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中的一点领悟

——读《商君书》《君王论》有感

《商君书》曾是有名的禁书，过去一直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只有历代君王和准君王才能读到。读了这本书，你就会明白，当年那个北方落后的蛮夷秦国，为什么能在短短的14年内迅速崛起，最终摧枯拉朽般地统一六国，也会明白，历代君王为什么能把老百姓修理得服服帖帖，一个王朝稀松平常也是三百年！ 商鞅真太有才了，一本薄薄的《商君书》书，不到三万个字，居然把封建君主治国手段的细枝末节，阐述得头头是道，深刻到无以复加。《商君书》既讲道理又讲办法，真的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更令人震惊的是，《商君书》阐述的依法治国，集法家的丑陋和阴损之大成，《商君书》本身，就这么成了空前绝后的“严刑峻法”，读了让人不寒而栗！

从零星的史料中，我们偶尔可以看到秦国士兵的恐怖形象：一个个腰里拴着人头。开始我总是不大敢相信，难道秦兵个个都是杀人狂？读了《商君书》才知道，这绝对是可能的。《境内第十九》基本上是个士兵奖励细则，这个细则，就是以人头数量来作为奖赏标准的。“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又说“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行间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这种赤裸裸的“人头奖励政策”，彻底把秦军打造成毫无人性的野蛮之师！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代价，是22场大战，斩首181万，这个数字，还仅仅是有据可查的。秦军为何狂杀俘虏，明白了吧？

世界上多次出现过文明民族被野蛮民族征服的历史倒退，从东方的秦灭六国、蒙元和满清征服中原，到西方的古罗马毁灭古希腊文明、日耳曼人灭掉古罗马文明，都是惊人的雷同！靠的都是血腥的杀戮政策，把士兵变成战争的机器！ 《商君书》祸害最深的，还得说是治国之术，而其治国之术的核心：一是毁商；二是弱民。《商君书》主张禁止粮食贸易，商人和农民都不得卖粮，甚至连为商业贸易和人口流动服务的旅馆业也予以铲除。人民都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成为农民，不能离开家半步，无法获得知识更新（也不需要），只能成为君主的生产工具。毁商之后，再就是弱民之道了。《商君书》认为“有道之国，务在弱民”。通过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实行一教，统一思想，进行思想控制；通过剥夺个人资产，让民众依附国家；通过辱民、贫民、弱民，使人民贫穷、软弱，实现民弱国强；如果还有强民没杀光，还有杀手镧——发动战争，通过对外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这几点，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君主，治国驭民心照不宣的诡秘暗器，是他们不惜以民生为代价，来化解内忧外患矛盾，获得长治久安的看家本领！

读到这里，所有的中国式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君主都重农轻商；为什么中国的土地一直是国家所有；为什么中国皇帝一人威严可以压过全国百姓，为什么中国一直有法不依，人治大行其道；为什么中国民众没有话语权，文字狱在中国越演越烈；为什么中国官员一直身兼一方官吏和教父的双重责任；为什么中国总会“恰到好处”地发动对内和对外的战争；为什么中国的太平盛世，都和百姓的生活改善无关；为什么中国人的身体素质一直比西方人差

得多得多；为什么历朝历代中国不允许老百姓拥有兵器；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没有财产给后人继承；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禁止民间习武，为什么中国功夫师徒传承要有严格的师徒关系（背叛师傅要清理门户）；为什么秦朝之后（除了汉唐和东晋），中国人彻底失去了张扬的个性；为什么人类现代科技文化不可能率先在中国出现等？同样的问题可继续罗列，但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君主专制，这就是严刑峻法！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悲哀，是历史选择了儒家而不是法家。真正的悲哀是，秦朝之后法家并没有消失，而是通过商鞅的《商君书》传承在封建专制君主的脑袋里。得势的法家根本不是真正的法家，而是法家的变种：为了一己私利，挥刀自宫的奴才法家。帝王们一直用法家的“阴和损”，在幕后操纵中国的兴与衰。中国的儒家能在汉朝以后深入中国人的灵魂，也就不仅仅是皇帝和董仲舒的功劳了。在“严刑峻法”的修理之下，中国人也就只能从《三纲五常》的熏陶中，找到一点可怜的心灵安慰，这一点，中国和欧洲的中世纪异曲同工。在可怕的瘟疫及阿拉伯人和野蛮民族的入侵等天灾、人祸面前，欧洲人也只能从宗教中获得了心灵的救赎。如果西方没有基督教的慰藉，东方没有儒家的安慰，那欧洲人和中国人就只有集体自杀了！

《商君书》这种的皇帝枕边书，西方人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杜撰出来，这就是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1513）。不过，马基雅维利的“智慧”显然比不上商鞅，马氏不过强调君主应该抛弃道德上的考虑，用冷酷和阴谋治国，无论是歹毒程度和阴损力度，《君主论》都远远不及《商君书》——这，你就不得不佩服咱中国人的“智慧”了！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出现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他的倒行逆施谬论一出笼，就受到广泛的谴责。马基雅维利本人，也被指为魔鬼的化身，他的名字甚至成了欺骗和阴谋的同义词。《君主论》，除了拥有拿破仑、希特勒和斯大林等几个粉丝，在欧洲根本没有市场。商鞅所在的春秋战国，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春秋战国到底应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现在也难有定论。长期以来，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历史必然趋势的论调，占了主导地位。这种观点，实际上和秦始皇留在石碑上的自我赞美之词是一致的。商鞅的中国第一位改革设计师的地位，也因此无可撼动了。董仲舒不被皇帝待见，商鞅落得个五马分尸，但他们都获得后世连绵不绝的赞誉，你不觉得奇怪吗？赞美商鞅，是替皇帝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商君书》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遗憾的是，这话是对中国帝王们说的，对民众来说，《商君书》是中国人噩梦的开始。秦朝以后，中国人最终变成了肢体羸弱，只知道盲从和服从的另类民族和大国愚民。等到中国人真正放眼看世界的时候，一切已经恍如隔世——我们已经看不懂了！

