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前夜》

【摘要】《前夜》是最早出现新人形象的小说，体现了屠格涅夫对于时代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小说通过叶琳娜从一位善良的贵族小姐与保加利亚爱国者英沙罗夫的爱情为主线完成叶琳娜新人形象转变的过程，为正在改变的俄国命运埋下伏笔。

【关键词】叶琳娜；英沙罗夫；舒宾；斯塔霍夫；别尔谢涅夫

引文

俄罗斯文学总是带着浓厚的责任感、使命感，阅读不同时代的著作，不仅可以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魅力，还可以了解十九世纪俄罗斯历史的发展。从普希金笔下出现的“多余人”到屠格涅夫的“新人”跨入历史的舞台，慢慢读来能感受到先进贵族知识分子阶级对于社会制度的忧愁。《前夜》于俄国农奴制改革前一年发表，更是展现了作者对于俄国命运的精准把握以及浓浓的爱国忧愁。

一、舒宾人物形象分析

出生于没落的贵族上流社会，拥有艺术家气质的舒宾在那个年代就像陶瓷一样精致而易碎，身上的一切散发着健康的愉快，洋溢着青春的无忧无虑，自爱又自溺，能够随心所欲的欣赏一切的美“湖水有如巨快坚硬的玻璃 灿烂而沉重地安息于巨盆之中；天幕似乎沉入了湖底，而繁密的树林则正静静地凝视着透明的湖心”。他的感情也是直接而奔放，毫不顾忌，性格也是跳跃而张扬——与别尔谢涅夫沿着莫斯科河走着，快活得舒宾会有“再洗一回澡”的随性想法；他也会在明知会惨遭拒绝的时候仍然大胆地向叶琳娜坦露爱慕之情，情场失意后他直接向别尔谢涅夫诉说自己的苦闷、怨恨。他还能敏锐的洞察人心，见他人之所未见：看出姑妈与姑父名存实亡的爱情、卓娅的轻浮、别尔谢涅夫的掉书袋、抓住众人言语间难以捕捉的微妙情感。他是一个没落的贵族，身上有着“多余人”的气息 顶着褪色贵族光环，艰难的踽踽独行，有时软弱无力，却坚持内心的善良正义，被挑衅激怒时也会爆发，只是这种爆发确是可笑而没有任何实际效果的：当他们去察里津诺游玩时，遇到一大群彪悍粗鄙的汉子的无理行径时，舒宾试图用言语威吓他们“可敬的不相识者，请让我像你表示，您的行为使我们大家实在感到惊讶，据我判断，您该属于高加索人种的撒克逊支。因此，我们不得不设想您也该懂得一点社交上的礼节，可是，您竟不客气地对一位未经介绍的太太说起话来 1

啦”。贵族势力已经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些软弱而无力的话语，也就只能受到那帮无赖之徒的轻蔑“用有力的手把舒宾一把推到一旁，好像扔掉一根树枝似的”。在归去的路上，舒宾陷入了极为深刻的沉思“和风拂着他的眼睛，使他烦恼，他裹在自己的外衣领子里，几乎要流下泪来”。他也曾有过自己的梦想，要逃离这片纷扰的土地，去意大利呼吸新鲜的空气，但是不管有多么厌恶，仍然没有付诸行动，还自我安慰：如果我不飞，那就证明我不过是一只企鹅，没有翅膀罢了。在向乌瓦尔·伊万诺维奇排解内心的苦闷的时候说道：我们的时代什么时候才能到来？体现了对自己不能在这片土地找到自己的位置的无可奈何。

他是俄国式的哈姆雷特，睿智、敏感、多疑而自我，空有满脑子思想，却四肢瘫痪，无力抵抗，即使捧起手中的黏土，恐怕也能溅起水面上的一点涟漪，搅不乱那一池春水，掀不起惊涛骇浪。不难看出屠格涅夫是喜爱这个角色的，所以才会用细腻而又不流于纤巧，淡雅而又保持其风度的抒情笔调，向我们勾勒出这个天真烂漫的艺术家，并让他在结尾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舒宾在罗马，他已经整个地献身于自己的艺术，并已被视为最杰出，最有前途的新晋雕塑家之一”。但他必将屈从于平庸凡俗生活的习套，被家庭、建制与经济的关系网络牢牢嵌套在既有秩序上，拿不出决心把这张网完全打破。因而他只能寄希望于他们中间有“真正的人”出现。

