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我没想让全国人民都喜欢我

新华网 （ 2010-11-23 10:05:52 ）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简介】白岩松，42岁，中央电视台《新闻1+1》、《中国周刊》节目主持人，曾主持《焦点访谈》《新闻周刊》《新闻会客厅》《感动中国》等节目，出版作品有《痛并快乐着》《岩松看美国》《岩松看日本》，以及新书《幸福了吗》。

【先锋语录】 ★人到中年，你必须去做一个推动者，改变者。我们不是在看一个时代的笑话，你也是身在其中的一员。

★我没想像大熊猫那样让全中国人民都喜欢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们没扛旗，反而可以更平稳地向前走。那些扛旗的呢？走了多远？所以这个旗我是不扛的。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 实习记者杨越发自北京 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两个小时的解说，白岩松一如既往地未敢懈怠，解说中旁征博引的万余字，源自几个月来十余万字的材料手稿——面对本职，这个“新闻人”选择的，依然是一种近乎笨拙的操作方式。巧合的是，9月份出版的新书《幸福了吗》，同样得益于一沓力透纸背洋洋数十万字的手写稿。他不会打字，但享受钢笔落在硬纸上的快感，一笔一划，犹如雕刻时光。

白岩松说，年龄对他最显而易见的作用是容易受伤。那个下午，他就这样一瘸一拐走来，无人搀

扶，没戴眼镜，比电视里看上去清瘦许多，并且没有那么锋利。

他远远坐在沙发的一端，安顿好自己和那只受伤的脚，没有客套，也并不直视你，只十分简略地说：开始吧——他身为旁观者的自己，或许就站在旁边，冷眼注视这并不热络的开场。

话语十分密集，节奏不容喘息，间或有宏大的语词被接连抛出，他的额头，眼看着愈皱愈紧。他容易因话题而冲动，在每一个预设的选项中缜密地、事必躬亲地为这个时代和国家思考每一个细节，但是，他并不愤怒。

十年前，他焦虑、失眠，在《痛并快乐着》中说，如果骂人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那么我选择骂人为职业。后来，那本书一卖十年。如今，40多岁的白岩松，涉过急流险滩，河床趋于平缓，他与自己达成和解并能在明天来临之前安然入睡。他写出《幸福了吗》——以问为题，问自己，问他者，问这个国家，也问身处的时代。

什么是幸福？“我很难用语言去形容它，我没法用现代汉语词典的角度去给它定义。”但沉吟片刻，他忽而以一种舒缓的诗一样地节奏开口，“也许是，可持续的，然后平静，感恩，觉得活着真好，看灰蒙蒙的天都觉得像蓝的，早上愿意起床，愿意对别人笑??”

天然与时代发生关系

《国际先驱导报》：书的封皮上写“这是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成长与困惑”，你和这个时代的关系怎样？

白岩松：跟每个人一样吧。可能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是一个媒体人，一个新闻人，你不能仅仅关注自己，你还在关注这个时代。十年既是你自己从三十多岁到四十多岁，也是中国改革从二十多年到三十多年的一个进程，这句话是我写的，当时我就说，特别要把这句话写到下面，其实重点是“一个人和一个时代”，还有一个是“困惑”，不仅仅是“成长”。如果仅仅说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成长，那肯定就没什么味道，但是恰恰因为他还有很多困惑，其实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时代的困惑，不仅仅是个人的吧，因为千百年来，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相似的困惑，但属于每一个时代的困惑都是独一无二的。

Q：你把这种对时代的困惑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A：我想不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都不可能，因为我是一个新闻人，新闻人天然地就要跟这个时代发生关系，否则的话你不是一个称职的新闻人。任何一个你每天接触到的新闻点都是这个时代的碎片，你记录的是新闻，但是到了明天就成为了历史。那你贯穿了十年，它当然成为了中国十年的历史。这个你想躲都躲不开，任何一个媒体人说你只关注你自己，那是不可能的。

