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神》看郭沫若对中国新诗创作的作用

从《女神》看郭沫若对中国新诗创作的作用

19xx年出版的《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步真正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全面显示出现代意识和时代精神的新诗集,也是我国新文学史上最早出版的诗集之一。它以鲜明突出的时代精神、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新颖自由的艺术形式,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开创了一代诗风。

中国新诗是随着“五四”文化运动和“诗界革命”而发展起来的。而郭沫若和他的《女神》则堪称为新诗革命先行和纪念碑式的作品。 闻一多就对《女神》做出了高度评价:“若讲新诗,郭沫若的诗才配称新诗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事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产儿。《女神》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

《女神》中的大部分诗篇都充满着炽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和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充满了对社会黑暗势力的深恶痛绝。诗人身为弱国子民在日本留学,“读的西洋书,受的东洋气”,早就盼望中国能够尽快强盛起来。诗人不仅猛烈抨击旧世界、旧事物,而且对自己的“旧我”的批判也毫不留情。

《女神》在艺术上“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具有独创性,这主要变现为其雄浑豪放的浪漫主义诗歌风格,即所谓开一代诗风的“女神体”。《女神》是中国浪漫主义新诗的开山之作,开拓和形成了浪漫主义新诗流派。它以其鲜明的浪漫主义独树一帜。它强烈的感情,伟美的艺术形象等对当时和后来的浪漫主义诗人发生重要影响。

《女神》在诗歌形式上,真正实现了“诗体大解放”,创造出不拘一格的自由体诗。《女神》是自由诗体的一个高峰,为诗歌的革新和创造树立了榜样。它完全冲破了旧诗格律的束缚。诗节、诗行长短无定,韵律无固定格式。郭沫若主张诗要“写”,不要“做”,他说:“形式方面我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这是针对旧诗格律形式而言的,并非无视诗的自身特点。所以他同时又说:“然于自然流露之中,也自由它自然的谐乐,自然的画意存在。”他还认为节奏是诗的生命:“我们可以说没有诗是没有节奏的,没有节奏的便不是诗。”又说:“我相信有裸体的诗,便是不借重音乐的韵语,但在自体是有节奏的”。它的五十余首诗,每首诗都是一种新的格式。《天狗》诗句短促;《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有一种割不断的绵绵情意,整好适合变现眷恋之情;《凤凰涅槃》的诗句参差不齐,长短并用,富于变化,或长吁,或短唱,节奏十分强烈,表现出一种悲壮气氛。

《女神》的豪放风格是新诗中豪放派的先驱。在《女神》中虽也有“丽而不雄”的风格的作品,但能代表《女神》特色的,是惠特曼式的“雄而不丽”的风格。它的想象新奇,语言粗犷,气势磅礴,声调激越,笔调恣肆。它的美是一种壮美,男性的阳刚之美。

总之,《女神》以它充满时代精神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的成功创造,奠定了白话新诗的正宗地位,使新诗真正具有了现代品格,并开拓了新诗发展的广阔前途,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第二篇:以《女神》的精神看郭沫若对中国新诗的贡献

(二)《女神》是五四时代精神的诗化

《女神》的成功首先表现在它是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与诗人创作个性的高度统一。它的主要内容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见教材P98)

1、《女神》是诗人的民主理想的诗化:彻底地不妥协的反封建,勇敢地向传统挑战,冲破传统的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

《凤凰涅槃》(1920/1)

这首诗熔中外神话于一炉,借用一对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传说,表现彻底摧毁旧世界、旧传统,争取自由、新生的民主理想,诗中的凤凰既是诗人自我的象征,也是新世界的象征。

爱国主义思想是诗人民主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女神》的诗魂。

《炉中煤》《晨安》《匪徒颂》等集中体现了《女神》的爱国主义精神。

《炉中煤》(1920)是一首爱国主义绝唱,借用了情诗、恋歌的形式来表达爱国主义主题。诗人别出心裁,把“五四”后新生的祖国比作“年轻的女郎”,朝气蓬勃,充满青春活力;把自己比作熊熊燃烧的“炉中煤”,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满腔热血,愿为祖国奉献青春。

2、讴歌“自我”,伸张个性,礼赞自然。(见教材P99)

《女神》的许多诗篇鲜明地体现了个性解放思想,流露出强烈的个性意识。

在这些诗篇中,诗人塑造了一个具有叛逆精神的“自我”形象,这个“我” 不是普通的“自我”,他是一个顶天立地,富有非凡的征服力量的“巨我”形象,一个“开辟鸿荒的大我”。这个“我”完全摆脱了忧伤颓废的感伤色彩,具有破坏一切,创造一切的大无畏精神。(见教材P102)

《天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梅花树下的醉歌》《湘累》《金字塔》等。

从这些诗中,显然可以看到“泛神论”思想的影响、庄子“万物与我为一”的哲学思想的影响。“泛神论”思想为诗人讴歌自我,提倡个性,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在这些诗里,“我”、“本体”与自然界万物已完全融为一体。

3、彻底的毁坏和大胆的创造精神(见教材P100)

五四时代是一个改革的时代,是一个破旧立新的时代,一代觉醒的青年人把毁坏旧的、创造新的,解构传统、建构现代,作为自己的社会使命。郭沫若是一位敏感地感受着时代脉搏的诗人,他总是能够与时代保持同步。所以,他的《女神》充分体现了诗人对五四创造精神的颂扬,对创造新世界的坚定信念。

