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读书笔记重庆大学

社会学读书笔记

——陈源20110130 行管1班

社会学将人类行为看作是广泛的整体结构的要素。也就是说,在相互依靠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紧密相连的行为者的非随机集合(依靠是一种状态,在此状态中,实施行为的可能性和行为成功的机会随着其他行为者是什么,或做什么,或可能做什么而改变)。社会学家追问行为者的紧密们联系对他们可能和实际的行为会造成什么后果?这种关注形成了社会学探索的客体:结构相互依靠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行为的相互制约以及行为者的自由的扩张或受限,这些都是社会学关心的最重要的命题。

只要我们只从各自的生活世界中获取解释的工具,这就是我们理解周遭世界的惟一方式。

自由与依赖

自由意味着有决定和选择的权力和能力。

一般而言,这些资源指的是金钱。但是金钱不是自由行动所凭借的惟一资源。我会发现,自由自主 随心所欲的行事并不依赖于我做什么,甚至不依赖于我有什么,而依赖于我是什么。 我今天的自由受到昨天的自由的限制;我被过去的行为所决定——在现在的自由中受到限制。

我被调教的很好,适应我所属的群体中的行为条件,这限制了我在许多不属于我的群体范围的地方行动自由,这些地方往往令人不快,令人感到恐怖。我所在的那个群体用它的方法培养我,使我能够运用我的自由。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它把这种运用限制在她自身的领域之内。

我发现,我所属的群体是我要成功的改变自己而必须战胜的最可怕的敌人。是我依赖于群体的奥秘。

主我与客我

外在部分,就是被人看做是来自外部来自它周围的社会的那一部分,呈现的形态为需要满足的要求和被学习的榜样,即自我中的客我。另一部分即主我,是自我的内在核心,所有外在的社会要求和期待都要经过主我的细察、评价、推断和理解。

对于奖惩的记忆逐渐合成为对规则——什么是他人期待的,什么不是他人期待的——的无意识认识,成为客我。自我中的主我部分恰恰代表了儿童掌握的这些能力。主我越强大,儿童的个性就越自主,主我的力量表现在个人有能力并愿意让内化于客我中的社会压力经受考验,检查它们真正的威力及局限,向他们挑战——然后,承担一切后果。有时候反抗他人试图强加于我的榜样,努力实现我心目中的真实的生活,也就是与我的真正身份相符的生活。 超我是内化了的有关群体提出的要求和压力的知识。

自我悬置在两种力量之间:一种力量是本能,它们虽然被打入潜意识但仍然充满活力和反抗性;另一种力量是超我类似于米德的客我,它强迫自我让冲动保持在潜意识中,防止冲动逃离藩篱。主我和客我的形成过程,本能受压抑的过程以及超我的产生过程,常常被人们称之为社会化。

社会化永无止境,它贯穿于人的整个一生,并将自由与依赖带入复杂的互动中。次级社会化问题总而言之,当超过一定的年龄阶段,新的突破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日益减少。可以说,自由与依赖的比例标示了一个人或一类人在社会中所占有的相对位置。 所谓特权,其实就是较大程度的自由,较小程度的依赖。

我们与他们

功能性的关系,我们的互相作用是被减少到我自己的利益和行为的某个方面。在多数的情况下,我并不对这些人的其他方面感兴趣,因为他们并不承担我所希望的,他们所扮演的职能。

在社会交往的圈子中,他们离开我的距离越加的远,我对于他们的存在的意识就越加的一般化 典型化,我对于他们的反应也是如此。如果我没有遇到他们,我对于他们的意识就越加的模糊。

这两种类型的相似性——精神上的和身体上的——并不一定重叠。

生活在城市中,被称为是一种在心理上处理身体上的接近而造成的影响的一门复杂的艺术,这样可以免得我们被卷入一种精神上的过重的负担,并且也面的造成强加给我们太多的需要我们精神上承受的东西,所有的城市居民都在学习和实践着这种艺术。

精神上或道德上的接近组成了我们经历的伙伴似的感情的能力,即把另外一些人看成是与我们类似的主体,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目标,有追求他们的目标的权利,有于我们类似的情绪和类似的感受高兴和接受痛苦的能力。这也包含了同情的能力。

我们和他们仅仅是放在一起时,并且是互相冲突的时候才能够被理解。我把我所在的群体看作是我们,仅仅是因为我把其他的一些群体看作是他们。

一个群体之外的东西的产生仅仅是群体内的人们为了突出他自己的身份,为了他自己的凝聚力,为了他内部的统一和情绪上的安定的感觉而虚构出来的对立面。为了准备在群体内进行合作,正如它本身一样,需要一个在形式上拒绝与它的对立面进行合作而形成的支撑的力量,一个人甚至于能够说,一个真正的行为像它本来的群体的真实面目一样,是希望一个群体之外的人们既不在这儿,也不在那儿行动。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群体,它将要被发明出来,为了这个群体的凝聚力和它的统一,它必须假设一个敌人,来划定和保卫它自己的边界,并且形成内部的忠诚和合作。

