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文本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科文献精品译库”系列苏国勋、覃方明、赵立玮和秦明瑞等翻译的中译本，全书的章节如下：

导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绪论

上篇 问题

第一章 宗教归属与社会分层

第二章 资本主义精神

第三章 路德的“天职”概念

下篇 禁欲主义新教的职业伦理

第四章 现世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

第五章 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导论 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绪论

作为全文的导论，在文章的一开始处，作者在诸多方面将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进行对比，例如神学、天文学、几何学等等，均发现西方文明在探究这些科学时不再是局限于是什么，而更多的去关注为什么，从而，形成在这些学科中的合理的体系，他认为这一切的原因都归结于“理性主义”。理性主义还让西方诞生出了许多其他地区所没有的东西，比如报纸期刊、文官制度、现代大学以及政党政治。他认为这些都是西方领先于其他地区的表现，而这一切都归功于理性主义。在这些具体的事务或社会制度之上，资本主义就更加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主义，在作者眼中，资本主义就是依赖于（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来获取利润。

实际上，“资本主义”或者说“资本主义的”企业同样存在于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等地区，但他们的赚钱活动大体上要么纯然是非理性的，要么是投机性的或者具有某种暴力的特性。但是在西方，则存在着另一种“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也仅存于西方。它以对自由劳动力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为基础的。这种资本主义的独特性归根结底来自于他们与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的关联性。即使是人们通常所谓的“商业化”，亦即可转让的有价证券的发展以及通过证券市场交易的投机活动的理性化，也可以被视为是在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之背景中发生的。

第一章 宗教归属和社会分层

在本章的一开始部分，韦伯首先提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西方社会，尤其是在经济领域，高端人才中新教徒的比例都非常高，此外，在那些经济发达地区，新教所占比重也有着重要的地位，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新教徒对资本有更大的所有权，以及他们更多地参与到现代经济活动的高层活动中。似乎新教徒都表现出一种指向经济理性主义的特定倾向，而这种倾向在天主教徒是从未被发现的。通过一系列的对比，作者引出大多数人的结论，即天主教倾向于疏离此世，而新教则崇尚物质主义。但与之相矛盾的是：一场众多的恰好具有最高精神形式的基督教虔诚的人物出自商业取向的社会圈子，尤其是相当数量最虔诚的虔信派信徒都是这种出身。

第二章 资本主义精神

在本章的一开始，作者并未直接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定义，而是引用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段话，即其著名的“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金钱具有孳生、繁衍的本性”，并从中提取出一个观念：个人有增加自己财富的责任，而财富又被假定是自我定义的利益所在。在这一段话中富兰克林将时间和信用都看作是“有用的”，而它们的用处则是帮助我们

获得金钱，并提出一种伦理，其中所宣扬的“至善”表现为获得多多益善的金钱，但这同时又严格摒弃一切对金钱的自发享受。对财富的追求被完全剥离了所有快乐和所有享乐。人们将赚钱当做了人生的目标，赚钱不再被视为满足生活物质需要的手段。而这些被富兰克林当做人生信条的准则来自于他那加尔文教的父亲的教诲：“你看见在其职业的天职中勤恳努力的人么？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因此，在现代经济秩序下赚钱，只要赚得合法，就是在某种职业的天职中能力和技巧的结果和证明。

第三章 路德的“天职”概念

在本章的开始，作者首先讲述了“天职”一词的由来，它并不是来自于圣经，而是来自于圣经的译本，因此，这一词体现着的是译者的精神，而这一词最先出现于路德译成德语的《圣经》里。“天职”一词体现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义，这一教义拒斥天主教将伦理戒律划分为命令和忠告的做法。过取悦上帝的生活的唯一方式因此变成：修道士所时间的从现世的禁欲式退隐，和这一禁欲主义所隐含的对现世日常生活常规道德的明确超越，现在被代之以现世的工作。在路德眼中，修院制度是修道士们从现世的责任退却出来的自私的缺乏爱的产物，而职业中的现世工作是兄弟之爱的外在表现。

第四章 现世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

在本章中，作者研究的是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浸礼运动诸教派与教会这四种历史上主要的禁欲主义新教形式的教义。这种神学研究的目的在于，从各派的图同交易中找出其共同的或相似的伦理准则，从而探究“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所产生的心理约束力的影响，这些影响指导日常行为并制约个人行动”。

第五章 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与世俗的禁欲主义不同，宗教改革后的禁欲主义不是逃避尘世，而是走出修道院，“大步跨入生活的集市，开始把自己的规矩条款应用到生活的常规之中，把它塑造成一种尘世中的生活。”

总之，“这种世俗的信教禁欲主义”一方面“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地对抗着，它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另一方面，“它不仅使获利意愿合法化，并且把它当做上帝的直接意愿。”

