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论文的写法

最重要的是确定主题，根据主题列出写作提纲，根据历史论文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使用所掌握材料，有计划的依次成文。

文章以提纲为构架却不为提纲所割裂，它应是史事完整、气势贯联，浑然一体的一个整体。

写好历史论文要注意以下问题：

(1)力求寓理论于叙述之中，做到史观与史料的有机联系与内在统一。要既防止空洞理论而缺少史实，流于社会学公式，又要防止堆砌史料，无理论分析。更要力避史论、史料两张皮，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引出规律性、找出事物的内部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2)历史逻辑与语言逻辑的统一，历史论文的语言应服务于、服从于历史的真实性。要在保证史实正确、准确的前提下，讲求语法修辞。历史发展有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客观的历史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里，用历史论文或著作表达出来，这就是历史逻辑；体现这个历史逻辑的实践，是通过运用词、句、文章的语言文字手段来完成的。但，“史实真、道理正”占第一位，“文章好”居第二位，要重视历史论文的语言、文辞方面的质量，但不能因词害义，本末倒置。在内容真实丰富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语言文笔的风采。这样，才能成功地达到言以声其心之所得。

(3)文章要通畅、质朴、简洁，在史学文章里，为了能“真实、凝练、生动”地表达人、事，也可以适当地“文白兼用”或所谓“半文半 1

白”。事实上，一点儿“文言”词与词组没有是不可能的。

(4)准确地使用引文，历史论文中出现“引文”是必然的，它使立论可靠，有利于提高文章质量，反映作者知识，认识的深度、广度。但也存在着一个引什么、怎么引的问题。首先，经典作家的教导和革命领导人的重要言论可以引用。再次，现行的法定的历史教科书内容可以引用。因为它是依据最可靠的资料，参考最新研究成果，采用最为公认的论点，使用最规范简洁的文字写成的。对一些非历史作品，指历史小说，X X演义、X X史话之类，它们以历史为素材，为原料，可能有文艺价值及教育意义，但非历史，我们不能随便引用。

(5)历史论文的层次与条理，在一般历史论文中，要注意段落划分，引文形式，注释种类这三点。四、五千字以上的较长历史论文，依史事种类或历史情节的发展，可分为几个大段，加上小标题，使全文结构严整，每题内涵明确。历史论文引文的使用应力求简短、贴切、有份量；恰当地嵌合在整个行文之中，但切忌截头去尾，断章取义。

浅淡唐代以前男子的头巾

历史学系00821041叶丽清

摘要：中国素有“衣冠王国”之称，古代男子的高冠博带，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遐想，饱含古风激荡的韵味。而冠毕竟是一种几乎只有装饰价值和区分等级的头衣，并非所有人都使用，古代男子真正实用的、也是普遍使用的，是一种包裹头发的布帕，即头巾。其见于古书的名称有很多，如幅巾、缣巾、纶巾、葛巾、角巾等等，还有一种韬裹鬓发的巾，称为“帻”。然而，这些头巾到底有什么区别，或其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又与后来唐代盛行的幞头有什么关系呢？本文就围绕古代男子一些常用的头巾样式，简单地阐述了从先秦至唐朝，其发展的不完全的过程，并谈及其在各个时代，尤其是魏晋时的风貌和特色。

关键词：巾 帻 先秦至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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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缘起

《世说新语·雅量》云：

有往来者云：“庾公有东下意。”或谓王公曰：“可潜稍严，以备不虞。”王公曰：“我与元规虽俱王臣，本怀布衣之好。若其欲来，吾角巾还乌衣，何所稍严？”[1]

我们知道，乌衣巷是琅琊王氏的居住地，而王导回乌衣巷为什么要戴角巾呢？这引起了我的注意，通过一些资料的阅读，知道魏晋时期的名士、尤其是隐逸之士多戴角巾，在这里的角巾就象征着王导的隐逸之志。但是角巾与同时期流行的其他头巾式样有什么区别，它又是如何演变而来的，本文试略作探讨。

