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解决“三农”问题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 十六大报告把解决“三农”问题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对全面繁荣农村经济作了重要部署。贯彻十六大精神,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除了经济工作本身之外,还应围绕这个中心,做好多方面的工作。本文仅就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人才队伍建设,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以及转变政府职能、工作方式等问题谈谈粗浅的看法。

一、加强农村人才队伍建设

邓小平在19xx年视察南方时曾经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这一科学论断,指明了人才问题的重要性。农村经济要加快发展,工作千头万绪,而关键在于人才,在于培养造就一支合格的村组干部队伍和专业技术人员队伍。

1．要建设一支合格的村组干部队伍

在发展农村经济中,村组干部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要身体力行,率先劳动致富,而且要带领本村组居民奔小康;不仅要致力于发展集体经济,还要办好学校,抓好社会治安和计划生育,处理好村民中经常发生的种种矛盾,完成上级交给的方方面面的任务。村组干部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因而应具备较高的文化思想素质和较强的工作能力。现实的情况怎么样呢?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乡村,村组干部队伍中有相当数量的人不合格或不大合格。一是文化素质和工作能力较差,甚至存在着由文盲、半文盲担任村组干部的现象。二是工作缺乏主动性,遇事推诿,得过且过;有的甚至欺压村民,索贿受贿,侵占集体财物。三是年龄偏大,身体素质较差。凡此种种,迫切要求加强村组干部队伍的建设。在建设合格的村组干部队伍中,目前突出的问题,一是农村人才较为缺乏;二是素质较高、能力较强的村民大多都乐于出外经工务商或在家埋头致富,而不愿当村组干部。

针对上述问题,当前应着重做好以下工作:一是选派县和乡镇党政机关中的工作人员、富余干部到村支部、村委会任职,保留他们原有的级别、待遇,任职期满之后另行安排工作,优秀者可优先提拔使用。二是在大中专毕业生分配中,选拔优秀青年依程序进入公务员队伍,再派遣到村组任职。既为村组干部增加了生机与活力,也为乡镇干部队伍培养了后备力量。三是从农村中学毕业生、复员军人、外出经工务商人员中挑选人才,经考试进入市、县级党校学习,在取得大中专学历后派回本地工作。四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适当提高村组干部的经济待遇,重奖

有突出贡献者,对有特殊困难的优秀干部给予较多的补贴或救济,并对村组干部的工作更多地给予理解和支持。这样,既可以调动现有村组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也有利于吸引优秀人才进入村组干部队伍。

2．要重视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的建设

目前,除少数发达地区外,农村普遍存在着专业技术人员奇缺的问题,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没有科技人员的指导、示范,调整农业结构就难以收到实效;没有懂技术、会管理的人才参与,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就难以兴办,也难以办好。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

建设农村专业技术人员队伍,首先,要从长远上看问题,要抓好基础性的工作,即普及义务教育。现在,农村中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未读完初中,即辍学务农或外出打工,这种状况是令人担忧的。建议各级政府及教育部门对此进行认真的明察暗访,弄清问题的真实性、严重性,研究制定对策,加大对义务教育法的执法力度。其次,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扩大大中专农林院校的办学规模,增加招生人数;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完善毕业生的分配制度。再次,做好成年农民的职业技术培训工作。建议由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各类非营利性的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班;组织专家到农村义务咨询。同时,切实抓好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工作;办好广播电视中的专题讲座节目,让农民少花钱而得到实惠。最后,鼓励城市里的专业技术人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领办农产品加工企业,领办农场、林场、牧场、果园等,在发展农村事业中使自己也得到发展。在这方面,政府应制定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并对先进典型予以大力表彰和重奖。

二、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和法制建设

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和法制建设,实现农村政治文明,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任务,又是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保证。因为这个方面的工作搞好了,才能形成良好的农村社会秩序,实现农村政治稳定,使农民安居乐业,从而也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反之,忽视民主与法制建设,则必然滋生并激化种种矛盾,造成人际关系、尤其是干群关系紧张,上访、闹事不断,社会治安状况恶化,从而干扰和破坏农业生产、农村建设。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我国农村的基层民主制度是村民民主自治。实行这一制度,要求在实践中努力做到:村组干部由村民选举产生;重大问题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制定村规民约以实现村民自我管理;村务公开以加强村民监督。实践证明,搞好村