Q：但当下的媒体人也会越来越多面临个人的问题。

A：不能因为是个媒体人有话语权，你就格外去放大这个行当所具有的很多生存压力、发展压力和突破压力，哪个行当没有呢？中国改革进程中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每个行当之间都互不服气，互相抱怨，都觉得自己命苦。不会啊，就像有很多人说新闻这个行当对健康有很大的损伤，我说别太自恋了，相比较之下，你会比煤矿工人生命压力更大吗？你会比警察、交警和清洁工更面临这种挑战吗？对那些还没有工作的人，他连工作的权利都没有。所以我觉得选择了一种职业就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你没什么可抱怨的，非常正常。

另外从找工作的角度来说，如果大家仅仅把这当作一个饭碗，一个养家糊口的岗位的话，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行业，尽可能地去中石油、中石化吧，还有中移动，现在我们领导的孩子都不会往新闻圈里送。这说明从饭碗的角度来讲，新闻不是很好，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在香港在美国，包括在日本，新闻的收入就是中等。但是你有另外的收入啊，你的收入就是来自于改造社会的一种卑微的成就感，你愿意在这里投放一些理想跟责任，你愿意收获一些让自己跟社会有关系的一种可能，这是你另一部分的收入。

所以我就劝那些不考虑第二个收入，只考虑第一个收入的，不要干这一行了，它不是很好的行当。但因为第二种收入，这是一种很好的行当，甚至对很多人来说，第二种收入很大的话，第一种收入再少点都能坚持。

时代的折返点已经依稀可辨

Q：你做批评报道，可能会在某些方面触动某些人的利益，怎么办？

A：这没什么啊，这就是你天然的职责的一部分，你不能讨所有人欢心。

Q：会有人打招呼说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么？

A：有时候也许会有，但你想办法去做呗，你抢时间，到现在为止中国这两年最大、所谓最敏感的新闻，我们几乎没有错过。电视上，唐福珍的强拆是我们首发，瓮安事件我们是最早做。你如果有足够的速度，足够的分寸感、和勇气、和建设性，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推动向前走。中国是有自己的问

题，很大，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其他地方什么问题都没有。不会啊，你看美国的新闻史，也是挣扎、突破、智慧、勇气、阻碍并存的一部历史，然后推动社会的进步，一样。我觉得中国的媒体人有时候挺幸福，又很痛苦，痛苦在于传统的压力，幸福就在于推卸责任特容易。

Q：现在的你还会为某些新闻事件而冲动吗？

A：这就是新闻这个行当最有趣的地方，树欲静而风不止，你经常会有沮丧的时候甚至会有绝望的时候，但新的新闻一发生，你又发现你很烦，你不在现场或者不能参与报道的话你会挺没成就感，挺失落。所以这就是新闻，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有人说你过去睡不好觉，我说现在我睡得非常好，为什么，你吃什么药了，我说我从来没吃药，因为我既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为什么要带着对明天的猜测去睡呢，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那明天再说吧，所以我睡得很好。 Q：你过分密集地涉入现场，又怎么把自己抽离出来去看待新闻？

A：我是一个AB型血，天然的旁观血型。你必须有一个很好的开关，对我来说，工作一结束，我的开关就会立即关掉，我更多的时候是一个旁观者。我的家乡本身就离中心很远，在一片草原上，但我觉得那里离世界也很近啊，在北京这闹哄哄的大城市里，我反而觉得离世界挺远的。家乡、草原决定了我的距离，AB型血可能也决定了我的距离，这个职业也决定了我的距离，没必要去探讨，否则新闻里没有“客观”这两个字，客观是什么？客观是距离。

你会让自己以一种长距离的眼光观察这个世界？

A：判断任何一个选题的时候，我都会把它纳入一个更大的范围去思考：你对社会的看法，你对社会的期待，你希望将来社会拥有的东西其实就是你每天选择选题的标准。《新闻1+1》开播前，我说有两点，一个对外说，一个不对外说。对外说的是记录变化时代、变化人心；还有一个过去不说，但是现在可以说，就是一定要嵌入到中国民主进程当中。

