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媒介》读后感

《权力的媒介》，美国传播学者阿特休尔教授所著。此书对自由主义理论与社会责任学说的主要区别作了评断。即：自由主义理论主张新闻媒介应完全自由，不受任何约束，而社会责任论则认识到不受限制的自由会带来危险。

新闻媒介是民主制度的基本前提，因为它能够为民众提供一个基本完整的信息环境，而这一与现实基本相符的信息环境则是人民进行政治选择与判断的前提。没有新闻自由，便不可能出现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

第一个断言出版自由具有商业现实性的正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提出了“真理的价格”问题，虽然他的措辞并不十分贴切，但他对触及资本主义新闻媒介中存在的根本的两难困境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是资本主义新闻体系中的“主要症结”。也就是说，一方面，它有一个被歌颂了两个多世纪的神话般的理想，其主要目标是新闻媒介为人类和自由社会的幸福美满提供新闻，充当信号灯、瞭望塔，把各种邪恶行径和权力弊端亮之于光天化日之下，以期快速达到最终目的。但另一方面，它又是自由市场的商业世界私人为之盈利的动力。对于后者来说，追求真理，揭露邪恶要服从赚钱图利的需求。前者带有大量宗教象征的意味，后者显然没有。

事实上，我们能够很有把握地指出，美国老百姓特有的基本假设之一，就是认为民主制度之所以繁荣兴旺，某种程度上归结于新闻媒介传播的信息。

这种假设可以概括如下：在一个民主政体中，人民实现统治。在选举投票站里，倾听到的是人民的呼声。人民依据他们获得的各种消息作出投票决定，而那些消息则主要是由新闻媒介提供的。因此，新闻媒介对于民主制的生存必不可缺。进一步推断：民主制度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实际上，这种政府才能使公民获得自由。因此，对一个自由社会而言，公民的新闻流通必然来自于自身也是自由的新闻媒介。

摇摆于政治和经济之间似乎是媒体不可跳脱的宿命，从政党报向便士报的转变，只是由受制于政治力量转变为受制于经济力量，媒介的独立性在其经济独立之前是无法实现的，这也就像文中所言的“主要症结”。而要解决这个症结，似乎除了分清商业媒体和公共媒体并在其基础上进行分工以外没有更好的方法。 在苏联的信仰体系中，卡尔?马克思开创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成为新闻媒介

的基本准则。但是如同美国政党报刊为了政治上的需求而将原则变成空洞无物的信条一样，苏联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也将这些原则置于毫无作用的位置上。事实上，马克思与托马斯?杰弗逊一样，很难从哲学角度加以断定，因为他不可能在一生的各个时期里涉及新闻自由争端的所有方面。马克思在自称“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时，并非只是在说笑话而已。

思想和实践之间的同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真正做到同一之前，间隙是一定不可避免的。不论是资本主义的客观主义的原则，还是马克思体系下的新闻准则，都很难真正做到按照其理论设计而进行新闻的实践。

正是因为马克思的学说并不完善这一事实使得后人对他的著作和思想进行了众多的不同解释。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一个完整严密的哲学体系，在许多哲学家眼里，它甚至根本算不上是一种哲学，而只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描述。??????马克思的新闻哲学（或者最好称之为思想体系）在莫斯科大学新闻学院，即这个制度的中心，被当作主旋律加以讲授、传播。

认清所谓的马克思的新闻哲学的思想源流是实践其哲学的最基本的要求，如果没有进行正本清源的工作而只是选择有利于当下的理论进行宣扬，虽然在当下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来，是站不住脚的。

马克思认为，意识本身只能通过传播交流而存在，在它能够传播交流之前，社会是必需的。人们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交往而取得感受、经验，这种交往的首要手段就是语言。那些掌握了语言的人也就控制了社会，他们也能够将人类或者使其成为奴隶。或者让其获得自由。言语制造者是国家，是学校，是教堂，而它的传播者便是新闻工作者。因此，谁控制了新闻媒介，谁就控制了意识形态，进而也就控制了社会。