头巾似乎是一个为人忽略的话题，相关的专著并不多。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以一些出土的文物，如陶俑、画像砖、衣物等为实例，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各种服饰，是服饰研究的典范之作，其中提到了各个朝代的冠与巾，但是有关头巾的部分很少。华梅的《古代服饰》[2]亦是从文物考古这个角度来介绍古代服饰的，还有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3]，两本书展示了很多种式样的巾的图片，中国社科院的管彦波的《中国头饰文化》[4]也简单地阐释了头巾的发展历程。在古代服饰研究领域最有成就的，恐怕要数上海服饰研究所的周汛女士和高春明先生，两人合作著成的《中国古代服饰大观》[5]、《中国古代服饰风俗》[6]及《中国衣冠服饰大典》[7]，可谓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百科全书”。南开大学的杜家骥和阎爱民先生的文章《衣冠与中国古代的礼俗文明略谈》[8]里讲了衣冠与中国礼俗的关系，中国社科院的赵超在论文《冠、帻、编发、扁髻与其他》[9]中也谈及了一部分巾的发展历程。

笔者在参阅上述专著及其相关论文时发现，每本书在谈论同一种式样的巾时，有很大的区别，且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头巾的名词，却没有说明它们的区别和联系。各本书都以时代为划分，分别谈各个时代的头巾式样，关于发展历程不是很明确。本文在参阅上述资料和一些史料，希望对头巾从先秦至唐的发展历程做一个简单梳理，只是笔者不才，关于其中的错漏，敬请谅解。

二、起源与较早的式样——先秦

用巾来束发，是中国的古老传统，说到使用头巾的原由，就必须先来谈谈古人的头发问题。古时无论男女，都是蓄发的。对于史前时期，由于资料稀缺，我们无从考察当时人们的发型，但留长发是比较合理的，长发可以保暖、保护头部。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形成时，留长发有了重要的意义。《孝经·开宗明义章》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10]可见留长发成了对生命和父母的尊重，剪发甚至成了一种刑罚方式。汉九年，赵相贯高预谋杀高祖，被告密后，对贯高的惩罚就是将其“与客孟舒等十余人，皆自髡钳，为王家奴，从来。”[11]剃发即为刑囚，可见头发作为身份和社会地位象征的重要意义。

而头饰的产生，则是因其有御寒遮羞、装饰悦目、便于劳动、区分部族的因素，也有“来自模仿与混同、魇胜与传感的诱因”[12]，我认为，便于劳动是最重要的因素。发展到后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论语》记载，孔子弟子认为 3

管仲不仁，而孔子从尊王攘夷的春秋大义出发，对管仲充分地肯定：“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13]可见披发与束发是夷夏的重要辨别标志。

最初的头巾就是平民裹头的一块布，主要功能是保暖和防护，还有就是在劳作时，将头发裹起来便于行动。《玉篇·巾部》：“巾，配巾也，本以拭物，后人着之于头。”[14]庶人早期所用的巾，又兼作擦汗之布，一物两用。

巾后来成了官庶的一种标识。大约从周代起，男子到二十岁要举行冠礼，古人对冠礼十分重视，根据《周礼》的记载：士以上的尊者可以戴冠，平民只可以裹一块巾帕。[15]汉刘熙的《释名·释首饰》解释为“巾，谨也。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当自谨修四教也。”而士以上者有冠而无巾。从此，裹头巾成了庶民的象征。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些由头巾颜色而产生的人群的代称。《战国策·魏策》：“今窃闻大王之卒，武力二十余万，苍头二千万。”[16]《史记·苏秦列传》中有“苍头二十万”的记载，注云：《索隐》谓以青巾裹头，以异于众。荀卿“魏有苍头二十万”是也。[17]魏国平民用青色的头巾，因而被称之为苍头。还有，《礼记·祭文中提到“黔首”，唐代学者孔颖达解释道：“黔谓黑也，凡人以黑巾覆头，故谓之黔首。”[18]后来的秦朝，信五行之说，尚水德，对应的颜色是黑色，百姓也裹黑色的头巾，因而“更名曰‘黔首’”[19]