二、别尔谢涅夫的形象分析

不管是舒宾还是叶琳娜对于别尔谢涅夫的评价都是老实善良、努力刻苦，阅读沉思又有些木讷。起初叶琳娜对学识渊博的别尔谢涅夫有好感，尽管敏感的舒宾已经明确的告诉了他，但却因缺乏主见，性格懦弱不敢相信自己喜欢的叶琳娜对自己也有好感。而后，在叶琳娜和英沙罗夫相遇后，善良老实的他不断向叶琳娜描述英沙罗夫的美“这是个铁柱子的人。而同时，您能看出，他身上有某种孩子似的真诚的东西，尽管他那么专心致志，那么稳健缜密。说真的，他的真诚，那不是我们这种不值钱的真诚，不是我们这种根本没什么可以隐藏的人的真诚……瞧我带他来见您，您等着吧。”最后，发现英沙罗夫和叶琳娜相爱后，尽管内心无法平静，甚至连每天晚上的读书习惯都打破了，仍用一颗真挚的心对待、帮助两人。这些可以看出别尔谢涅夫的稚子般纯洁的善良内心，但也反映出别尔谢涅夫对于爱情不敢追求的懦弱形象。而这甘于平庸、不敢追求的形象也反映在对理想的追求上“希望能得到许可，出国去留学……”；“完全满足，叶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完全满足的，还有什么更高尚的事业呢? 只要一想到这样的一种事业，我就充满了欢喜和惶惑……先父就曾祝望过我，要我献身给这样的事业……我永远也不能忘记先父的遗言。”而当时，俄国民主主义革命如火如荼，大量有志青年都积极投身革命洪流，而别尔谢涅夫的理想完全与时代脱节，没有年轻人该有 2

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和担当。尽管大学教授的志向不算低，但是1853年，俄国克里木战争惨败使俄国国际地位下降，没有抱有更加宏大的志向。这显然是不符合有明确目标，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新人”形象，也就只能在历史前行的洪流中激起一丝涟漪。

三、斯塔霍夫的形象分析

斯塔霍夫作为全文中唯一的一位顽固守旧、留恋贵族生活的保守派形象出现，暴露了俄国贵族阶级的无所事事、淫乱享乐，很好的反衬出“新人”的品德。作为小说的重要鲜明的角色，在他还没有出场前，我们就已经能通过舒宾了解到斯塔霍夫整天呆在德国女人家里，没有追求、没有道德底线的人物设定。而首次“亮相”是在客厅抱怨“但是舒宾先生……就算他是个惊人的不同凡响的艺术家吧，这我不去争论；可是蔑视一个长辈，蔑视一个对他不管怎么说，可以这么认为吧，还有不少恩德的人，——这我，我承认，就我全部的良知所能及，没法儿容许。我这人天生就不挑剔，不！可是凡事都得有个限度呀。”却又断然不肯叫舒宾出来道歉“可您，请问，叫他来干嘛？我根本不要求这个，也不期望他会来。”引起悬念后才道出舒宾适合他一起在德国女人家的时候对他的冒犯惹怒了他。

而作为叶琳娜父亲的形象时，结识枢密院的首席秘书库尔那托夫斯基后，就迫切邀请他到家中做客，并希望能将叶琳娜介绍给他。当得知叶琳娜擅自与黑山人英沙罗夫结婚，气的痛骂，但是叫骂声中却夹杂着：安娜·华西列夫娜，请您立刻告诉她:您取消了她的继承权！一般这种情况，让我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发表意见，是断绝关系而不是强调继承权。当斯塔霍夫的独吞妻子财产的目的没有得到满足时，开始大吵大闹，甚至说要去控告英沙罗夫，将他流放。最后，却在妻子答应替他偿还债务并给他一千银卢后，平静下来。随后和牌友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说道，“我的女儿，就因为学识渊博，和一个什么大学生结了婚呢。”作者到这里成功的刻画了一位冷酷无情、恶习颇多、视财如命的“保守派”的父亲形象。

