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读后感

《国史大纲》是一部简要的中国通史，用大学教科书的体例写成。内容包括自上古三代以迄20世纪中叶之中国历史的演变发展，尤其是经济与社会、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的状况及其相互影响。全书力求通贯，便于读者明嘹治乱盛衰的原因和国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本书成于艰苦的抗战年代，作者的忧患之情跃然纸上,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积极作用。著者钱穆（1895.7.30－1990.8.30）是著名的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原名恩，字宾四，民元改名穆。先生家世贫苦，幼时丧父，中学毕业即无力求学，以自学名家。原任中小学教师，19xx年后执教于高等学府，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等校教授，创办香港新亚书院。其代表著作有：《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政学私言》、《朱子新学案》、《中国学术通义》、《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等。著者毕生著书70余种，约1400万字。著者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 《国史大纲》的《引论》甚为重要，表达了著者的文化观、历史观与方法论。他指出，研究历史，撰写中国通史的目的在于：（1）能将我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的人们提供所必要的知识。（2）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参考。前者在于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于消极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征候，为改进当前方案所本。这是钱穆撰写此书的主旨。 著者以独特的眼光注意把握时代的变迁，如战国学术思想的变动，秦汉政治制度的变动，三国魏晋社会经济的变动等。近代史学诸流派在政治制度、学术思想和社会经济三方面研究的结论大体上是：在政治上，秦以来的历史是专制黑暗的历史；在文化上，秦汉以后两千年，文化思想停滞不前，没有进步，或把当前的病态归罪于孔子、老子；在社会经济上，中国秦汉以后的社会经济是落后的。钱穆的通史研究在立论的标准上反对以一知半解的西方史知识为依据，主张深入理解本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个性与特性。他又以整体与动态的方法，把国史看作是一不断变动的历程。他认为，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学术思想是发展变化着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政治制度而言，综观国史，政治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由封建（分封）统一到郡县的统一（这在秦汉完成），由宗室外戚等人组成的政府演变为士人政府这自西汉中叶以后到东汉完成），由士族门第再度变为科举竞选（这在隋唐两代完成），考试和选举成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的两大骨干。钱穆十分注意中国行政官吏选拔制度、士在文治政府中的地位、政治权力与四民社会的关系。就学术思想而言，秦以后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也从政治势力下独立，渊源于晚周先秦，递衍至秦汉隋唐，一脉相承，历久不衰。北宋学术的兴起，实际上是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发展的新气象。就经济而言，秦汉以后的进步表现在经济地域的逐渐扩大，而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播、政治建设逐渐平等相伴而行，尽管在历史上快慢不同，但大趋势是在和平中向前发展。钱穆也分析了阻碍中国历史发展的“病态”。如中唐以后的社会是一个平铺散漫的社会，政治仍为一

种和平大一统的政治，王室高高在上，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相隔太远，容易招致王室与政府的骄纵与专擅。又如社会无豪强巨富，虽日趋于平等，然而贫无赈，弱无保，其事不能全部依赖于政府，而民间又苦于不能自振。再如政府与民间沟通在于科举，科举为官后出现腐败等。这都是中唐以后的病态。宋儒讲学主要是针对这种种病态而发。然而宋以后不能自救，中国政治进一步遭到损害。明代废除宰相，尊君权，以及清朝统治，皆背离了传统士人政治、文治政府的精神。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的病态。挽救这些病态则需要一种“更生”。这种更生是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的发舒与成长。钱穆认为，我民族数百世血液浇灌、精肉培壅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充满了生机，不仅能挽救自身病态，而且能回应西方文化挑战，争取光辉的前途。另外，钱穆先生还针对中国的民主进行了评判。有人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基本上没有民主，人民生活在黑暗之中，生活在专制之中，但是先生不是这样人为的，因为在封建社会中，民主也是存在的，只是不如现在这样透明和开放而已。毕竟，在同时代的各国之中，中国的封建社会还是很民主的。在中世纪的各个西方国家中，很大的一部分国家是家族世袭制，相对来说，那更加没有民主了。只是在近代，西方的国家踩在其他国家的肩膀上，才积累了财富，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才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国家政策。中国在封建社会之中，科举制度是民主的很大的代名词。科举制度是所有人都可以平等的参加的，我们姑且不论这种科举制度的好坏，但是这种制度确实给了寒门子弟登入仕途的道路，影响深远。