关于包发髻的“巾”的发展，这里就告一段落。至于“帻”，此时还未产生，《后汉书·舆服志下》：“古者有冠无帻，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物。故《诗》曰‘有頍者弁’，此之谓也。”[20]其中的《诗》指的是《诗经·小雅》中的《頍弁》，从中可以看出“頍”是一种用来包围头发，使冠固定住的布条，类似帽箍，与后来的帻用法相同，是包裹鬓发之布。因而，頍并非是一般平民所使用的，有冠者才服用頍。頍压束在头发上有特殊的功能，古人讲求礼教，要求头发整齐，没有乱发露出。此时的戴冠者不戴头巾，用頍可以将两鬓的乱发束起。

头巾在先秦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平民的象征，它的确是一种方便、实用的东西，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先秦的头巾的发展，为中国古代千年的头巾范式奠定了基础，也让头巾成为中国的一种独特文化。

三、头巾的“平民时代”与转变——秦汉

秦代时，头巾仍然是平民的象征。在上一部分已经提过秦朝称百姓为“黔首”的原因就是始皇规定百姓戴黑色头巾。这时的巾通常以缣帛为之，裁成方形，长宽与布幅相等，使用时包裹发髻，系结于颅后或额前，[21]因此，也称之为幅巾。《后汉书·舆服志下》的“帻”字条中有“秦雄诸侯，乃加其武将首饰为绛袙，以表贵贱”[22]在比较一些资料后笔者认为，这里的“绛袙”起到的作用就如同以前的頍，用来韬裹鬓发，使头发不下垂，在行兵打仗时较为方便。[23]这一做法，开启了冠帻同时使用的先例。

帻在汉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冠礼以后“卑贱执事不冠者”则戴帻[24]。《后汉书·舆服志下》云：

汉兴，续其颜，却摞之，施巾连题，却覆之，今丧帻是其制也。帻者，赜也，头首严赜也。至孝文乃高颜题，续之为耳，崇其巾为屋，合后施收，上下群臣贵 4

贱皆服之。文者长耳，武者短耳，称其冠也。尚书帻收，方三寸，名曰纳言，示以忠正，显近职也。迎气五郊，各如其色，从章服也。皁衣群吏春服青帻，立夏乃止，助微顺气，尊其方也。武吏常赤帻，成其威也。未冠童子帻无屋者，示未成人也。入学小童帻也句卷屋者，示尚幼少，未远冒也。丧帻却摞，反本礼也。升数如冠，与冠偕也。期丧起耳有收，素帻亦如之，礼轻重有制，变除从渐，文也。[25]

“颜题”即一块覆在额头上的头巾，由上文可以得出，汉初的时候，在秦的绛袙上增加了颜题，并加上巾连颜题一同覆盖。孝文帝的时候增高其颜题，是巾的顶端部分隆起，其造型似尖角的屋顶，又被称为“介帻”。并增加了两侧的护耳，耳还有长耳、短耳之分。可见，这时的帻已经发展成了与帽子接近的，亦用来包裹发髻的头衣了。《方言》曰“覆髻谓之帻，或谓之承露”[26]就是说这时的帻，与裹头的巾差别已经不大了。

这时的戴冠者通常先用帻来裹发，再带上冠，帻起了固定头发和固定冠的双重作用。而且，冠和帻的搭配、文官和武官用帻的区别，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后汉书·舆服志下》注引《晋公卿礼秩》，曰“太傅、司空、司徒着进贤三梁冠，黑介帻”[27]“大司马、将军、尉、骠骑、车骑、卫军、诸大将军开府从公者，武冠，平上帻。”[28]《晋书·舆服志》：“《汉注》曰：冠进贤者宜长耳，今介帻也。冠惠文者宜短耳，今平上帻也。始时各随所宜，遂因冠为别。”[29]即文官使用与进贤冠相配的长耳的介帻，武官使用与惠文冠相配的短耳的平上帻。