而当叶琳娜与英沙罗夫踏上马车即将离开俄国的时候，之前一直宣称不愿意见英沙罗夫，还管他叫“黑山种”的斯塔霍夫在最后赶了过来。“感谢上帝，幸好我还是赶上了，”他叫着，急忙跑到旅行雪橇这面来。“这，叶连娜，这是我们做父母的最后的祝福，”他说着，把头低到车篷下面，一面从自己的衣袋里掏出一个缝在天鹅绒袋里的小神像，挂在叶连娜的颈上。“来吧！”他抖着手将酒杯递给他俩，可是他自己的眼泪却已经一滴一滴地滴到他的大衣的獭皮领上了，“上帝祝福你们……”他开始说，可是他却说不下去了，当车夫已经催动了马，他傍着雪橇跑着“记着……给我们写信……”他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且在小说最后，奔波各地寻找女儿，让父亲形象重新树立。而这一转变，也有可能是被叶琳娜和英沙罗夫的自我牺牲精神感动，使自己对贵族生活的追求少了一份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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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说梗概

舒宾“充满青春活力、全身散发着健康的幸福和愉快，洋溢着青春的欢欣、无忧无虑、得意洋洋、自爱自溺和青春的魅力。”别尔谢涅夫呆板、可笑却表现出深思的习惯和善良的天性，“似乎是位老人” 。但是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都深爱着叶琳娜。

叶琳娜出生贵族，却丝毫没有豪门傲气，对身边的疾苦心生怜悯，积极地施行善举。在她看到舒宾的不羁与轻浮的、孩子气的行为后，对老成持重的别尔谢涅夫产生了好感。而这一切在英沙罗夫登场之后发生了转变。

英沙罗夫是保加利亚人，父母因土耳其官吏而惨死，成年后流历祖国保加利亚后，唯一的愿望确立为解放自己的祖国。“当他一说到自己的祖国，他好像就长大了，长高了，他的姿容就立刻焕发了，他的声音也变得像纯钢了……”叶连娜内心这样看待他。特别是在察里津诺出游的意外遭遇，她逐渐明了了自己内心对英沙罗夫的爱恋。“你知道我已经现身给那艰苦的、不望感激的事业，我……我们不仅要经历危险，也许还要忍受贫困、屈辱？”“我知道，一切我都知道……我爱你！”

两位相爱的人在一个雨夜互明了心意，随后，秘密的在一个小教堂结婚。回到莫斯科的英沙罗夫突患的一场大病，叶琳娜冒险探望，终于被斯塔霍夫察觉了端倪。当得知叶琳娜背着他擅自结婚甚为恼怒，因为在这之前他已经确定好了“女婿”人选——枢密院首席秘书。虽然父亲百般阻挠，母亲却深爱着女儿，在她的帮助下叶琳娜和英沙罗夫的婚姻最终得到了认同，并一起离开了俄国。然而病情不时反复的英沙罗夫在威尼斯的乔凡尼河岸旁的小屋里等待伦季奇载他们回保加利亚中死于动脉瘤和肺病并发症。当失去丈夫时，叶琳娜终于知道自己的未来，请求伦季奇带她踏上了去保加利亚的旅程，希望在爱国起义中做一名看护，小说在叶琳娜写给母亲的回信中结束。

五、叶琳娜和英沙罗夫的新人形象

叶琳娜以富有同情心的形象出场：自小渴望行动，渴望积极的去做好事，一些贫穷的、饥饿的、病弱的人令她牵挂、不安，甚至做梦都会想起他们，向自己所有的熟人打听这些人，给予周济时倍含关切、怀着不由自主的郑重、喜庆事激动的。甚至受虐待的小动物也会受到叶琳娜的庇护和捍卫，亲自给他们喂食，更甚至是被蜘蛛网缠住的苍蝇也派列诺奇卡去解救。十岁的时候和小乞丐卡嘉成为朋友，以谦卑又快乐的心情吃卡嘉又干又硬的面包，当卡嘉遭遇不幸去世后，叶琳娜就一直处于被自己内心不断出现的忧愁困扰，但是并不知道如何才能缓解内心的忧愁，直到英沙罗夫的出现。他不是出生在贵族家庭，但有一颗超脱个人的爱国情怀，这可能与他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土耳其官吏抢走并杀死了他的母亲，并杀死了他的父 4

