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民政厅根据四川省审计厅提供的审计报告，通过网络、平面媒体向社会公示了四川省财政厅抗震救灾捐赠资金接收使用情况：截至20xx年11月30日，四川省财政厅共接收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捐赠资金40.93亿元，已安排使用40.07亿元，待安排0.86亿元。

要求资金使用单位公开地震捐款使用情况，此前一直是公共舆论呼吁和关注的一个焦点。但问题在于，对一般公众而言，如此公开，不仅公众最想了解的情况一概没有，而且任何公众监督也都无从谈起。

所公示的资金使用情况，分为“非定向捐赠”和“定向捐赠”两个部分，其中前者只有一个“使用方向及说明”项目，以诸如“成都市住房重建”、“成都市公共服务”之类名义，简单做了极度笼统的资金安排数额说明；而后者除去多了一个“定向捐赠单位或个人”，亦只有一些类似“公共服务”之类的笼统使用情况介绍。

我们不能明白的是，这样的公告，究竟能向公众传递哪些有效信息？又能增加多少捐款使用情况的透明度？此外，四川财政厅此番公开的捐赠资金仅有40.93亿元；而民政部公布的数据却是，截至20xx年4月30日，汶川地震全国共接受国内外捐款659.96亿元，捐赠物资折合人民币107.16亿元。清华大学的调研结果显示，这些捐赠款物80%左右都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变成了“额外税收”，由政府统筹用于灾区。两者资金数据是否相差太大了，有没有合理的解释？

政府信息公开不能只是为了应付程序的需要，而应该首先考虑信息使用者的监督需求，特别是地震捐款使用情况的信息公开，涉及到基本慈善制度的合法性必须，直接关乎公众和捐款人的知情权利和捐赠热情，自是更当如此。

款人拿到的凭证：受捐所在地点、时间、接收单位、捐款人名字（这个可隐藏，方便不想露名的人）、受捐清单流水号、金额、最终的指定受益方（接受捐款的单位或个人）、、、、。

初级受捐方统计表格：除以上之入账记录外，还有周期合计、转账数额（如果有物资购买支出，要附相关凭证）、转账手续费用、转账单据流水号、时间地点下一级接收单位、、、、

中间接收和转账和接受方，这个同上，逐级重复、、、。

最终受益方：所在地点、时间、受益单位、接受人名字（这个可隐藏，方便不想露名的人）、清单流水号、金额、、、、、。

这些是很简单的财务账务而已，过程中有随便一个财务组织和软件就能搞定（甚至随便一些有统计经验的人配EXCEL表格得行）。

所有账务表格公开，让每一个手里握有捐款与接收单据的相关人员都能核对与自己相关的情况。

@章轲-第一财经日报：距离“5·12”特大地震快5年了，但记者今天在四川某地采访时发现，地震后外界捐助的救灾物资至今尚未开包，被积压在一个仓库中。摄影/章轲

中国扶贫基金会向全社会发布汶川地震善款和救援物资使用情况

新华网北京５月１０日电（记者卫敏丽）中国扶贫基金会１０日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公布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善款和救援物资的使用情况。

据介绍，截至２０１１年４月３０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共接受汶川地震救灾资金物资合计约４．８亿元。其中，汶川地震发生后至２００８年年底接受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约为３亿元，２００９年年初至２０１１年４月３０日接受灾后援助专项资金约１．８亿元。

截至２０１１年４月３０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向汶川地震灾区支出救灾资金物资约４．４亿元，待拨付资金为工程项目质保金和项目约定但未到拨款期的资金。

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作为最早参与到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活动中的公益组织之一，中国扶贫基金会将继续履行自己“打造阳光透明的基金会”的承诺，并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他介绍，目前，中国扶贫基金会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已基本结束，已执行的物资发放、永久性学校建设、农村社区生计发展项目、心理干预项目、孤儿救助项目、小额信贷项目等２０多个项目遍及四川、陕西和甘肃３个省２３个地级市的８３个县，项目受益人数超过１５８万。

