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

程颐的表叔，理学支脉——关学创始人，封先贤，奉祀孔庙西庑第38位。与周敦颐、邵雍、程颐庙、程颢庙合称“北宋五子”。字子厚，汉族，祖籍大梁（今开封），徙家凤翔郿县（今宝鸡眉县）横渠镇，人称横渠先生。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授祁州司法参军，调丹州云岩令。迁著作佐郎，签书渭州军事判官。熙宁二年（1069），除崇文院校书。次年移疾。十年春，复召还馆，同知太常礼院。同年冬告归，十二月乙亥卒於道，年五十八。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明公。

中文名：张载

Zhang Zai 外文名：

别名： 张子、横渠

先生 逝世日期： 1078年 职业： 哲学家 信仰： 理学

主要成理学创始人之一，关学创始

就： 人。

国籍： 中国北宋 民族： 汉族

出生地：陕西西安

出生日

期： 代表作《崇文集》、《正蒙》、《横渠易品： 籍贯： 1020年 说》、《张子语录》等 陕西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

镇

张载（1020年-1077年12月26日），字子厚，出自《周易·坤卦》：“厚德载物”，原籍大梁，祖父张复，宋真宗时任给事中，集贤院学士等职，后赠司空。父亲张迪于宋真宗初携妻陆氏上任于陕西长安。天禧四年（1020年）生张载。天圣元年（1023年）年任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知州。后赠尚书督官郎中，祖父和父亲都是中小官吏。张迪在涪州任上病故，家议归葬开封。十五岁的张载和五岁的张戬与母亲，护送父柩越巴山，奔汉中，出斜谷行至郿县横渠，因路资不足加之前方发生战乱，无力返回故里开封，遂将父安葬于横渠南大振谷迷狐岭上，全家也就定居于此，以后张载就生活于此，人称他为横渠先生。 张载从小天资聪明，少年丧父，使他成熟较早，当时西夏常对西部边境侵扰，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初，西夏入侵，庆历四年（1044年）十月议和。朝廷向西夏“赐”绢、银和茶叶等大量物资。这些国家大事对“少喜谈兵”的年仅二十一岁的张载刺激极大，他就向当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边议九条》，陈述自己的见解和意见，打算联合焦演（郴县人，精兵述）组织民团去夺回被西夏侵

占的洮西失地，为国家建功立业，博取功名。范在延州（今延安）军府召见了这位志趣不凡的儒生，张载谈论军事边防，保卫家乡，收复失地的打算得到了范的热情赞扬，认为张载可成大器，劝他道：“儒家自有名教，何事于兵。”意思是说你作为儒生，一定可成大器，不须去研究军事，而勉励他去读《中庸》，在儒学上下功夫。张载听从了范的劝告，回家刻苦攻读《中庸》，仍感不满意。于是遍读佛学、道家之书，觉得这些书籍都不能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又回到儒家学说上来，经过十多年的攻读，终于悟出了儒、佛、道互补，互相联系的道理，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学说体系。

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为防御西夏南侵，在安阳府（今甘肃庆阳）城西北修筑大顺城竣工，特请张载到庆阳，撰写了《庆州大顺城记》以资纪念。

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三十八岁的张载赴汴京（开封）应考，时值欧阳修主考，张载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在候诏待命之际，张载受文彦博宰相支持，在开封相国寺设虎皮椅讲《易》。一天晚上，遇洛阳程颢、程颐兄弟，张载是二程的表叔，但他虚心待人，静心听取二程对《易经》的见解，感到自己学得还不够，第二天，他对听讲的人说：“今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辈可师之”（《横渠先生行状》）。于是撤席罢讲，但又对二程说“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横渠先生行状》，表现了他在学术上积极开拓精神，他的