一些官员甚至皇帝，在平时不上朝时，有的也只用帻裹头，不服用冠。“成帝鸿嘉、永始之间，好为微行出游，选从期门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余，少五六人，皆白衣袒帻。”师古注曰：“袒帻，不加上冠。”[30]

而这时的平民百姓之戴帻而无冠，仆役多戴绿帻，《汉书·鲍宣传》的注中孟康曰：“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阴类，故以黑为号。汉名奴为苍头，非纯黑，以别于良人也。诸给殿中者所居为庐，苍头侍从因呼为庐儿。”[31]又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讲汉武到馆陶公主的家中，馆陶公主引荐董偃，“董君绿帻傅韝”，“因叩头谢，上为之起。有诏赐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进觞。当是时，董君见尊不名，称为‘主人翁’，饮大欢乐。主乃请赐将军列侯从官金钱杂缯各有数。于是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32]

汉代时，上层人士所戴头巾全用黑色的巾子，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帻，可能是沿袭秦代官服黑色的习惯。在汉代，戴白色的头巾是官员被免职以后的象征，地位低下的平民也用白色的巾子。《汉书》中记载“朱博皆斥罢诸病吏，白巾走出府门”[33]

后来，帻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也不仅限于平民，统治者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元帝额有壮发，不欲使人见，始进帻服之，群臣皆随焉。然尚无巾，故言‘王莽秃，帻施屋’。”[34]即汉元帝前额的头发特别厚，而这被认为是不聪明的表现，因而用帻将头裹住。王莽是秃头，怕人笑话，有失威严，也用帻将头裹住。由此还可以看出，帻也是用来包裹头发的了，而不仅限于使鬓发向上服 5

帖与头上。

汉代除了帻，在民间还流行一种称之为“帩头”或“络头”的包头巾。《方言》云：“络头，帞头也。??自关以西，秦、晋之郊曰络头，南楚、江、湘之间曰帞头，自河以北，赵、魏之间曰幧头。”[35]《乐府诗集·日出东南隅行》:“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帩头。”[36]可见在年轻人心目中，认为包头比戴帽更活泼、美观，更容易引起罗敷姑娘的注意。[37]

幅巾依旧多为下层百姓戴，《后汉书·韩康传》记载：（韩康）至亭，亭长以韩征君当过，方发人牛修道桥。及见康柴车幅巾，以为田叟也，使夺其牛。[38]这个片段充分说明了戴幅巾者的地位身份低下，因而亭长才会对其无礼。但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刚才已经提及的一些平时闲居的高冠，也喜欢裹幅巾。还有就是一些生活恬淡的隐逸人士，也多过幅巾。《后汉书·法真传》记“（法真）性恬静寡欲，不交人间事。太守请见之，真乃幅巾诣谒”[39]

东汉末年，巾在社会上层流行起来，原因我想有三点。第一是统治者的影响，前文提到过元帝和王莽使用的帻，其实就是一种裹头的巾，与幅巾已经很相似。第二是由于东汉末年的战乱，裹头巾比戴冠更适合乱世的纷纭战事。在著名的官渡之战中，袁绍使其长子袁谭趁曹操公淳子琼之际派高览、张郃进攻曹营，失败后高览、张郃归曹，绍军大溃，于是“绍与谭等幅巾乘马，与八百骑度河，至黎阳北岸，入其将军蒋义渠营。”[40]在战乱中，连袁绍这样的一方诸侯，也来不及戴冠，就仓皇逃走。头巾流行的第三个原因，就应该是名士及上层王公的影响了。《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裴松之注引《傅子》：“汉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钧之徒，虽为将帅，皆著缣巾。”[41]缣巾就是用缣帛做成的幅巾，这里颇受喜爱的原因还是因为扎头巾比较方便。还有一些名士，认为头巾轻便且颇具风格，也喜爱之戴头巾。东汉灵帝末年解除党锢之禁，何进有意征辟郑玄，郑玄不得已而进见，何进对其礼待甚优，而郑玄“玄不受朝服，而以幅中见。一宿逃去”[42]。东汉的“清议”之风、世家大族的兴起、太学生的增多，导致了社会上对名流的崇拜，如善于褒贬人物的郭泰（字林宗）就备受推崇。《后汉书·郭太[43]传》记载他裹巾外出，“尝于陈梁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44]。“林宗巾”亦谓之角巾，后来在魏晋时广泛流行。