全文总结及读后感受

在本书中，韦伯试图从比较宗教学的角度去说明貌似合乎理性的资本主义的运作制度背后却由一套极为不合理性的新教伦理所支撑，即近代资本主义合理经营的态度是由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派的宗教伦理所驱使而形成的。

对我来说，阅读这样一本伟人的著作是有许多困难的，首先韦伯在写这本书时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及文化环境，尤其是本书涉及了大量与西方新教及天主教相关的文化知识，而我在这方面了解得非常少，所以有时很难理解书中的内容。其次，本书翻译自原版的英译版，逻辑比较复杂，一些时候很难理解其中上下文顺序。

虽然在阅读理解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难，但是仍有许多收获，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及其与宗教改革之间的联系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梳理，对韦伯的社会学、经济学以及政治学思想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第二篇：我们应如何存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

我们应如何存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瑞镛这是作者的一篇课业论文，在此发表，没有别的意思，希望大家批评，以帮助作者认识自己的错误，得到提到。需要补充的是：作者在文中所提的“理性”是韦伯定义的广义上的理性化所指的理性。 ---------------------------------------------------------------------摘要：这是作者第三次阅读韦伯的这本著作。第一次侧重于禁欲和入世这两种精神对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和中国这二者的匮乏。第二次侧重于新教论理的宗教起源和中国缺乏类似对彼岸世界的信仰和宗教理性化的过程。这一次，作者想在此之上进一步探讨此书背后韦伯的宗教情怀和他想启示读者的。关键词：理性，知识，道德，信仰按照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的说法，人类历史前后曾出现过二三十种文明，许多文明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能够维持到今天的只有寥寥几个。其中，只有综合了基督教文明和古希腊文明的欧洲文明孕育出了现代文明。这种截然不同于古典东方专制主义（这种模式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又对古希腊城邦民主有所发展的文明，以前所未有的活力，使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前无古人的启蒙与偏狭，战争与和平，痛苦与欢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简单回顾在文明演进这个长的历史主线中，韦伯试图论证下面这个假设：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有相关性，而且是正相关。它的思路可简单表述如下：首先他发现在任何社会都大量存在这两种现象（或极端）：1。对世俗的鄙视，由此带来对金钱的鄙夷和对社会义务的漠视或逃避。2。对一切戒律的鄙视，由此带来对财富的不择手段的攫取和毫无约束的挥霍。而这两种人生观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有较大的抵触。换句话说，如果社会弥漫着一种出世的情怀或精英阶层普遍认同这种价值观，社会整体财富的增加和国力的强大将受到阻碍；同样，如果拜物教或享乐主义占了主宰地位，社会的财富将被任意挥霍一空，并不必然的导致那种理性的财富运作和积累，即欲望并不自然导致社会的繁荣。这两种价值观在非西方的文明中都有所体现。同时，韦伯又发现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兴起之间时间上的某种巧合。由此，韦伯进一步推理，资本主义这种新生文明的成长也许部分需要某种伦理的支撑，这种伦理需支持：1。财富的积累不是罪恶，由此解开个性解放、个人自由和社会繁荣的枷锁。2。对财富的贪婪和挥霍是一种罪恶，由此遏制奢侈，促进财富的理性积累。然后，韦伯发现新教伦理

不仅支持以上两点，甚至还更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新教伦理认为：毕生的辛勤劳作和通过运用智慧经商积累财富不仅不是罪恶，而且是在人间之城荣耀上帝和使自己成为上帝选民的唯一途径，懒惰和奢靡不仅是一种罪恶，而且可能是自己不是上帝选民的征兆。这就使得新教徒们终生处在一种自我鞭策之中，既积极入世，又保持极度的节俭。显然，如果一个社会中新教徒占相当比例，将会极大地促进以资本的理性运作和积累为特征的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最后，韦伯找了一些众所周知，比较明显的事实（例如成功的商人和勤奋的工人中新教徒占较大比例）和历史史实（例如荷兰）对他的假设进行了实证方面的论证。韦伯想告诉我们的韦伯为什么会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为什么会运用这样的切入点？当韦伯夜深人静奋笔疾书时，他是怎样一种情怀？流行的说法是韦伯写此书是为了和马克思对话，也许有这方面的因素，但如果把它作为韦伯唯一的写作目的，似乎是抬举了马克思。我们可从两方面考察这个问题。首先考察韦伯的生平。根据行为学的原理，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只有通过可测量的外部行为来表征。换句话说，只有当某人的信仰真正决定他的行为时，他才是真实意义上的信徒。我们知道，韦伯的一生生命不息，笔耕不止。他不仅平时不敢有一丝松懈，而且还制定了宏大的写作计划，给自己加码。以至于由于劳累过度，或许还有别的原因，他患上了严重的头痛，无法写作。在头痛有所缓解后，他又忘我投入于写作，直至逝世。他的一生正是一个标准虔诚加尔文教徒的典范。另一方面，也可以直接从此书中找到一些启发。他在导论中说：“人类命运的道路，确实会使一个概览其某一片断的人不能不惊讶无比，但他最好将他那些个人的微不足道的意见隐藏不露，就象一个人在目睹汪洋大海或崇山峻岭时所做的那样，除非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有天才将自己的意见用艺术的或预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连篇累牍地谈论直觉体知只不过掩饰了自己对对象毫无洞见，同时也就掩饰了自己对人本身也毫无洞见而已。”在第四章〈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中，他又写到：“我们只对与此大不相同的另一些问题感到兴趣，即由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所产生的心理约束力的影响，这些影响转而指导日常行为并制约个人行动。而这些约束力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从它们背后的各种宗教思想的特点中衍生出来的。……因此，对教义作点考察是必不可少的，尽管这对于不搞神学的读者来讲似乎索然无味，而对于神学家来讲