亲。二十岁从基辅的姑姑家出发游历了保加利亚，在这过程中，接触到最底层人们的生活，从而改变了单纯的报私仇的想法，而确立了要把自己的国家从土耳其解放出来的宏大目标。英沙罗夫又积极勇敢，坚强果断，善于行动，言行一致，对自己所要从事的事业从不动摇和怀疑，这些完完全全的吸引着叶琳娜，让她终于找到了内心忧愁的排解出口。于是便完全的沉浸在爱情中，世界上的一切对她仿佛都不存在了。以至于英沙罗夫生病，她便“瘦得像蜡烛了”，当英沙罗夫昏迷不醒的时候，叶琳娜便想到“他要死了，我也就完了。”当英沙罗夫病愈后，叶琳娜跟随英沙罗夫去支援保加利亚人民解放祖国，是因为“妻子怎能和丈夫分开”，小说到这里，叶琳娜展现的是爱情至上的形象，而作为“新人”的形象并没有体现出来。在英沙罗夫病死前的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卡嘉用雪橇带着她去困住英沙罗夫的索洛维茨基修道院的路上，掉入一个底部传来叶琳娜声音的深渊。最后梦醒，丈夫病逝，叶琳娜失去了原本心灵的依靠后，终于找了了自己的位置，并坚决地执行着自己的使命，而不是因失去依靠而变得怯懦。叶琳娜乘船离开威尼斯前，给家人写的一封绝笔信将小说推到了高潮“我亲爱的家人们，我跟你们永别了。你们从此不会再见到我。昨天德米特里死了。对我来说，一切都结束了??”也终于完成了“叶琳娜”作为新人的性格发展，明确的凸显了“新人”对目标的明确、坚持，有自我牺牲情怀的形象。

叶琳娜完成的性格发展，成为“新”生活的先驱者也昭示这“新生活”在俄国的出现，为之后出现的农奴制改革埋下暗笔。屠格涅夫能够很好的把握住祖国前进的方向，体现了先进贵族阶级对于底层人民的关心，但我觉得屠格涅夫通过对贵族生活的描述及对舒宾的喜爱也可以反映屠格涅夫对于改革没有彻底的决心，仍然有所留恋贵族生活。只能是更多的关注底层人民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尽管内心忧愁但无法坚决的脱离这一阶级，正如舒宾一般希望有真正的人能出现搅动这一摊死水。

参考文献

1、《前夜》，屠格涅夫

2、《前夜》人物批判，兰英年

3、 俄罗斯妇女的新典型——屠格涅夫《前夜》中的叶琳娜，张素文

4、 傲雪报春香彻骨一一谈屠格涅夫《 前夜 》中的叶琳娜形象，卢兆泉

5、 浅析屠格涅夫《前夜》中的新女性形象，李小平

6、 《前夜》舒宾形象分析，侯效平

7、 浅析《前夜》中别尔谢涅夫失去叶琳娜爱情的原因，陶思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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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读后感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由法国著名汉学家、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贾克?谢和耐(Jacques Gernet)辑写，中译本由刘东翻译，１９９８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作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出版。 本文不打算对此书进行系统而全面的评价，只想就全书读后所产生的一些感想谈谈自身的理解或者体会。

本书创作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其写作背景是二战以后，西方汉学界开始对自十九世纪以来就己经出现的那种“中国社会停滞论”进行的反思，并普遍认为由中因数千年以来到前近代时期在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其中宋代则是一个有着重大转折的时代。本书即以１２７５年前后的南宋都城临安为考察场景，描绘了中华文明在蒙古入侵前夜所能达到的高度，是西方汉学学术史上的代表性述著。此外中译本还在书末附有译者刘东先生的“译后絮语”，文笔精深，对于理解原文不无裨益，与正文相得益彰。

本书的写作有一个重要的学术前提，那就是承认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过巨大的历史变革，而中华文明则在此变革过程中造极于赵宋之世。实际上，自从东洋学术巨擎内藤湖南提出了“唐宋变革论”以来，影响甚大，西方汉学界久寸此尤为推崇。故谢氏之书，未尝不是对内藤氏的一种呼应。然则，內藤的学说是否确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未必无再商榷的余地。因此，谢氏在书中的立论基础就必须予以重新审视，至少，那种将宋代文明发展的成就过分拔高的学术倾向，笔者个人是不甚认同的。

