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的2012：培养年轻导演和年轻制片人

还有两个月20xx年就过去了，贾樟柯[微博]的新片《在清朝》迟迟未能开拍，今年上映是绝无可能了。这打破了他逢双数年份出片的规律(19xx年《小武》、20xx年《站台》、20xx年《任逍遥》、20xx年《世界》、20xx年《三峡好人》、20xx年《24城记》、20xx年《海上传奇》)。《在清朝》的主创班底已经确定，只有两三个主演还在商谈中。贾樟柯：“今年没有片子，20xx年也没有，所以希望20xx年能推出吧。”

没有新片，贾樟柯更少在媒体前抛头露面。今年6月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他和自己的新公司意汇传媒通过发布会亮相，宣布了五部电影计划。五部电影的导演都是年轻人，不过贾樟柯解释，并非有意选择年轻导演，“公司筹备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看剧本，最后，能让我们激动的项目恰恰都是年轻导演的。”

他的另一次公开亮相是10月份的韩国釜山电影节。贾樟柯担任今年釜山电影节亚洲电影学院的校长。课程为期18天，有来自阿富汗、伊拉克、塔吉克斯坦、尼泊尔等亚洲国家共24位学员，他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分两组拍摄短片。贾樟柯与学生分享了他在电影叙事、空间处理及指导表演方面的拍片经验。

不管有心还是无意，这两年贾樟柯远离他的导演身份，做了许多制片和监制的工作。协助和指导年轻导演拍片，让不习惯闲下来的贾樟柯，在等待《在清朝》的漫长筹备过程中，也能够与他最心爱的电影时刻在一起。

做监制让我精神愉快

在意汇传媒成立之前，贾樟柯的公司西河星汇就有一系列和年轻导演合作的项目，比如“添翼计划”、“语录计划”。这些项目的初衷都很简单，“一直有投资方想和我合作，但我个人的电影产量很低，平均两年一部。我们就想在等待我的长片的时候，共同融资做年轻导演的拍片计划。”

做了制片人以后，贾樟柯每年要投入精力到至少两部年轻导演的电影中去，再加上筹备中的自己的电影，他可以同时进行三部影片。“你不知道他们创作的触角会伸到哪里，这是对我电影职业非常好的补充。大家在一起创作感觉非常好。做制片人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我喜欢热闹，也爱玩。如果我能把很多精力放在制作上，精神就会很愉快——这就像有人打麻将很愉快，有人踢足球很愉快，有人上网很愉快一样。谈剧本、选演员、看他们看景回来的照片或者去现场看他们拍片，这样的生活让我很享受。”

虽然合作对象选择的是有才华但是没有多少资历的年轻人，但贾樟柯强调，公司的所有项目都绝非公益性质：“每一个都是严肃的商业投资行为，不是不求回报的公益扶植。只不过以我个人的信用作担保，来尽量促成对年轻导演的信任。我们也做了很周密的回报计划的安排，来增加吸引投资的可能性。正是为了扩大制作规模，接纳有序的投资安排，才成立意汇传媒。我希望这家公司能把主要精力放在项目选择和资本运作上，而制作和发行则由西河星汇和其他公司来完成。”

有些纯粹的商业电影项目里，因为投资的压力，监制和导演的工作往往并不清晰区分。某些场次的戏份因为种种原因导演不能拍，监制这时就会顶上去。贾樟柯表示，他担任监制时会给自己划一条清楚的界限，那就是“所有话都在开拍之前说”。他进一步解释：“所有自己的意见都在开机前表达完。当然有时在现场也会觉得，导演的某个做法和自己的想法有抵触，但是我不会现场自己去拍，或在现场干涉导演，最多用事后沟通的方法去解决。因为我自己是导演，这是很难免的冲动，但我尽量克制。”