民自治可以保证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培养他们的主人翁意识,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可以避免因个别人或少数人盲目决策而造成对农村建设的破坏和损失;可以使干部被置于严格的群众监督之下,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可以密切村民与村组干部、与基层党委和政府的关系,实现政通人和。一句话,搞好村民自治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为了切实搞好村民民主自治,各级、尤其是乡镇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这方面工作的领导,要围绕选人、议事、监督这三个关键问题办好各种具体事情。一是在民主选举方面,要不断完善选举方法和形式,保障村民选举权的充分实现,能够把真正的人民公仆推选到村组干部的岗位上来。二是在民主决策方面,要克服“干部说了算,村民照着干”的现象,建立村民大会、村民代表会议制度,重大事务让村民登上议事堂,出谋划策,集体拍板。三是在民主监督方面,村务公开是农民行使监督权的有效途径,应当尽快地、普遍地加以推行,它既能给群众一个明白,又能还干部一个清白。在实行村民民主自治中,目前应特别重视村务公开这项工作。许多地方发生的集体上访、闹事甚至恶性事件,都与村务不公开、特别是财务不公开有关系。为什么不公开呢?有的是不想公开,村组干部或是没有认识到公开的必要性,认为无关紧要;或是怕麻烦,怕解释不清。也有的是不愿意公开,迎来送往,公款吃喝,公款送礼,等等,时下已成为一些地方的惯例,如果把这些费用公布出来,既惹怒村民,也得罪四面八方。还有的是不敢公开,有些村组财务管理混乱,干部本身存在着贪污挪用公款、侵占集体财物的问题,一旦公开,则要受到查办。因此,乡镇党委要加强村务公开的监督、检查,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这方面的工作制度并坚持加以执行。

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仅要加强基层民主建设,而且要加强法制建设。目前在农村一些地方,村民对某些干部的专制腐败行为缺乏约束力,甚至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另一方面,干部对某些村民的无政府主义行为也缺乏有力手段来约束,村组干部挨骂挨打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农民抗工不出、抗粮不卖、抗款不缴,而基层司法机关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给村干部合法的协助,使村干部工作难度很大。这种现象虽然不是普遍的,但影响极坏,若不依法制裁,后果堪忧。

法制是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基本、最有效的方法,也是处理社会矛盾的最基本、最有效的方法。这些年来,我国农村基层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许多法律、法规已制定出来,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现在的题是,怎样使这些法律法规在现实生活中更好地得到执行,以法律为手段,建立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双向约束机制。一方面,对那些危害群众利益、胡作非为的干部要依

法加以制裁;另一方面,对那些拒不服从管理、捣乱破坏的村民也要依法加以制裁。否则,就无法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当前特别要注意理顺基层司法机关与乡镇政府、村民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基层司法机关在维护农村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要认真贯彻实施村民自治法规,通过建立乡规民约、村规民约,加快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步伐。

三、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和工作方式

这些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职能和工作方式的转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方面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尤其在农村乡镇一级,不少地方的党委、政府至今仍然是包揽一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情。甚至农民种养什么、种养多少、怎么种养,都要由乡镇领导、驻村干部说了算。农民倘若不听,轻者批评,重者处罚。还有一些涉农部门强行向农民推销农药、化肥、种子等,农民不愿意买而又不能不买,出现强行服务、半推半就的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未能得到保障,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乡镇政府因事用人,必然造成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形成干部队伍“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给农民带来了沉重负担。

要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和工作方式。乡镇政府在农村经济工作中,要从包揽一切具体事务转变到宏观管理上来,更多地做好引导、服务工作和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更多的为农民做好事、做实事。同时,要跳出传统的就经济论经济的思路,围绕经济工作这个中心,抓好人才队伍和精神文明建设,抓好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以保证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湖北老河口市某镇就是一个好的典型。近些年来,镇党委和政府在坚持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同时,三个文明一起抓。经济工作中又特别重视发展集体经济。在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基础上,该镇办起了油厂、米厂、自来水厂、建筑公司、水泥厂等企业,收到了较好的效益,并且带动了村办企业的发展,各村纷纷办厂、挖鱼池、建果园,等等。现在,这里的农民比较富裕,许多农户家盖有楼房,用上了自来水、程控电话和有线电视。村里不仅不向农民乱收费,还从村办企业收益中拿出钱来扶持农民。如由集体支付家畜、家禽防疫费,部分农药种子款及学校绿化达标费,减免学生学杂费,为小学教师发放补贴等。经济的繁荣,为文化的发展、农村稳定奠定了基础,这里从未发生过群众闹事的现象,干群关系融洽,一片文明祥和气象。形式主义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大敌,农民对此深恶痛绝,怨声载道,必须尽快加以克服。突出的问题是,现在的