《易说》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张载中进士后，先后任祁州（今河北安国）司法参军，云岩县令（今陕西宜川境内）著作佐郎，签书渭州（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等职。在作云岩县令时，办事认真，政令 严明，处理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推行德政，重视道德教育，提倡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每月初一召集乡里老人到县衙聚会。常设酒食款待，席间询问民间疾苦，提出训诫子女的道理和要求，县衙的规定和告示，每次都召集乡老，反复叮咛到会的人，让他们转告乡民，因此，他发出的教告，即使不识字的人和儿童都没有不知道的。在渭州，他与环庆路经略使蔡挺的关系很好，深受蔡挺的尊重和信任，军府大小之事，都要向他咨询。他曾说服蔡在大灾之年取军资数万救济灾民，并创“兵将法”，推广边防军民联合训练作战，还提出罢除戍兵（中央军）换防，招募当地人取代等建议。在此时他还撰写了《经原路经略司论边事状》和《经略司边事划一》等，展现了他的军事政治才能。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御史中丞吕公著（晦叔）向神宗推荐张载，称赞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可以召对访问。神宗召见张载，问他治国为政的方法，张载“皆以渐复三代（即夏、商、周）为对”。神宗听了非常满意，高兴地说：“你先到二府（中书省枢密院）作些事，以后我还要重用你。”张载认为自己刚调入京都，对朝廷王安石变法了解甚少，请

求等一段时间再作计议，后被任命为崇文院校书。当时王安石执政变法，想得到张载的支持。有一天见到张载，对他说：“朝廷正要推行新法，恐怕不能胜任，想请你帮忙，你愿意吗？”张载回答说：“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与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张载一面赞同政治家应大有作为，但又含蓄地拒绝参与新政的行为，遂渐引起了王安石的反感。张载拟辞去崇文院校书职务，未获批准。不久被派往浙东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审理苗振贪污案，案件办毕回朝。此时张载之弟监察御史张戬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发生激烈冲突，被贬知公安县（今湖北江陵），张载估计自己要受到株连，于是辞官回到横渠。 张载回到横渠后，依靠家中数百亩薄田生活，整日讲学读书，“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半夜坐起，取烛以书……”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著作，对自己一生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总结，并亲自带领学生进行恢复古礼和井田制两项实践。为了训诫学者，他作《砭愚》、《订顽》训辞（即《东铭》、《西铭》），书于大门两侧。张载对推行“井田”用力最多，他曾把自己撰写的《井田议》主张，上奏皇帝，并与学生们买地一块，按照《周礼》的模式，划分为公田，私田等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并疏通东西二渠“验之一乡”以证明井田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今横渠镇崖下村，扶风午井镇、长安子午镇仍保持着遗迹，至今这一带还流传着“横渠八水验井田”的故

事。

熙宁十年（1077年）秦凤路（今甘肃天水）守帅吕大防以“张载之学，善法圣人之遗意，其术略可措之以复古”为由，上奏神宗召张载回京任职。此时张载正患肺病，但他说：“吾是行也，不敢以病辞，庶几有遇焉。”意思是说这次召我回京，不能因病推辞，借此机会可施行我的政治理想和主张，便带病入京。神宗让他担任同知太常职务（礼部副职）。当时有人向朝廷建议实行婚冠丧祭之礼，下诏礼官执行，但礼官认为古今习俗不同，无法实行过去的礼制。唯张载认为可行，并指出反对者的作为“非儒生博士所宜”，因而十分孤立，加之病重，不久便辞职西归。路经洛阳见到二程时说：“载病不起，尚可及长安也。”当年农历十二月行至临潼，当晚住在馆舍，沐浴就寝，翌日（乙亥）晨（12月26日）与世长辞。享年五十八岁，临终时只有一个外甥在身边。 张载的一生，两被召晋，三历外仕，著书立说，终身清贫。殁后贫无以殓。在长安的学生闻讯赶来，才得以买棺成殓，护柩回到横渠。翰林院学士许诠等奏明朝廷，乞加赠恤。神宗下诏按崇文院三馆之职，赐丧事支出“半”数，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三月，将张载葬于横渠大振谷其父张迪墓南，与弟张戬墓左右相对。

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宋宁宗赐谥“明公”，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赐封郿伯，从祀孔庙，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

年）改称先儒张子。 张载是北宋时期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关学的创始人，理学的奠 基者之一。其学术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以后的思想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的著作一直被明清两代政府视为哲学的代表之一，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之书。