给年轻导演最好的制作条件

谈起意汇传媒现在已经确定的五部电影的项目内容和制作进展，贾樟柯如数家珍。 宋方导演的《记忆望着我》已经完成拍摄并制作完成，今年8月在瑞士洛迦诺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处女作金豹奖。导演一直带着影片在参加不同的影展，希望能借此获得更多关注和国外市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记忆望着我》入选了第50届纽约国际电影节。贾樟柯说：“在我记忆中，这是十几年来第一次中国年轻导演凭处女作入选纽约国际电影节。这个影展在北美的影响非常大，而且它选片很苛刻，一般都是大师之作才能入选。所以这次入选也带来了国际媒体对宋方的电影、添翼计划和我们新公司很好的关注。宋方下一个月还要参加南特电影节。在积累了国外影展的口碑后，我们希望明年春天能进行适量的国内发行工作。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研究这样实验性很强的新导演处女作，用一种什么样的模式能在国内得到相应的关注，进而带来相应的票房收入和资本回收。”

《革命是可以被原谅的》也已经完成，今年9月在多伦多电影节首映。这部影片的导演是法国人丹米阳，其特殊之处在于，这是一部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拍摄的半纪录半剧情的电影。该片讲述一个杀手的故事，他在阿尔及利亚革命期间执行过暗杀任务。这段经历被他尘封隐瞒了五十年。如今，在迎来自己70岁生日的时候，他觉得讲出自己的经历也许是自己最后的任务。

《革命是可以被原谅的》是贾樟柯制片计划具有国际视野的体现，这也给他带来了不少新鲜的经验，“这部电影是一个跨国融资。跨国融资对我来说不陌生，但过去都是给我的电影融资，这次给名不经传的年轻导演的处女作融资，还真是一个新课题。这次我们是法国，德国，还有一些阿拉伯国家联合投资，是很好的经验。”

《革命是可以被原谅的》是一部法语片，除非作为引进片，否则不可能进入国内市场。不过贾樟柯并不担心成本回收，因为他的公司在这部电影的整个全球版权有很高的百分比分红。贾樟柯表示：“希望以后可以将更多的焦点放在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合作上，比如那些和我们有语言关系或文化亲切感的国家地区，像港澳台或者日本。虽然《革命是可以被原谅的》是一部法语片，但我们今后并不会把注意力主要放在与欧美的合作上，我们更看重的还是在华语地区和亚洲地区的合作。”

和前面两部电影相比，权聆的导演处女作《陌生》的投资要大得多，超过千万。目前已经完成拍摄，导演正在剪辑。《陌生》由郭晓冬[微博]、陶虹[微博]主演，讲述一对夫妻的婚姻遇到了问题，他们是如何走出危机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贾樟柯对这部电影非常期

待：“从素材情况来看，郭晓冬和陶虹的表演让我们特别惊喜，称得上是颠覆性的。我觉得这个影片拍摄完成，最大的收获是这些优秀的台前幕后工作人员和年轻导演合作后所产生的那种化学反应。《陌生》的摄影指导是一直跟我合作的余力为，许鞍华导演的《桃姐》也是他担任摄影。”优秀的摄影、出色演员??《陌生》最大程度实现了贾樟柯发起这些电影项目的初衷，那就是合作伙伴虽然是年轻导演，但要给他们最好的制作条件，让他们的作品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制作水平都能达到最高。

余下两部电影是马来西亚女导演陈翠梅的古装片《状元图》和陈涛导演的悬疑片《虹》。前者剧本写作接近完成，接下来很快就要进入确定演员阵容和计划制作日程的阶段；后者目前还在写剧本。两部电影如无意外明年都会开机拍摄。

培养年轻导演，也培养年轻制片人

贾樟柯以往作品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一直在拍艺术电影，而且和中国的当下现实紧密结合。其实无论是作为导演还是制片人，他本人的电影口味很丰富，并不局限于某一类型——他现在筹备的《在清朝》就是一部古装武侠片。在贾樟柯看来，只要导演有强烈的创造力，项目有很高的艺术水准，那么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电影，商业的、艺术的、武侠、惊悚、公路——他都无限欢迎。“所以公司的投资计划并不专门针对所谓艺术电影，而是包含了各种类型。”