针对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慈善机构从救灾捐款中提取管理费的问题，何道峰说，作为一家专业从事扶贫救助、没有任何政府资金支持机构经费开支的社会组

织，地震灾害的救援行动必然要产生物资仓储运费、人员成本、差旅等项目执行费用。鉴于此，中国扶贫基金会预提项目执行费约１９０２万元，占总筹款额的６．２７％。截至２０１１年４月３０日，已支出救灾物资运费、差旅费、人员费、筹资费、监测评估费等项目执行费１３９３万元，占总筹资额４．５９％。 何道峰表示，对于剩余未支出的预提项目执行费，中国扶贫基金会计划在本机构现有汶川地震项目执行完毕后，全部用到汶川地震相关援助项目中去。 随着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慈善组织数量也迅速增加。但近来从“郭美美”到“卢美美”，公众对于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和透明度问题越来越关注。海峡对岸的台湾，慈善组织和慈善事业近20年来蓬勃发展，看看台湾人怎样做慈善，或许对大陆慈善组织会有些启发。 谁可以募款？

20xx年底印尼海啸发生后，台湾慈济志工带着相关设备和食品，最早抵达受灾地区；20xx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台湾红十字组织搜救队第一时间前往四川灾区参与救援，在短时间内，台湾红十字组织募集到16亿元（新台币，下同）的善款、慈济组织也募集到25亿元善款；20xx年台湾“8·8风灾”发生后，台湾慈济功德会动员16万人次赴灾区救灾，奉上热食和救助金??

乐善好施，古来有之。但捐款人首先想知道的是，应当将爱心捐款交给谁？什么样的组织能募集捐款？这些组织是否合法？在台湾，《公益劝募条例》对此作出了明确界定。 19xx年9月21日，台湾发生7.6级大地震，岛内各界纷纷慷慨解囊，捐款纾难。同时，开始有人质疑当局对于善款使用的公正性，希望建立完善的慈善捐助制度的声音日渐高涨。20xx年，台湾立法部门通过了《公益劝募条例》，并出台了相关细则及配套措施。该条例成为岛内规范慈善事业的滥觞。

该条例明确规定，个人不得发起公益募款，有权发起公开劝募的团体限于公立学校、行政法人、社团法人、财团法人等4类组织。其中公益性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是主要的民间慈善组织。台湾红十字组织属于社团法人，而台湾最大的慈善机构慈济基金则是财团法人。据岛内媒体报道，目前，台湾慈善机构共有财团法人近4000家，社团法人近2万家。

台当局也鼓励企业从事慈善。根据台湾地区税务规定，企业捐赠给当局的捐款100％抵税，捐赠给民间团体的税款可抵缴20％税款。

善款用在哪？

在台湾，善款可以用在哪？《公益劝募条例》规定，劝募团体办理劝募活动所得财物只能用于5种用途：社会福利事业，教育文化事业，社会慈善事业，援外或国际人道救援，其他经主管机关认定的事业。

怎样确保善款善用？《公益劝募条例》规定，公益团体在发起劝募行动前，须向主管机关申请。募款前、募款截止时、捐款使用完毕后，还须公开收支信息。另外，条例还规定，公益团体募捐到的财物，应当依照主管机关许可的财物计划使用，不得挪作他用，主管机关随时可以检查相关账册。

20xx年8月11日，台湾当局主管部门通过红十字组织法修正草案，要求台湾红十字组织依新规定办理劝募活动。依之前法规，红十字组织的捐款明细无需对外公开。未来新规定实施后，劝募款将完全比照一般慈善团体。

