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女神》

第一部分：郭沫若人生轨迹：反叛者——泛神论者——马克思主义者

一、年轻的反叛者（1892—1913）

1. 家庭及旧式教育

（1） 家世：

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生于四川沙湾镇。

他自己回忆说，出生时，“脚先下地”，象征了他“一生成为反叛者的第一步”。

四川袍哥盛行，帮会势力猖獗，其祖父和土匪素有往来，其父除了是个“中产地主”和地方权贵之外，也从事贩卖烟酒等一类走私客和土匪爱干的勾当。

郭沫若从小就醉心于草根英雄传奇，乐于参加家族间的械斗，据说他曾经在家族武斗中把杨家的一个小孩狠揍了一顿。

——反叛而喜欢英雄

（2） 旧式教育

4岁启蒙，接受《三字经》等传统教育。

后学习古籍和诗词。爱李白，而恶杜甫。喜王维、孟浩然、柳宗元，而厌韩昌黎。 ——喜欢浪漫、自然。

阅读《西厢记》、《西湖佳话》、《花月痕》等才子佳人的古典小说。

郭沫若并没有如郁达夫在看到此类小说时流入伤春悲秋、多愁善感；而是在其中发现了性刺激，并在十三岁时开始了自慰。

——青春精力充沛。

家庭及旧式教育，为郭沫若反叛精神埋下了种子，也为其走向泛神论结了因缘。

2. 学堂中学运领袖和“坏小子”

（1） 学运领袖

读小学时，他和校长发生冲突，被记“大过”，却因此而成为学生领袖。中学时，在学生罢课中充当重要角色，成为学校“八大行星”之一。19xx年，被开除，后转学。19xx年11月24日，即成都响应武昌起义而宣布独立的前一天，郭沫若已经剪掉了辫子。

（2）“坏小子”

小学时，虽然在学运中受到打压，但是郭沫若并没有像郁达夫那样，因此而陷入内向孤独，走向感伤，相反，他凭借在学运中树立的自信和威信，张扬个性，与同学结义拜盟，抽烟喝酒，出入戏院，捧角斗殴，甚至跟从学校的同性恋潮流。俨然一个不良少年。中学时，这些另类行为，不仅没有改正，反而变本加厉，他的同性恋活动中偶尔有了召嫖男妓的行为。 ——与郁达夫感伤孤独相比，同样是学运领袖，郭沫若走向了充分的自信和张扬，而这些恰恰是一种另类的反叛。坏青年背后是一种反叛精神。只是这种反叛精神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

3. 新思想的洗礼

（1） 清议报

通过阅读梁任公的《清议报》，他开始崇拜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三杰：加富尔、加里波第、马志尼。——民族主义和“富国强兵”在他心中激起回响。

（2） 孟德斯鸠、斯宾塞、赫胥黎

学习对共和国建设有实际功用的“实用”学科成为时尚。“青少年差不多每一个都可以说是国家主义者”，“凡是稍有志趣的人，谁都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把国家强盛起来”。——学医。 19xx年，到天津投考军医学校。考试及格，却放弃，因为留学已经成为热潮。

19xx年1月，郭沫若到了日本。

二、泛神论者（1914—1924）

1. 安娜与医学

19xx年秋，如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班，结识了郁达夫。

19xx年，入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科。

与安娜坠入爱河，先是精神上的，继而是肉体上的。他后与安娜同居，并生下五个孩子。 郁达夫则是性欲被唤醒，但是在宣泄中受挫。

职业学习中，郭沫若一直专心学医。

郁达夫则茫然不知所措，不停的转学校换专业，有了“多余”的感觉。

郭沫若自童年就始终处在行动中心，所以他面对类似环境的刺激，显得积极主动。

2.林译作品——《迦因小传》、《撒克逊劫后英雄传》

（1）哈葛德《迦因小传》——儿女\言情：多愁善感——表面而不真实

“那女主人公的迦因是怎样的引起了我深厚的同情，诱出了我大量的眼泪哟。我很爱怜她，我也很羡慕的她的爱人亨利??我想假使有那样爱我的美好的迦茵姑娘，我就从凌云山的塔顶坠下，我就为她而死，也很甘心。”——才子佳人，多愁善感

“我这人的泪腺似乎很发达，自来是多眼泪的人。”“这种性格特征使他主张：“能够流眼泪的人，总是好人。能够使人流眼泪的诗，总是好诗。”

梦中情人迦茵——同居安娜，似乎梦想成真，郭沫若给田汉写信，把安娜事件形容为就好像自己无情奸污了一名纯洁的基督处女。但是随着安娜生下孩子，女神变成主妇，玫瑰色的梦被没完没了的琐屑的家务打磨得日益苍白，郭沫若的多愁善感，才子佳人情节就越发得显得表面而不真实。