所有的这些情况都使得我们把群体内部的类型关系看作是一种情绪上的温暖和充满了互相的同情,所以,是激起每个人的内心的忠诚和对于反对所有的敌人以巩固群体的决心的关系类型。

陌生人

我们和他们仅仅是放在一起时才有意义,即我们是处在于他们互相对立的位置上,我们仅仅是在存在着不是我们的人——他们时,我们才是我们,并且他们是属于一起的,并且形成了一个群体。总的来说,仅仅是因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分享了同样的特点,即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我们中的一个,这两个概念都是从他们所服务的分界线中得出他们自己的意义,没有这一个分开,没有这一个与他们对立的我们的可能性,我们将要很难与使得我们自己的身份有意义。

但是,我发现,要感觉他们的意义是困难的,他们,正如,他们过去一样,既不能接近他,也不能够远离他,既不是我们中的一部分,也不是他们中的一部分,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导致了我们的迷惑和紧张,我们确实不知道,我们应该对他们做出什么,希望他们什么和怎么样来行动。

大部分以整理家务为乐的人,从来不愿通过在两个地方使用相同的洗涤剂来混淆洗澡间和厨房之间的不同之处的。我们都热衷于把肮脏的东西弄干净,把东西放置在它们应该呆的位置上,并且是强烈的 执迷不悟的,诸如此类的事情中。它们都是需要保持它们之间的稳定的和不可以破坏的清楚地分界线,这样才能够使得我们的世界是有秩序的,是可以生活的,并且是容易在它中间活动的。

群体内和群体外之间的分界线,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分界线,属于一种被最热心的保护并

且是吸引大多数人的注意力的分界线。

任何一个通过动员爱国的或是党派的团结来寻求公众的支持的政治家,都要赞同这个原则。任何与我们不站在一起的人,都是我们的反对者,在这样一个分类的形势下,没有空间被剩余来成为一个过渡的和无决定性的或是天然的位置。

一旦,这种差别不是像它过去那么清楚,并且表现了一种不可动摇的丢掉它们原来保持的清晰性的趋势的话,那么,它将要迅速的增长。那么一开始就被看做是一个导火索,并且产生了玩笑和嘲笑的东西,现在或需要引起敌意和进攻。

大屠杀,是一个极端的,并且是最可憎恶的恢复秩序的办法,然而,最近的历史以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证明,大屠杀的危险不是虚幻的,大屠杀的行为的爆发不能被排除其可能性——即使,受到普遍的谴责和广泛的反对。

更经常的是,另外一些更加少被憎恶和根本性的方案被选择,一个被最普遍的应用方案之一是隔离。土地上的或精神上的。

多亏他们被告知忍受这个警告的信号,这就是说陌生人无论他们去哪儿,全都被与他居住的土地一起相隔离——即使他们被允许在周围游移,并且他们必须被允许移动,正如他们经常地从事可能的服务性的或是被鄙视的工作,然而这些工作对于本地人来说确实至关重要和不可缺少的。

土地的隔离不完全或者是成为不实际的情况下,精神隔离就变得重要了。对于陌生人的侵犯被局限于严格的商业的交换,社会性接触被避免。

这不意味着上述描述的事实完全被在新的环境中产生。如果互相以陌生人的态度来对待的群体不能够被有效的隔离,然而他们的入侵却仍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减少(使得它显得不重要,所以就是无罪的),这就是所谓隔离的实践——然而它现在需要被修正。

通过衣服的选择,我或许可以欺骗别人很多关于我的真正的信息。我或许把我自己打扮成我不被允许做的那种人,并且逃避社会性的被强加的类型。

授权的证书产生这样一个情况,即这个入口,只要是那些保持是完全的陌生的人,只要他们不能够证明他们自己的身份,这个入口将会拒绝所有的人。识别身份的行为把一个灰色的,不能够识别的陌生种类的,没有见到其脸部的成员变成了一个实体的人,变成一个有脸面的人。

然而我们相信,另一些人运用他们的权利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对我们做了一件类似的事情,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进入被他们所保卫的地方的时候,我们都感到相对的安全。

在那些实际的排他的密封空间中,有一个开放的入口伸展着,在那儿,每一个人,或者几乎每一个人都是陌生人。总体来说,我们试图减少被花费在中介区域中的时间到最小的程度——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的话,我们就排除它。

处于公共场合,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必须担忧,我们的行为将要怎么样来被那些观察我们的人所掌握的印象所影响,只要我们停留在他们的视野之内,我们就必须小心翼翼,我们最能够做的事情是努力保持不要有意识的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美国社会学家埃尔文 高夫曼发现,在一个城市中谋生,在一群陌生人中谋生,成为可能的技术,即使得内部人不注意是最高级的技艺。所谓内部人的不注意是指一组假设,即一个人没有看也没有听,或者是至少提供了一个姿态。