，却又过于草率而未免失于肤浅。”由以上两个方面，可得出以下此书背后韦伯的理念：1． 只有上帝才拥有最高智慧，达到了对事物的完全理解（完全理性）。相对于全知全能的上帝而言，人是渺小和卑微的，妄谈直觉是一种无知，是对壮美和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缺乏思考的体现。2． 个人有能力通过自己的思维去尽可能地接近上帝（真理）。理性的思维，这也许是造物主赐予人类接近上帝的唯一工具。作者认为，韦伯和一些西方大师都持有以下信念：《圣经》和基督教义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传达了真理，而不是《圣经》或基督所说的就是真理。基督是上帝的使者，而上帝是完全理性的，因此判断真理的工具是理性（实践实际上仅仅是理性的一小部分），方式是多元竞争。3． 由此，可以体会韦伯的良苦用心，他想启示读者：新教，当然包括加尔文教，是人类智慧对基督教义理解的新发展，是人类理性化过程中的一小步。新教的发展也许使基督教义更加符合上帝的本意，由此给人类带来更大的幸福和繁荣，为信徒带来更大的财富和荣誉。换句话说，我们在接近真理的途中获得了祝福。而为什么能够获得这种祝福是可以用理性分析的，是可以理解的。韦伯认为它的这本书正是这个层面的一种努力，因此他获得了某种强烈的使命感。知识与信仰作为一名成长在非基督教世界的知识分子，我们经常面临这样的两难困境：一方面，我们异常缺乏精神领袖和超一流学术大师，能够为我们提供精神上的启发和指引。自由，平等，民主，博爱，人权等舶来词，在学术层面成为争夺学术地位的时髦用语；在平民阶层则沦为精英糊弄百姓，不知所云的东西。丧失了上帝之城的接引，没有了彼岸世界的支撑和奖赏，自由，平等，民主，博爱和人权，就像一个缺了脊梁骨的人，无法在凶残的极权面前昂起他高贵的头颅，甚至连极权者本人也缺乏起码的潜在的内心深处的敬畏。充斥这个社会的，是一种低层次的实用主义，和由此带来的媚俗，奢淫，残忍和空虚。另一方面，我们却难过的发现，我们经常被一些经不起理性推敲，严重违背人性和现实的“意识形态”所困。在美国国会，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常成为争论的最后基点和原则，但出台的法案常常是理性和符合事实的。而纵观中国两千年历史，我们一方面缺乏对终极的思索和追求，另一方面也没有建立起用事实说话，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的社会共识。无论是过去的八股文、“祖上的规矩”，昨天的大跃进饥荒，还是今天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莫不在为一些