不仅如此，他的反叛与决绝，让他没有像徐志摩、郁达夫、鲁迅、胡适一般，屈从于父母之命，而是毫不留情地嘲弄父母安排的童年未婚妻的婚姻。

（2）司各特《撒克逊劫后英雄传》——英雄\武侠：英雄崇拜——“决定性”的影响：浪漫派的精神

《撒克逊劫后英雄传》：行侠仗义及英雄主义——青年的自命叛逆者角色一致：成为泛神论信仰者的基础。

日本学医时的文学阅读：19世纪的浪漫主义

泰戈尔：“清新的风格”

歌德：《创作与真实》

默克里：《莫扎特去布拉格途中》

庄子、王阳明

——使他“几乎无可避免地走向西方浪漫主义”。

兰姆《英国诗人吟边燕语》——故事和叙事的偏爱

3.泛神论

（1）何为“泛神论”

郭沫若：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是神的表现。我即使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序》）

成为无我，或是把自我与神或自然融为一体，这并不带有在自然中迷失自我的负面意味，而是积极地把自我当做宇宙的基本动力，而这种“动力即使创生万汇的本源，即是宇宙意志，即使物自体。”（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序》）

这是一种还原动力论，显露行动的冲动，而不是深邃的哲学思辨。要理解斯，须结合其性格

上的英雄主义倾向和思想的“反逆”主题：而构成此二者的则是一种激进主义的特质。此特质巩固了他的性格，并把其加诸于他对生命及社会的看法。

（3） 英雄崇拜的狂热

A． 三位反叛的艺术家：罗丹、米勒、惠特曼

惠特曼的《草叶集》，阅读时期为1919—1921，此为他自己评定的最值得纪念的时期，也是最多产最成功的时期。

B.生活方式上的英雄崇拜

a．家里的墙上挂着贝多芬和米勒的画像

b.三个儿子养了三只兔子， 跛脚的叫拜伦，其余两只叫雪莱和济慈。

c.他遗憾在日本逗留时，海上没有小船，让他失去了像雪莱一样于星空下泛舟，然后于水中溺毙的机会。

d.田汉来看他，两人一起去郊游，他们都不断地忆想心爱的艺术家和诗人。嘹亮的鸟鸣印证了雪莱的《百灵鸟颂》；月光下的漫步引发了贝多芬《月光曲》的传奇；山头的云被比作罗丹的雕塑；松林休息时，郭沫若想起李白的诗；在路边的酒家喝过酒，两位诗人谈起美特林克的《青鸟》。最后，酩酊大醉，他们走进一座日本庙宇，要找一位雕塑家替歌德和席勒做青铜像。黄昏回家，田汉对郭沫若说：“其实你很像雪莱”。“何以故？”“雪莱曾学医，你也学医故。??不过你有种关系又像歌德。”“何种关系？”“妇女底关系！”

C.屈原

屈原的骄傲、狂热，以及他那未能尽展的抱负所包含的崇高意味，成为悲剧伟人的典范，令郭沫若同病相怜地把自己再日本流放式的寄居与之相联系。

郭沫若自认是屈原的现代化身。

4. 英雄作为诗人

泛神论式的英雄哲学，可以视为他本身性格的投射，而且有助于这种性格的塑造。

（1） 从医生到诗人

A.身份混淆的症状

不知所措，抑郁，自我放纵的颓废，觉得被日本人羞辱，这些与郁达夫相似。

他给宗白华的信：“我自己底人格，确是坏透了。”“我不能做出部赤裸裸的《忏悔录》来，以宣告于世。我的过去若不全盘吐泻净尽，我的将来终竟是一团阴影裹着，莫有开展的希望。我罪恶的负担，若不早卸个干净，我可怜的灵魂终久困顿在泪海里，莫有超脱的一日??我过去的生活，只在黑暗地狱里做鬼；我今后的生活，要在光明世界里做人了。”

B.走出身份混淆

与朋友的通信，宣泄与理解，疏导

泛神论作家资源：惠特曼全心全意地贯彻使命，并表达自己在创作时受到强烈的力量的驱动，这些可能对郭沫若的影响最大。对他来说，这股强烈的力量只可能是作为一个个人的生命力量，而这在他的泛神论系统中，反映了更为形而上的宇宙力量的根源。

C.诗人成了英雄

“19xx年与19xx年之交的几个月间，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像生了热病一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我曾经说过：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