把明显当做陌生人互相对待的事情小心地、精心的回避,这在城市中,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价值观。但是,它也有更少的亲密接触的结果相伴。

距离被用来作为一个聪明的必不可少的反对一个陌生人出现的武器。他就被感到像是一个威胁,或是一个危险的武器,一个人被丢在了人群中,他感到被抛弃到他个人的资源中,一个人感到不被重视、孤单和无所适从。被建立在反对入侵者的私人保护的基础之上的安全感,现在被用来反对孤单。否则,孤单就是一个自私的代价。它和陌生人生活在一起,是一个他

们本人模棱两可的价值观的艺术。

另一方面,大城市中普遍的陌生人的状态,意味着,与有更少的和更加个人化的背景中的另外一些人的有害的和令人烦恼的共存和入侵的情感相通,一个人有权利马虎和糊涂。现在,一个人能够在保持与另外一个人沉默的同时,保持在一个公众的场合下生存。这是一种道德上的不可见性。多亏了内部人的不注意原则的普遍适用,它才得到了应用,它提供了一个在不同条件的不可以相像的自由的空间。只要,内部人的不注意的这个没有见诸于文字上的法则普遍的被遵守,一个人就能够在相对的不陌生的城市的周围移动,压力的分量是小的,并且是秘密的 令人高兴的,所以,是被扩展的。有了它,城市的经验的空间就扩展了,一个城市的设施是一个产生智慧的肥沃土壤,正如德国的社会学家乔治 西蒙所指出的,城市的生活和抽象的思想是共鸣的和同时发展的。抽象的思维是被那些不能够被以它的无数的种类而掌握的城市经历的令人敬畏的丰富内容所助长,即使操纵普遍的概念和种类的能力是生活在一个城市的环境中所必须的,但是,没有抽象思维能力是不可以想象的技巧。

也就是说,这是事情的消极的方面。然而,这里有一个值得称赞的价值,即,有所得,必有所失。与另外一些人的不计其数的好奇心相伴,他们表示同情的兴趣和助人的愿望消失了。通过城市生活的令人高兴的喧闹,它展示了冷血人的冷漠,在很大程度上,社会的入侵是被减少到互换——这正如我们以前看到的——留给参与人冷漠和不负责任的现金链条,并且相互的服务被仅仅以钱的数量所衡量。这紧紧地追随着知识性的 没有情绪的 没有感情的城市人的态度。

在这个过程中被丢失的东西是人际关系中的伦理特点,一个广泛系列的没有道德意义的人际关系,现在成为可能,一个没有被道德的标准评价和判断的行为成为一个规则。

一种人际关系只要它是来源于对于其他人的福利和生活的负责人的感情,那么,它就是道德的。首先,道德的责任感是被无私所区分,它不是来源于对于被惩罚的恐惧,也不是来源于对个人的利益的算计,不是来源于已经被我所标明了的和有法定义务要完成的内在义务,或是来自于一个被提到的人的或许能够提供给我一些有用的东西进行交换,所以,我努力来赢得他或她的好评价的期望,这也不是以另一些人正在做的事情,或以他是某种人为条件的。这种责任感,只要它总的来说是无私的,并且是无条件的,那么,它就是道德的,我对另一些人负责人,仅仅是因为他或她是一个人,所以需要我的责任感,其次,责任感只要在我把它看成是我的平且仅仅是我的时候,这才是道德的,这不能够被谈判,也不能够被从一个人传给另外一个人。我不能够宣扬我自己的责任感,我也根本没有权力来赦免我自己不执行它,这对于另一个人的责任感——对于任何人——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人,并且有一个特别得到的冲动来给他帮助,那么援助的感情就随之而来,这不需要争论 立法或是信任

道德的接近,不像身体的接近那样的纯洁和简单,这是确实被某种责任感所驱动的。然而,在普遍的陌生环境之下,身体的接触是与道德的接触清楚地分开的。这意味着,人们或许现在互相生活或是行动得很接近,并且,互相影响着各自的生活条件,然而却没有道德上的接触,保持忽略了他们行为的道德上的意义,实际上与之相伴的东西或许限制了他们的道德责任感,这将要驱使他们从事道德责任感已经阻止他们做的事情。多亏内部人不注意的规则,陌生人,他们不被当做敌人对待,并且在大部分时间内,逃避了被当做敌人打倒的命运,他们不是一个敌意和攻击的目标。然而,这些陌生人与敌人不同,他们被剥夺了或许仅仅是在道德上的接触才能够提供的保护,这仅仅是从内部的人的不注意到对于另外一些人的需要的道德上的冷漠、不关心和轻视的小小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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