如是说，这个缺陷是由于学术见解的分岐所造成的话，则书中

对于企图复完传统中国社会场景的努力尝试，也是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的。而造成如此局面的最根本原因，则是中国传统史料的缺失。如果借用梁任公那种略带偏激的言语来评价的话，那就是“二十四史，二十四姓之家谱也！”其结果自然是让历史在很多时候仅仅成为一件表面华丽而实则空洞的外衣。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从传闻、笔记、笑话、民间故事、私家史乘、方志谱牒等非官方史料入手，就成为历史学家们无奈的选择。但即使如此，恐怕也还是不够的。观谢氏此书，其史源也仅仅限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和《癸辛杂识》等少数几种，而这些史料主要也是由当时的士大夫们来撰写的，书中所记录的也多半是与他们的生活相关的场景。因此，难怪有学人认为谢氏应该替他的书取名为《蒙元入侵前夜杭州人的部分生活》更为妥当。

谢氏此书着力描述宋代杭州(临安)人的日常生活，使读者得以概览当时杭州城的市井场景和生活百态，并对宋代的潜文化小传统进行了初步的梳理，自然有助于学者在思想层面编织出中华文明鼎盛时期的总体构想，而这也符合西方历史学界对“总体史”的追求。一个外国人能对中国的历史有如此的把握，着实令我辈感到汗颜。而且，应当承认谢氏此书的文笔的确很好，颇有中国传统士人那种“文质彬彬”的君子风度，这比起目前中国史学界广泛存在的那种冗长沉闷的学究式文风，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这不仅仅是做学问的不同，也是学术境界的差别。

与此同时，笔者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还有一种“似曾相识”的

感觉。该书对具体的生活场景的重视与描述，以及力图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个侧面作出近乎全景式的绘划来折射出彼时社会的时代特征的做法，就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极为相像。在众多读者的评价中，这两本书都是“很好读”的历史书。不过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和《万历十五年》在类型上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前者算得上是严谨的学术著作；而后者则更像是一部历史散文（个人见解）。但是，就它们都希望或者已经摆脱了传统史学著作那种传统的“史料＋结论”的写作模式而言，两者则颇为相似的。它们所共同关注和试图再现的，乃是由那些早已消逝了的人、物、事交织起来的社会生活。两书都并不刻意地以书末结论的方式告诉读者所谓的历史规律，而是试图让他们再现出来的社会生活之“原生形态”自身去述说。在实现这个写作目标的过程中，两书的作者分别向读者展示了各自不同的技艺，这也可能使得读者在阅读这两本书之后体验到了不同的兴味。

试举例而言之，在谢氏之书中，生动地勾描了一二二七至一二七九年间南宋首都临安汩汩漾动着的“生活流”。譬如该书“城市”一章，谢氏从蒙元北犯导致宋人南迁的大背景起笔，继而写到由此造成的统治者偏安东南和大量人口拥聚杭城，接下去依次便是住房紧张、在下来就是多层建筑的出现、再而是房租交纳情况、再而是火灾频繁、再而是各项防火措施，以及为防火而对夜生活的管制等等。不难看出，著者在写作过程中所遵循的是社会生活固有的内在先后逻辑。也正因为这一点，著者才能够不着痕迹地再现彼时彼地较为接近真实的生活

场景。

与谢氏之书不同，《万历十五年》采取的是颇富文学色彩的“传记体的铺叙方式”（这也是笔者为什么认为《万历十五年》更像是一部历史散文的重要原因之一）。全书以人物为中心，通过追述他们在一系列与他人、与社会制度发生矛盾冲突的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来凸现其迥异与时的性格特征。书中的万历皇帝、权臣张居正、首辅申时行、猛将戚继光、“叛逆者”李贽等人，他们在诸事件中为何会有如此的作为？他们各自迥异的性格是怎样形成的？他们的性格和作为反过来又会给社会给个人带来什么后果？……黄氏正是沿着诸类事件自然发展的逻辑，向我们叙说了一桩桩历史的悲剧。古老帝国社会制度的顽症和前进过程中的困顿，也就从这些个人悲剧中折射出来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以西方人的立场看中国，则无论他们的眼界如何深邃，视角如何独到，在笔者看来，总还免不了带有“隔窗观火”的味道。又或者说，由“第三只眼看中国”，则这第三只眼似乎总是带上了有色眼镜，因而往往让人感到双方在看问题时总是存在着一层难以消除的隔膜。