秦汉时期的头巾发展，有一个自下层到上层的趋势，也有一个从大一统王朝的绝对统一到多样化的趋势。头巾式样的增多，服用头巾者的范围增广，是这个时期的发展特点。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帻已经由最初的包裹鬓发的布条，演变成为一种帽子似的、能够包裹整个头顶的头巾。后来有时候往往巾帻合称，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的注引《曹瞒传》说“（太祖曹操）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45]，就是巾帻并称的例证。

四、头巾的“士族化”与精神象征——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北民南迁加快了民族融合， 6

头巾的样式必然会受到影响而产生变化。而本文并不叙及此，为了突出秦汉以来的头巾样式在这个时期的新发展，即广泛流行，尤其是备受士族文人青睐，本文就只谈在史料中长出现的三种头巾——葛巾、纶巾、角巾。

先来谈谈这个时期的审美文化，魏晋之际的审美文化的鲜明姿态就是“面对个体与社会、自然与名教、情与理的尖锐时代性冲突，将东汉中晚期懵懂的新趋向，即审美文化由内而外、由伦理而性情、由名教而自然的变折，变成了一种历史的自觉，一种时代的主潮”[46]玄学兴起，个人向自我、人性的回归，对名教、伦常的疏淡，凝成了“自我超越”[47]的时代主题。而东晋南朝更加深化了这一主题，可视为“心灵激荡”[48]的时代。这个时期的一面是士族门阀的兴盛，而另一方面，是一些文人扬弃官场，隐逸园田的风气。因而，头巾一方面在士族中流行，一些头巾也成了隐逸的象征。虽然笔者将其归纳为头巾的“士族化”时代，也深知其不够恰当。头巾比起冠来，更为轻便、自然，深受一些洒脱之士的喜爱。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的砖刻画，[49]其中四人裹着头巾，无一人戴冠。

葛巾是用葛藤为原料加工而成的头巾，质地较硬，透气性好。[50]据笔者查到的资料来看，葛巾多为下层平民和隐者服用。东晋陶渊明“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着之”[51]他随意摘下头上的葛巾，又漫不经心地戴上，细细斟酌杯中的美酒，“若复为快饮，空负头上巾”[52]。这样的做法，更显得他闲适的生活情趣。相似的还有：西晋永嘉五年洛阳沦陷后，郭文隐居山林，“恒著鹿裘葛巾，不饮酒食肉，区种菽麦，采竹叶木实，贸盐以自供”[53]；北齐太常和骠骑将军的李元忠常常“坐树下，葛巾拥被，对壶独酌”[54]，都颇具隐者之风。曹操也曾著葛巾微服私行造访周瑜，《三国志》注引《江表传》曰：“初曹公闻瑜年少有美才，谓可游说动也，乃密下扬州，遣九江蒋干往见瑜。干有仪容，以才辩见称，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诣瑜。”[55]但一些上层人士也著葛巾。《世说新语·巧艺》里有以个关于魏文帝的故事：

弹棋始自魏宫内，用妆奁戏。文帝于此戏特妙，用手巾角拂之，无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为之。客着葛巾，低头以葛巾角撇棋，妙愈于帝。[56]

我们可以看出，葛巾是一种有角的头巾，更重要的是这个戴着角巾的人能够与文帝一同弹棋，且毫不相让，说明这人的地位一定不会低下。因而，葛巾也为上层人所戴。

纶巾是一种用较粗的丝带编制而成的头巾，质地厚实，适合保暖，多用于秋冬。[57]最让人觉得熟悉的莫过于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里的纶巾究竟指诸葛亮还是周瑜，本文不作考证，可见纶巾颇有名士风度的象征。《三才图会·衣服》称：“诸葛巾，此名纶巾。诸葛武侯尝服纶巾，指挥军事，正此巾也，因其人而名之。”[58]谢安的弟弟谢万喜爱戴纶巾，被召为抚军从事中郎后，“着白纶巾，鹤氅裘，履版而前。既见，与帝共谈移日”[59]，《世说新语》中也有相关的故事。[60]