 

第二篇：《商君书》读后感

《商君书》读后感

又在网上看见所谓品人专家批判明朝皇帝的帖子了，美其名曰不带民族偏见，应当承认康熙雍正强于明朝皇帝，还道历代帝王就属明代最差。事实果真如此吗？若明朝的皇帝个个昏暴懒庸，大明自朱重八起事以来何以维持近三百年之久？嘉靖数十年“不理朝政”又何以自如地驾驭群臣，稳坐皇位四十五年之久而仅次于万历？论到康熙雍正的勤政爱民，明太祖八天内批阅一千六百份奏章，事事亲历亲为，又哪里比不上康雍二帝？做皇帝有做皇帝的艺术，人尽其用才是棋高一招。勤奋放在个人奋斗也许是美德，可用于帝王身上则是政体不健全导致帝王必须亲历亲为的败笔。真正伟大的帝王，如刘邦，自身可以是流氓草包一个，但只要具备超凡的凝聚力，却能网罗天下英才尽数为之所用，这才是真帝王。

此位专家还颇为喜爱卖弄学识，商鞅也不幸被其所品，落得个残忍滥杀，针对百姓的恶名。商君的确是主张用权术统驭百姓巩固政权(故君子操权一正以立术，立官贵爵以称之，论荣举功以任之，则是上下称平。上下称平，则臣得尽其力，而主得专其柄)，可是统驭百姓不等于反对百姓；巩固政权也不等于牺牲人民，权术更不等同阴谋，这个逻辑关系一定要理清楚。贯穿全书，商君都在论述如何富强国家造福百姓，这就是很好的证明。当得起暴君酷吏之名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其初衷是为了盘剥百姓而自己得益，以压迫榨取为目的。有句话形容的很恰当，商鞅是个一生“尽公不顾私，极心不二虑”的人。在他的心里，强国和利民是统一的方向，需要君主和百姓心无二致地齐心努力。

商鞅或许是把人心简单化了。在他眼里，人民生来就为追名逐利，并无二致(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他对于名利的论述甚为详尽：

夫治国者能尽地力而致民死者，名与利交至。民之生，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论其然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下失臣子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

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而益裕广耳，非性之常，而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

一个个人民在商鞅严重俨然变成了一台台机器，只会按照大自然为他们编写好的程序，也就是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温饱解决了就追逐名利的复制品。因为总结出人性的简单，商鞅主张用权术赏罚来调控人心的简单喜怒志欲，使其无一例外地变成忠心为国的助推器。

如此实用主义的论断自然招致非议。商君此论，将诗书礼乐，天道人伦至于何地？人与野兽何异？可是请仔细想想，身边的事情不够参考就以史为鉴好好照照，人类，尤其是当个别特立独行的人类湮没于滚滚人海之中时，何曾跳出过追逐名利的循环？谈到法律系统，愤世嫉俗一点我甚至能说，法律，尤其是过于宽松的法律，不是给予善类保护，也不是给予恶类警示，而是给予恶类或企图作恶的人类一个公式计算自己如何能通过卑劣行径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不被法律制裁。身边的例子不胜枚举，路上的司机有几个不曾暗忖自己最多能开到多少时速而不被交警拦截？人类在作为一个整体接受评判的时候，为温饱等基本问题困扰的时候，温饱解决之后思索淫欲的时候，享有荣华富贵却贪心不足的时候，在太多太多的时候千万不要高估了自己，我们就是商鞅笔下的千篇一律。

抛开大众定律不谈，特殊如千古赞颂的人物就能逃脱追名逐利的本性吗？未必。读明史认识了方孝儒，那个死忠为国，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形象，那个宁可被诛十族也拒绝低下高贵头颅的人物，我想没有人会不为之动容。我们唏嘘于方孝儒的坚贞不移和永乐帝的心狠手辣，男丁一律诛杀女眷无外充官。可是当我们把方先生放到他所在的历史环境来看，贯穿他的一生联系各类事实来看，却又能得出另一种结论。首先，他效忠的是建文帝而非大明王朝，更非天下百姓，就像他自己所声称的那样，因为历史证明朱棣是一个比朱允炆称职百倍的皇帝。此种愚忠守之何益？全名而已。第二，朱棣南下节节胜利的时候，方先生正在深宫

之中同建文帝研究复古，研究更改官名，应战不力加上识人不明，此其二过。其三，在大殿直面朱棣之时，方先生竟说出诛十族亦何惧的赌气之言，无端端地葬送了朋友门生的性命，所为何来？还是名声。名声他终究是得到了，直到现在人们提起方孝儒都心生敬佩，可是因他丧命的亲友家眷呢，却是永远地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了。

书生误国，看来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

想起了建文帝，不知南京城破之时其心境是否与李后主同地异时的心境有着相似之处，附上后主破阵子一首：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沉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离别歌垂泪对宫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