文件多、会议多、检查多、评比多,而有些检查评比活动是不必要的,甚至是劳民伤财的。某地有个村在麦收大忙季节,为了迎接市县的检查,不得不连夜组织劳动力,将堆放在路边、根本不影响交通的麦垛搬走,仅此一项,村集体支付劳务费6000多元,相当于一个村支书几年的工资。当然,这笔钱最终还是由农民负担。再比如,在村办小学的建设上,一些乡镇为了达标,强求村里把完好的平房拆掉,盖起新的楼房。由于缺乏经济实力,使新建的楼房没有质量保证,甚至不如原有的平房那么实用,而且也使不少村背上了新的债务。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应当引起重视并加以解决。

要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还必须坚决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之类的现象。在湖北某县一个落后的镇,三任党委书记因有各自的政绩工程而先后升迁,但给农民留下了沉重的集体债务。一位书记是盲目决策,命令各村、组兴办集体养猪场,为此圈地、建房、举债,但因经营管理不善而一个个倒闭;再一位书记是强求各村大搞果园,又因品种差、缺乏技术人才而失败;还有一位书记则在进入该镇的公路旁边建造葡萄基地,由各村出资,搞大集体,尚未进入生产期就跨了台。对于这些问题,广大农民看在眼里,气在心里,却又无法抵制,从而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与农民群众的关系,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当然,问题是出现在基层,但根子还在上边。乡镇以上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都应当进行反思,检查一下自身有没有这个方面的责任,并找到解决此类问题的正确办法。不然的话,繁荣农村经济就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

 

第二篇：3000字我国经济建设议案论文

伴随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的政府职能转变蕴含着两种类型：一是改变管理方式和手段，政府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主体组织的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二是政府退出作为经济资源配置主体的地位，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以社会事业为中心，GDP、财税增值率等并不成为考核政府政绩的直接指标，相反，过去未引起高度重视的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项目，如安全、就业、保障、环保等成为评判政府业绩的主要尺度，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念得以真正贯彻。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职能的转变基本上属于第一种类型。转变的重点是：政府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过程中，积极引进市场机制，并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同时，改变政府运作经济的方式，即从直接管理为主转向间接管理为主。由于这一转变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因而带来了国家面貌的显著变化。然而，即使是第一种类型的政府职能转变，也不能估计得太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转变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只是处于启动阶段。从主观上看，观念的转变明显滞后。如果不是仅仅看宣传口号，而是深入体验上下群体文化，在一些地区，不仅计划经济的观念、行为方式，而且封建意识、积习依然根深蒂固。从客观上看，企业素质差、市场欠发育、适应市场经济的管理人才严重缺乏等等，可谓政府职能转变步履艰难。因此，总体而言，第一种类型的政府职能转变目前还是我国政府改革的艰巨任务，政府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之一的角色在大部分地区暂时还难以根本改变。

着眼于经济运行的现实，目前政府转变职能应更多地表现为分阶段的理性退出。即：(1)退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2)退出经营性投资主体地位；(3)退出消费采购者身份(政府采购通过市场组织实现)；(4)退出产业调节者角色等。目前，以上四种退出尽管总体上均不尽如人意，但相比较而言，第一、二种退出力度较大，并且在不断深化和规范。第三种退出也在逐步推进。如国务院已颁布《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决定》，明确提出，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即使是对投资项目的审批，也明确规定：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困难最大的是第四种退出，现在总体上还未提到议事日程。客观而言，这里体现着如前所述的发展阶段制约，目前若各级政府均退出产业调控极易导致经济发展受到影响甚至衰退的后果。 三、“又好又快”发展的文化生态

无论是适度、持续的增长，还是产业升级和制度创新，从更深层次去观察，均离不开文化的重塑，这至少包涵：理性文明的消费文化；激励、支撑的产业升级文化；促进改革的制度文化。

1.理性文明的消费文化。自19xx年以来我国历次宏观调控过程中，反复强调着一个要求或目标：扩大最终消费需求。这至少发出两个信号：一是决策层已将立足于内需，尤其是立足于消费需求作为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根本的战略；二是“消费不足”已经成为困扰经济发展的顽症。

“消费不足”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导致的因素无疑是多方面的，可从经济制度构建、经济政策设计去寻思对策，但文化影响更为深层。制约消费的文化影响至少体现在信仰影响、人文影响、时尚影响、变迁影响、节俭影响和情绪影响6个方面：