台湾红十字会会长陈长文在接受采访时说，善款运用要透明，然后是媒体和官方的监督以及公益团体的自律。唯有如此，公益团体才能得到公信，整个社会的慈善事业才能真正延续。

20xx年，台湾“公益团体自律联盟”成立，现在联盟会员超过百家。联盟理事长郑信真表示，目前，台湾一年有500多万民众从事公益捐款，捐款总数达到400多亿元。财务公开，让民众知道他们捐出的爱心有没有帮到需要帮助的人，是捐款人的基本权益。因此，联盟会员要承诺遵守自律公约，将财务状况透明化，为保护捐款人权益，也为强化捐款人对慈善的信心。

慈善该怎么做？

台湾台塑企业创办人王永庆，多年来在台湾投入的公益善款逾400亿元。有台湾“科技首富”称誉的郭台铭，在20xx年订婚宴上宣布，将捐出个人九成财产做公益，据估算，其九成财产将超过50亿美元。

岛内企业家热衷做公益，无论在岛内还是大陆，他们都积极支援各项社会公益事业。据说，汶川大地震后，第一批抵达四川的慈济志工中，有一半来自企业经营者及经理人，其中不乏亿万身家的大老板。

慈善不仅是富人的事情，慈善精神也在普通人身上流淌。陈树菊，台东人，每天清晨4时起床到市场卖菜，经常晚上很晚才收工。48年来，一直以卖菜为生，却捐出千万元省吃俭用的善款。20xx年她入选《福布斯》年度亚洲慈善英雄榜。

慈济最初在家庭妇女中开展劝募，劝导她们每天从菜钱中节省5角钱，用来帮助他人。40多年后，慈济基金会成长为台湾最大的公益慈善机构，每年募集的资金将近200亿元。慈济基金会副总执行长林碧玉说，慈济的力量在于民间，慈济可以帮到这么多人，也是因为慈善的精神在台湾人身上深深扎根。

南京一个名叫徐超的乞丐，把自己讨来的零钱兑换成百元大钞，塞进街头的募捐箱；上海一个外企白领从自己的工资卡上汇出1000元；北京一家报纸的总编辑取出10000元捐作特殊党费……

去年“5·12”汶川地震之后，类似这样来自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抗震救灾捐赠款物，截至今年4月30日，总数达到了767.12亿元(其中捐赠资金约653亿元，物资折合约114亿元)，被公认创下“中国捐赠史的新纪录”。

在这个庞大的数目一天天累积的过程中，有些疑问被反复提及：这些钱物流向了哪里？

最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支团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根据他们为期半年的调研，这些来自公众个人或企业腰包的钱，极可能80%左右流入了政丨府的财政专户，变成了政丨府的“额外税收”，由政丨府部门统筹用于灾区。

这个数据，在这支团队的负责人邓国胜看来，很值得玩味。在不少西方国家，救灾时政丨府一般不接受民间捐赠，即使接受了，也会将钱交由民间组织去花。但在中国，事情显然不是这样。

在80%这个数字背后，这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的副教授看到的，是一种不容乐观的现状。这是一个隐忧，虽然未必刺激公众神经，却关乎这个国家正在发生或正要发生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被政丨府垄断的民间资源

许多人愿意用“井喷”这个词，来形容去年那场大地震激发出的公众捐赠热潮。有数据显示，仅仅去年5~6月，在上海、北京和重庆这些城市的市民中，每10个人里就有9个为抗震救灾捐赠了款物。

这些钱也许是通过单位的工会捐了出去，或许是塞进了某个公益机构在路边设立的一只不起眼的捐款箱，或许是通过党组织的特殊党费交到了中央组织部，又或许是通过银行或者邮局汇进了某个公益组织的募捐账户……

这些钱在全国无数个账户之间流动，最后，有一半以上直接进入了政丨府的账户内。这其中包含了全国数千万党员捐赠的特殊党费、各地省级人民政丨府直接接受的捐赠、以及民政部设立的抗震救灾专户。

准确地说，在邓国胜及其同事的调研中，截至去年11月，全国捐赠的资金为652.5亿元，其中政丨府直接受捐约占58%，约379亿元。这笔钱，毫无悬念地，由政丨府部门来使用。