这正是所谓的意识形态的霸权，而这种霸权更多的是通过媒体、学校、教堂等组织来推行和实现的，由于不同于国家机关的简单灌输，所以其影响更为隐蔽和深远。同时，也要看到语言本身所具有的革命性和建设性力量，谁掌握了语言，就意味着掌握的意义的生产，从而进一步就控制了整个社会。 媒介不仅仅是简单的新闻和信息的生产部门，他们更是一种权力部门，通过对语言符号的控制与解释，他们生产着意义，从而进一步生产着权力的合法性。这是一种审视媒体的不同的视角，这样的视角可以意识到为什么会有如此严厉的媒介管制以及相

关新闻法律法规的设立，同样也可以意识到为什么媒介的内容会有如此多令人难以接受的部分。媒体毕竟都是属于政权的一个部分，从根本上说只能是政治的支持者，而所谓的批评和监督一定是有一定的边界和限制。同时对于媒体而言，不论是受制于政治力量还是受制于经济力量，只要它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制约，便一定会在其运作中体现出来，政治的约束并不一定比经济的约束更差，都会影响到媒体本身的运作，所以不论是资本主义新闻体系中的客观性原则还是社会主义下的新闻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都很难真正的全面践行。这就需要媒体自身和传媒人在政治和经济之间进行微妙的周旋和博弈。而就我国自身的媒体实践而言，便是长期制约传媒业发展的二元体制问题，公共媒体和商业媒体明晰划分的缺失以及背后相应制度的不完善，致使我国的媒体不得不既承担公共媒体的宣传任务，同时又要进行商业媒体的运作，如此下去，传媒业根本无法健康地发展。

 

第二篇：探析中国传媒语境下的权力的媒介网络 ——读《电视下乡

探析中国传媒语境下的权力的媒介网络

——读《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

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有感

张慧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

【摘要】本文的观点是基于熟读郭建斌老师的博士论文给出的，文章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对工具理性及郭建斌对民族志阐释的思考及归纳，第二部分为郭进行研究面临的问题及文章探讨的主要问题的考察，第三部分为文章结构及创新性概念的介绍，最后是的个人心得体会。

【关键词】民族志 问题意识 权力的媒介网络

Exploration of the media-network of power under Chinese media context-based on the article《TV to the countryside: the mass media and minority region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the methodologies of ethnography interpretation

of Drung River 》

ZHANG Hui

(MA student ,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S: The concept in this paper is based on reading GUO jianbin's doctoral thesis, the paper consists of four parts, part one is about instrument rationality and GUO's thoughts and concludes on the methodologies of ethnography interpretation; part two talks about the problems that GUO faced when he wrote the thesis and the main problems the thesis discuss; part three is about the structure of the thesi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innovation concepts in the thesis; at last ,some personal comments. KEY WORDS: The Methodologies of Ethnography the Consciousness of Problems Media-network of Power

一、民族志的实践对传播学本土化的意义

人类社会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工具行进的，人自身（包括生理和心理层面）以及他所使用的工具也是人类进行研究的主要对象。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研究资本主义精神时，将合理性分为两种，一种是价值合理性，另一个就是工具的合理性，前者强调的是要有纯正的动机和选择正确的手段达到目的，后者则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驱使，行动借助于理性达到目的。这里韦伯强调的工具理性有两层能指，一是明确的目标定义和未达到目标选择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是活动为明确设计的规则所控制，操作上有严格的精确性和可计算性。法兰克福学派在韦伯的基础上将工具理性发展成为了其批判理论中的重要概念，认为它是一种工具崇拜，是为了人的功利服务。工具理性有其深刻的发展渊源，各种研究学派对它的态度褒贬不一，但是总归看来，大家并不反对工具本身，他们批判的多是使用工具的人，合理的使用动机配合理性的工具选择当然不会为人诟病。具体到传播学研究领域，我们使用的研究工具也可称为研究方法，它有一套学科公认的方法论作为指导，在吸收借鉴别的学科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这其中从应用社会学、心理学借鉴的实地调查、内容分析、实验法等是目前学术研究采用的主流方法，而从文化人类学处借来的民族志田野调查法则没有普及，这样的质化研究在我国人类学其实早已开展，费孝通先生的几本名著都是基于他的田野观察完成的，如《乡土中国》、《江村经济》，而且也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认可。郭建斌老师的博士论文则填补了国内传播学这方面的空白，开风气之先，他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独龙江作为田野调查的对象，通过对大众传播媒介——主要是电视对当地的影响来探讨权力的媒介网络的构建以及转型期大众传播媒介对少数民族社区的关系的重构，这些关系包括了自我、民族、国家各个层面。这样的研究的社会背景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少数民族社区，由于研究的社会环境乃至对象都是中国所特有的，有可能会得出与国外传播学者完全不同的结论，所以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还有助于推进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

