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经典的永恒光辉

———读《资治通鉴》有感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不错，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是十分正确的选择，历史不会欺骗，无数的王朝兴衰、社会变革，都会发人深省，令后人获益良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历史的车轮滚滚，亿万生灵在历史的足迹之下都显得微如蝼蚁，渺小异常。司马光用自己的生花妙笔，为后人留下了一部永恒的著作，永享后人的敬仰与万世的荣光！

司马光从幼年时期就好史学，为官后，将战国和秦代的史事编写成八卷，进给宋英宗，很受英宗赞赏，命他继续编撰。为此特设一个史局，由他自己选用助手，他选定了刘恕、范祖禹和刘攽作主要助手。当时北宋的局势比较稳定，政府收藏的书籍很多，他们可以任意参考。作书的方法是先尽量搜集资料，将有关之事汇合在一起，称为“丛目”。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按照时间顺序略作整理，写成“长编”，再进一步删成为“广本”。这些工作，是司马光和助手们共同作的。助手之间也有分工，大致刘攽任两汉阶段，刘恕任三国到隋，范祖禹任唐及五代。助手们协助作的长编和广本，分量还相当大，最后由司马光一手笔削成书，如《唐纪》代宗以前部分，长编稿达二百多卷，最后删定为四十一卷。可见为编写这一部书，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都付出了很大的劳动。全书共三百五十四卷，包括三个部分，即正文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后来胡三省为《通鉴》作注，将考异散入注文中，目录实际是个提纲，远比正文简略，所以一般读《通鉴》者，只取正文部分，于是全书也就减缩为二百九十四卷。 北宋时期的政治局势虽然比较稳定，由于阶级社会中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被统治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对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时常起而反抗。早在太宗时期，就有蜀中主小波、李顺领导的起义。到仁宗时期，小规模的起义活动更多。在统治集团内部，党派之争常常炽热到表面化，当时称为“朋党”，这种分歧，有时是因政见不同而发生争论，而多数是为了争权夺位。在对外方面，更有和少数民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如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西方的羌人和南方的广源等，在这些斗争中，宋朝常常是得不偿失。以上这些问题，即社会上动荡不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和边疆地区的安全问题，都迫使统治者要从各朝

的历史中总结经验，寻求解决的办法。所以司马光编这部书时，不仅重视政治和军事活动，凡与加强统治有关的制度、理论、用人、行政、礼乐、历数、习俗风气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等等，不论是正面的或反面的经验，都收入这部书中，也就是以加强文官统治为归宿。本来司马光为这部书拟定的名称是“历代君臣事迹”，表明他是着重在“君”和“臣”的有关活动。后来宋神宗对于这部书很感兴趣，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并且写了序文，于是改称为“资治通鉴”。在书名中特别标出一个“治”字，其目的也就十分明显了。

《资治通鉴》所取的形式称为编年体，按照年、时、月、日的顺序记载史事，即以时间为中心，叙述有关史实的发生和发展，可以追述往事，也可以附叙来事，文中有言有行，有分析有评论，而不是像流水帐目那样机械地排年记事。这个体裁创始于《左氏春秋》（即《左传》），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一种史书体裁。西汉以后，由于司马迁编写了《史记》，纪传体成为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编年体反落到无足轻重的地位。自从司马光编成了《资治通鉴》，编年体史书才重新为世人重视，其后多用这个体裁编著史书，并由此发展出来纲目体和纪事本末体。《资治通鉴》的成书，不仅复兴了编年体，并导致了几种新的史书体裁的产生，这在史书编纂学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资治通鉴》这一历史著作中的王朝更迭以及气势的盛衰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司马光用一生的时光和心血记录了上起东周、下至五代的一千三百多年之间的历史事件，这部四百多万字的鸿篇巨制真可谓是十九年磨一剑，书中记录历代明君贤臣的事迹，简单明了、生动形象地告诉大家：清廉、中正、刚直、温厚、诚信、执著等等古人拥有的品质，在今天仍是万分可贵的精神，是我们在人生道路上不可或缺的高贵品质，书中有多少精彩绝伦的故事值得我们细细地品味与深深地思考，发人深省，令人拍案。

梦回千年，烽火硝烟的战国时代是一个崇尚诡术的时代，百家争鸣，能人辈出。然而成本最低、效果最好、杀伤力最大的还是古往今来被人们一次次成功演绎的反间计。反间计有很多种表现形式，然而无一例外的都是针对着人性最最脆弱的部分——多疑。何人不疑？更何况为君者？寡人、孤家，就是在说无有心腹相交之人啊。这里我不禁想起，中了敌人的反间计而最终失败的、也最为令人惋惜的便当属魏。魏据中原之地，富庶傲视天下群雄，如果能留住吴起、孙膑这两