在本文开头就已经提到的角巾，更可谓是一种隐者的象征。角巾即为“林宗 7

巾”，在魏晋时特别流行。《晋书·羊祜传》中记载羊祜“尝与从弟琇书曰：‘既定边事，当角巾东路，归故里，为容棺之墟。’”[61]戴角巾成了退隐归故里的象征。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宋书》中记载徐佩之与王韶之、程道惠欲令傅亮作诏诛杀谢晦，傅亮答道：“己等三人，同受顾命，岂可相残戮。若诸君果行此事，便当角巾步出掖门耳。”[62]隐逸者戴角巾，我想和郭泰应该有着密切的关系，隐逸的人士重人品，他们隐居就是为了保持清高独立的人格。

魏晋南北朝时的头巾，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的象征，而这种象征，正是在士族文化兴盛的时代发生的。这个时代，华丽的高冠已丧失了它的魅力，而轻便的头巾才适合这个寻找自我、寻找自然的时代。

五、总结与后续——唐朝幞头的来源的小议

通过以上简单的关于唐代以前头巾的发展历程，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头巾作为一种为生活提供方便的东西产生，在中国古代等级社会经历了由最初的全民用之束发，到下层平民的标志，再到全社会普遍流行的过程。第一次变化是由于周朝礼制的确立，使社会各层人有明确的分界；第二次变化是由于头巾本身的功能，当上层人只戴冠时，发现其并不方便使用，因为冠仅仅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因此，头巾就渐渐普及，且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普及，且在不同时代有了不同的风貌与象征。

有关头巾在古代的称呼很多，笔者也无从去一一考证各种名称的头巾的样式与区别，如《三国志·吴书》注引《江表传》中孙策的话：“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尝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63]其中出现了“帕头”这一名词，这与帩头大致是一样的，本文只叙及一些史书中长出现的式样。