《国史大纲》至少在五个方面作出了开创性建树：其一，标志着钱穆史学体系的形成，使他从20世纪上半期居于主流的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派”中突围出来，实现了他从疑古到信古、从考据到义理、从历史研究到文化研究、从考史到著史的历史性转变。其二，钱穆第一次明确地把文化、民族与历史三者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历史就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展开和演进，研究历史的目的不但要厘清历史事实，更重要的要弄清事实后面所蕴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进而形成自己既有别于新考据学派，又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型历史观，成为二十世纪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三，钱穆从强调文化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出发，对新考据学派所持的史学观进行了批评，集中彰显了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这对抗战期间以史为鉴，从民族的记忆中找回自尊和自信，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唤醒沉睡的国魂，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四，作为一部章节体兼顾纲目体的通史著作，突破了传统史学著作只重政治制度的纲目体例，全方位展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等社会生活的全貌，鲜活了历史事实，还原了历史真相，这种全新的著史方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治史人。其五，以史学为路标拓展新儒家思想，既突出儒学精髓，又接扬春秋传统，与以哲学思想为路径的梁漱溟、熊十力等现代新儒家交相辉映，建立了一柱擎天的新儒家史学。

总之，先生的思想，发人深思。

 

第二篇：徐印-10101510421-《国史大纲》读后感

数学与应用数学 10101510421 徐印

《国史大纲》读后感

只听说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是如何的振聋发聩，充满着真知灼见，只是一直没有心思拜读。虽然语言对于现在来说，阅读上有些困难，毕竟钱先生却是以接近于文言文的语句写的《国史大纲》，但是钱先生的文笔显然比我们的那些史书要好读的多，再加之条分缕析的分析和多如浩海又恰到好处的史实，任何关心历史的人都会爱不释卷。

历史教科书的条理脉络大体以分阶段的社会进化史为纵线，阶级斗争为轴线，从政治辐射到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条目虽然清晰，但文字干枯发涩，千篇一律。而我们死记硬背，不许质疑书本，不许有独立思考，这根本不是学历史，这是把意识形态强行灌输到人们的潜意识中去。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反思，即使将整本课本都背的滚瓜烂熟，也不知道中国是怎样形成怎样兴盛起来的，又是怎样落后下去的。像义和团运动那部分，书上只说这场运动是如何爱国，如何轰轰烈烈，一点没提那些团民是如何愚昧，如何残忍。历史在不同人的笔下有着不同的境遇，因此如何客观的对待历史是了解历史的基础。

钱穆先生想做的就是这一点。在全书的序言中，先生就说的很清楚，他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全盘否定，以为整个中国封建史就是黑暗专制的代名词，没有任何光明可言；一种是全盘美化，以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两种泾渭分明的倾向到现在依然如此。先生看来两种态度都失之偏颇，前者以西方现代政治理念为标准进行生搬硬套，自然看来事事不顺；后者则是抱残守缺，这种观点本来没什么市场，但现在有些却因着民粹主义而复活，说什么儒家文明是人类未来的出路这样不着边际的话。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说起来很简单，但我们在没分清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的情况下，要形成理性的共识无疑是缘木求鱼。