张载认为，宇宙的本原是气。他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气有聚散而无生天，气聚则有形而见形成万物，气散则无形可见化为太虚。他认为宇宙是一个无始无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充满浮与沉、升与降、动与静等矛盾的对立运动。他还把事物的矛盾变化概括为“两与一”的关系，说：“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认为两与一互相联系、互相依存，“有两则有一”，“若一则有两”。在认识论方面，他提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区别，见闻之知是由感觉经验得来的，德性之知是由修养获得的精神境界，进入这种境界的人就能“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在社会伦理方面，他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主张通过道德修养和认识能力的扩充去“尽性”。他主张温和的社会变革，实行井田制，实现均平，“富者不失其富”贫者“不失其贫”。

张载还提倡“民胞物与”思想。他在《西铭》中说：“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无与也。”乾坤是天地的代称，天地是万物和人的父母，天、地、人三者混合，处于宇宙之

中，因为三者都是“气”聚而成的物，天地之性，就是人之性，因此人类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朋友，万物与人的本性是一致的。

他严格的区分了天、道、性、心等概念，准确的表达了理学的基本宗旨和精神。

张载著有《崇文集》十卷（已佚），《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等，明嘉靖间吕柟编有《张子钞释》，清乾隆间刊有《张子全书》，后世编为《张载集》。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这四句话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概括为“横渠四句”。20xx年9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出访欧洲前夕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也曾引用这句话来表达自己的心迹。

张栽的“无不知则无知，有不知则有知”这句名言深刻地揭示了有知与无知的辩证关系。

张载，字子厚，长安人。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撤坐辍讲。与二程语道学之要，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尽弃异学，淳如

也。举进士，为祈州司法参军，云岩令。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因问民疾苦，及告所以训戒子弟之意。 熙宁初，御史中丞吕公著言其有古学，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谋之，召见问治道，对曰：“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帝悦，以为崇文院校书。他日见王安石，安石问以新政，载曰：“公与人为善，则人以善归公；如教玉人琢玉，则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狱起，往治之，末杀其罪。 还朝，即移疾屏居南山下，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敝衣蔬食，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以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大蔽也。故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昏丧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礼。又论定井田、宅里、发敛、学校之法，皆欲条理成书，使可举而措诸事业。 吕大防荐之曰：“载之始终，善发明圣人之遗旨，其论政治略可复古。宜还其旧职，以备谘访。”乃诏知太常礼院。与有司议礼不合，复以疾归，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寝，旦而卒。贫无以敛，门人共买棺奉其丧还。翰林学士许将等言其恬于进取，乞加赠恤，诏赐馆职半赙。

载学古力行，为关中士人宗师，世称为横渠先生。著书号《正蒙》，又作《西铭》曰：乾称父而坤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幼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恂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

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之子顾养；育英材，颍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顺事；殁，吾宁也。

程颐尝言：“《西铭》明理一而分殊，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自孟子后盖未之见。”学者至今尊其书。 嘉定十三年，赐谥曰明公。淳佑元年封郿伯，从祀孔子庙庭。弟戬。

青年时代曾习兵法，欲结客收复洮西失地，又任崇文院校书等职。因讲学关中，其学派被称为“关学”。提出“太虚即气”的学说，肯定“气”是充塞宇宙之实体，“气”之聚散变化，形

成各种事物现象，反对佛、道家关于“空”、“无”的观点。又以为“造化所成，无一物相肖者。以是知万物虽多，其实一物无无阴阳者；以是知天地变化，二端而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认识到事物对立面统一的某些原理。还从人和物同受“天地之气”以生出发，强调“无一物非我”，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其学说对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有很大影响，并为其所继承和发展。他在认识论上主张“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在人性学说上提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对立的命题；在教育思想上强调“学以变化气质”。所著有《正蒙》、《经学理窟》、《易说》等，都编入《张子全书》。