诗歌创作成了释放人类潜能的过程；凭借创作，诗人成了英雄。

19xx年，当他突然离开日本回家乡时，他“委实感受着了‘新生’的感觉，眼前一切的物象都好像在演奏着生命的颂歌。”

D创作的高峰期与创造社

19xx年到19xx年，他迎来创作的高峰期。

A.翻译：翻译了尼采的《查拉图什特拉如是说》、史托姆的《茵梦湖》、歌德的《浮士德》的一部分，《少年维特之烦恼》等。

B.创造社和《创造者》

19xx年7月，成立创造社。其最初的构思和意识形态都可能来自于郭沫若。该社宣言《创造者》即出自郭沫若手笔。

——代表着郭沫若英雄诗人这一角色的的戏剧性过程的完成。

诗中提到喜爱的作家、宇宙力量的召唤，对创作行为的夸张的颂赞，总而言之，他的泛神论式的英雄特质全部集中在诗里，以召来中国神话中最强有力的英雄——盘古：

我幻想着首出的人神，

我幻想着开天辟地的盘古。

他是创造的精神，

他是产生的痛苦，

你听，他声如丰隆，

你听，他吁气成风，

你听，他眼如闪电，

你听，他泣成流泷。

本体就是他，上帝就是他，

他在无极之先，

他在感官之外，

他从他的自身，

创造个光明的世界。

目成日月，

头成泰岱。

毛发成草木，

脂膏成江海。

快哉、快哉，快哉，

无明的浑沌，

突然现出光来，

月桂哟，你在为谁摇摆？

郭沫若以力本体的形象详尽再现盘古。诗歌的想象，最终的领域都在神话。郭沫若更进一步肯定，只有诗人才有能力创造神话的世界。因为“神话的世界是从人的感性产出，而不从人的智性产出。”

5.《女神》——第一本诗集（19xx年）

此诗集是过去三四年，主宰他所有意念和情感的拼凑。他的一些英雄如屈原、贝多芬、卡莱尔等在诗中备受颂赞。而诗人把最丰富最炫耀的赞美，留给了自己。在《天狗》中，他表达了典型的，泛神论的及“自我主义的宇宙观”：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一切星球底的光，

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中国诗歌史上从未有过像上述作品那样，“我”字以持续不断的频率出现。这个字的出现，强调了主观自我在郭沫若思想架构中的万能。无论内容或形式，郭沫若诗作的灵感多数来自西方而不是中国。方志彤指出：“就诗意而言，此处引用的诗作多数受惠特曼影响”。虽然郭沫若认为它们背后的泛神论特质同时源于中西方，但这些其实显示了欧洲浪漫主义的基本观点：关于人类的个人自由精神的概念，与自然及社会抗争并占了上风。根据斯宾诺莎，浪漫的泛神论取决于人的一元论：神是人，艺术家作为自由的创造者，按自己的形象创造神，

这种浪漫的观点不但使得郭沫若新的英雄角色合理化，使他的性格膨胀，而且投射到他的个人自我之外。他企图在诗中建立新中国，写作了《凤凰涅槃》最后那启示性的凤凰复活的一幕，在“火”的叠句中，郭沫若堆砌了许多辉煌的字眼，来象征未来的光明前景——他自己的将来，以及他的新中国的将来：净朗、新鲜、华美、芬芳、和谐、欢乐、热诚、挚爱、生动、自由、雄浑、悠久。

郭沫若曾言：哎，要解救中国，要解救中国人，除非有一次彻底的兵火！不把一切丑恶的垃圾烧尽，圆了寂的凤凰不能再生。（郭沫若《湖心亭》）

郭沫若也是在回应徐志摩对青年的著名呼吁：“我们要求的是，彻底的来过，??我们要求一个完全的再生。”（徐志摩《青年运动》）

刚经历了五四运动这一剧变的中国青年，对此回以狂热的吹捧。自己也是诗人的闻一多，赞美《女神》是唯一能捕捉“20世纪底时代的精神”——即动力和反叛——的作品。（闻一多《女神的时代精神》）

钱杏邨人物郭沫若的热情与精力，是中国诗中罕见的非常健康的的元素。（钱杏邨《诗人郭沫若》）

王以仁则说：我常在反复地诵读着《女神》。我觉得《女神》是现代生活苦闷的结晶；同时又是反抗恶社会的鲜明的旗帜。（王以仁《沫若的戏剧》）

三、转向马克思主义（1924—）

19xx年4月，郭沫若东渡日本，带了三本书，《歌德全集》、屠格涅夫的《处女地》、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