位后世公认的战国时期最伟大的军事家，何愁霸业不成？损失最为惨重的则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掠中山，治胡地，使赵成为战国末期唯一有实力与雄踞雍州的大秦抗衡的国家，然长平一役，赵为范雎所反间，更廉颇而代之以赵括，赵括者，纸上谈兵、空有理论而无经验者也，以致四十万大军为秦将白起坑杀??反观历史，有太多太多的历史故事被与反间联系在一起，可以肯定的是，它一定会继续挑战人性最为脆弱的部分，因为信息永远不会完备，也不可能完备，人性永远多疑??

还有已责令我印象十分深刻的便是商鞅变法。其变法手段之残酷前无古人，以致积怨太深，商鞅在渭水边处决囚犯，鲜血染红了整个渭水。更重要的是，他没能得到太子和贵族的支持，秦孝公一死，商鞅立刻被车裂而死，诛灭满门。“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尽管商鞅被人们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但他并没能认清这一现实。而今，中国推行各种改革，也必然参考这一现实，以人为本，徐图缓进，切不可操之过急。

这里说说齐威王，书中这里有一段记载着实值得仔细玩味，令我似有所悟！ 文章大意是这样的，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即墨以后，我就天天听到人家讲你的坏话。可是我派人去即墨视察，却看见那里是"田野辟，人民给，官无事，东方以宁"，情况良好。为什么会这样？是你没有贿赂我的左右，求他们给你讲好话。于是，齐威王奖励了即墨大夫。

齐威王又召见阿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做了阿的地方官，我就天天听到夸奖你的好话。我派人去视察，看见的却是"田野不辟，人民贫馁"。赵国攻打鄄，你不救；卫国占据薛陵，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是你用重金贿赂我的左右，求得他们的赞誉。当日就将阿大夫和左右讲假话的人都用"烹"刑处死了。"于是群臣耸惧，莫敢饰诈，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

即墨和阿都在山东。齐威王作为历史上一位有名的君主，其治国有自己的方针。从这一故事中，似乎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一、提倡讲真话，反对讲假话，严惩弄虚作假、贪赃枉法之辈。阿大夫原本无能，却重金贿赂齐威王手下的人，"钱权交易"，买来 "保护伞"，天天在齐威王面前说他的好话，妄图钓名沽誉，捞取更大的官位更多的钱财。对于这种人，齐威王毫不客气，弄清情况后就"烹"了。连那收取贿赂替人涂脂抹粉的家伙也给"烹"了。

——当今社会，各种弄虚作假的现象又岂是鲜见？但是却为什么甚嚣沉上，屡禁屡行呢？我想还是各级领导把关机构缺少齐威王这样的人吧！上行下效，唯有在源头上根除弊病，才能有良好的官场风气！此外，我觉得现在对讲真话的人一是保护乏力，二是激励无策，对弄虚作假者惩处失法，难以服众。长此以往，讲真话的不愿讲真话，讲假话的得寸进尺，这同样是领导者所应该注意的。

二、注重政绩，注重调查，不让老实人吃亏。即墨大夫干得很好，却天天有人在齐威王面前讲他的坏话。反之，阿大夫无能，却有人给他吹嘘。齐威王不轻信，而是派人去即墨、阿作实际的调查。并且以调查的结果为准，决定奖惩。即墨大夫是老实人，只知努力做好即墨的事情，不知还须做好齐威王手下人的工作，没有送金银财宝给这帮能够决定下边人命运的官员们，惹恼了这帮贪赃枉法之徒，所以便遭到他们的颠倒是非的毁谤。若是齐威王不加调查，轻信他们的胡说，即墨大夫这样的老实人便要倒霉了。——这同时也反映出几个问题，首先，联系当前我们的政绩观，确实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一些统计数据（GDP等），而且这些东西也极容易为某些当权者创造欺上的机会，而应该切切实实以群众的利益状况为标准，能为群众谋求、创造利益的就应该鼓励，要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的声音，老百姓才是那挑江山的秤砣。其次，在管理中，各个行政级别都需要一定的监督机构履行监察工作并且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干扰，这对于组织的有效开展工作甚为重要！最后，作为政治这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在必要的时候，还是应该有一些非正常手段的，试想一下，倘若领导者忽视了对实际的调查了解，难道真正做实事的基层干部就这样被埋没了吗？有能力的人，应该掌握权力，而掌握权力又必须有领导者看得见的"政绩"，必须让领导者知道你的存在，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只是为了更好的做事所采取的必要措施而已！手段不重要，关键是看你的目的！（我还没有看过《君主论》，但据我了解好像也是说真正的领导者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我认为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合理可取的）