对古代天文学的贡献

北宋时期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比较昌明的时期，理论水平由于理学的兴起也有了普遍的提高，同时更增加了人们探求宇宙奥秘的兴趣。在古代宇宙结构及天体演化理论中，宣夜说在这一时期变成了“显学”，沈括、程颢、程颐等人都持此说。浑天说仍有研究者如邵雍等人。盖天说则基本上已无人问津。而关学领袖张载由于具有较为深厚的医学和天文学素养，能够探赜钩沉，慧眼独具地发现了《黄帝内经》所草创的“宣夜浑天合一”的宇宙图式，并且做了创造性的阐释与发挥。 张载运用“宣夜浑天合一说”的确解决了当时的一些天文学难题。比如关于太阳、月亮距离地球孰远孰近的问题。张载的天体观正是因为避开了宣夜说和浑天说各自的短处，方能够

提出相对于地球来说日远月近的正确判断。

除此之外，张载的天论思想还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地方。比如，他提出了天体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在《正蒙·参两》篇中，张载指出：日、月与金、木、水、火、土五星“间有缓速不齐者，七政之性殊也”。即是说，七政（日月五星）在运行中各有迟、缓、疾、速，是因为它们的性质各不相同。他又进一步指出：“金火附日前后进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即认为金星、火星与太阳之间有相互作用的关系，从而影响了金火二星的运行速度。

另外，张载还进一步明确阐发了地球运动的思想。他说：“凡圜转之物，动必有机，既谓之机，则动非自外也。”同时又指出了地球自己运动的动因来自于其内部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

张载墓碑

张载祠

又称张子祠，位于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城东26公里处的横渠镇。占地南北82米，东西37．5米。它是我国北宋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关学领袖张载的讲学之地。张载祠前身为崇寿院，张载年少时曾在此读书，晚年隐居后，一直在此兴馆设教。他死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将崇寿院改名为横渠书院。元代元贞元年（1295年），开始在原横渠书院旧址上建张载祠。元代泰定三年（1326年），在张载祠内恢复横渠书院，成“后祠前书院”格局。位于张载祠南7公里处大镇谷迷狐岭的张载墓，占地87.2亩，是张载及其父张迪、弟张戬的安葬之地。从元、明、清至民国，历史上对张载祠和书院修葺14次。

张载祠历经元、明、清、民国，前后共修葺9次。19xx年成立张载祠文物管理所，19xx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关学

关学，是萌芽于北宋庆历之际的儒家学者申颜、侯可，至张载而正式创立的一个理学学派。因其实际创始人张载世称“横渠先生”，因此又有“横渠之学”的说法。

所谓“关学”即关中（函谷关以西、大散关以东，古代称关中）之学，是从地域角度而言的，无论是张载之前的申颜、侯可，还是张载之后的吕大钧兄弟、李复、范育、游师雄、种师道以及金元明清时期的杨奂、杨恭懿祖孙三代、吕柟、冯从吾、李二曲、李因笃、李雪木、刘古愚等，都是关中人，故其理学又称为“关学”。如果就关学的内涵性质而言，它属于宋明理学中“气本论”的一个哲学学派。

张载“关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用，以孔、孟为法。他提出了以“气”为本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哲学思想。认为宇宙的构成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太虚枣气枣万物，三者是同一实体的不同状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种“气”一元论的唯物论之本体论，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哲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张载还从其“气”本论的哲学出发，提出了“民胞吾与”的伦理思想，确立了他对佛道思想的批判立场。与一般理学的学派不同，关学特别强调“通经致用”，以“躬行礼教”倡道于关中，并且十分重视《礼》学，注重研究法律、兵法、天文、医学等各方面的问题（参见本书“张载”条）。

张载创立关学之初，关中学子便积极追随，其中以蓝田吕氏兄弟最为踊跃。张载开始在关中讲学时，首和者就是吕大钧，接着，其兄吕大忠、其弟吕大临都相继拜张载为师。蓝田吕氏兄弟五人登科及第，是闻名遐迩的名门望族，他们的加入