二、论文面临的问题及主要想解决的问题

不管进行任何的研究都要以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为前提的，因此培养问题意识很重要，作者在最后进行论文写作时才意识到一个致命的研究陷阱，就是问题意识的缺乏，在进行民族志的调查之前，他并没有明确的研究意图，到最后写学位论文时，只能就已经占有的资料，能回答什么样的问题来组织思想。这样带来的问题就是由于在研究之前由没有明确的计划，导致在收集资料时，可能会面临资料难以取舍，收集到的资料层次较浅的问题。在后期写文章时，也会由于之前没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分析维度而导致资料套用理论的问题。

由于作者收集的资料中很大的一部分是现代传播媒介在当地社会的使用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料，因此作者最终找到的核心问题是基于他所掌握到的大量资料而得出的：大众传播媒介在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地区中扮演者什么样的角色？解决这样的问题，可以实证也可以分析，按照作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他选择的是分析的方式。既是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也是一个个案研究，后者又涉及到处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由于他所选择的研究地点内的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的关系仅仅局限在一个特定的体制话语中，所以很多的现象只有在这个特定的话语体制中才有意义，但作者所要回答的问题又是当下的一个问题，是社会转型期的大众传媒问题，所以要分析这样一个转型期少数民族社区，还有必要开阔视野分析它所从属的更大的社会环境以回答作者提出的“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在少数民族社区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当然，总的来讲，这还是一个与其他现象具有某些方面共性的个案研究。他所得出的结论在确切意义上只在研究范围内有意义，但却可以为讨论更大范围内的类似现象提供解释的角度。

除了研究时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意外，为自己的研究寻找合适的理论框架也是研究前的主要工作，这样的框架可以防止走向理论套用材料以及纯粹的资料总结的两种极端，作者选择了传播社会学概念——中层理论来作为操作性框架，力求能为传播学研究开辟一个小的研究领域，中层理论强调只有在经验研究时发现可观察的资料时他们才能发挥作用，关于传播社会学，有广义和狭义的定义，在本文中，作者主要是围绕大众传播媒介在少数民族社区扮演的角色问题展开分析，其中涉及更多的是有关中国社会里大众传播的体制和结构、大众传播媒介表现的社会功能以及历史的和当下的传播政策所赋予的传播功能的组织和运用，这属于广义传播社会学的问题。

三、权力的媒介网络、接近式同情以及象征性冲突

全文的总体结构：从传播社会学来看，可以分为权力的实践形态，即控制，作者从电视如何下乡，电视下乡后怎样来分析，另一方面，是电视的带有民主意味的分享经验的过程，在理论层面上，使用了接近式同情概念展开，然后是媒介与社区中的个体与群体间的非对抗性的象征性冲突，最终的结果是走向融合，表现为一种重构的状态。

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要对前面所展开的分析做一个总结，对分析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理论回答，通过电视，中国基层社会正在筑构一种新型的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