谢氏是法国人，而法国人在历史上很早就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民族之一，也是一个贵族气质相当浓厚的国度。风流之所及，也使得法国的学术也或多或少感染了这种“贵族气质”。通读全书，今笔者印缘深刻的感觉是，这很像一位饱学的法国贵族在以一种冷静而又不失优雅的风度来讲述一个发生在遥远、古老而又神秘的东方文明早已逝去的故事(这个文明一点都不比他自身的文明差，甚至可能还要

好)，娓娓道来，怀着一种既欣赏又略带遗憾的心情——有人毫不客气地称呼这种气质为“独特的西式八卦”。在这种气质的支配下，西方汉学家们往往不能全身心地，较彻底地融入到中国特有的文化状态中去，因而许多在我们看来是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人或事，在汉学家眼里却是那么的大为可怪，甚至有些百思不得其解。通观全书，这样的例子并不为少。当然，由于视觉的不同，个别结论也不无进一步商讨之处。以下仅挑出笔者感兴趣的几个小问题，来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书中认为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主要是由于北方受到游牧民族的持续不断的压力〔Ｐ３〕。换言之，谢氏认为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相对而言)主要是由于外力作用所致，然则这未必符合史实。中国历史上多次受到北方民族的压力故然不假，但即使在较少受到这种压力的时候，南移的进程依然进行着，此间不见得与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有什么必然联系。就笔者愚见，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动因，归根到底应是由于北方经济的发展而导致了人口的膨胀，使得北方的耕地及粮食产量面临巨大的压力，以至于北方民众在生活上面临极大挑战，故不得不离乡别井，另谋出路。恰好当时的南方因为开发较迟，尚有较大的开拓空间，故吸引了不少北方民众南下求发展。以此观之，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压力，与其说是导致经济重心南移的动力，倒不如说是这一南移过程的催化剂显得更为恰当。换言之，终究是内因而非外因导致了经济重心的南移。

(二)谢氏认为因内蒙古的入侵导致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中断〔Ｐ

５〕。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而这一观点也获得了不少的支持(其中自然包括了部分中国人)。就是说，同样也是外因的作用导致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发生了偏差(或者说脱离了原来的轨迹)。谢氏此立论是建立在宋代是前近代社会这一理论模式之上的，而这一看法又是基于将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与西方历史发展轨迹相比较之上的。如谢氏在概括宋代文化时，就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这明显就是以西方历史(特别是西欧历史)作为参照系的。但问题是，东西方的历史发展是否具有可比性，又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比性，这是问题的关键。迄今为止，这些问题都未取得显著的进展，更不要说是达成较为一致的看法了。因此，谢氏以此为基础的立论，虽然也有一定的启发性，但得出的结论却未必令人信服。笔者个人以为，只要不像西方汉学家那样，把蒙元史作为外国史(相对于中国史而言)来看待，则没有理由认为蒙古统治中国会打断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何况这一历史时期并不长久。

(三)谢氏又认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延误了印刷术的推广〔Ｐ１７４〕，这又是一个令笔者感到奇怪的结论。谢氏在此处大概想表达如下一种感觉：即中国人的不少发明都未能很好地为后人所用，有的反而被中国的敌人所利用而成了他们战胜中华文明的工具。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尽管中国人有着令人艳羡的四大发明，然而“外国人用火药来制造枪炮，中国人却用来造爆竹；外国人用指南针来航海，中国人却用来看风水。”相应地，活字印刷术的命运也有类似的情况。尽管宋人比西人早得多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然而直到清朝，在印刷行业

中广泛应用的却依然是“落后的”雕板印刷术，而由活字印刷术印出来的书只占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倘若放眼世界而论，直正将活字印刷术发扬光大的却是欧洲的日尔曼人，尽管这比中国人晚了好几百年。由此可以看出，对自身的文明遗产不能很好地应用并予以进一步的发展，正是宋以后整个中国社会所面临旳重大问题。以这一角度来看，谢氏的结论也有深刻之处。但是，其结论似乎表述不当(不知是否与译者在翻译上的失误有关？)。由上文可知，并非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延误了印刷术的推广(因为印刷术自发明以后一直在广泛使用，宋及宋以后均是如此)，而应是传统的雕板印刷术应用的过于广泛阻碍了活字印刷术的推广。换言之，活字印刷术并没有起到太多促进中国文化交流和发展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

当然，类似的问题还有不少，碍于篇幅关系，就不再多举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