消费支出中的信仰影响具有普遍性。信仰是社会稳定发展的伴生物。从百姓的视角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也愈来愈高，其中就内含着信仰支出提升的趋势。因此，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信仰消费始终是增量，在这里，若消费不足只是表明缺乏科学引领。人文影响主要表现为受人的自身素质提高和传统文化以及普适性人文关怀制约所派生的消费行为。首先，社会发展对人的素质提出愈来愈高的要求，其中文化素养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不仅在教育孩子过程中更加注重文化支出，培养人文情操，自身在生活工作中也逐渐增加文化消费，并将此视为提高生活质量之必需。其次，传统文化被视为民族精神和道德传承愈来愈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如民族风俗消费等。此外，随着文明水平的提高，社会人文关怀的消费支出也不断上升，包括在社会慈善、扶贫、帮学等各种捐助过程中日益增长的各类消费。时尚消费是一定社会群体相对稳定的消费倾向。消费中的时尚实质上是一种精神现象，因而时尚消费归根到底是文化消费。时尚消费一般具有审美性、跟从性和弃旧性特征。审美性展示对消费美感的创建和引领，如着装中的“款式”变动与人们对美的追求息息相关。在这里，着装样式实际上成为一种价值符号，既体现时代对美的理念赋予的新内涵，又展示人们在生活中对美的创造行为，因而是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跟从性是指时尚消费群体中存在着不具有独立审美意识和自我审美标准的人们，他们的时尚消费是“随行

就市的”。弃旧性是时尚消费标志性特征。时尚只有在弃旧中才能得以体现。时尚性消费总是使特定时空中的消费品成为“过时”，并使其价格明显下降。与此同时，新一轮的时尚消费物予以替代。变迁影响是指随着消费水平、消费层次普遍提高而产生的消费压力

2.激励、支撑的产业升级文化。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升级是否需要特定的文化生态？这往往是经济学人忽略的。其实，支撑产业升级的文化生态至少涉及民族精神、知识产权观念、品牌意识等。这里仅就民族精神作些讨论。

民族情结、国家意识，这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具有的精神现象，对于无国家意识或相反者至少被认为是另类。当然，极端的民族主义从本质上看也是对理性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的背叛。因此，这里存在着介于两种极端意识(国家、民族冷漠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之间的理性国家与民族精神。这种精神至少包括以下特征：其一，具有爱国主义的激情。说到底，激情来自于发自内心深处的“爱”，它警示劣根，但包容不足；它期盼国家、民族能融入世界文明，能在世界文明前进的进程中步步赶上甚至走向前列，并能为此而牺牲自我。其二，在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前提下，选择符合法制，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判断和行为举措。

所谓群体意识，即指对于某种行为的判断并非是个别现象，而是被多数人甚至是绝大多数人认同。认为某种行为方式发生对于维护国家、民族利益总体上是有益的、必须的，即使在特定时期民众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因此，就爱国主义、民族精神而言，判断是否属于肯定的领域，有无群体意识特征是重要的标志。 时代性往往与国家意识、民族精神表现形式相联系，如封建社会的时代性通常表现为反抗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农民起义反抗封建统治。当资本主义的列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通过经济行为表现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成为主要状态，如贸易保护、国内主要产业和市场保护等。与此同时，民众自发地通过消费选择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逐渐成为重要的形式，尤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在国际竞争中常常居弱势，爱国的民族情结与经济活动、产业发展更加紧密地相连也在情理之中。

3.促进改革的制度文化。转变政府职能固然是推进改革的先决条件，但不是改革的最后目标，深化改革的重点就在于真正建立并能予以实施的一系列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然而，无论是制度的建立，还是制度的实施均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以现代企业制度为例，之所以自19xx年提出，历经15年艰苦探索，至今依然不能到位，重要根源之一就是深层的文化障碍。以公司制为典型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并非土生土长于中国，而是起源于欧美。1600年建立的东印度公司是其最早的组织形态。出资人在外，依靠职业经理人代理经营所依托的文化只能是法治文化、公开透明文化以及诚信文化等。恰恰是这种制度文化在我国确立十分艰难。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制度与文化本身就不可分割，制度改革与文化创新无法脱节。无论是领导体制、组织结构还是管理制度，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观察，可用三句话来表达，即基于文化、表明文化和体现文化，因而在制度构造时，必须考虑相应的文化对应和水准。基于文化意味着制度构筑于特定的文化土壤之上，不同的制度依托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表明文化是指具有创造性的制度本身就是文化的重要成果。文化本来就内含着制度文明。制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而变更或调整、完善的轨迹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也是社会整体文化前进的象征。体现文化强调制度的任何一个部分都能展示理念，设计制度时，必须考虑文化理念的整体配套。

结论

从“又快又好”转向“又好又快”，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发展观深刻演变的产物，展示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道路。经济适度持续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经济体制日臻完善是这一道路的集中标志，而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则是：理性文明的消费文化；激励、支撑的产业升级文化和促进改革的制度文化。为此，举国将面临充满希望而又前无古人的尖锐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