三、强调地方官员要突出抓好兴农、富民、守土几件大事。在战国后期，在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过程中，这几件事确属各诸侯国图强称霸的当务之急。——三农问题，作为当前我国一项重要的政治问题，其合理妥善解决任重而道远。我认为，三农问题要有各级政府的高度切实的重视，并积极采取措施，开拓思维，广开渠道！我们知道，农业出成绩难，这也许就是很多决策者不愿在农

业上多下功夫的原因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农业基础性地位的意识，建立切实有效的敦促激励机制，同时也应该切实引入政绩评定！办法总是有的，关键是缺乏推力和动力，没有推力和动力，领导者很难充分调动自己的！

再来说说唐太宗，唐太宗是个明智而且极具远见的皇帝，他就主张一个人要知足，干什么都要前思后虑而不是瞻前顾后，更要适可而止、先知先觉，人不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稼穑之艰辛，就不知珍视粮食，就会忘记劳动人民的血汗，久而久之，则饭亦难饱也；只知骑马、加鞭快进而不知食马，必不能久乘之，欲速则不达呀??

“君如舟，民如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掌权者不知爱护百姓，领导人不知关心下属，则危在旦夕矣。这也就更加清晰明了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人要知足，要三思而行！

小至一人一家，大至一邦一国，《资治通鉴》都给我们提供了事事比较、学习与思考的典型。好书是值得一读的，一部《资治通鉴》，既让我对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也让我从书中学到很多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这才是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真谛吧??

 

第二篇：《资治通鉴》读后感

《资治通鉴》读后感

《资治通鉴》是旧史书中一部著名的大书，简称《通鉴》。北宋中期，史学家兼政治家司马光，在一些优秀的助手协助下，用了十九年功夫，才编写完成。《通鉴》以编年体形式，叙述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前４０３——公元９５９年）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并按照朝代分为十六纪，如《周纪》、《秦纪》、《汉纪》、《魏纪》等。

司马光从幼年时期就好史学，为官后，将战国和秦代的史事编写成八卷，进给宋英宗，很受英宗赞赏，命他继续编撰。为此特设一个史局，由他自己选用助手，他选定了刘恕、范祖禹和刘攽作主要助手。当时北宋的局势比较稳定，政府收藏的书籍很多，他们可以任意参考。作书的方法是先尽量搜集资料，将有关之事汇合在一起，称为“丛目”。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按照时间顺序略作整理，写成“长编”，再进一步删成为“广本”。这些工作，是司马光和助手们共同作的。助手之间也有分工，大致刘攽任两汉阶段，刘恕任三国到隋，范祖禹任唐及五代。助手们协助作的长编和广本，分量还相当大，最后由司马光一手笔削成书，如《唐纪》代宗以前部分，长编稿达二百多卷，最后删定为四十一卷。可见为编写这一部书，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都付出了很大的劳动。全书共三百五十四卷，包括三个部分，即正文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后来胡三省为《通鉴》作注，将考异散入注文中，目录实际是个提纲，远比正文简略，所以一般读《通鉴》者，只取正文部分，于是全书也就减缩为二百九十四卷。 北宋时期的政治局势虽然比较稳定，由于阶级社会中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被统治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对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时常起而反抗。早在太宗时期，就有蜀中主小波、李顺领导的起义。到仁宗时期，小规模的起义活动更多。在统治集团内部，党派之争常常炽热到表面化，当时称为“朋党”，这种分歧，有时是因政见不同而发生争论，而多数是为了争权夺位。在对外方面，更有和少数民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如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西方的羌人和南方的广源等，在这些斗争中，宋朝常常是得不偿失。以上这些问题，即社会上动荡不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和边疆地区的安全问题，都迫使统治者要从各朝的历史中总结经验，寻求解决的办法。所以司马光编这部书时，不仅重视政治和军事活动，凡与加强统治有关的制度、理论、用人、行政、礼乐、历数、习俗风气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等等，不论是正面的或反面的经验，都收入这部书中，也就是以加强文官统治为归宿。本来司马光为这部书拟定的名称是“历代君臣事迹”，表明他是着重在“君”和“臣”的有关活动。后来宋神宗对于这部书很感兴趣，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并且写了序文，于是改称为“资治通鉴”。在书名中特别标出一个“治”字，其目的也就十分明显了。