钱穆先生在前一段中说道保守派和革命派之间的事情，看来钱穆先生对于改革革新之类的东西持乐观的，但是反对没有彻底信念的改革革新，甚至在某一方面是抵触的。这一点还是很积极的，毕竟进行的不彻底的改革是没有用的。就像是百日维新一样，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失败，而且是彻底的失败。戊戌变法实际上就是与虎谋皮，仅仅依赖一个没有实际权力的皇帝，而且进行的是不彻底的改革，失败基本上就是注定的了。钱穆先生在反对保守的同时，连不彻底的改革也持反对意见，这个还是很明智的。毕竟，不彻底的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造成冲击，但是却不能带来理想的效果。

不能理性对待国史不能算是懂得历史的人，不懂历史就不是一个有知识的公民。要对本国的历史有一种敬畏之心，知道本民族繁衍生息之不易，同时又要明白中国落后之根源。《国史大纲》它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先生理性、进步的历史观。 《国史》反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阶梯式进步的历史观，这是最大的不同，因为文明的延续不能用某种标准斩断，让前后之间截然不同。、举个例子，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开的标志是铁器的使用，我们书上的标准说法是公元前476年春秋战国的分野为标志，之前为奴隶社会，之后为封建社会。但是，铁器的使用是一个过程，什么时候占主导地位这不好判断，占了主导之后是否引起了上层的变化这个也不清楚。先生举了《盐铁论》中的一段话，说明到了西汉仍有一部分农民用石器进行耕作，而在南方有些地区，春秋时期就广泛使用了铁器农具。历史课本就一直说社会就是这样发展的，但是现在，钱先生却完全颠覆了这么一个说法。

中国的社会发展中，最长的一个时期是西方所说的封建社会，也就是钱先生笔下的四民社会，其实，现在中国人的思维思想，风俗习惯，社会民风，同这个长时间的四民社会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无论是中国的额官本位主义，还是中国现在的民俗礼仪，大多是那个时代日积月累形成的。不可否认，那个时代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有了太多的影响。但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以外国的划分标准来衡量，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毕竟，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我们可以掌握，这才是对待本国历史的态度。

随后，钱穆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从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梳理社会的变化。经济是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样的论述在宏观层面还可以，但到了微观层面就容易纠缠不清。仅就政治制度的演化来说，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基础变动不大，但政治制度却有了不少的变化，书中把它归结为这样一条线索，秦之前家国不分，王室即是政权，大臣皆为天子私臣；秦至唐是王室政权逐渐分开的过程，王室高高在上，丞相作为朝廷领袖是政权的最高行政长官，门下执行中书封驳，读后颇有点君主立宪的错觉；从宋开始君主集权加剧，但丞相仍然是公认的领袖，直到明太祖出私心废宰相直领六部，王室和政权又合二为一，所以先生才会借助顾炎武说出“我朝政事崩坏皆从太祖废宰相始”的话来。反过来，专制的政府为自己的利益又限制了民间经济的生长，否则在明一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于同一原因，专制政权用八股文钳制人民思想，从此思想界再无出现大师的可能。明朝的历史表明，政治经济文化谁决定谁这个问题远不像结论表明的那样清晰。对此，先生持有的似乎是一种混合的观点，在某一具体时期，重点论述其中的某一部分，战国时期以思想流变为核心，两汉以制度变化为核心，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思想和经济变化为核心。在特定时期某一部分会占主要地位，影响其他两部分，形成那个时期的主要风貌。

钱穆先生是主张真正的进步是在和平的环境中产生的，他用不同时期经济状况的对比证明这一点。革命是否正确，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有不同的结论，但社会的持续进步不能单靠革命的带动，则是确定无疑的。托克维尔说，自由是大革命的合法子女，但靠着百年的努力才赶走了专制暴政这一革命的私生子，使得自由民主成为现代政治的首要原则。小布什有句名言，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将政治家关进了笼子，我现在是站在笼子里给你们说话。成熟政治的产生有赖于社会理性的共识，找到病根再抓药，这样才能不断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钱穆先生理性积极的态度是多么的可贵。

读完《国史大纲》对历史有了新的理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