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下午好，今天我要论坛的题目是《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 我们先娱乐一下，来看一则广告。（点击，播放广告。）

这个60秒长的广告于19xx年1月22日美国超级杯橄榄球大赛的电视转播中第一次播出，这一天，第一代苹果MAC电脑正发布，我们都知道，电脑的普及过程，WINDOWS的图形界面居功至伟，但是最早实现图形界面的，还是苹果的第一代MAC电脑。伴随着MAC电脑问世的这个广告片的名字叫《1984》，源自于乔治·奥威尔的作品《1984》。崇尚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西方世界对1984一直是什么忌惮的，因为一九八四就是恐怖、专治、极权、压抑人性的代名词。

1984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它引发了我很多思考。事实上一九八四年来到，书中的恐怖场景也如广告中的一样被砸碎，而没有成为现实。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着，之前印刷术统治的时代逐渐步入没落，而电视电脑的时代蒸蒸日上；特别是电视的迅速发展，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尼尔·波兹曼的作品《娱乐至死》，他在这本书中表达了对未来的担忧：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憎恶的东西，正是我们热爱的东西；能够成为现实的，不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而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然而现实恐怕已经超出了尼尔·波兹曼的想象，电脑以摩尔定律的速度极速发展，性能不断提高，价格不断降低，苹果公司的产品现在已经遍地开花。两年前我有了第一个苹果产品IPAD，当我把第一本有声电子书《木偶奇遇记》从

APPSTORE下载到IPAD中的时候，我的孩子爱不释手，看了几遍，就已经能背诵整篇文章。而在这之前，他已经很喜欢在我的笔记本中欣赏《洪恩幼儿英语》，每天要求我打开电脑给看半个小时甚至更久。令我担忧的事情没过几天就发生了：他厌倦了简单的电子图书，迷上了游戏，一遍一遍地重复玩飞车、火车之类他喜欢的电子游戏——这完全违背了我初衷：IPAD当作学习工具，游戏只是陪衬。这样“喧宾夺主”的效果，使我不得不相信：孩子们热爱IPAD类的电子产品，以及由这些产品带给他们的娱乐时空。

为此我非常担忧，也非常矛盾。我担心孩子沉迷在各式的游戏娱乐中忘记学习，更担心孩子在虚拟的世界中沉迷，离现实世界越来越远。媒体上爆出一桩桩类似的负面新闻更是加剧我的担忧。然而作为一个科技迷，我也深深的知道：未来世界的各方面，包括教育、政治、宗教等所有的都将被这些电子产品不可避免地统治。如果不能在未来的体制内游走自如，是否意味会跟不上所谓“时代的脚步”而被淘汰埋没？

或许这正是这些为人父母者的悲哀：能预见未来，却不知道如何用正确的方式更好地走向未来。

孩子们是如此，我们成年人呢？通讯技术不断进步，宽带、光纤、3G、4G、三网合一、LTE网络，这些代表新科技的词语正在我们身边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将出来。问一问自己：你从哪些渠道获得最新消息？排在第一位的，当然是互联网。作为媒体老大的互联网，正以几何级数级的发展侵吞我们的时间和空间——在办公桌上，在你的书桌上，在你的卧室你，在你床上的移动终端上。身处网络中心的我更是如此，每天来到办公室，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电脑连上网络，查阅当

天最新消息的同时检测校园网的联通情况。每到课余时间固定刷新一次，看更多的消息，间或打开一些感兴趣的网页和论坛，围观或参与讨论。看电视呢？只不过是重温一遍过时的网上新闻罢了。

我没有被电子游戏所迷，可能是兴趣使然。然而我花在电脑上的时间其实不短，每天的时间也有六七小时，大约占据一天时间的四分之一，周末则更长，达到三分之一左右。这意味着，我每天四分之一左右（甚至更长）的时间，是固定在网络上的。

——而我还只是一个没有大屏幕智能手机的人。

——为此我拒绝大屏幕智能手机，因为我深知，一旦拥有了，我将被互联网捆得更紧。

事实上，逃避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网络和电子产品已经无孔不入，我们的工作、生活、学习都不可避免地融入到网络中去。举几个我切身体会的例子：

1．20xx年下半年每个周末，我都会在网上审阅学生的数学周记。我用网易博客的博客圈功能，组建了学生的数学学习园地。学生每周写一篇数学周记，我用表情符号给予评分。两个班数学周记的审阅，需要大量的时间，然而学生的闪光点和另外一面，也给了我意外的惊喜。这个过程中，学生的数学成绩不见得提高，但我想让他们明白：网络不只是游戏玩乐地带，也可以成为学习的好场所。