《资治通鉴》所取的形式称为编年体，按照年、时、月、日的顺序记载史事，文中有言有行，有分析有评论，而不是像流水帐目那样机械地排年记事。这个体裁创始于《左氏春秋》（即《左传》），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一种史书体裁。西汉以后，由于司马迁编写了《史记》，纪传体成为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编年体反落到无足轻重的地位。自从司马光编成了《资治通鉴》，编年体史书才重新为世人重视，其后多用这个体裁编著史书，并由此发展出来纲目体和纪事本末体。《资治通鉴》的成书，不仅复兴了编年体，并导致了几种新的史书体裁的产生，这在史书编纂学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资治通鉴》本身的编纂，具有很多特点或优点。首先是它取材广博和

编写精审，所记叙的历史是幅员超过万里，人口超过千万，时间长达一千多年，而全书不到三百卷，组织精密，条理清楚，详略得宜，言简事明，有深入浅出之妙，这是一般史书不能与之相比的。其次，司马光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所用史料都经过仔细选择，并将选用的过程和选定的理由，一一记载下来，编成“考异”，成为《通鉴》一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后世流传中，人们才把它分开了，这项治学方法，因此称为“考异法”。这都是在组织形式方面比较突出的优点。 曾巩是宋代一位著名的文史学家，与司马光同时而年稍长，曾校定南北朝各史书，在校定《南齐书》后写的进书表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这四项条件是当时人对于史书作者的共同要求。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通鉴》的内容不仅着重在历代的政治军事活动，对于礼乐制度和政策理论等，不论正面的或反面的，都兼收并蓄，作了适当的编置安排，对照曾巩所提的四项条件，司马光编写的这部大书是大致符合的。所以从内容方面说，这部书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发挥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即求所以“适天下之用”，是司马光的主要目的所在，可是实际上以这方面的评价为最低，不仅从现代观点看多是些糟粕，就是古人也指出了其中的偏失。原来司马光在政治上是个保守分子，当时主政的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主张变法自强，司马光反对无效，于是退出政府，住在西京洛阳，以在野的身分编著史书，所以常常有不满的情绪流露在书中。如宋神宗时对西夏用兵，原有巩固边防的作用，不是宋统治者无故生事。司马光在写到唐朝和吐蕃争夺维州的事件时，便批评了当时的主战派李德裕等，以暗斥宋朝的主战派。又如写到智伯灭亡之事，乘机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才德论”，认为有才无德者必致败事，暗示宋代主张变法者都是有才无德的人。这些主张已失于偏激，胡三省在《通鉴音注序》中便说：“其忠愤感慨不能自已于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夺维州之类是也。”这在《通鉴》中所占的篇幅虽不多，而为司马光着意重视之处，故不能不特予指出。同时也应注意到，在糟粕的成分之外，有时也有可取的部分。如关于封建时代学者反复争论的正统问题，他说：“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其善恶得失。”（《魏纪》一黄初二年）这个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

在史实叙述方面，司马光自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起义军照例被称为“贼”，但说到农民发动起义时，常常详细列举其被迫发动的原因，这就接触到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如叙述唐末王仙芝、黄巢发动起义时，先历述僖宗即位前后的天灾人祸，而后用概括的写法：“上（僖宗）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下面才说：“是岁，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千，起于长垣。”（《唐纪》六八乾符元年）唐末农民起义似为一时突然暴发，伏因则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通鉴》既历举其事，在叙述到起义发动时，又作概括的说明，使读者可以得到完整的概念。又如蜀中韩秀昇参加了起义，后为高仁厚所擒，仁厚亲自审讯，问：“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唐宣宗）晏驾，天下无复公道，纽解纲绝，今日反者，岂惟秀昇？成是败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唐纪》七一中和三年）。虽然用了一些美化统治者的话，而当时阶级斗争的高涨，已经跃然纸上。

迷信思想，在统治者可谓根深蒂固，司马光常常依据事实揭破其底细。

如记武则天之事：“太后好祥瑞。有献白石赤文者，执政诘其异，对曰：‘以其赤心’。（李）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尽反耶！’左右皆笑。”又：“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并见《唐纪》二一长寿元年）事虽细微，意义则甚为重大。又如镇压黄巢起义的高骈，据有扬州，为霸一方，而听信玩弄神仙之术的吕用之，终至于城破身死。《通鉴》详记其事，不掩饰，亦不夸大，读者自然留下深刻的印象（《唐纪》七○至七三）。此类记载不仅表明司马光的见解正确，同时也表明其文学手法高妙。关于几次大战役的描写，如昆阳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淮西之战等，都极简练而生动，称为古代叙述战争的典型之作。

