Markie,

Peter, ed, Ethics: history,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Stephen Devereux, “Sen’s Entitlement Approach: Critiques and Counter-critiques”,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29, 2001 No.3.

Wei, Li and Tao, Ya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atomy of a Central Planning

Disaster”, Chicago: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13, 2005, No 4.

6．网站资料：

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国别按年度）：

/nr/water/aquastat/countries/index.stm

13

世界银行公布的基尼系数（国别按年度）：

It is a very impressive research design! Well Done!

Pay attention to the format of your reference.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