至关重要，为关学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使关学与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形成鼎立之势。可惜的是，张载病逝后，三吕却投奔二程的门下，靠近“洛学”，致使关学一时冷落下来。好在还有李复、张舜民、游师雄、种师道、薛昌等人坚持进行研究，才没有使关学中断。但比起三吕来，他们的著述较少。三吕的主要著作有《吕氏乡约》《吊说》《克己铭》《吕蓝田语录》《中庸解》等。这些著作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忽必烈建元之后，并不看重儒学，而是把儒排在娼之后、丐之前，所谓“八娼九儒十丐”是也。这种疏离状态，使得儒家思想很难再登堂入室。这个时期，只有杨恭懿与其父杨天德、其子杨寅三代极力倡导关学的精神。他们祖孙三代孜孜不倦地以讲学为生，弘扬张载一贯主张的实学风格和为人“气节”。于是有“杨氏三代”、“郁郁遗风”之美誉。元代文学家姚燧称颂杨恭懿为“西士山斗，学者宗之”。杨氏三代的努力，终于使关学在元代尚未失忆失语，也为明代关学的复兴打下了基础。

明朝以理学开国，使儒家书籍遍及天下，为关学振兴开辟了一条坦途。据有关史籍记载，在明代中后期，关中的理学家竟达百人之多，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吕柟。他与统治了百年的“阳明学”对衡，而盛赞张载、二程和朱熹的学说。晚年吕柟辞官回乡，建立书院，培养学生，著书立说，撰有《四书因

问》《宋四子抄释》《周易说翼》《礼问》《泾野先生文集》等，成为张载之后的关学大学者。另外，还有一位学者是冯从吾。他本来在朝做官，因对宦臣魏党极为不满而回到家乡，二十六载闭门著书，著有《关学篇》《凝思录》《辨学录》等，为弘扬关学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张载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法思想，他的“太虚即气”和“一物两体”学说就是见证。他一反“二程”以“理”为万物本源的说法，而把“气”作为万物的本源。他认为由于气的聚散和变化形成了客观世界的各种物质现象，气聚拢时而为万物，气散开时就成为无形的“太虚”。他认为气分阴阳两端，即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方面，两个方面的矛盾斗争形成了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运动。他把矛盾运动称为“参”。这个“两端一参”论，是他和“二程”学说的最大区别；再比如他的“地球中心”学说，他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本身有自转，由太阳、月亮和其他五颗星宿组成的七曜，与地球同时向左旋转，只是因为转速不同而形成了在地面上看，有左旋、右旋。这样的科学观点在当时是非常先进和可贵的。

独创性

张载的思想具有独创性。他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思想，不仅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反映了他视民如同胞的平等原则。这样的思想在张载之前是没有人提出过的，不能不说是他的独创。在人类生态环境已经发生危机的今天，他的这一

思想显得格外珍贵；他还主张恢复井田制，认为井田制可以使百姓贫富均匀，丰衣足食；他主张爱护天下所有的人和物，不要贪婪，不许霸占。这无疑是继承并发展了儒家“仁民爱物”的观点。

科学性

张载治学主张具有科学性。他提出并主张“学必为圣”、“经世致用”、“笃行践履”。他反对空知不行，学而不用；始终坚持高度关注国家、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积极参与社会的变革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学问。冯友兰先生评价说，张子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概括了哲学家的最高境界。

先进性

张载的教学方法具有先进性。他在教学方面提出四种原则和方法：一是勤学博文，以求义理。他认为“学愈博则义愈精微”，博学可以从中求到义理，“勤学可以修身”；二是“尽人之材”。认为人是有差异的，教人要根据差异尽其才，乃不误人；三是提出可接受性和渐进性原则。他认为“教之而不受，虽强告之无益”。所以，教学要注意受教育者能否接受，并注意渐进。四是教学相长。他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四益”：“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绊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数次，己亦了此文义，二益也。对之必正衣冠，尊瞻视，三益也。尝以因己以坏人之才为之忧，则不敢堕，四益也。”

