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论·论文》讲稿

今天，我们来讲《典论·论文》，《典论》是曹丕做魏太子时所作之书，在建安后期所撰，是一部政治、社会、道德、文化论集，全书由多篇专文组成。按照“子”书的形式写成，是曹丕关于国家大事一系列的问题的论文总集。《论文》是其中的一篇。《典论》本由二十多篇文章组成，遗憾的是，这二十多篇文章到现在大多数都已经失散，《论文》一篇由于被南朝的萧统选入了《昭明文选》而得以完整的保存下来。

《典论·论文》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论著作，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它之前还没有精心撰写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专著，因而它的产生是中国古代文论开始步入自觉时期的一个标志。

《典论·论文》从批评“文人相轻”入手，强调“审己度人”，对建安七子的创作个性及风格给予了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科八类”的文体说，“以气为主”的作家论以及“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价值观。

下面，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篇文章。第一段以傅毅与班固的例子对自古而来的“文人相轻”之习表示反对。在后文，他分别评论了建安七子在创作上的长短，认为作品长短不齐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因为文体各有特点，二是作家才性不齐。由于文人相轻导致文学品评总是难以持平备善，因而他主张以审己度人的态度对待文学批评。他论及文学的价值，强调文学的重要。在这里，文章，主要是指诗赋、散文等文学作品。

第二、三自然段则是以“气”为依托，比较客观而公正的对建安七子的创作进行了品评，指出“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有齐气”，陈琳的章表、书记才华出众，刘桢壮而不密，孔融气体高妙等。

第四自然段虽然很短，但是我们要重点看一下，因为他的大部分观点都集中在这一段。“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是指一般人都“重古轻今，崇尚虚名”不重实际，还没有自知之明，认为自己很高明。曹丕指出了这是错误态度，是文坛陋习，对“贵远渐近，尊古卑今”观点进行指斥，认为闇于自见的人以自己所长轻他人所短是产生出错误的文学批评的原因，是他的立新之论，主张以“审己度人”的态度品评作品。接着指出“文”的“本同末异”，注释说：各类问题本质相同，但是在具体表达方面又各具特点，再说简单些，本，是指思想感情，是就内容方面而言；末，是指作品的具体表达方式。也就是说，不论哪一种文体，其目的，都是表现人的思想感情。只是由于具体表现内容的差异，才产生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形成不同的问题。接下来，是他的“四科八类”之说，他将文章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并指出了各自的“雅、理、实、丽”的特点。雅，是典雅；理，是指有较轻的说理性；实，是真实；丽，是华丽。他对于各种文体的特点的评论也是十分经典的。他的文体论的提出，是使各体文章的创作和批评都有了一个客观的标准，而且，曹丕将本末结合起来的方法，在文学批评史上算是首次提出，自此开始了对各种文体的异与宜进行了论述。此后，陆机的十分法便是曹丕文体说的启发影响的结果。这个在陆机的《文赋》中体会到了（十分法是指：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项）这段的最后，提出了文气说，即“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气是指什么？是指作家的才性气质，表现于作品中，即为文气。在主体意义上指作家的才性禀赋，在作品意义上，指文章风格。曹丕所谓文气的请与浊，其意接近刚与柔，他认为作家的气质、个性，可以形成各自的独特风格，各有所长。“不可力强而致”与“不能移子弟”说明“气”是一种天生禀赋，有与生俱来的成分。

文气说，反映了文学风格与天才的关系，这对于后世文论有很大的启发和影响。此后，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篇》就是借鉴了曹丕的论点。

最后一段作为总结段，论及了文章与事业的关系。曹丕认为文章的社会地位与事业同样重要。因而将文章提到经国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此言，文学与事业并立，诗赋可千古垂之不朽。因而它鼓励作家努力于文学的事业。由于曹丕如此重视文学，并大力提倡，魏晋后的文学的创作与发展便因此大为推进。

最后，我们来看下《典论·论文》的历史意义。《典论·论文》有意识的探索文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并试图得到解决。他的论说，虽然还不完善，也缺乏深度，但却为后来的作家和批评家开辟了一条继续探索前进的路，具有开先之功。之所以说它不够完善是因为他虽然看到了文人相轻、贵古贱今、向声背时等一系列问题，但他并没有从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不过，它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他的《典论·论文》也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新时代的标志。

 

第二篇：曹丕《典论·论文》

曹丕《典论·论文》原文 ：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於学无所遗，於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於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已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於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於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杨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於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於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见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讬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於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於饥寒，富贵则流於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於上，体貌衰於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曹丕《典论·论文》译文 ：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

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

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

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

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 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