Q：民主的进程，这是你一直以来的野心么？

A：如果要用野心的话，这一个野字就说明我们对当下中国正处于的某种进程的判断是不清晰。十七大的报告当中是以“两个民”作为核心架构的，第一个民就是民生，这个在十七大报告中已经被媒体放大得很大了；但是第二个关键词就是民主，很多媒体人出于敏感、担心或者说是没有学习到位，没有更准确地去把握这方面的内容，避而不谈。但是十七大闭幕式开始前一个小时，我做直播，跟中央党校的副校长，也是参与起草十七大（报告）的人，谈了一个小时的民主。当时很多的观众懵了，以为你胆子真大，我说胆子大不大，看看十七大报告就知道，现在有多少人看过十七大报告呢？我们经常会去说这个，骂那个，可是你要看十七大报告其实有很多你的想法都在里面。

Q：现在有那么多人在疯狂地追逐经济利益。

A：追吧，不撞南墙怎么能往回走呢，一定的，时代会有一个折返点的。

Q：这个折返点在你看来有多远？

A：我觉得现在已经依稀看到折返点的痕迹了，到了折返点就意味着有很多东西继续向前，但是很多东西要停下脚步，要重新地去关照笑容、幸福、信仰、民主、自由、人权，这都是接下来中国的命题。

Q：我也知道存在很多截然相反的论调，就是这个时代会越来越糟糕。

A：那然后呢？一个人不管你活在什么样的时代，你得期待并且参与让这个时代变得更好，每个时代都会有抱怨者，我也清晰地看到这些问题，甚至比很多抱怨者看到的问题更多，但是你的职责是什么？抱怨，骂人太容易了，我在第一本书里就写了，如果骂人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那么我选择骂人为职业。所以这不是一个立场的问题，这是一个即使是人家骂我，我也要去做的事情。早就说过二十多岁不偏激身体有病，四十多岁还偏激脑子有病，人到中年，你必须去做一个推动者，改变者，让他起效果，让将来的人在更好的平台上去推动这个社会的发展。我们不是在看一个时代的笑话，你也是身在其中的一员。

一个战士莫大的荣光

Q：其实公众人物出书，是一件挺险的事，因为很多年以后，还会有人拿那本书来求证。

A：有可能，所以这本书也是给我十年的矫正，但是上一本书卖了十年，马上又要再版，这是我还有小小成就感的地方，有几本书能卖十年？而且大家还愿意去读它，我相信这本书（《幸福了吗》）最少可以卖五年。你只要是真实的表达，就会有生命力，你只要想修饰，谁比谁傻多少。 Q：你觉得自己不存在自我矫饰？

A：翻书你就知道，评价不能由我自己来做。

Q：你主观上没有这个想法？

A：哪个对我更有利呢？如果从利益的角度来说，是特真实的有利还是我天天特累地扮演自己有利呢？很早就有人说我，你应该亲和一点，我干吗呀？我没想像大熊猫那样让全中国人民都喜欢我，从来没有想过，反而(觉得)那是一个很悲剧的事情，作为一个新闻人，一旦要让所有人都喜欢你了，

完了，你别干了。

我进入四十岁以后就明确地跟身边的人以及自己说过一句话，我要正式进入挨骂的时代以及得罪人的时代。如果正确的评论得罪了某些人，那这是骄傲的事情。崔健有首歌叫做《最后一枪》，被战场上最后一枪给击中，是一个战士莫大的荣光。所以关于矫饰，我曾经开玩笑说过，刚开始你可以说严肃是不是摆出来的，严肃给我带来过好处么？好像没有，更何况我要真是扮演这个很成功，十七年没太露馅的话，早应该是好莱坞最佳男主角了吧。更何况我没那么不自信，掩饰很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来自于不自信，我更多的时候在做自嘲，我想我足够自信。

Q：你一直给我的感觉是愿意冲在前面，愿意扛旗，很多人忌讳做这个。

A：其实我做新闻的时候不愿意扛旗，我只愿意做新闻，就像那时我管《时空连线》时，他们总说应该主动做舆论监督的栏目，我就告诉所有的人，别扛旗，我们做新闻，就只迷恋新闻，而不迷恋新闻的某个细枝末节，舆论监督只是新闻的应有属性。结果很奇怪啊，不扛旗不扛旗，我一年做365天，200多期被外界认为是舆论监督。我们没扛旗，反而可以更平稳地向前走。那些扛旗的呢？走了多远？所以这个旗我是不扛的。