19xx年8月9日，郭沫若在写给成仿吾的信中宣称：芳坞哟，我们是生在最有意义的时代的！人类的大革命！人文史上的大革命时代！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

1.从《处女地》看到光明——新中国来临的“产婆”

《处女地》使郭沫若意识到屠格涅夫的多余英雄与中国文人有相似之处：我们都嗜好文学，但我们又都轻视文学。我们都想亲近民众，但我们又都是些贵族的精神；我们倦怠，我们怀疑，我们都缺少执行的勇气，我们都是中国的‘罕牟雷特’。（郭沫若《孤鸿》）

但是郭沫若没有像郁达夫一样，刻意的沉沦，沉溺于对自封的多余角色的渲染，流于感伤颓废，而是清楚了看到了《处女地》的“正能量”：认识到这是激进主义即将来临的预言，“农奴解放后的七十年代的俄罗斯不正像满清推倒后的20年代的我们中国吗？”而处于马克思主义来临前的过渡时期的人们，应当扮演好“产婆”的角色，协助新世界的诞生。

2.“革命的感情是最强烈最普遍的一种团体感情”（郭沫若《革命与文学》）

崇拜的英雄变成了无固定目标的无产阶级大众，个人情感变成了集体情感，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变成了集体浪漫主义。

“文学是永远革命的，真正的文学史只有革命文学的一种。所以真正的文学永远是革命的前驱。”（《革命与文学》）——以革命为文学做辩护。而文学的实践者自然就成了革命的急先锋。

3.理想的较为满意的实现

有利的环境和个人的机智相结合，使得郭沫若能够把他的一些理想实现到了一个自己满意的程度。

在宣布归附马克思主义时，他已成为当时中国最受欢迎的文人。

19xx年7月，被委任为北伐军政治部宣传员，11月，晋升为该部门的副主任。

虽然在四一二清党运动，南昌起义中，郭沫若都作为亲历者参加。

此后，开始了在日本十年的流亡生涯，主要从事历史和考古研究。

19xx年8月至19xx年秋，回国参加抗战，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学宣传组领导。 1940-19xx年，写出五部历史剧，其中包括最受欢迎的《屈原》。

19xx年5月，应邀参加在莫斯科及列宁格勒举行的苏联科学院周年纪念。

19xx年1月，作为九名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协。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文联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要职。是中国文人中政治地位最高的人。

第二部分，《女神》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和艺术想象力、形象特征与形式

一 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

1.时代选择了郭沫若

（1）《女神》的成功在于时代的需要与诗人创作个性的统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需要用高昂热情的浪漫主义来表现，而郭沫若正是“偏于主观的人”，艺术想象力胜于观察力。个人的郁结、民族的郁结，在浪漫主义那里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到了喷火的方法。

（2）郭沫若的诗学

“诗的本职专在抒情”，艺术是“灵魂与自然的结合”，“诗人是人格创造的表现”，“个性最彻底的文艺便是最有普遍性的文艺，民众的文艺。”

诗歌抒情本质的强调，诗歌个性化问题的提出，标志着对诗歌艺术认识的深化。自我抒情主人公的创造，成为《女神》思想艺术的主要追求。

2. 自我抒情主人公是什么？

（1）“开辟洪荒的大我”——“五四”时期觉醒的中华民族的自我形象。

《凤凰涅槃》：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历史。

“凤歌”、“凰歌”以低昂、悲壮的葬歌结束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凤凰更省歌”以热诚、和谐的欢歌预示着生动、自由、净朗、华美的民族振兴新时期的到来。

《炉中火》第一次描述了新中华的新人形象。

A这是一个具有彻底破坏和大胆创造精神的新人。

《女神之再生》通过黑暗中女性之声，形象地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新造的葡萄酒浆，不能盛在那旧了的皮囊”，“破了的天体”，“我们尽他破坏不用再补他了，待我们新造的太阳出来，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

于是诗人笔下的“我”高喊：“一切的偶像都在我面前毁破！破！破！破！”（《梅花树下的醉歌》）

赞美 一切政治、社会、宗教、学说、文艺、教育革命的“匪徒”（《匪徒颂》），“立在地球边上”呼唤着“要把地球推倒”、“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的“力”（《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这里没有中华民族素来的妥协、中庸、柔弱，而代之以起的是彻底的、不妥协的、战斗的、雄强的民族精神。

B这个新生巨人崇拜自己的本质，要把自己本质神化，热烈的追求精神自由与个性解放。 a崇拜自己、神化本质

在《女神》里，处处喧嚣着这样自觉的呼声：我??我崇拜我！（《我是个偶像崇拜者》）“我赞美我自己”（《梅花树下的醉歌》）

“我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巫婆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不论在任何方面，我都想驰骋！”（《湘累》）