可笑的、低层次的“意识形态”付出巨大的代价，阻碍整个社会福祉的提升。我们知道，基督教并非起源于欧洲本土。也不是一开始就被大众和精英所接受，在诸神狂欢的时代，经过竞争（当然包括和无神论），基督教才得到越来越多文明和民族的认同。显然它有比其它宗教更多的现实和理念上的合理性。也就是说，非常关键的一点，基督教本身是竞争的产物，而且在这过程中，它还汲取了大量其它文明和宗教的智慧和教训。事实上，我们认真观察就会发现，如果以自由，平等，博爱和智慧含量这四个维度而言，只有基督教和佛教有可能跨越种族和民族，被不同文化的民众所接受，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儒学、道教、犹太教和印度教等显然不行）。当然目前佛教有消极避世的缺陷和庸俗化的倾向（这也许不是佛陀的本意）。或许，它需要一场理性化的改革，我认为佛教可能有这种潜力，也许禅宗已经接近了这个层次。知识与道德由此，作者想和盘托出笔者的一点读书心得：也许人类永远无法彻底理解某些道德和戒律的真正本质。目前的科技水平也无法证明或证伪造物主是否存在和它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谨慎宗教决定论，因为我们对圣谕的解读有可能是片面甚至是错误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避免夸大人类已获得的知识，陷入某种“唯物主义”的泥潭，这可能是对人自身的局限性和宇宙之广袤缺乏理解的体现。“知识即是美德”，或许当我们的知识发展到更高程度，就会发现，美德实际上是一种知识。而我们现在之所以将其视为一种超验的美德而存在，可能是因为它符合我们意识深处某些未知的理念（良心？），而我们的智慧还没有达到彻底理解这种美德的程度。观察目前世界各国，那些比较理性地协调了现实和信仰的文明，在科学技术和道德水准（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上，都处于领先地位。美国今日的繁荣，跟美国国父们当年的智慧是分不开的，他们既认识到信仰多元（当然包括无神论）和宗教宽容的重要性，否定政教一元体制，树立起自由和共和的共同价值观，同时又避免由于科学的巨大进步而忽视道德和敬畏的巨大潜在作用的倾向。他们那种超越他们时代的智慧相当一部分来自他们对清教的虔诚信仰，由这种信仰，他们获得了部分基督和历代基督教大师的智慧。换句话说，宗教领袖、哲学家和早期科学家们在探索终极和自我救赎中，在不同层面上或多或少地接近了事物的本质，而这种接近所获得的知识是符合现实，并且最终是有用的。首先在科学方面，我

们举牛顿的例子。毫无疑问，牛顿是一位科学大师。他敏而好学，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当看到物体落向地面，他产生了为什么会这样的思考，最终导致万有引力的发现。我们知道，事实上牛顿科学精神的原动力是对造物主创世的终极力量、方式和模式的好奇与探索，他把了解终极力量和证明圣言作为自己的使命。也许正是这种接近和了解的努力，使人类获得了一些近似于造物主造物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在近代，使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你推一个箱子，你的力量必须大于阻力，箱子才会朝推力的方向移动。如果你了解牛顿力学，这一现象可作为知识而存在；但当你不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抽象关系而相信这一状况时，或许它变成了信仰。与西方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既在历史上没有产生过牛顿，迄今为止在科技上也还没有达到西方对自然的理解和改造力的程度。在社会科学方面，制度经济学的一些真知灼见给我们很大启发。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制度和道德能够极大地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甚至有这样的假设，如果一个社会人人都遵守十戒的话，它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是全球最高的。以美国的个人所得税为例，如果没有中产阶级道德观念（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起源于清教徒精神）的支撑，是无法维持的。一旦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主动纳税，由于侦察和强制征税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将使这一制度濒于瓦解。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形同虚设便是一个很好的反例。事实上，中国近二十年来改革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基本的道德和价值观的支撑，即便是绝顶聪明的大师也将对互相牵制的复杂社会问题束手无策；没有基本的道德和价值观的支撑，一切设计巧妙的制度都可能蜕变为增加社会不公的工具。 在欲望和追求方面，即个人和社会幸福方面，人类通过“吃一堑，长一智”的方式了解戒律和道德对个人幸福的真正作用。最好的例子可能是美国六十年代的“反叛运动”。在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年轻一代掀起了一股全面怀疑和挑战传统人生观和生活方式的运动。其中一项是追求感官刺激和性解放，否定贞节观念、婚姻和家庭的价值，认为这是对人性、自由和快乐的束缚。但当时光流逝，许多持这种观念去体验生活的激进“叛逆者”们从自身的经历中发现，他们获得的不是幸福而是失落。他们最终认识到，性欲、爱情和贞节、婚姻、家庭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对爱情、婚姻和家庭的忠贞和由此带给对方的安全与归宿感是爱情，也是幸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也许人们并不了解他们真

正想要得到是什么，也不知道如何去满足这种渴求。但通过挫折，人们对某些道德和价值观的认识从过去仅仅是顺从传统上升到一种理性和更深刻的知识。结尾真理或者信仰，应该最终符合人的理性和现实；而从现实之中，也应能抽象出接近或论证真理和信仰的知识。那种“唯物”、“唯心”的对立二分法，和韦伯在书中所批评的“经济决定论”与“宗教决定论”一样，都是片面甚至是错误的，是人类思维没有达到更高层次而将事物简单化的体现，在指导实践方面是达不到目的的，是有害的。纵观历史，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超一流大师都投入了对终极的思考和探索，并因此提升了整个人类的智慧和文明。虽然这其中也有错误和曲折，因为人类往往易于将事物简单化而走极端（特别在非多元社会），或者获得了某种物质能力而没有达到相应的道德水准。但总的来说，只要人类不自我毁灭，能够走在基本正确的道路上，他们对事物（特别是信仰体系）的理解每前进一步，都将使人自身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获得更大的自由和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