《女神之再生》《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匪徒颂》《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

《女神之再生》(1921/1),诗剧,把我国古代传说中“女娲补天”的神话进行改造加工,再次抒写了重新重造这一主题。

女神们不愿再做修补残局的改良工作,即否定改良主义,表现了诗人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治不再抱着希望,是一种彻底革命、重新创造的思想。

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

在文学上,要求张扬自我,尊崇个性,以自我内心表现为本位,如《天狗》中的“天狗”这种冲决一切罗网,破坏一切旧事物的强悍形象,正是那个时代个性解放要求的诗的极度夸张。

反抗。叛逆与创造精神的歌唱

《女神诞生之时整个中国是一个黑暗的大牢笼,这激发了诗人反抗叛逆的精神。 爱国情思的抒发。

二、思想精神——《女神》的时代精神

从《女神》思想精神方面看郭沫若对中国新诗的贡献

1.强烈的叛逆精神。《女神》的反抗精神 首先表现为强烈地要求冲破封建藩篱,彻底地破坏和扫荡旧世界,破旧立新、勇于革命的大胆反抗与叛逆精神。诗人作为站在新时代的顶峰,以无比强烈的情怀和恢宏的气概,呼唤着二十世纪革命风暴的来临。《女神》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个旧时代的逆子,是一个大

胆地反抗封建制度封建思想的叛逆者,一个追求个性解放,要求尊崇自我的战斗者。

《女神》中塑造了一个充满叛逆精神的自我形象,这种自我形象是“开辟鸿荒的大我”——“五四”时期觉醒的中华民族的形象,是“五四”的缩影,这一形象具有彻底破坏和大胆创造的精神。

《天狗》中诗人自称为气吞日月的“天狗”,又公开宣称“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哟/便是天上的太阳也在向我低头。”这种赤裸裸的自我袒露,正是“五四”时代心理、情绪与情感的主体化的真实反映。“我”所喊出的似是迷狂状态的语言,正是猛烈破坏旧事物的情绪的极好表现。这种情绪是与“五四”时期思想解放的大潮流相一致的。长诗《凤凰涅盘》中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传说,隐喻了“五四”青年那种敢于毁弃旧我、自我革新的创造精神,表现出一种与旧世界彻底决裂,并不惜与一切共同毁灭的决心与气概。在《女神之再生》中,诗人更加直接胸臆地表现:“我们要去制造个新鲜的太阳,

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甚神像!”因此,诗中的“我”是时代精神的代表者。

2.《女神》的爱国主义精神。 它体现了漂泊海外的诗人对祖国的眷恋,五四青年对祖国新生的颂扬。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所激发起来的中国人民的爱国激情,通过诗的形式被反映在《女神》之中了。在《炉中煤》里,他借助燃烧的煤,来比喻自己对祖国“火一样的心肠”,反复咏唱“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烧到这般模样”,感情十分真挚。诗中还说:“我想我的前身,原来是有用的栋梁,我活埋在地底多年,到今朝总得重见天光。”这就是说从祖国的新生中看到自我新生。这种

把自我解放和祖国解放结合起来的愿望,使郭沫若的爱国主义思想迸发出了奇异光彩。

3.《女神》的进取精神。 这是在感受了新的革命世纪到来的气息所产生的不可抑止的欢欣情绪,也是对前途充满信心的表现。所以,《女神》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是对光明、对力量的歌颂,色彩明亮,声调高亢,气势磅礴。《太阳礼赞》表达了诗人对新生太阳的激情;《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歌唱了把地球推倒的伟力;《晨安》的兴奋之情更明显,一气喊出二十七个“晨安”,把自我与世界贯通,表现了一代

新青年的宏大气魄;《笔立山头展望》等作品也都表现出求新弃旧的进取心。

4)追求个性解放精神也是《女神》的重要思想特色。文学上,要求张扬自我,尊崇个性,在《女神》中无处不有一个鲜明的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诗人借助这个自我形象尽情地发泄内心的积愤,高唱反抗战歌,鼓吹个性自由。在《天狗》中,他凭借泛神论思想来极力宣示这一思想情调。在那里,我把“一切的星球吞了”,到后来又自我撕毁爆炸,这就是自我破坏,自我燃烧,以此来达到解脱获得新生。在《湘累》里,“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自己”,“我”的气魄是如此宏伟,简直就如造物主一样,十分自由,十分有力。在这里,人的自我价值得到肯定,人的尊严得到尊重,人的创造力得到承认。对于长期处于“不把人当作人”的封建统治下,已经习惯于将个人价值泯灭在封建伦理原则之下的中华民族,这无疑是伟大的解放与觉醒。此外,在《女神》里还有不少礼赞劳动者的诗篇,如在《金字塔》里歌颂人类劳动力的伟大;在《巨炮之教训》里对无产阶级“至宝理想”的颂扬。这些诗篇都给《女神》增添了时代的色彩。

朱自清曾明确指出,五四新诗革命与近代诗界革命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新诗从诗体解放下手”。 由上观之,《女神》之“新”,“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精神——20世纪末时代的精神”。《女神》是郭沫若所加于中国诗歌宝库的最初贡献,也是他诗歌创作所达到的最高峰。