“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的飞跑！??我便是我呀！”（《天狗》）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的自我价值得到肯定，人的尊严得到尊重，人的创造力得到承认。对于长期处于封建奴役下的人性，这无疑是伟大的解放和觉醒。

b展示令人神往的人的精神自由状态

人的一切情感——喜、怒、哀、乐、愤、爱、憎都被引发出来，做奔放无拘、真实的、自然的表现，无所顾忌的追求天马行空的心灵世界。而心理与艺术的天马行空，实质上则是追求人性的“放恣”状态。

C新生的巨人的目光是世界性的。

“我”不仅向着“我年轻的祖国”，“我浩浩荡荡的南方的扬子江”，“我冻结着的北方的黄河”问候，而且，向着恒河、印度洋、红海、尼罗河，向着“大西洋畔的新大陆”，“太平洋上的扶桑”致意，这样的胸襟、眼光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2） 自我抒情主人公又是大时代诗人自我灵魂、个性的真实袒露。

田汉评价《女神》说：你的诗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呵，我爱读你这样的纯真的诗。

“我”不仅袒露了民族的灵魂，也袒露着诗人自己的灵魂。二者合二为一。

A“我”体现了郭沫若的个性特征。

“我”的彻底的破坏与创造精神，不仅表现了郭沫若的反抗性格，生命力无比旺盛，创造力无比丰富，而且表现了郭沫若一切彻底、易走极端的个性。

B“我”展现了一个骚动的、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

不加掩饰的袒露自己的内心，是五四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的特征。自叙

传抒情小说对应着自我抒情的诗。

诗人充分肯定“自己”，又否定着自己。反映出五四的时代心理、情绪和情感的、复杂性和立体化。

如在肯定无穷尽的创造力时，又感受着“心中不可言喻的寥寂”，“无限的孤独之苦”，痛苦的高喊“我倦了，我厌了！”

C矛盾的内心世界展现了诗人美学追求的内在矛盾。

“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主体自由意志对客观世界的征服。——西方理性，肯定我是宇宙的力量之源，造物之神的中心地位。

诗人凤凰涅槃后的理想境界：“我们新鲜，我们净朗，我们华美，我们芬芳”，“一切的一，和谐，一的一切，和谐”——天人合一

——体现了泛神论内在理论矛盾：在泛神论思想自我创造的深层次里，蕴涵着“自我”消融的层面。

二、《女神》的艺术想象力、形象特征与形式——雄奇的风格

1.其艺术想象与形象体系是建立在泛神论的思想基础上的。

“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

由此衍生出：

（1）诗人把整个大自然都作为自己抒写的对象。

宇宙地球，日月星辰，山岳海洋，风云雷雨，草木飞禽，等等，统统奔流于作者笔下，构成包罗万象的形象体系。这些形象，寄寓了诗人世界性的眼光、时代所赋予的宽广胸怀、炽烈追求的理想。

（2）泛神论思想为诗人插上了想象的翅膀，产生了《女神》式的奇特想象。

A大自然被人格化，地球成了有生命的母体——壮阔性

人把自然“作为友人，作为爱人，作为母亲，”甚至把自己溶解在大自然里，人与自然合二为一，不但地球是“我的母亲”，“一切的草木”——地球的“儿孙”也是“我的同胞”。 B作为人的自我被赋予了创造和驱使自然万物的神力。——奇异性

“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

C诗人把宇宙世界看成是一个不断进化、更新的过程，从宇宙万物看到了“动的精神”和创造的“力”，赋予他的形象以飞动的色彩。——飞动性

“力哟，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无限的大自然，??到处都是生命的光波”，“山在那儿燃烧，银在波中舞蹈”。（《光海》） ——壮阔、奇异、飞动，构成了“女神体”雄奇的艺术风格。

2.创造了自由诗的形式

（1）郭沫若的自由诗形式观

郭沫若认为“形式方面我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同时又认为“情绪的世界便是一个波动的世界，节奏的世界。”

（2）两种类型

A外在格律相对严谨，押韵、诗节、诗行大体齐整。

如《晨兴》：全诗三节，每节三行，句末大体押韵。

B情绪的自然消长的内在韵律与某种程度的外在韵律（或不规则的押韵，或用排比，复沓，对偶相结合）相结合，使得诗在自由变动中取得某种整齐与和谐。

如《天狗》全诗四节，少至二行一节，多至十三行一节。每节字数少则三字，多至十字，形式上确实做到了极端自由，但诗中多次出现排比、复沓，以及不规则的押韵，又形成了相对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