之后，准确地说应该是在北朝，头巾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后来唐朝流行的幞头，也与之有密切的关系。宋人的《云麓漫抄》中称“幞头之制本曰巾，古亦曰折，??晋宋曰幕后，（北）周武帝裁出四脚，名曰幞头，遂日就头裹之，又名折上巾”[64]，沈括的《梦溪笔谈》中介绍了其具体的戴法：“幞头一谓之四脚，及四带也，二带系脑后垂之，二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65]在《北史》《周书》中有“折角巾”的说法，[66]即武帝改造的头巾。但是在任怀晟《影视服装中的幞头设计勘误试析——再议唐代幞头起源》中，认为幞头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鲜卑的浑脱帽发展而来的，他认为《梦溪笔谈》中的“四带”的幞头与后周武帝所创就垂两脚的幞头大不相同。还有孙机在《幞头的产生和演变》中也举例论证了幞头是由鲜卑帽演变而来的。课堂上阎老师在讲到浑脱帽时，也提及它后面的两脚与后来的乌纱帽（幞头演变而成的）有关系。但是，在对资料进行比较时，我还是更倾向于幞头是由幅巾演变而来的一说，于是匆匆加了这一部分的议论，因为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唐代以前的头巾变化情况，在这里就不多加议论。 初写论文，言语不精，文笔拙劣，见笑于大方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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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万起、刘尚慈：《世说新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xx年，第323页。 [2]华梅：《古代服饰》，北京：文物出版社，20xx年。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xx年。 [4]管彦波：《中国头饰文化》，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xx年。 周汛、高春明：《中国古代服饰大观》，重庆：重庆出版社，19xx年。 周汛、高春明：《中国古代服饰风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xx年。 周汛、高春明：《中国衣冠服饰大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xx年。 杜家冀、阎爱民：《衣冠与汇总过古代的礼俗文明略谈》，载《历史教学》，20xx年第2期，第73页— 75页。 赵超：《冠、帻、编发、扁髻与其他》，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xx年2月，第66页—第73页。 《孝经》卷一《开宗明义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xx年，第1页。 [11]《史记》卷八十九《张耳陈馀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xx年，第2584页。 管彦波：《中国头饰文化》，第1页。 《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七《宪问》，北京：中华书局，19xx年，第153页。 [14]周汛、高春明：《中国衣冠服饰大典》， 第97页。 周汛、高春明：《中国古代服饰大观》，第27页。 [16]《战国策》卷二十二《魏策一·苏子为赵合纵说魏王》，济南：齐鲁出版社，20xx年，第246页。 《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第2255页 [18]周汛、高春明：《中国古代服饰大观》，第27页。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9页。 《后汉书》卷一二〇《舆服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xx年，第3670页。 周汛、高春明：《中国衣冠服饰大典》，第97页。 《后汉书》卷一二〇《舆服志下》，第3670页。 [23]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第79页。管彦波：《中国头饰文化》，第119页。周汛、高春明：《中国古代服饰风俗》，第43页。 《后汉书》卷一二〇《舆服志下》，第3671页。 [25]同上。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第9页 《后汉书》卷一二〇《舆服志下》，第3666.页。 [28]同上，第3668页。 《晋书》卷二十五《舆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xx年，第770页。 [30]《汉书》卷二十七中之上《五行志中之上》，北京：中华书局，19xx年，第1368页。 《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鲍宣传》，第3089页。 《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第2855页。 [33]《汉书》卷八十三《薛宣朱博传·朱博传》，第3400页。 《后汉书》卷一二〇《舆服下》，第3671页。 [35]华学诚：《扬雄方言校释汇证》，北京：中华书局，20xx年，第561页。 曹道衡：《两汉诗选》，北京：中华书局，20xx年，第32页。 孙机：《幞头的产生和演变》，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9期。 [38]《后汉书》卷八十三《逸民列传·韩康传》，第2771页 《后汉书》卷八十三《逸民列传·法真传》，第2774页。 《后汉书》卷七十四上《袁绍刘表列传上》，第24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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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xx年，第54页。 《后汉书》卷三十五《张曹郑列传·郑玄传》，第1208页。 [43]即郭泰，范晔父名“泰”，避其父讳，改为“太”。 《后汉书》卷六十八《郭符许列传·郭太传》，第2225页。 [45]《三国志》卷一《武帝纪》，第54页。 仪平策：《中国审美文化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xx年，第336页。 [47]同上，第337页。 同上，第373页。 [49]图片参考于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xx年，第195页。 周汛、高春明：《中国古代服饰大观》，第29页。 《宋书》卷九十三《隐逸传·陶潜传》，北京：中华书局，19xx年，第2288页。 [52]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二十》，选自丁福保：《全汉三国魏晋南北朝诗·全晋诗卷六》，北京：中华书局，

19xx年，第474页。 [53]《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传·郭文传》，第2440页。 《北史》卷三十三《李灵传附显甫子元忠传》，北京：中华书局，19xx年，第1204页。 [55]《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第1265页。 张望起刘尚慈：《世说新语译注》，第699页。 周汛、高春明：《中国古代服饰大观》，第28页。 [58]周汛、高春明 ：《中国古代服饰风俗》，第82页。 《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附第万传》，第2086页。 张望起 刘尚慈：《世说新语译注》，第769页。 《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第1020页。 《宋书》卷四十三《徐羡之附兄子佩之传》，第1335页。 [63]《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策传》，第1109页。 《云麓漫抄》卷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xx年，第39页。 摘于任怀晟：《影视服装中的幞头设计勘误试析——再议唐代幞头的起源》，载于《电影评介》，20xx年第13期。 《北史》卷一〇《高祖武帝纪》，第371页；《周书》卷六《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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