另一个旗，不叫旗，是自身的责任，我觉得当我拥有了某种话语的权力，拥有了周围人的信任，我有义务为我的兄弟姐妹们去开疆拓土。就像99年我做澳门直播的时候，孙玉胜直播前十分钟把我叫出去，说“这是咱们第一次请境外的嘉宾做直播呀”。我知道他担心，我当时跟他说，放心，门开了我不会让他关上。《新闻1+1》又是一个破天荒，把这个领域拓宽到大家开始心平气和地接受，过去很敏感的事情，现在不觉得怎么样，那让柴静也好、泉灵也好、小萌也好，她们接着往下走的时候路更宽，站在更高的平台上去走，这个旗是要扛的，但这不是旗，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你去杀一条血路出来，更何况又没那么艰险。

Q：柴静说你其实可以走一条更轻易一点的路，但是你没有。

A：其实她也一样，我们周围的很多人其实都一样，这个可以适用于好多人，没有放弃的人一定是选择了一条更艰难的道路，但是别把它伟大化，还是因为你自己觉得舒服，就这么简单。 理想这个东西封存不了

Q：你真的不会打字么？

A：我真的不会打字，这个东西没法撒谎。

Q：十年前人们还可以原谅，但现在还不会??

A：对，最近我也看到网上说十个没文化的人（之一），就是指不会打字，我觉得写这篇文章的人真的很没文化。我现在看到了很多高学历的没文化的人，也看到了很多什么学历都没有的文化者。我一直在举倪萍姥姥的例子，大字不识的一老太太，要饭的人来了，姥姥拿着馒头出去递给他，一定要说上两句，哎呀，谢谢你，孩子没在家，我还正愁馒头没人吃会坏了呢——她给人尊严，有一种大文化。

回到刚才那个话题，那是不是中国人都不会写字了就都有文化了？每天互联网上提供海量的信息，世界是平的，中国人更有文化了么？手机上有起码四百个电话号码，朋友有几个？人跟人之间的心灵是近了还是远了？我不会打字太正常了，反而引以为荣，但我也没有对抗电脑时代。有人说，白老师你不会打字？我说不会。你没发过任何电子邮件？没有。那你怎么会知道犀利哥呢？我当时就在心疼他的思维方式，这两者不在一起啊，我的手机能上网，我每天都要上好几次网，我查资讯看各种材料等等，我之所以不会打字很简单啊，我手写跟我思维的速度是一样的，这是我最愉快的时刻。打字还有更快的呢，我们那有速记员，那大家要更有文化就都把自己变成速记员吧。

Q：那么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个内心充满欲望与理想、会为某个事情热泪盈眶的人还在吗？ A：我依然会啊，这些东西不会变。

Q：你没有把他给封存起来？

A：这个东西封存不了，而且年龄有的时候不起那么大的作用，我看到很多年轻的老人，也看到很多老了的年轻人，看来年纪不是问题。

Q：你在这条路上还会坚持多久？

A：要用坚持的话一定坚持不了太久，我干吗要坚持？我没有坚持，我是正常地在走，走多久我不知道，因为做新闻不取决于我，做新闻尤其是做评论，走多久，不仅仅取决于我。如果新闻改革长期向前迈动的幅度不大的话，也许也会不做，如果理想主义者都被变成了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变成了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变成投机分子，谁会坚持很久？

所以我觉得尽量不要用坚持这个词，什么东西一到了拯救和坚持的地步，就都快吹了。当然也谈不上享受，反正得往前走嘛，另外这是你选择的道路，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没必要过高或者过低地去看待它。正常，我现在更常用的一个词就是正常，非常正常，你岁数大了就会觉得好多事情其实非常正常。

 

第二篇：白岩松

九月初，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新作《幸福了吗》正式面市，相比10年前销量67万册但略显青涩的《痛并快乐着》，加入更多思考的《幸福了吗》显得更为成熟和睿智。对于书中多次提到的“信仰”一词，白岩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有信仰的人不一定都幸福，但是没有信仰一定不幸福。”