2．20xx年3月，我将课本制作成电子书，放入IPAD中带入课堂。从此，我可以只带着IPAD和备课笔记进入课堂。实行了电子备课以后，我将备课文档也放入IPAD中，进课堂只要带一个IPAD即可。课堂上学生很奇怪我带着“IPAD游戏机”进入课堂，当他们终于清楚我的用途之后，他们明白：“游戏机”也可以成为学习工作的好帮手。

3．今年暑假要参加职评的考试，为应付考试，要熟读繁琐的五六个法律法规。我在百度上输入三个关键词：教师 法律法规 试题 搜索一下，在文库中选择一篇下载量比较大的，看了半个小时，效果不错，试题中总共15分的法律法规题只错了两个。（当然，这种投机取巧的做法不建议大家使用。）

我个人对电子产品是什么喜欢的，最新的相机、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我也时常关注。我也常常在思考：这些我们日常使用的功能强大的电子产品，如何能在我们的教学工作中得以应用？我曾经做过类似的实验，在上《统计图》时，把数学课放到计算机房中，学生利用简单的EXCEL工具就可以创造出各式各样的统计图，课堂效果非常好，学生也学得兴趣盎然。

我特别希望能在这些方面作一些尝试和努力，因为我认为：走过《一九八四》的我们，不会如尼尔波兹曼的预言般《娱乐至死》，我们必须努力创造一个属于我们的、还有孩子们的美丽新世界，当然，这不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第二篇：最新《娱乐至死》读书笔记

娱乐至死时代：莫让文化成为“庸俗的垃圾”

——《娱乐至死》读书笔记

李欢

开篇想说的。。。。。。

尼尔·波兹曼是在本人所知的所有学术理论作家中最会讲故事的一个，本人几乎是第一次只花很少的时间便看完了一本经典的新闻传播学术专著。并非是因为著作的字数不多，而是读起来异常轻松。当下许多学术研究专著要么过于晦涩，比比皆是的专业词汇拉远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要么只是某作者为了完成出书任务，将一堆肤浅的资料堆砌了事。波兹曼则不同，《娱乐至死》是其“媒介批判三部曲”的其中之一，他以美国电视为文本，对电报发明之后电视媒体影响下的人们的思想、认识方式还有大众文化的发展趋势做出了分析，并得出“娱乐至死”的结论。在《娱乐至死》这本书中，他用朴实直白，而又满怀幽默睿智的语言将读者悄然引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人为电视娱乐而疯狂、而沉沦的时代，如此严肃的大众传播话题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深深地抓住了读者的思想和心智，阅读的过程如同在听他讲述一个看似有趣的社会文化故事。

总体来说，阅读时是轻松的，但合上书本之后，你便会发觉浅显易懂的字里行间隐藏着多么发人深省的社会文化危机，与此同时，一位传播学者对社会变迁敏锐的洞察力和朴实的警世情怀跃然纸上。

在这里，本人并不想为国外的学者歌功颂德，但仅就对传播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作出巨大努力的尼尔·波兹曼来说，本人真的很想只代表自己对他的研究和著作致敬。在开始长篇累牍地抒发个人感想之前，有必要对波兹曼的人生作一简单梳理，由此表达本人对这位已经因病逝去的学者一点微不足道的敬意。波兹曼出生并一直居住于纽约，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一直倾心于将传播理论研究和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以及科技的变迁紧密结合起来，最终使得他有一批从社会实践层面出发的研究专著问世，《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技术的垄断》等就是其中最为闪耀的几部。20xx年10月，波兹曼因为严重肺癌离开人世，当时的美国媒体纷纷对这位在传媒文化界充当着瞭望者角色的研究者和批评

家给予极高的肯定，遗憾的是，对于传播学术研究仍处在成长阶段的中国来说，国内几乎没有任何报道关注。直到其《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的中译本出版，尼尔·波兹曼才渐渐成为新闻传播学界脍炙人口的姓名。无论如何，作为新闻专业的学生，能由《娱乐至死》聆听大师的教诲，今天的我们是幸运的。