本文除了新颖的研究方法——民族志研究的使用这一亮点外，很重要的是作者的资料归

纳以及以下创新概念的提出：权力的媒介网络、接近式同情、象征性冲突。理解了这些概念，也就把握了作者的主要观点。

（1）权力的媒介网络：这一概念贯穿作者文章的始终，作者从如何确定回答问题的角度出发，确定了“权力的媒介网络”这一分析概念，他的灵感来自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所谓的权力，是个中性的概念，指的是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中性指的是权力不一定必须是压迫性的而有可能具有创造性和启发性。这里的权力强调的不是一种对立的状态，而是一种总体上趋于和谐局部上的不平衡状态。媒介网络指的是有大众传播媒介组成的一个无形网络，具体而言，包括了媒介权力（不考虑社会因素的传受关系内部）以及把大众媒介当做权力的载体来讨论。

作者首先从权利的媒介网络如何形成的角度进行分析，具体而言，有政策和市场的双重因素，但是政策是关键，作者归纳其为一种媒介推广运动。电视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直接导致了地方社会关系的变化，作者将其归纳为“关系重构”。在这一过程中，政策的作用是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主要原因是虽然电视信号的接收和发送时政府专控的，但电视机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因此市场的作用也不可忽略，因此这是政府主导、市场辅助的媒介推广运动。

由大众传媒所构筑的网络总体上表现为以下三重交换关系：上下关系、买卖关系、本土和外来关系。上下关系是指广播电视媒体在制度语境中所确定的一种传受关系，是单向性强制性再分配，上层建筑利用电视这种宣传工具向下传播意识形态，电视这种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国家政策的推广建构着一种基层民众与国家之间的“上下关系”。买卖关系是由来自市场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作者将在这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有关的交换关系都罗列了出来（买电视机、付费观看、带礼物），这是基于市场基础上的交换关系。买卖关系中的权力色彩表现为经济上有优势的人家往往较早的拥有这样的权力，但从社区总体来看，经济基础还是很薄弱，这主要在于在和这一社区以外的更大社区进行交换时它自身处于无权地位。本土与外来的关系侧重从文化方面来谈，主要是由文化性质自身的差异性而表现出来的本土与外来的关系，本体指的是独龙族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外来是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文化，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文化与电视进入独龙江地区以前的文化系统之间的区别只存在于开始时期，这样一层关系也只有在这一转型期话语中才具有实际意义。在本土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似乎外来文化占据了优势地位。作者还探讨了由电视带来的象征资本对乡村权力结构的改变，这一象征资本改变了包括新旧权力的嫁接的乡村社会原有的群里结构，以及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一是权力从老年人转到了青年人，二是男性在这其中用了相对较大的权力。

（2）接近式同情：接近性是一个主要的新闻价值，包括了地理上、文化上、情感上的接近，是站在传者的立场结合了受者的接受心理后给出的。这里的同情非怜悯，它指的是移情，简单说来就是共有能够交流的任何情感，同情这一概念作者借鉴了库利和勒纳两个人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差别是比较大的，前者是理论概念，后者是分析概念，勒纳还将同情量化为不同的指标来方便分类。作者创新的将接近性和同情这两个概念糅合在一起，也是将新闻传播研究中站在传者和受众的两个角度提出的概念糅合在一起，这主要是出于使他自己的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事实资料得到合乎学理规范的解释。

具体的思路是从现象入手，即对于每天大量的电视节目，观察当地人看没看、看没看懂、认不认同，之所以分这三个层次是因为同情发生的第一条件应该是理解，然后才是接受，再次，将前面的分析做简单的归纳，得出可以称之为法则的东西。在看与不看的层面，作者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并配合了调查问卷，检验了电视这种大众传播媒介结合了人际传播后的传播效果，作者还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在看懂与看不懂的层面：看懂与否是同情发生的另外一个条件。在这一层次得到的结论中值得注意的是：比较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与通过政府渠道传播的有关WTO的信息，两者是有区别的，后者的传播效果更为明显，此外不同的人对同一信息的解释是不同的，如“三个代表”。认同与不认同：在当地受众不同程度的理解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所传达的内容之后，同情也就在不同程度的发生着。作者从当地人的言行举止中看出他们对大众传播媒介传播内容的价值判断，并将其分为对事实的判断和对观点的判断。在事实层面，结论是：大众传播媒介要在这一地区传播事实和思想的效果有限，主要是由于低下的认知程度导致了其认同程度也一斑。但当地人对于观点和情感的认同，较之对于事实的认同情况好的多，在对事实不了解的情况下，当地人观点的认同得益于政府进行的宣传，因此意识形态宣传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作者的结论是来自于情感的同情发生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来自知识的同情发生的可能性。