尽管他自己也声明这不单指宗教信仰，但还是引起了我强烈兴趣甚至共振！

在谈到人为什么要谈到寻找信仰呢？白岩松引用了杨肃明老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人这一辈子要解决三个顺序，这三个顺序不能错的。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关系，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最后一定要解决人和内心之间的关系”。 白岩松说：“这是很有道理的，三十而立，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关系，人和工作等等。接下来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你可能为人父、为人子、为人上级、为人下级，为人对手等等。当人到40年以后你可能会面临很大的挑战，人生是一条单行线，终点是不可逆转的，你已经隐约地看到终点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个时候你思考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究竟做的是不是有意义，财富积累的太多，如果无从消化的话，我积累的意义又在哪里。出现的困惑太多，人必须要解决自己与内心之间的挑战??”他的这段话几乎有点像教堂里的布道词，我想凡是基督徒都会认同和共鸣。

白岩松承认：“人为什么要有信仰，因为对死亡恐惧，再往后就不那么简单了，你要信一些事情，我觉得才会慢慢平静，才会靠近幸福，不信的话挺可怕的。”圣经中所罗门也说过：“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将这事放在心上！”（传7：2）只有那些智慧之人才会够对迟早来临的死亡有洞察和准备。

对于现在谈“信仰”这个词是不是为时过早了一点，白岩松并不这么认为，“中国人真挺累的，你说信仰早吗？我说已经太晚了。”此外，他认为谈论信仰，并不是要放弃现实，而是“你必须要知道自己现在往前走是奔向哪儿去”。这使我联想到著名布道家葛培理的一本书，名叫《人啊，你往何处去？》，芸芸众生，营营役役，难道只能是为利而往、为名而去么？

在谈及信仰之伦理价值，白岩松认为，今天社会道德风气的退步，“根源在于，第一我们没有信仰，第二却具备强大的欲望。没有信仰就没有底线，底线之所以能够被不断地突破，就是因为人无所畏惧。而恰恰与此同时，我们这个社会又出现了欲望的巨大挑战：钱、权、利等各种因素混杂在一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二者结合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所以他十分主张：“应该是把中国人被摧毁掉的信仰链条重新接上，如果一个人活着没有任何畏惧，他会让整个社会感到不安。”

是的，中国改革头二十多年，要解决人和物质之间的关系，温饱、小康、翻两番，全是物质的概念。经过二十多年，我们物质达到了一定程度，提出了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不就是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

关系吗？

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的基础不仅需要物质基础，更需要文化资源和人文精神。也就是需要一种正义健康的经济伦理意识和经济价值观。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契约经济，也是一种德行经济。经济成长的过程受许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它绝非单打一的经济过程。市场经济不单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而且也是人的存在方式。即使人从自然自在的封闭性存在走向自由自在的开放性存在。复苏和活化了人的主体性，激发了人开拓创新精神。但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固有的许多弱点也给人笼罩了一层阴影，每每会使人从主体性的张扬滑向主体性的沉沦。在今天，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沉渣泛起，人性的扭曲后果就是市场的扭曲和社会秩序的紊乱。所以为了保证经济健康发展，别无选择地要寻求一种文化战略，急需一种制衡力量来限制物化了的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这种制衡力就是伦理道德。而道德的沦丧必起因于信仰的迷失，唯有信仰为道德提供价值、意义、目标和动力。

白岩松最后讲的一个故事意味深长，他说：“在墨西哥有这样一个故事：一群人一起赶路，突然有一个墨西哥人停了下来，旁边人问他为什么停下来，他说，我走得太快了，把灵魂扔在后面了，所以要等一等??”我想，这个故事中的一群人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身体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穿梭，但他的灵魂是否也被扔在后面了呢

“早上凤凰卫视也报道了，立即给掐掉！！！ 火速转发，传遍全国转一篇白岩松的评论文章，极有参考价值： 白岩松：为什么中国到处援助别国，却缺少朋友。 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我们在国力并不雄厚，人民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宁可自己受穷，倾尽国力去支援一些国家，却并没有得到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