合上书本，反观中国今天的大众传媒文化，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波兹曼的剖析和警示依旧发人深省。《娱乐至死》成书于19xx年，那是一个电视为王，而电脑还未开始大行其道的时代，美国人沉浸在电视这种全新的大众传媒带给他们的刺激和麻痹之中，社会文化和公众话语的一切几乎都是围绕着娱乐展开的。而如今26年之后，当网络已如当年的电视一样普及的时候，中国的传媒文化却在是否娱乐至死的边缘摇摆不定。今天再重拾波兹曼娱乐至死的论断，作为中国的传媒文化研究者完全可以将其内化为对中国当下传媒现状的警示预言。

开篇讲了这么多，只是想说明两点；一，波兹曼的著作具有明显重要的当代价值，我们有必要重读和思考；二，对于已进入娱乐化时代的中国大众传媒文化来说，必须在思考《娱乐至死》中赶快警醒，别让我们的主流文化成为娱乐化语境下的“庸俗垃圾”。

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能力甚差的普通学生，本人无法对《娱乐至死》及波兹曼的著作思想有任何统领全篇、高屋建瓴的论述，下面仅就阅读中几处颇有感触的地方联系实际抒发自己的感想。

一、关于奥威尔和赫胥黎的预言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前言中，就别有用心地为读者呈上两则著名的“反乌托邦”预言，一是乔治·奥威尔的《19xx年》，一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19xx年》中，奥威尔设想在19xx年，人们会完全处于集权主义暴政的统治下，“老大哥”无处不在，监视人们的一举一动；而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的担忧恰恰与之相反，在他的描述中，人们将成为垄断基因公司和政客手中的玩偶，从而丧失思考和创造的能力，把一切都交给了统治者。

奥维尔所担心的是“强制禁书的律令”，是极权主义统治中文化的窒息；而赫胥黎所忧虑的是我们“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这使得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前者恐惧于“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

们”，而后者害怕“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随着19xx年的到来，美国处处歌舞升平，奥威尔的预言已经落空。波兹曼相信，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在那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事实上，赫胥黎和波兹曼并不是特别担心纷繁冗杂的信息蜂拥而至，因为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信息收集渠道和更新速度的改善，势必导致信息的冗余。比起信息数量的变化，他们更担心的是新传播技术垄断下的人类世界将会进入“去思考”的状态。电视媒介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与世界互动的会话方式。变化多端、色彩斑斓的动态画面给予受众以极大的视觉刺激，为了保证刺激的持续性，电视画面必须抛弃如印刷媒体那般的深度思考，只一味地提供娱乐性够强的内容。久而久之，包括宗教、政治、新闻在内的一切社会生活领域都渐渐地趋向于娱乐化，电视里的世界重新定义了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人们在逐渐丧失深度思考的过程中，变得“低智商”，波兹曼担心一个“无脑化”的公民时代就此来临。

上述三位学者的担忧不无道理，不过在本人看来，无论是奥威尔的极权主义预言，还是波兹曼和赫胥黎的娱乐至死之忧虑，与作者身处的现实时代有着极其大的联系，其视野难免偏颇。奥威尔所处的时代，人们刚刚走出战争的阴影，在社会心理上普遍有一种对极权的恐惧以及安全感的缺失，奥威尔的预言便只注重极权主义对信息的控制。而波兹曼和赫胥黎只看到了无用信息像病毒一样扩散。事实上，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语境被周而复始的娱乐所充斥，而丧失了深层次自我思考和反省的空间和能力，理性的思考逐渐被如孩童般幼稚简单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所代替，那么这个民族将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在劫难逃。

二、“媒介即讯息”和“媒介即隐喻”

《娱乐至死》一书的结构非常简洁，只有两篇，第一篇《媒介即隐喻》中，波兹曼详细阐释了其关于“媒介即隐喻”的观点：媒介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来“定义现实世界”，其中媒体的形式极其重要，因为特定的形式会偏

好某种特殊的内容，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

波兹曼“媒介即隐喻”的观点受到其前辈麦克卢汉的深远影响。19xx年，波兹曼还是一名在读的研究生，当时的麦克卢汉仍是一名并不太出名的英文教授，但其“媒介即讯息”的论断使波兹曼受到了极大的启发。麦克卢汉在“媒介即讯息”中指出：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感情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

回顾媒介的更新换代史，口头传播塑造了《荷马史诗》不可复制的神话，印刷媒介的出现要求人们必须以具象的、严谨而富有逻辑的文字材料来进行理性的思考，而到了电视机主宰人们生活的时代，持续不断的画面冲击使人们没有时间在接受信息后思考问什么和怎么样等等之类深层次的问题，久而久之，人们变为电视传播内容的被动接受者，甚至奴隶，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电视机制造的“娱乐至死”的时代里，人们习惯于根据电视构建的“拟态环境”来认知世界和与人交往，电视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重新定义了人们的会话内容，如同波兹曼在书中所举关于钟表的实例一般，新媒介对于文化隐蔽但无比强大的暗示力量是多么的恐怖，一旦我们的文化和思维被这种构建在技术垄断上的会话工具所奴役，娱乐至死也就指日可待了。