《通鉴》在取材和记述方面，虽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要求，而由于时代的局限，谬误亦所难免。如《史记》错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年代，因而将齐宣王伐燕记为湣王之事，与《孟子》、《国策》诸书的记载均不合，现在根据《竹书纪年》已经纠正了这个错误。《竹书纪年》是魏国的史书，因与儒家经典记载多不一致，在宋代不受人重视，以致后来逐渐失传，现在看到的是辑录本。司马光虽然看到过原本的《竹书纪年》，而不知利用，于是硬将齐宣王的年代比《史记》拉后十年，避免了与《孟子》等书的矛盾，其实毫无根据，不能作为史实看待。又如著作《后汉书》的范哗，在朝臣争权中被杀，而诬加以叛逆的罪名，编造了很详细的情节，《宋书》全收于《范哗传》中，司马光未作分辨，也照样采用了（《宋纪》六），到清朝，王鸣盛才辨明了当时的史实（参看《十七史商榷》卷六一）。又如东晋时期世家大族当权，陶侃为一代名臣而出身于寒门，世家出身的当权者对他多加诬蔑，《晋书》不辨真伪都收录下来。《通鉴》已多予删汰，但亦有删汰不尽者，如云侃“以不豫顾命为恨”（《晋纪》一六）。陶侃为地方长官，与晋明帝也无特殊关系，自然无必要参豫顾命，清王懋竑为陶侃作了正确的辨白（参看《白田草堂存稿》卷四）。这都是北宋时人认识不到的。千虑而有一失，虽智者不能免，我们自然不能因小瑕而掩其大瑜。

《资治通鉴》是一部分量比较大的书，同时也是值得通读的一部书。如何通读这样一部大书？是我们需要适当解决的一个问题。让我们先看一看古人关于读这一部书有什么问题或意见。司马光自己说过：“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伸欠思睡。”（胡三省《通鉴音注序》）司马光的话含有牢骚的成分，但对于一部大书望而生畏，是古人已经首开此例。胡三省为这部书作了详细的音注，他在注中顺便说了一句：“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唐纪》二八开元十二年）这句话的实际含义是要读者对于《通鉴》的内容全盘接受，这个态度当然也是错误的。所以读此书时，首先要有正确的态度，既不因为部头大望而生畏，也不因其评价较高而盲目接受，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按照实际可行的计划，一步一步地读下去，直到将全书读完。这是读这部书时应有的基本态度，下面分别说一下几点应注意之处。

针对《通鉴》部头大的特点，便不能抱着一口气读完的想法，要将全书分为若干部分，（如按照原书的《周纪》、《秦纪》、《汉纪》、《魏纪》等来划分）在每部分之内再划分范围较小的部分（如按照帝王的年号或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划分），最后再划定一个时期之内能读完的部分，这应结合原书的内容和自己的时间而定，不必强求一律，大致可以卷次或年代为划分的标准。每读完一个小单元部分，便如攻下敌人一个阵地，不仅是取得一次战役的胜利，并为打好下一个战役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读完一部分之后，可以随时写出笔记，或摘录书中的要点，或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或记出有关的问题。笔记不求其详，也不求其全，只是为了有助于记忆理解。读书作笔记本是一个很有成效的方法，读《通鉴》这样的大书，更不可不利用它。

每读完一个较大的单元后，最好再重读一遍。一般的部分可以略读，而细读其中重要的部分，这样可以得到更完整的概念和较深的印象。

遇有难解的问题，可以先看注解。看了注解仍不明白，可以记下这个问题，留待求师问友，暂时跳过去，先看下文，常常在读完全文后，前面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如果古文基础较差，读时速度应稍放慢，但要坚持读下去，不但增加了我国古代历史的知识，并可以提高阅读古文的能力，收到一举双得之效。如果古文基础较好，那就可以着重在取得历史知识方面。

对于初学者来说，读旧史书首先要求读通，只有读通了，才能进一步作分析批判，从而得到真正的历史知识。《通鉴》是封建时代学者写给封建统治者看的，所以这一点更应受到重视。

读本问题，最好是看整部的，现在有了标点本，这方面的困难已经排除。如果只看选录本，一般地说，可供文学欣赏之用，从取得历史知识方面说，差距就太大了。

细水长流，持之以恒。有恒是完成工作的必要条件，读一部大书时也是这样。这个道理几乎是人所共知，但许多人不能坚持下来，所以最后特别提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