总之，张载关学，尽管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关学作为儒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学派，从北宋到清末，延续了800余年，誉播华夏，影响深远。明代著名学者王阳明曾说：“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这样的评价并非过誉之词，历史上的关中学者当之无愧。但不得不承认，从刘古愚、于右任之后，近百年来再没有出现关学代表人物，也缺乏一些比较系统的著述，以至提起关学，一些人竟然不明就里。不过，张载的影响仍在，关学并没有成为绝学。19xx年中华书局重新刊印了《张载集》《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宋明理学史》等，都对张载的哲学给予了非常显著的地位。另外，张岱年著有《中国十一世纪唯物论张载》，陈俊民著有《张载的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陈宜山著有《张载哲学的系统分析》等，都是对关学思想的研究和弘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张载的家乡眉县曾召开过四次关学思想学术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关学思想的研究。19xx年以来，眉县修复扩建了张载祠、张载墓，恢复了横渠书院，修建了张载文化广场。20xx年10月，在眉县召开了“2007中国·宝鸡张载关学与东南亚文明学术研讨会”，70多名海内外专家学者聚集在太白山下，围绕“民胞物与，和谐文明”这一主题，进一步探讨了张载关学的学术价值

及其现实价值。这次研讨会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借鉴关学思想构建和谐中国、和谐东亚、和谐世界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自古多豪杰的关中，应该有众多的学者专家关注张载关学，把张载宝贵的哲学思想承接过来，传递下去，为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作出新的贡献。

陕西特别是西安能够成为全国的教育强省，与深厚的文化底蕴，特别是关学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张载的故乡----眉县能够成为全省的教育强县，与关学的深厚文化底蕴肯定不无关系。关学的精髓需要我们更深入的发觉，特别是在现在这个重大的社会历史转型阶段，对文化，思想，教育等各方面都将会产生深远重大的影响。相信，智慧的眉县人民和国内外学者，会毫不犹豫的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从文化产业，教育产业，影视传媒产业，旅游产业等全方位，多角度，全方位，科学有效合理的发掘利用关学精髓，造福全人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宋明理学，简称理学，通常被称为宋明两代的儒学。虽然是儒学，但同时借鉴了道教和佛家的思想。

北宋嘉祐治平年间（1056年—1067年），儒学发展形成了王安石荆公学派、司马光温公学派、苏轼的蜀学、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含张载的关学）为代表的理学四大派。

后来洛学由朱熹发扬光大，成为居正统之位的程朱理学。 南北朝

南北朝期间，道、儒成形，道家讲玄理，佛家讲空理。宋明理学虽以儒学内容为主，同时也借鉴了佛学和道教思想，讲的则是“性理之学”。宋明儒者的学术，大致可以分为“北宋”、“南宋”，和“明代”三个阶段。他们摆脱了唐代以来“疏不破注”的教条，慢慢培养了对经书怀疑的态度，从疑经走上了改经的道路。

北宋

北宋诸儒以周敦颐、张横渠、程颢、程颐为大宗，上承儒家经典，讲仁与心性，又讲格物穷理。熙宁三年以后，王安石变法引发党争，二程分别退居洛阳，理学在此后七年或十年达到成熟[1]。

南宋

宋朝南渡以后，儒学分为三派——程颢开胡五峰之“湖湘之学”，程颐开朱子之学，也就是程朱理学，代表者乃朱熹；陆九渊则直承孟子而开出心学一派。

南宋以后，只有朱陆二系传续不绝。元明之际，朱学进居正统之位，为中国君主社会后期的官方思想。惠栋在评《毛诗注疏》时说：“宋儒之祸，甚于秦灰。”

明朝

明朝中叶，王阳明承陆九渊而阐发心学，创立致良知之“阳明

学”，集心学之大成。明末刘蕺山呼应胡五峰而盛言以心着性之义。明末王学亦走入末流，黄宗羲说：“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坻，束书而从事于游谈。”王世贞说：“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甚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问。”

清朝

理学在清初以后走入空谈，严重脱离实际，以学术为工具博取政治利益的手段。连康熙都说“今视汉宫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在人主前作一等语，退后又别作一等语”。他曾说：“李光地、汤斌、熊赐履，皆讲道学之人，然而各不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