如果说这是“蛋糕”最大的一块，那么第二大块，则是流向各地红十字会、慈善会以及地方公募基金会的捐款。这一部分占了约31%，约199亿元。

尽管根据国务院下达的文件，这笔钱原本可以由这些地方性公益组织自行安排使用，但是邓国胜团队在对全国7个省(市)进行的抽样调查中发现，这些捐款中的大多数，最后仍然交给政丨府部门去使用了。

这一比例究竟有多高，邓国胜的团队没有给出确切的数字。但在调研中，他们拿到的事实是：在这些省份，这些地方性公益组织募集到的捐款，除去不多的必须按照捐赠者意愿进行使用的定向资金外，非定向资金大多转入当地政丨府的财政专户。

事实是：有些省份，非定向资金必须要求转入政丨府财政账户。有些省份，这些组织可以对受捐资金留有一些使用权，不用全部转入政丨府的财政专户，但通常需要和地方政丨府一起到灾区开展援建项目。还有些省份，即使不用转入政丨府财政专户，但也仍然由政丨府统筹使用，然后从这些民间组织报账。

事实是：有些省份，就连这些公益组织募集来的定向资金，也都要强行转入政丨府财政账户，由政丨府按照捐赠人的意愿来使用。

事实是：在少数承担了灾区援建任务的省份，当地政丨府用于对口援建的资金中，竟然一半以上来自社会捐款，只有不到一半来自政丨府财政。还有些省份，这一比例甚至更高。

现在，这块全国救灾捐赠资金的大“蛋糕”只剩最小的一块，流向了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和16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流到它们盘子里的，只占整个救灾捐赠资金的约11%。在邓国胜团队绘制的表格里，只有这一块资金后面，注明的是“自行安排使用”。

但这是怎样的“自行安排使用”呢？

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这两家以往具有救灾募款垄断地位的“官办民间组织”，总共募集了约63亿元捐款。通常的方式是，两家机构将募集到的资金层层下拨到地方红十字会和地方慈善会。基层红十字会和慈善会往往执行能力弱，在有些地方，甚至只是县卫生局或民政局下属的一个科室。无论是为灾民建房、盖学校，还是盖医院，通常，资金最终还是流向了地方政丨府，地方政丨府成为项目的实际执行者。

这是一条逆向的资金流动。难怪“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会感叹说，国际上通行的是政丨府购买

NGO(非政丨府组织)的服务，比如美国政丨府购买NGO服务的款额是民间捐赠总额的1.5倍，但中国却正好相反，变成了NGO“购买”政丨府的服务。“中国公募基金会向社会募捐后，都是和政丨府合作做项目，在项目落实的时候，干活的都是公务员。”

尽管没有更确切的数字，但据邓国胜粗略估算，全国来自社会和民间的抗震救灾捐赠，最后流向政丨府、由政丨府来使用的，极可能在80%以上。至少，在他的团队调查的几个省份中，这个比例很高。

没钱花和愁花钱

某种程度上，邓国胜对此表示了理解。因为红十字会和慈善会这些组织让地方政丨府执行项目，便可以将成本转嫁给地方政丨府，同时也将风险转嫁给地方政丨府，对它们而言，“这不失为一个省心省力的好办法”。

然而，“这不是方向。”这位学者摇着头说。

在他看来，方向应当是“小政丨府，大社会”，是政丨府从垄断走向适度开放。为什么不把这些资金拿出来，委托外包给民间组织，从而激发社会的活力呢？邓国胜反问道。

他相信，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政丨府有着自身的局限，“所以我们才要改革，在经济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在社会领域引入民间组织。”

“一个社会有一群能够自我管理自我运作的民间组织，这是公民社会的重要内容。”邓国胜说。

他认准的大方向是，这个国家在实现“经济开放”之后，如今到了该走向“社会开放”的时候了。

“5·12”地震之后出现的景象曾一度令他感到“很激动”。据不完全统计，奔赴四川一线参与救灾的民间组织有300多家，介入的志愿者更达到300万人左右。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志愿者及民间组织以前所未有的态势登场，是这个国家“民间力量的第一次集体亮相”。