不过对于很多怀揣导演梦的年轻人来说，贾樟柯的电影计划目前还并非一个面对人人开放的“大门”。

“我们基本上是约稿的制度，也就是说，是我们主动去找项目，通过我们自己的策划团队，寻找我们感兴趣的影片类型，然后找编剧、导演，接着把我们策划好的故事类型，通过严格执行的创作过程制作出来。老实说，目前我们的操作模式还是相对被动的，只是通过自己的人脉寻找那些我们认为有创造力的年轻导演，与他们沟通，看他们有什么特别想拍的电影，我们再评估这些项目，看能不能与公司的规划做一个结合。其实更良性的操作模式还是前面那种，未来我们会更主动地策划。”

陈涛没有拍过长片，甚至连《虹》的剧本还没有完成，就已经入选了意汇传媒的新片计划。20xx年贾樟柯在戛纳电影节担任评委，恰好那年陈涛有短片参赛，贾樟柯特别喜欢他的作品，通过短片看到他的能力。《虹》的剧本虽没写完，但在落笔前，陈涛就跟贾樟柯谈过剧本的原始构思，贾樟柯觉得这会是一个很有潜力的项目，因此将其纳入计划之中。

虽然这五部电影的类型各有不同，连诉求都有很大差异，《记忆望着我》《革命史可[微博]以被原谅的》《陌生》是典型的艺术片，而《状元图》《虹》则是商业片，但在文化的固执和坚守上，它们异曲同工，这也与贾樟柯一直以来的创作原则相一致。

贾樟柯表示，目前这些电影项目的遴选主要由他来决定，但他同时也在积极培养年轻制片人，“目前有三个年轻制片人在跟着我做，现阶段因为我的个人经验比较多，因此我来把关的项目就比较多，将来更多的主动权会交给年轻的制片人。我特别羡慕那种，好像电影史

上那些著名的电影运动的时代，年轻的导演和年轻的制片人相互支持，一起成长。目前由于条件限制，公司初创，人才也在培养，所以我个人操心比较多点。”

不放弃让艺术电影进影院的努力

“添翼计划”做了两年，可在普通观众中的知名度并不高。“添翼计划”里唯一在国内做了大规模发行的电影是韩杰导演、王宝强[微博]主演的《Hello！树先生》。这部电影获得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会大奖，在一系列小规模试映中口碑很好，王宝强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可是上映后票房依然惨淡。艺术电影发行难上映难的痼疾在目前的中国电影市场中，依然根深蒂固。

“《Hello！树先生》受到广泛好评，所以会有固定回收，特别是在电视版权和网络版权这些方面。但是在影院排片上，还是有很深的偏见。在我看来，这部电影特别有可看性，特别是王宝强的表演很赏心悦目。我觉得可能对年轻导演，对这种多少接触到中国现实的电影，影院还是有偏见。如果有一个相对公正的排片，《Hello！树先生》的票房会更好一些。” 除非是被结结实实地问到了票房，否则贾樟柯从不主动回答这类问题。和一些导演喜欢呼吁影院重视艺术片不同，贾樟柯不做呼吁，他觉得呼吁没有用，最重要的是“要不懈地让这些电影在电影院里放，它的空间才能扩大——当然不可能一下子扩大，要慢慢来”。他的理由很简单，如果现在放弃了让艺术电影进影院的努力，那么这类电影就会离大银幕越来越远，观众也会越来越不喜欢。这对所有艺术电影创作者来说，都是莫大的遗憾。

贾樟柯执导的纪录片《海上传奇》在院线发行放映前，就已经是盈利状态。以当前中国电影市场对人文类纪录片的接受程度而论，《海上传奇》要上院线，宣发成本肯定高于票房分成，十拿九稳只赔不赚。贾樟柯说：“如果单纯是只考虑钱的话，肯定就不发了。但最后几个投资方还是决定发一发。说白了，这是为大银幕拍的纪录片，如果不在大银幕放，那就是遗憾。只要全国有那么一小部分观众要看，我们就要提供这个机会。如果我们不发《海上传奇》，那么以后纪录片在银幕上出现的机会就更少了。”