（3）象征性冲突：作者还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新的文化形态的媒介网络与基本稳定的当地的传统文化形态之间产生的张力，传媒形态进入的时间不长，各种文化形态之间的张力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磨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独龙江一种重要的转型期话语，在围绕权力的媒介网络这一概念展开的最后一方面分析，作者将结合这种张力展开。文章中的三种文化形态分别为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以火塘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以教堂为中心的西方宗教文化。作者将这一权利的媒介网络所象征着的文化形态与当地其他文化形态之间的张力表达为一种“象征性冲突”。所谓的象征性是指这种冲突并非直接有形却是可以感觉到

的，它由研究者建构着，但在当地人的意识与反应中，他未必就是一种冲突，所谓的冲突也只是存在于社会发展的某一个特殊的阶段。冲突不是一种对抗，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异质性中表现的不同文化单元之间的竞争状态，这种竞争状态不是以一方消灭另一方为最终目的的，冲突的结果可能是相互间的信任或同化，形成更大的文化体。为此，作者从5个方面来证明电视对乡村而言，其中的种种张力和冲突只是象征性的，而非对抗性的，因此作者使用了象征性冲突的概念。

四、对学术研究的启发即有待完善的方面

（1）不管是学术研究还是政策研究，敏感的问题意识都很重要。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虽然历史不长，但发展的速度很快，也涌现了大量的相关研究，但真正可以称为优秀的研究并不多，造成这样的现象的原因很多，但问题意识的缺乏是其中重要的一项，我们不倡导为学术而学术，更加鼓励问题导向的研究。

（2）做民族志研究，过程很重要。郭老师三次进出独龙江，第三次待了足有半年之久，独龙江地处边疆，交通闭塞，贫穷落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和作者之前生活的环境有天壤之别，但他却静下心来做研究，所有收集资料的工作都是围绕事前制定的计划进行的，不只每天做详细的民族志笔记还要亲历各种场景、仪式，并对这些事情进行了专门的访问。在对材料的收集方面，作者严格遵守文化人类学者公认的进行民族志研究需要坚守的三大原则，即怀有科学的目标，明了现代民族志的价值与准则；具备良好的工作条件，能融入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当中；使用特殊的方法来搜索、处理和核实他的证据。他虽然侧重于收集与大众传媒相关的资料，但却绝不仅限于此，他对当地人的生活的各方面都有详细的记录，文章有很多地方是当地文史资料以及民俗、自然环境、生活状态的记载，这俨然是一部独龙江的方志。不止对传播学研究有贡献，还可以为其他的学科研究提供资料。

（３）郭老师论文美中不足的是虽然他开创了新的分析概念如权利的媒介网络、接近性同情，但在具体的分析时，还是在不断引用国外学者的概念，这对于传播学研究本土化而言，是有缺陷的，这或许是由于我们国内的学者接受了西方的理论概念后思维得到了束缚，难以摆脱那些概念的牵绊。我认为在这方面他可以参考费孝通先生写作时的方式方法，跳出西方的思维定式，对特定的现象给出我们自己的符合学理规范的解释。

（4）虽然郭老师的研究总体上采用的是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但在进行具体的意见收集时，他还做了问卷调查，但他采用方法的科学性、准确性有待考量，如在一次考察当地人对电视内容的看法的调查中，他的调查对象只有12人、问题也只有6题、设置的选项也不详尽、

调查的具体过程设计也不合理，总体上导致我们对他得到的数据的客观性、准确性表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