三、童年的消逝与互联网时代

提到《娱乐至死》，就不能不谈及波兹曼“媒介批判三部曲”中另外一部与之紧密相关的著作——《童年的消逝》，正是在意识到美国文化定义中的童年在慢慢消逝的重大危机，波兹曼才有了娱乐至死的论断。

所谓“童年的消逝”并不是说特定生理年龄的生命群体不复存在，而是指“童年”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特征已经模糊不清。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传播模式以口语为主导，儿童与成人之间没有交往的技术性困难，“童年”并不存在。而在印刷技术普及之后，文字阅读使得儿童不得不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学习和训练，在“长大成人”之后才能够获得属于成人的知识。这就在童年与成年之间建立了一道文化鸿沟。而电视时代的来临则重新填平了这条鸿沟，儿童不再需要长期的识字训练就能够与成人一起分享来自电视的信息，两者之间的文化分界被拆解了，于是，童年便消逝了。童年的消逝——波兹曼明确指出——也可以表述为

“电子信息环境正在使成年消逝”。在儿童与成人合一成为“电视观众”的文化里，政治、商业和精神意识都发生了“孩子气”的蜕化降级，成为娱乐，成为幼稚和肤浅的弱智文化。而这正是《娱乐至死》的主题。

在互联网还没有大行其道的19xx年，波兹曼对互联网还存在着一些幻想，他认为：“为了设计电脑编程，人们基本上必须学习一种语言，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掌握复杂的分析技能，类似于一个完全有文化的人需要具备的技能。”在波兹曼看来，似乎电脑是一个比电视更能定义一个人的智力的媒介。

但今天的现实再次给波兹曼的期许破了一盆冷水，WEB2.0时代，网络编程只是少数专业工程师的职责，普通网民，包括儿童在内经过十分简单的训练，便可享受网络带来的更具刺激性的娱乐内容。某种程度上，网络的出现将技术垄断时代大众媒介文化的隐喻作用发挥地淋漓精致，这无疑成为我们需要面对的又一更严峻的课题。

四、中国的大众传媒文化会娱乐至死么？

极具戏剧意味的是，就在本人阅读《娱乐至死》一书时，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从明年1月1日起,34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而各卫视每周的娱乐节目不能超过两档。

回顾广电总局不长的禁令史就会发现,几乎每一次禁令都遵循着 “娱乐化—火爆—打压—新的娱乐化”的路径。这种“谁火就灭谁”的监管方式,不仅反映出管理层面上的捉襟见肘,更显示出当下电视传媒的尴尬处境。

中国曾长期处于奥威尔所说的“老大哥”时期，民众的话语权被压制，信息流通不畅，思想遭到禁锢，意向表达极为不自由。信息时代的来临使得民众话语权有了极大的改善，正当我们开始极力讴歌网络化时代的自由性时，中国的大众传媒文化似乎也朝着娱乐化的方向狂奔而去。过度娱乐的节目四处横行，大多充满着以三俗面目取悦进而麻痹受众的内容，曾经的“超级女声”，今天的“非诚勿扰”，都是“个性”的典范。更为严重的是，部分中国网络新闻、教育似乎也在一点点倒向娱乐至死。

结语

对于当下中国大众传媒文化管理制度的生硬和娱乐化倾向，必须重申的是，奥威尔和赫胥黎、波兹曼的警示都值得我们深思。

面对当下大众传媒被技术垄断的事实，我们可能无能为力，但如果我们对技术的历史与社会心理学有更清醒的理解，就有可能控制我们自己对技术的使用，而不至于完全被技术摆布。 也许，文化拯救的希望就在于人类不断的自我反省之中，在于认真聆听波兹曼式的警世危言之中。

在本人看来，人类社会是否最终会“娱乐至死”，仍无法做一定论。但如果人类丧失了安静阅读和深入思考的习惯，社会也就止步不前了，如此长久以往，其结果比娱乐至死还要痛苦，因为我们将在原地被历史和时空抛弃。而应对危机的第一步，就是要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避免我们的文化在娱乐化的时代成为“庸俗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