和许多拿电影当纯粹生意来做的电影人相比，贾樟柯对票房的态度有很大不同。“为了对资本负责，我们当然也要考虑投资回收的安全；但如果已经有赢利空间，那拿出一些利润来做事情，也是应该的。”

目前的国内电影宣传，大多数集中在话题炒作和投资攀比上。对此，贾樟柯直接批评道：“现在比较烦的是，所有关于电影的话题，无非是投资啊票房啊，都是钱，让人觉得好闷啊，好枯燥。为什么就不能谈谈电影本身？每一次我接受采访，人家都不把我当成导演，而是当成电影的营销人员在问：你究竟赔不赔钱啊，你这么赚钱啊，你赔钱怎么想，赚钱怎么想??这么多年下来，电影文化怎么单调到这个程度？这是一个文化分寸的问题。好的电影环境，这些问题不是不讨论，而是行业内部讨论，公众没有必要了解你投了多少钱，收入是多少，怎么回收，现在这变成了大众分享的话题。我觉得这个是被引导的，一开始应该没多少人对这些问题感兴趣。我倡议过做超低成本电影，比如说，十万左右，但是要最好的制作人员和

演员，表现我们最直接的感受——我告诉你，就算十万的投资我也能找来国际一线的演员来合作，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电影精神和爱好在里面。做电影首要的动力，不是钱。” 对衰败落寞更有想象

随着年龄的增长，贾樟柯越来越看重单纯享受拍电影的乐趣。本来被寄希望今年上映的《在清朝》，一下子被推到两年后，而他也不觉得时间漫长。“需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资料的搜集、美术设计的推敲等等。要建立起来一个可信的电影世界，这里面小到美术设计的细节，大到人物的情感，还有动作方面新的设想，加在一起是一个很大的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因为我觉得自己也到了经验和体力结合得最好的年纪，希望拍一部是一部，而不是顺应市场，急就章式地拍出来。我想拍几部经得住推敲的作品。”

若干年前，王家卫、侯孝贤、贾樟柯不约而同放出口风，要拍武侠片。如今，王家卫的《一代宗师》总算千呼万唤始出来，要在贺岁档上映了；侯孝贤的《聂隐娘》也已开机，目前正在拍摄内地部分的戏份；只有贾樟柯的《在清朝》还没有开机。说到这里，贾樟柯也笑：“侯孝贤导演其实比我早准备很多年，私底下我们也开玩笑，别看他开机了，但最后影片推出可能我比他更早，因为我一旦开拍了就会很快。不过拍古装片，我没有他们那么有经验，侯导拍过《海上花》，王家卫导演拍过《东邪西毒》。对我来说，古装是一个挑战，动作也是一个挑战。”

《在清朝》的故事灵感来自于贾樟柯老家山西汾阳县志里的一些记载，其中有传说有真事。贾樟柯谈到自己的创作初衷：“在我成长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武术热的过程。80年代初《少林寺》上映后，一方面勾起年轻人对武术的热情，另一方面很多关于武术的传闻重新在民间复苏。我成长在很多人都在谈论武术的环境里面，所以会产生这方面的想象，我一直很有兴趣把这些想象拍出来。”

之所以将故事时间设定在晚清，贾樟柯说：“晚清是变革的开端。我是70年代出生，有段时间我一直以为中国的变革是从19xx年开始的，后来读很多历史书，才发现这种认识是错的。19xx年开始的变革只是我经历的，而这只是从晚清开始的变革的一部分。中国从晚清开始发现自己的落后，文化、制度、国力??从那个时候起，中国想要变成一个现代国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很快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而中国现在还在路上。很多东西需要回到晚清去追问。”

中国的古装武侠片很容易拍成“大片”，场面富丽堂皇，武打绚烂夺目，贾樟柯表示《在清朝》应该会很不一样，“相对来说，晚清是一个哀伤萧条的时代，和我一贯喜欢的美学情趣比较贴近——我并不特别热衷于大汉雄风、大唐盛景这些。我对盛景雄风一般都没有想象，我对衰败落寞比较有想象。”贾樟柯笑，“还是拍自己比较擅长的东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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