乐观者相信，“20xx年是中国公民社会元年”。更有研究机构高调宣布，中国已经进入公民社会。

不过邓国胜审慎地表示并不认同，因为事情似乎还不那么令人乐观。

自去年8~9月份始，曾活跃在灾区的志愿者和民间组织“潮水般”地退却了。在调研中，邓国胜的团队了解到的数据是，截至今年4月，坚守在灾区的民间组织估计已经不足50家，志愿者不到5万人。

“缺乏资源和资金的支持，难以为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邓国胜说。

这场地震，“就像是放大镜”，将长久以来存在的弊病集中显现。一直以来，国内草根NGO几乎无法获

取本土资源的支持，它们的资金大多来自国外。地震之后，看到民间爆发出惊人的捐款热情，从事NGO事业近2丨0年的徐永光原本以为，“这一次中国本土NGO一定能获取本土资源支持”，但事后发现，情况并没有明显改观。

来自民间的捐赠最终大多数流向了政丨府，流向本土NGO的，少之又少。一个项目能获得三五百万元的资助，已经“非常可观”；能获得一二十万元资金，也“已经不错了”。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人们会听到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忧虑：

一个名叫刘猛的草根NGO负责人忧虑自己快没钱了。他用自己的数十万元积蓄维持一个团队的开支，一度陷入困境，几乎吃了上顿没下顿，以至于他的妻子不得不从国外赶回来给他送钱。这个名叫“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的组织，在都江堰市的板房区内为灾民做心理援助，最多时有200多个志愿者，最后只剩下少数人苦苦支撑。

而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的一位官员则在灾后忧虑说，现在几百亿元的捐款是悬在中国政丨府头上的“堰塞湖”。甚至有的机构，平均一个工作人员“摊到”好几个亿的捐款，该怎么花？

无法确切知道，地震灾区究竟有多少草根NGO像刘猛那样靠自筹经费、自掏腰包在维持。据在灾区调研的学者们说，“不在少数”。甚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虹认为，志愿者和NGO大量从灾区撤走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缺乏资金支持。

“中国公民社会的道路还很漫长”

80%以上的社会捐赠资金最终流向政丨府，这样的事实意味着什么，看起来公众对此并不像邓国胜那样感到焦虑。

今年5月，邓国胜团队与一家市场监测机构联合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在2000多个有效样本中，60.8%的受访者认为，救灾时，社会捐赠资金应该由政丨府统筹使用，只有9.7%的人认为不应该，还有29.1%人表示无所谓。

学者们承认，“弱小，是中国民间组织共同的特征”。美国一家名叫联合之路的慈善机构20xx年一年就能筹到40亿美元，而中国超过1300家基金会同一年只募到约6亿美元。

学者们也承认，中国的民间组织执行能力常常还不够强。他们还承认，这些民间组织大多在财务公丨开、信息透明方面做得不够正规和完善。而间或曝出的丑闻也令它们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但在邓国胜看来，“不能因为目前没有能力，就不给你机会。有时候虽然政丨府能比它们做得更好，但这不是方向。”

否则，政丨府的大包大揽，将让这些民间组织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因为你弱，就不给你机会；不给你机会，你只会更弱。”邓国胜说。

邓国胜团队的调研成果，将于8月12日在北京开幕的“社会组织5·12行动论坛暨公益项目交流展示会”上发布。与这一成果一起亮相的，是其他数位学者围绕民间组织参与救灾展开的多项调查。

在中国民间力量“集体亮相”一年多之后，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21家基金会和NGO联合发起的这一大型论坛，将对中国NGO参与地震救灾的行动和机制进行总结、反思与展望。

邓国胜已经不再像一年多前那般乐观。坐在办公室里，这位瘦瘦的学者感叹说：“中国公民社会的道路还很漫长。” (记者 包丽敏)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